November 17,2008 14:43

在他眾到我眾間的游移(應心研究)

在「他衆」到「我衆」間的游移:
我的外勞經驗與置身投入

My Journey with the Migrants

龔尤倩

前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外勞諮詢中心主任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


本文刊於應用心理學研究季刊第26期

摘要

外籍勞工,因為母國的經濟弱勢而飄洋過海出賣廉價勞動力,在台灣勞動市場中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名化。筆者從基層勞工運動出發,在累積五年的工會經驗後,投入長達六年的外勞組織工作中,經驗了體制內外不同的工作位置,也經驗了廠場外勞與家庭類外勞,不同群聚的生態與困境。勞動輸出入國雙方國家機器與資本的結合,形塑了外籍勞工複雜的生存處境,經濟處境上升的假象牽制著外籍勞工的意識與行動。在筆者六年與外勞貼身的生命經驗中,是一段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交互「運動」與「改變」的歷程,這一段投身置入的歷程,開拓了筆者的自我改造,以及對於外勞問題叢結結構的社會認識。
本文立基於筆者的實務經驗,試著透過所接觸的各種個案,掲露在台灣不同外勞群聚的社會處境,複雜的勞僱關係與勞資盤算,以及外勞的自我想望與行動;同時紀錄作為一個外勞工作實踐者的行動實踐思考過程與分析,以及對於筆者生命課題的衝擊與影響。「他眾到我眾」,象徵筆者與外勞群眾關係的翻牆越界,與來自兩組不同社會體的生命衝撞與挑戰。在各種社會服務工作者與「案主」之間,無論是個別或社會集體關係與挑戰,本文或許可提供一些參照。
Many migrant workers sell their cheap labor in Taiwan because of a relatively weaker economy in their own countries. For that reason, they are often marginalized and stigmatized in this foreign lan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ells the story of her personal journal from a trade union activist to a migrant worker specialist. In the past 6 years, in order to reach out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she undertook many work position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stablishment. This gave her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and domestic helpers. Eventually, she also came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actions to fight against exploitation have been conditioned and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spiracy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labor exporting-importing state apparatus. In shor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not only did she make influence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 the people she committed to “serve” transformed her, too.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his is truly a journey of self-reformation.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From He-group to We-group”, indicates that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dedicated trade union activist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she worked for have successfully come beyond their own boundaries and transformed each other. The author also argues that this can serve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flection for any one who has committed himself or herself to the cause of social services o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service” and the people he or she claims to “serve”.



關鍵詞:外勞、經驗反思、行動研究

我「置身投入」外勞服務至今,沒有週日假期已成為我的生活常態,接觸外勞事務也由初期的戒慎,到後來的游刃有餘;外籍勞工對我的信任是靠我努力拼來的,而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異文化的經驗在與外勞的貼身相處中,使我深刻認識到:未被殖民過的泰國,人民溫順怡然、菲律賓則歷經西班牙、美國殖民,民主意識強烈;兩國呈現的民情因其不同的社會發展脈落而大不相同,我的投身置入的瞭解拓展了我的國際觀;在一幕幕外勞自己裝扮佈置與表演中,鮮活的呈現豐富的異國文化,讓有潛藏島國心態的自以為是的我,深深震驚,這種種族教育,在接觸的剎那使我對於外勞的認識大大改觀。外勞的貼臉擁抱的文化特質,那種熱情與我在六年前任職於基隆,看到台聯工會的勞工幹部們解放感情的唱著卡拉ok所展現的情感流露,如出一轍。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學院教化下,形塑了社會要求的進步知識份子的模樣與價值觀,幸虧經歷風起雲湧的解嚴年代社運狂飆期,遇見了籌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 的鄭村棋與夏林清夫婦,素樸的正義感使我投入了勞工運動。這十年來,我歷經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執行秘書,中壢希望職工中心 與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主任;這些工作位置的磨練使我必須深入群眾,對我的社會歷練與階級意識有很大的學習,同時帶給我另一個最大啟發的,則是來自於勞動者的「身教」,開發了我的熱情與隨性,而外勞則扮演解放我僵硬的肢體動作的要角。
在教育體制教化(馴化)的過程中,將人一層層的包裝與壓抑,往往閹割了自我的真摯與對於各種社會現實的疑問。這是我這十年來最大的收穫與學習。
這一篇文章,我嘗試紀錄我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與台北市外勞諮詢中心的外勞服務工作經驗與思考。在投入了五年的基層勞工組織之後,我帶著工會組織的經驗轉戰外籍勞工的領域,轉眼間又是另一個六年了,從「他衆」到「我衆」間游移,我這個在外勞口中不像台灣人的台灣人,曾幾何時也曾將外勞視為「他衆」,並在過程中掙扎啊。這一段紀錄,數度因為各種現實的外勞鬥爭議題而延擱,對於一位實務工作者而言,不善論述的文字筆戰,而本文,字裡行間所傳達的憤怒與情緒,我並無遮掩,因為那也反映了我在實踐行動中的真實情感。

希望職工中心的Sr. Lorna(羅娜修女)
自1998年我踏入外勞服務工作,適值外籍勞工人數逐步攀升,本勞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縮減外勞是工運上的重要訴求,保障外籍勞工權益、縮減外籍勞工人數是同時進行的外勞議題。工委會這一支工運路線,一直以階級角度持續地進行外籍勞工的組織與教育,李易昆與柯逸民在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的工作,不斷進行著基層外勞運動的實踐。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的實踐從工會組織進入了外籍勞工的領域,因為前有基層工會實務的洗禮,使我得以迅速進入外勞相關法令的認識與操作,並協助希望職工中心建立「辦公室」的樣貌,成為一運作制度化的外勞服務機構。
當然,說到要接觸這樣操著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勞動群眾,初期的我只有抱著疑惑與憂慮,該如何進入這一群外籍勞工的生活世界啊 ?我不斷地擔心著自己的英語溝通能力、擔心無法取得外勞的信任而勝任工作……;雖然身處於台灣社會,但是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的空間中,有著泰國、美國、澳洲、韓國與菲律賓同事,我是唯一的台灣人,英語是辦公室社工員溝通的共同語言;在週日的辦公室與教堂,更都是外勞進出,我反而是其中「罕見」的族群。記得我破破的英語,讓一些外勞帶著不耐的表情重複詢問,多少讓我潛藏的「民族自尊」受到傷害,一開始我活得並不快樂。
當時的工作空間,教堂外是一個充滿敵視外勞的世界,教堂內卻是處處都是外勞的場域,我就這樣生活在教堂「內」、「外」不同的社會空間出入,時而有種價值觀錯置的「趣味」,當時,我常開玩笑地對同事說我在『希望』反而成了「外勞」。這種從不舒服到趣味的感受的轉變,緣由於我的工作使得我必須涉入外籍勞工事務中,無法以逃避、輕視與敷衍來對待彼此的關係,雖然初期我有戒慎恐懼、有不愉快,但是我的工作角色、以前工會實戰的經歷以及與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同志們的討論,使我懂得擱置、檢視自己的不愉快,當我開始以不同的心態與方式來面對外籍勞工,並設身處地的體會在充滿著他衆的社會中的生活。展開自己某種歧視與民族自尊的自我批判,不斷挑戰與檢視自己,作為一個外勞工作者,所持的立場與行動方式。進而推動著我去思考甚麼是本勞與外勞的利益?外勞是台灣的社會問題嗎?以及台灣的外勞政策的叢結結構與控制性 。
族群,發酵了台灣社會長期積累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外勞成為台灣經濟大國對東南亞經濟弱勢國家的「施惠」酬庸的表現,人們自動對外勞產生了社會區隔作用,更因彼此的對待關係中的強弱權勢地位清楚,多少阻礙了本地人進入外籍勞工的生活世界的機會。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強化了對於外籍勞工的社會控制。

首次仲介費議題的外勞街頭抗爭
1996年立法院通過了就業服務法修正案,其中唯一修改的條文,是將外籍勞工的工作年限從二年延長為三年。因為1996的修法,到了1998年、1999年,許多的外籍勞工工作年限由二年再延長一年,當時許多仲介公司開始漫天叫價,要外籍勞工付出第三年工作展延的仲介費用,每名外勞被索價新台幣二萬元至三萬元不等;「第三年仲介費」成為當時爭議的焦點,是外勞主動申訴最多的問題。由於申訴的外勞均已屆滿兩年,家鄉的債務多已還清,對於台灣的法令規定比較熟悉,面對在異國的剝削,控制的枷鎖鬆了,對抗的動能不斷醞釀………….
1999年4月26日,我組織了外籍勞工與神職人員,發起抗議仲介公司巧立明目向外勞收取第三年「仲介服務費」的街頭行動,這是全台首次針對仲介費這個議題發動的外勞群眾抗議。我們動員近五十名外籍勞工朋友至職訓局拉布條表演行動劇,為了抗議「仲介吸血」的結構,扮演仲介公司的外勞,手持大針筒,向外籍勞工不斷抽血,當時數名外籍勞工並親自面對職訓局的官員說出他們的心聲。
公開的抗爭行動,外勞往往會面臨到資方的白色恐怖或遭解雇威脅的壓力,在資方高壓的行政控制之下,連外勞請假都是困難的;參與當天行動的外勞許多是上完大夜班後直接前往抗議陳情的。這種外勞集體行動的條件限制,加以這項議題未能發展更大的串連抗爭行動,運動的力量不足,使得第三年仲介服務費沒能取消,但勞委會形成每個月仲介公司只能收取服務費1000元的參考價碼的決議。
由於菲律賓外籍勞工篤信天主教,因此天主教會是台灣最早介入外籍勞工服務工作。然而解嚴前的台灣政黨對宗教的控制惡名昭彰,甚至驅逐過天主教的激進神父,雖然這樣的高壓統治在解嚴之後稍息,但是控制的餘毒仍遺留在部分神職人員與教會系統之中。這一次與天主教神父們合作的群眾行動,當職訓局官員不願面對外勞政策失當的指責,反過頭來痛斥我們書寫的抗爭海報涉及對當時勞委會主委的不敬,進而威脅不願與我們對談;記得當時,神職人員面對這樣的衝突面面相覷,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天主教神職人員所面對的威脅與限制,也需要不斷的運動轉化。

與外勞的關係上的置身進入
1993年,我到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大學生進入基層工會,懷抱著親近勞動群眾與救世實踐的偉大情懷,不料,每日投身於工會的打掃應對,我曾強烈質疑自己為甚麼淪為「小妹」,也不滿工會幹部的思考與發言,在數度的衝突中一再釐清,我在與同志討論中、在實踐中不斷地叮嚀自己進入工人世界思考做起,還有所謂知識份子與工人的「身段問題」。
這樣的反省,同樣發生在我與外勞群眾的關係中。因為在一個教堂的工作位置,外籍勞工尊稱我为Sr. Lorna羅娜修女,雖然比不過天主教系統中神父的尊崇地位,但是作為一個「台灣的」外勞「社工員/組織者」,外勞看待我們是不一樣的。尊敬有之、特權亦有之、不信任的懷疑態度有之、有些外勞也會以買保險的心態與我維持關係。這一些「我他關係」的位置,從他們選擇如何對你發言中即可窺之。每週日中午他們會主動為我烹煮食物、洗滌碗筷物品他們會搶著幫你做、也會恭敬謹慎地跟你說話………..,我不再是以前基隆時甚麼都要做的「超級小妹」,可是,我發覺失去了以往與工會幹部們共同研討抗爭議題,共同面對排解生活世界衝突的情誼。在教堂的工作,我忙於處理各種爭議諮詢,卻也開始不耐於這種關係質地,我開始思考,我到底希望改變些甚麼?我真正了解外籍勞工的世界嗎?
為了避免矇蔽了我對外勞們的真實認識,我承襲著過去的組織經驗,開始在他們聚會中置身投入,我陪著他們在教堂門口發放文宣,藉機聊些個人與生活的議題,我開始好奇於他們的出身,以及他們自己對於海外工作的生活感受與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BOME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告訴了我,他的「一顆滷蛋的故事」。
他說,工廠餐廳的阿嬤,午餐都會分給大家滷蛋,其他的台灣人都是整顆滷蛋,只有外勞是半顆蛋;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問到「為甚麼我的滷蛋只有一半呢」,阿嬤不理會他;第二天他再問,阿嬤嘟著嘴巴拿起杓子給了他五個滷蛋,BOME一聲不響,把飯菜全部還給阿嬤,說「我不在乎妳的滷蛋,我只在乎公不公平,這是UNFAIR的」轉身離去。之後,那位阿嬤不敢再佔外勞的便宜。BOME告訴我這是一種教育,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求得尊敬!2000年5月1日,當我在馬尼拉的工人大遊行中再見BOME,他已經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他說他永遠忘不了在台灣的經歷,他選擇律師助理的工作與積極參與菲律賓勞工運動,延續著他追求公平的信念,這也許就是他的台灣經驗帶給他的吧。
我對於組織外勞的疑問與好奇,一方面讓我更趨近認識外勞,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的組織工作找尋方向;我找機會深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工廠宿舍,直接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他們。這樣的接觸,改變了作為一個外勞社工,每日在教堂如救火隊的接案,也讓我更真實地貼近他們,經驗外勞在台灣生活的一偶:不論是殘破的或舒適的宿舍,共通點是限縮的生活空間,故鄉的相片掛滿牆上,在週日光鮮與濃郁古龍水的外表下,每日卻生活在不到二坪的休息空間;在異鄉的苦悶,讓他們寄情於菲律賓華僑所開的餐廳中高唱卡拉ok,在逛街中、在教堂的志工活動中紓解工作壓力、享受現代化台灣的進步;我終於了解他們在公車上大聲說著母語,所反映的愉悅心情;還有在讀他們家書中,感受到滿載的思念與衣錦還鄉的承諾。在週日下班後,我與他們一同去卡拉ok小酌唱歌;我也開始請他們與我共同合作協助個案,他們協助我以原始母語溝通、翻譯,試著以猜想來理解我的文法不全的英文!對於外勞的各種接觸與認識,增加我在各種外勞行動上的判斷與對他們處境的瞭解。我開始感受到那份「共同走過的情誼」。
如果,沒有意識自己的優勢位置,沒有不斷告訴自己行動的目標性,並為了目標而竭盡腦汁,並選擇採取置身其中,我相信這種與外勞的情誼與信任,對於外勞的認識以及因為這種認識而後續在台北嘗試發展的社會改變方案 就不會發生的。

外勞首次與本勞鬥陣 的關廠抗爭案
1999年的大溪擎陽電子廠關廠事件,是本勞與外勞第一次因為關廠事件共同走上街頭。從一開始是否要與本勞一同抗爭?我面對了本地資深勞工運動者對於本外勞合作的懷疑,從他們的口中,充滿對於外勞的不信任與歧視,「他們可能抗爭嗎?」「他們取代了台灣人的工作,為甚麼要幫他們爭?」……這樣的質疑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我時常會面臨到很多本地勞工的質疑。但是當我一次又一次經驗外勞的弱勢與勞動處境之後,我認為如果沒有讓這一群人有力量,更多的勞動剝削就會產生,連帶的本地工人的勞動條件也無法提升。華隆頭份廠的工會幹部就告訴我,「當工廠請了外勞之後本地勞工就很少加薪了!反正請外勞這麼便宜,你不做還有外勞做!這像是在勞動現場中各種因為性別、年齡、甚至族群的分化,以前是客家人或原住民,現在則是外籍勞工……..」
一位基隆的工會幹部也曾問我,為甚麼要幫助外勞?我簡短地回答,「要讓外勞懂得爭權益啊!」他會過意說,「喔!……….要讓外勞知道爭權益,然後老闆就會不用他們了!」我笑著。廉價的、長工時的、好管理控制的外籍勞工,是國家機器與資本階級結合的設計,外籍勞工領著勞動基準法規定的最低的基本工資,大幅節省資本家的人事成本。這樣的外勞政策往往使得外籍勞工成為失業的帶罪羔羊,更進一步造成社會仇視形成另一重對於外籍勞工的社會控制。
這樣的經驗同樣發生在親朋好友對於我投入外勞運動的質疑與挑戰,一開始我會激昂的進行意識形態的力辯,然後像隻鬥輸的公雞,惋嘆世風日下難以扳回種族歧視的謬思。但是伴隨著對於議題的深刻度,我開始比較認真去對待一般人們這一種歧視心態的源起與經驗,一次次的經歷,刺激我去意識、思考,並自問自己,我開始接受並面對人們的外勞觀感與質疑,分析這種意識形態的形塑結構,同時承認有些質疑是真實的。任職在台北市勞工局期間,使得我有更多的機會與聘僱外勞的雇主對答,我經驗到外籍勞工勞雇關係的複雜度(見下一章),也在每一次的對答中,進行改變對方觀感的自我訓練。
在台灣,因為人權與工資的價差,外籍勞工在勞動的底層謀生,低劣的生存環境與廉價,處境確實值得關切與顛覆;這種顛覆主要是挑戰台灣的勞動體制以及歧視弱勢的社會價值。相對對於外籍勞工而言,他們以在台灣的短暫勞動,賺取勞動價值與勞動再生產(母國社會的廉價消費)的差價利益,以謀求在母國家庭上升與經濟改善的機會。如果,外籍勞工只追求短暫的利益,不願對於低劣條件採取行動,沒有看到相對台灣勞動者的處境,當然必須要面對台灣勞工對他們的質疑與挑戰。因此,藉外籍勞工的議題挑戰台灣社會,成為我的主要行動目標。
談本勞外勞合作,不是只靠意識形態,必須要有具體利益的連結。擎揚電子的抗爭成功案例,憑藉的就是本外勞共同面對著關廠積欠薪資的壓迫,以及組織者從中的穿針引線。擎揚案例,使我想實驗一種本外勞共同抗爭的行動;於是我遊說另一為勞工運動的前輩,並在抗爭過程中積極解決本外勞兩方的理解。擎揚經驗,使我意識到如果沒有很好的觸媒,外籍勞工往往不被本地勞工視為是結盟的對象。這樣的合作基礎需要許多的條件配合:解決語言溝通困境、共同利益的分析與選擇,還有必須要不斷創造勞工之間討論的基礎。
擎揚電子廠共二百多名員工,其中有94名來自菲律賓與泰國的外籍勞工,屬於下游的代工電子廠,老闆經營不善積欠了三個月的薪水,工廠停擺,員工沒有錢領,工作無著,老闆跑路,工廠遲未宣告關廠,又侵占員工勞健保費,更積欠外籍勞工的強迫儲蓄款高達680萬元。依照當時法令規定,勞工只能領到一半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外勞與本勞數次至勞委會抗議,突顯擎揚電子廠所暴露出的外勞「強迫儲蓄」制度、以及勞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請領的問題。終於在經過半年抗爭之後,「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請領方式放寬,因為雇主未繳交勞保費暨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費率,也通融由勞工以補繳方式,讓勞工擁有主動權申請請領。外籍勞工的「強迫儲蓄」,2000年勞委會終於界定是違法。
擎揚電子廠的抗爭期間,四十五歲的本勞阿桃就曾告訴我,因為外勞的帶動讓她們更積極參與抗爭,她說「我看他們那麼認真,抗議時那麼激昂有力,我想如果只有我們本勞可能很快就會放棄了」外籍勞工在經過兩個月的抗議後,因為居留理由消滅被迫離境或是轉換雇主,集體外勞被迫分散了。經過半年,他們領到了第一筆積欠工資,隔了一年,另一半的積欠工資才匯進他們在菲律賓、泰國的戶頭。
擎揚關廠案中,透過翻譯解決本勞外勞對於抗爭訊息的掌握的差異,是很大的挑戰。抗爭時,外勞對於抗爭現場的理解,真是需要很細膩的解釋,更一再印證作為一個外國人的生存困境,他們陌生於台灣勞動體制的規定與社會制度的建構形式,這從他們不明瞭為甚麼拿不到錢、為甚麼官方程序是如此、為甚麼要上法院告老闆才是可能取得工資的方法?……種種疑問中可以窺見;另一方面,外籍勞工還要面對來自本地與母國的官方機構,諸如勞委會、菲律賓在台辦事處、警察機關等的特別關注,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就曾表達參加抗爭就要遣送出境之言論云云,讓外籍勞工除了勞動體制的壓迫之外,更因為在異鄉選擇集體抗爭行動面對許多的壓力。我,則必須天天面對群眾的未來,心中的壓力超大,到底能把他們帶到哪裡?如何避免隨抗爭產生的各式遣返出境的威脅?如何繼續凝聚抗爭力量?如何維持本外勞對於抗爭的持續動力………當時,我天天從中壢趕至大溪擎揚電子廠,與他們開會討論,處理被斷水斷電的問題,面對他們的不解以及對制度的憤怒,讓他們掌握訊息能夠自己做決定,選擇要不要參加隔天的行動。
外籍勞工的「不自由流動」的勞動特性,讓他們容易被資方、被社會控制,使得外勞要集結成抗爭的力量益發困難。然而,擎揚關廠案的外籍勞工,因為關廠事件,反而因不能自由轉換工作,而掙得一個外勞必須面對共同處境的空間,外勞離鄉背井的處境,使得外勞沒有原生家庭與各種社會關係的牽絆,而能在抗爭過程中凝聚成「同仇敵愾」生死與共的集體力量。這是在外勞關廠戰役中出現的機會與力量。
另外,那一筆680萬的儲蓄金,最終沒有一個擎陽外勞取得,2000年我到擎陽外勞Elma在馬尼拉的家中作客,寡婦的她獨自撫養三個小孩,晚上我們睡在臥房兼客廳的地板上,Elma望著砌到一半的磚牆喃喃道「我還等著擎揚黃老闆的錢呢」。

就地作戰的能力來自工會的實戰經驗
天主教是菲律賓的國教,90%的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因此台灣多以天主教教堂作為服務外勞的據點,天主教區也因為菲律賓外勞教徒的奉獻,使得財務問題得以改善,宗教事務得以不斷推進。
然而教堂是以神父作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並有一定程度宣教的功能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為中心唯一的台灣籍、非教徒(我沒有宗教信仰)、有勞工運動背景的社工員,我一方面協助中心日常事務,另一方面各種勞資爭議的處遇,則多數落在我的身上。在中壢的希望職工中心,由於位處五大工業區(桃園、中壢、大園、平鎮、觀音工業區),外籍勞工多來自工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多半是超時加班、加班費短少、未依基本工資給付等屬於勞動基本保障的問題,這些勞動基準權益原就明訂於《勞動基準法》中,然而外勞卻需以抗爭形式以要求雇主守法,也正反映了外勞的勞動處境。集體組織教育外勞如何對抗資方,如何瞭解資方違法情形?如何認識法律上所有的保障?如何判斷情勢?如何防止外勞領導人被遣返?如何防止資方利用外勞間不同利益而分化?如何保護自己不被強迫遣返?都成為對外勞組織教育的重要內容。使用野貓式罷工、透過官方調解或以匿名申訴是我們常討論使用的方式與策略。因為外勞集體聚集地點不易,在鄰近中壢工業區的小公園常是我與外勞們進行集體勞教,討論行動策略的地方。勞工教育是抗爭成功的重要關鍵,透過教育與互動,面對外籍勞工的恐懼並尋求方法前進,才能與他們共同決定行動的策略與方向。A廠的抗爭設計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A廠在北台灣有四個大廠,中壢廠就有200多名外籍勞工,廠方為了因應供料不足的停工,為了要節省成本,計算停工期間的時數,於旺季時要求外勞於正常工時之外另加長工時(不給加班費)以償還之前「所欠的工時」,到最後如果仍未補回之前的積欠工時就以扣薪方式為之;使得每名外勞不但沒領到足額的薪水,往往還要倒貼薪水給老闆;這種「NO WORK , NO PAY」的方式,在中壢許多工廠施行著。當外勞在資方的生產會議中提出時,遭雇主駁斥,外勞遂轉而尋求希望職工中心的協助。因為外勞只有週日放假,我與帶頭的外勞經過長達月餘的開會討論,從第一週的了解案情到下一週的分析薪資單與工時,再隔一週帶領外勞研讀法令決定爭取的策略,分析不同的抗議方式,整整花上一個月的密集討論。
後來,外勞決定要向勞委會勞動檢查處採取申訴,但是擔心資方會有後續逞罰性的遣返動作,並擔心200多名外勞無法團結同步。因此,在某周六晚上七點,在鄰近工業區的公園中,我們開了群眾大會,從解讀薪資單、解釋違法性、到決定如何反制或要不要反制…..進行討論,同時分析資方會有的反應。當分析利害後,A廠外勞集體決定當領導人物被遣返時,應採集體一致的野貓式罷工。果真,在官方檢查勞動條件的過程中,資方意識到外勞的申訴行動,並採取了殺雞儆猴遣返領導人的手段,外勞們也以「集體關心」的方式回應,幸運地打了一場勝戰!隨後,外勞們也拿回應得的工資。事後,外勞們回到教堂慶祝並向其他外勞分享他們的抗爭故事,他們自己對外勞群眾進行了另一場的勞工教育。
因為意識到教育的重要,在中壢,我爭取在教堂彌撒前的30分鐘作為勞教時間,那是外勞等待彌撒的時刻,也是聚集最多外勞的時刻。我開始組織外勞形成「教育小組」擔任勞教種子人員,並負責表演各種抗爭故事、個案處境,作為勞工教的素材。我意欲突破語言、種族的障礙,希望能啟發他們的勞動意識。當外勞們因我的影響(不論是勞教、演講、戰略會議)而有所反應(或笑、或點頭、或發問)時,往往是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也是激勵我繼續行動的動力。當時的我也試著辦理外勞掃街,九二一賑災募款以協助外勞參與社會、減少污名,並嘗試辦理「外勞海報比賽」開始發展外勞文化議題。就地作戰、發覺素材、勞動者自助組織,這些策略都是因為我在基層勞工運動的經驗累積,沒有前階段的訓練與磨練,沒有工運實踐路上同志的切磋支持,我想我恐怕做不到。

外勞運動的難題與挑戰
我在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所面臨最大的難題,首要是如何處理外籍勞工對於宗教的依附關係,不希望讓「宗教成為苦難中的鴉片」,而忽略外籍勞工自己對於勞動體制的認識、挑戰與行動。其實,宗教與運動改變並不是絕對衝突的,我在與神職人員的合作中便不斷教育他們:挑戰體制必須透過集體行動。外籍勞工對於神職人員的尊重與信從,多少增加神職人員對於外勞的組織能力,但是組織重點在於力量的積累不應只集中於宗教,還有外勞組織本身。這是我為何不斷鼓勵外籍勞工成立自治組織的原因。
其次,發展外籍勞工自主的幹部,啟發種子幹部,讓外籍勞工得以自助助人,這是另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為許多外籍勞工休假有限,因為短期契約、外籍勞工面臨債務與異鄉條件的限制,許多外勞寧可選擇明哲保身,很少願意選擇投入協助的角色的原因。因此,鼓勵與教育外勞,不斷示範成功的爭議案例,從爭議案中培養合適的幹部群,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再者,是如何與本地勞工團體進行更綿密的互動,發展本地工會的「外勞教育」,去除污民化的社會認識,進以讓本地的工會幹部對於外籍勞工議題有正確的認識與看法。這是項艱難的工作,因此當時我曾逐一拜訪桃園當地的產業工會,但是卻因為實務鬥爭事務太多而磋跎;雖然因此,每年參與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1112工人秋鬥大遊行,成為外勞團體的大事,也藉由每一次的遊行抗爭創造一個本外勞互動的公開場域。在1999年底,並正式組織本地工會幹部與勞工運動者,成立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對於當時的困難與組織經驗,延續著我轉戰至台北的外勞工作,在台北我們曾經積極以勞教招募義工,並透過籃球比賽形成互助團體;2001年十月,在我與菲律賓籍社工員貝傑利Jarry 的催生之下,成立了FIMW(菲律賓外勞聯盟),並盛大的舉辦了成立大會;然而事後的運作,卻因領導人契約期滿,以及內部人事財務問題而告失敗。而因為外勞在台年限 的限制,也使得我不斷面臨組織一再重組的挫折。

小結外籍勞工在勞動市場上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民化,支持弱勢的善意說來容易,選擇與邊緣勞動者工作的同時也在選擇運動自己,並面對其他人士的看待眼光,還要想辦法翻轉。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是我接觸外勞議題的第一個據點,過去在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的組織經驗,使得我得以在外勞議題上持續探究前進,實踐的方式也跟著需要而因人、因地制宜。外勞,跨國性勞動的特色,成為挑戰我「種族歧視」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並因為我進入了不同的工作位置,而近一步發展改造他人的方法與能力。

面對浮游群落的台北外勞
--外傭的勞動困境與生存困境

女性外勞,浮游群落

1999年11月,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長鄭村棋,邀我一同參與台北市的外勞行政工作。當時全台外籍監護工與家庭幫傭,接近十一萬人口,在台北市有二萬多名外籍家傭身處在二萬多名家庭之中。當我自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轉戰到台北市,所要面對的群眾就是這一大群「浮游群落」的女性外勞。她們的勞動處境的複雜度出乎我的意料,也成為我工作上最大的挑戰。
面對廣大在家庭中工作的外籍勞工,如何接觸到她們是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我延續了周日固定到教堂的習慣,只不過沒有了教堂據點,我與同仁靠著聖多福教堂外的服務台與外勞接觸。以電話諮詢開始在台北市的外勞工作。諮詢中心的團隊規模從兩個人、三個人五個人到三十個人的組織,陸續人馬的加入(包括我從菲律賓找來的社工員Jerry與Liza ),諮詢中心在新的任務不斷加入後不斷的擴增,我的工作角色與負擔也因之而不斷調整加重。面對散居各地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在現有法令保障闕如、社會支持資源系統缺乏以及語言限制之下,每一通電話,可能都是另一個受害的外勞個案,工作艱鉅壓力沉重,同時我必須思考在市府的公共部門角色,如何發展台北市的外勞保謢政策。關於我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外勞行政實驗,已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說明,在此不便多贅 。
面對外籍幫傭與監護工的處境與問題,勞資爭議的協處是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從諮詢中心早期對查察人員的訓練、檢討會議,漸漸地設計了個案處理的通報與追蹤。30人的諮詢中心,在第一線處理形形色色的個案,必須要設計科層結構以為管理。個案的嚴重性有了優先順序,性侵害與身體傷害是同仁必須優先通報我的案例,當第一線工作者認為事態嚴重或處理難度高需要討論者,這一類的個案工作者也會讓我知道並一同討論。但是每每接觸每一個個案,她們的故事讓我心痛,從實務的例子中,每每讓我看到外籍監護工與幫傭的困境與制度上的嚴重剝削。

弱勢互相依賴與壓迫的情感
這樣的處境不只發生在外籍家務勞動者身上,許多受監護人與家庭也生存在結構造成的悲劇下。2003年2月國策顧問劉俠,因所聘印傭精神疾病而遭毆打不幸往生一事,震驚社會。來自東爪哇的薇娜,家庭經濟並不穩定,已婚的她有兩個小孩,丈夫是營造工收入不穩定,薇娜因此選擇至海外工作,來台灣工作之前,她曾在新加坡工作過。「每次我餵食她(劉俠)後,會幫她按摩,這時候的她會開心地微笑,我知道她覺得舒服」「不舒服時,劉俠會說『VINA,屁股痛痛』,我就會去幫她移動身體紓解一下疼痛」薇娜說。
照顧劉俠,薇娜坦言並不容易,「劉俠有65公斤對我而言也很辛苦」「她對我很好,我很愛她,我自願不要有休假,七個月來我只有在去年十二月,印尼新年時,外出打公用電話回印尼,因為電話很遠很遠,我拼命用跑的去、用跑的回來,因為我知道劉俠的生活幾乎要依賴我。………..」「我實在不知道事情為甚麼會演變成這樣」薇娜的話語充滿了強烈的罪惡感。
充滿道德感的外勞薇娜與過去長期支持弱勢運動的國策顧問劉俠,在政府漠視重症病人與外勞權益的體制之下,顯然也逃避不了制度性的壓迫所造成的悲劇。政府將照顧老病的責任丟給個別家庭承擔,並開放外籍監護工以因應這樣的社會需求,又未在制度上規範外勞勞動條件的保護。因此,到底要不要讓家中的外勞放假?往往成為重症病人家庭最大的掙扎,政府缺乏周全的臨時社區照護制度,病人家庭無所奧援,只有依靠另一個弱勢-外勞,或者是,外勞選擇壓抑自己需求以照顧病人需要。重症病人與外籍監護工互相依恃的情感,雙方都淪為結構的犧牲者。

壓迫外籍勞動者以減緩政府面對老人照謢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


外籍家傭政策碰觸到社會福利結構問題,台灣整體的社會福利老人照謢政策,是以剝削外籍家戶勞動者的做法,壓迫外籍勞動者減緩政府面對老人照謢體系日益增加的需求束手無策的政策。
近幾年來在台外籍監護工的人數扶搖直上,反映出老人照謢的強烈需求,但是政府將老人照護與扥兒的工作,仍舊定義為私領域、女性之天職,而非社會集體分擔的公共責任。三百多年來,世界人口平均壽命與高齡人口都穩定上升,台灣的出生率遠低於補充人口所需的水準,這種趨勢將台灣帶入老齡化社會,整體社政體系的規劃,應該雙管齊下,以國家力量介入改善保護外籍家戶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減少工時、區隔與雇主之居住空間、界定勞動內容。另一方面,應由國家提供受監護人照護空窗期之本籍人力,提供本籍家戶勞動者的就業空間。並且應該適度將家戶外籍勞工的公私領域進行區隔,讓本外籍家戶勞工納入勞動基準法的保障,成為正式上下班制度的勞動條件,並以社政福利資源介入,照顧病人之空窗期,強化臨時居家的照謢。另一方面,提升職業尊嚴刻不容緩,目前從事加護勞工仍是以單親家庭的婦女為多,顯見提昇家務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去除這項職業的汙名之迫切性。
回到每一個實務的案例,都是外籍家務勞動者對於勞動困境的呻吟與控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雇主家庭面對的貧窮與生計壓力,往往也會轉嫁到外籍家務動者身上,造成暴力凌虐事件。揳子四中的雇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外籍家務勞動者的勞動領域真是十分複雜。

揳子 一:垂死拼命的阿嬌

「15個月在台的工作是一場惡夢,我想起雇主要我裸體站在鏡子面前讓他看、讓他摸我的胸部、摸我的臀部,15個月我不知道他強暴我幾次,我被壓迫、無力無望地在雇主家」「我的日子好像在地獄,雇主把我當狗看!」「我已經忍了15個月,每天生活在恐慌、羞恥、被虐待、被打、薪資也拿不到,雇主常說『我有的是錢,有錢人說的話大家會相信,你沒錢,沒人相信你!』我怕講出來真的沒人相信…….」外勞阿嬌說。
九十年十一月,在歷經15個月近乎牢獄的生活,阿嬌以肉捶砸壞了雇主家所有的門窗…,向雇主洩憤並向外界求救!在鄰居通知警方後,整個事件終於爆發出來。
「我來台灣的第六天,雇主就色狼我!我忍氣吞聲,仲介公司勸我要忍耐,在台灣一個月的薪水相當於印尼一整年的薪水……………」阿嬌低泣說著。
不斷忍耐的阿嬌,強忍欺凌,被限制行動的她,只能在雇主家的廚房、餐廳與後陽台行動,沒有雇主的召喚阿嬌是不能到客廳行動的;雇主設立了許多內規要阿嬌遵守:不准使用電話、不准使用大門對講機,也不能開門,每六個月才付一次薪資;雇主太太告誡她不能休息,即便沒事也要自己找事做;只有中午與晚上的新聞時間可以看電視,阿嬌可以外出的機會只有倒垃圾時間,女雇主還會如影隨形盯著她完成。男雇主往往利用晚間女雇主就寢、利用女雇主洗澡或不在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強暴她,「雇主要求我不能將房門上鎖,他手上也有鑰匙,我害怕發抖,他推我說不聽他的話,他會立刻送我回印尼;我白天工作、中午不能休息,晚上還要被強暴………..」
阿嬌於月事來時,將沾血的衛生紙丟在廁所,希望逃避雇主的侵害,雇主竟然還每月登記她月事來臨的時間…..,「我幾乎不願跟他們講話了,她們說我是啞巴,還對仲介說我不會笑」,女雇主告訴我,「妳不笑就要扣妳薪水」。
11月25日鄰居老太太敲門,阿嬌見是鄰居就開了一道門,適巧雇主太太回來撞見,當日下午雇主責問阿嬌為甚麼中午開門,於是用腳踢她揍她、女雇主也痛罵她。阿嬌受盡屈辱,越想越氣,就利用雇主夫婦出門突破禁忌打電話給仲介公司,不料都打不通。
當天晚上,雇主夫婦發現她使用電話,「我們不是規定你不能在家裡用電話嗎?妳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在用電話嗎?」,壓抑已久的阿嬌開始激動指責雇主打他,但是遭到雇主嚴飭,阿嬌越講越激動就把雇主強暴她的事全部脫口而出,沒想到雇主太太不但不幫她,還竟然馬上站起來說「你來台灣當然是要服務老闆」,雇主一聽阿嬌全盤托出更是大罵,並威脅「我明天找仲介送你回國,我會讓你空手而歸」。
隔日,仲介人員來了,阿嬌想與仲介談,卻遭仲介公司人員托辭拒絕。「我開始抓狂,我知道他們是同一邊的,仲介不會幫我,我不知道誰可以幫我,我已經走投無路了,當天晚上我沒有睡覺,我曾經想過拿刀砍他們,然後自己跳樓;反正我沒錢,我在印尼的老公也到處捻花稔草,我甚麼都沒了,我實在鬥不過那兩個人」隔日早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警方的電話,我拿了肉捶要雇主打電話給警察,雇主又罵我打我,我開始砸毀辦公桌與窗戶,希望鄰居幫我,我已經甚麼都沒了,我拼命了…」
當我看到阿嬌,她瘦削身影,道盡長達15個月的悲苦折磨。惡劣的雇主事後不但不收斂行徑,反而反控阿嬌損毀並要求賠償;阿嬌在勞工局的協助下,控告雇主妨害性自主,並得到勞工權益基金生活救助金的協助、順利轉換新雇主,社會局並提供義務律師協助阿嬌繼續這場冗長的奮鬥。
阿嬌的故事反映外籍家戶勞動者在結構上的多重弱勢,在都市叢林中誰能保證多少深鎖大門內,有沒有另一個阿嬌呢?

種族、階級、性別的三重壓迫
家庭中的僱傭關係,夾雜著階級、種族、性別的三重壓迫,壓迫著在家庭中位階最低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阿嬌是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她沒有行動自由,如許多外勞沒有休假一樣,在意識形態上許多雇主仍以封建時代的主僕關係,看待外勞如己身的禁巒、如奴工。為了「擔心外勞學壞」所以不讓他休假,其實壓根是擔心外籍勞工成為懂得與雇主在勞動條件上討價還價、有勞動意識的勞動者,因而限制其休假的自由。更因為台灣經濟優勢的自大,歧視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的外籍勞工,並為逕行管理的優勢,在傳統主僕的封建遺毒下,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受到特殊的種族與階級的歧視。
外籍監護工及幫傭,因為不同國家間的勞動價差,讓外勞為海外工作投入資本,這大量的資本(仲介費、借貸)形成了巨大的枷鎖,外勞擔心付出的資本無法回收而屈服於雇主的控制,加上避免中斷海外工作返鄉的難堪,使得雇主的「不聽話就遣返!」的威脅往往能夠得逞。
外勞性侵害,在種族/階級的不平等對待下,最容易發酵;阿嬌的雇主常說的『我有的是錢,有錢人說的話大家會相信,你沒錢,沒人相信你!』,就是仗勢種族與階級的優勢。女雇主說「你來台灣當然是要服務老闆」,把外籍勞工視為如傳統封建社會中的下女,除了勞務之外還必須提供性服務。外籍勞工則在法律保障與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選擇隱忍面對,不當的對待卻成了台灣社會中散佈各處的不定時炸彈。

私領域的工作空間 放任勞僱貼身角力
阿嬌沒有隱私權、雇主隨時可以進入她的房間強暴她,阿嬌行動被控制、不能打電話,她的私領域幾乎被完全控制,雇主太太還告誡他不能休息,即便沒事也要找事做。
居住在雇主家中,是台灣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然的勞動條件,居住在雇主家中的目的,無非是滿足全天候雇主的需要。這樣的勞動條件一方面削弱了本地家戶工作者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也造成外籍家戶工作者面臨危艱的工作場域,公領域與私領域合而為一,外籍勞工的社會關係被區隔、社會支持系統更無法形成。如果,今天阿嬌是一位一天上班8至12小時的外勞,定時上下班不需居住雇主家,將不致造成這麼多被雇主侵犯身體與剝削勞動的機會。
阿嬌的女雇主說「不能休息也要找事做」,這是許多雇主剝削廉價外籍勞動者的行徑。在清真寺的一場外勞勞教中,我面對左右分坐的男女印尼外勞,我指著左邊的男印勞「你們的工時是兩週84小時」指著右邊的女印勞,頓了一下說「妳們則是7-11」,全場頓時哄堂大笑,她們選擇以嘲弄自己的方式來面對她們的勞動困境;但是當話鋒一轉,提及工作的艱辛,許多外勞眼眶沁著淚水。這樣的處境,在官方薄弱的勞動政策與外傭勞動契約的模糊下,讓工作內容與工作時間沒有分野,使得勞僱雙方貼身角力彼此的利益,或有外勞遭欺負、也有雇主抱怨遭外傭設計,但是在現實環境之下,弱勢勞方當然是輸家。

揳子二:與社會作戰的阮小姐
「黑色雲霧擋住了視線,失去了光亮,一切很灰暗;我的驕傲已成往事,一切變的灰色;上帝,請保護軟弱的我,遠離一切危險,一個灰暗就夠了,一個灰色就夠了,我不要這顆心也成了黑色,沒有光芒;我不要,不要成為灰色……………………………..九月八日」阮小姐在遭到雇主強暴當天的親筆詩記。
四月六日,當我們同仁製作完訪談紀錄之後,我難消心中責難與怨忿地向她說:「對不起,我們害妳受苦了!我必須向妳鄭重道歉…..」
阮小姐頓時嚎啕大哭。出自她肺俯的壓抑許久的痛處,煞那間被我的道歉所觸動;我們都沁著淚水,她的哀痛使我這個「台灣人」異常羞憤。
越南的阮小姐來台灣兩年多,清明節的中午她搭著計程車跑到了越南小吃店,哭訴遭雇主強暴了四次,本來她打算隱忍,但是在阿婆百般羞辱後兩人發生爭執,她氣憤托出:「如果我是豬,那你的兒子就是與豬睡覺囉。」她要求與雇主對質,雇主家人則認為她信口雌黃,而阮小姐擔心遭雇主遣返失去工作,匆忙離開雇主家將實情對外人說出。
問她為甚麼不早一點求救呢?阮小姐望著我們:「我的老闆是警察,求救有用嗎?」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要讓大家知道,警察不全都是好人!」在了解我們可以提供的法律協助、工作轉換的協助之下,阮小姐說著。
週日下午,我們陪同她到A分局報案,「仿害性自主」在警局是一個冗長的報案過程,必須靜候女警隊至分局製作筆錄、隨後進入一個隱蔽的空間製作筆錄,雇主的太太是一位女警,在我們製作筆錄中,竟然她能夠衝進偵訊室欲質問外勞,當時的我氣憤地將她請出偵訊室,並請分局的刑事組長抵達偵訊室處理,她兀立在室外直到代理的小隊長趕至,方離開。她問我:「外勞講的話就可以信嗎?」
不料,B分局又來了兩位警員,說是要將阮小姐帶回B分局,因為雇主屬於B分局的員警,全案將移由B分局處理;這又是突然出現的說辭,我記得A分局刑事組長才對我信誓旦旦的表示,為保障當事人,該案將由A分局偵辦,刑警風紀部分再移由B分局辦理;言猶在耳,怎麼一下全變了?尤其再怎麼說,案發地點在C分局轄區,理應是由C分局偵辦!我敏感到情況不妙,不斷與他們周旋,並要求他們出示書面分案之準則;但是顯然他們不打算搭理我,幾個大男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像是狗吠火車,強忍內心焦慮與無力;我知道得要撐著,我與幾位同仁不斷與警方周旋;這個狀況直到我向當時勞工局鄭局長求救,鄭局長親自到分局與警察局長協調,案子才移由C分局辦理。長達七個小時的折騰方使警方對此案有了妥適的處遇。
阮小姐在現場目擊一切,沒有掉淚,只是緊握著翻譯同仁的手,她讓我真實地經驗到她的恐懼與勇敢地面對,她的勇敢鼓勵著我應該繼續與警方周旋,她可能到現在可能都不知道她勇敢所帶給我的力量。我們共同面對的不只是不平等的勞僱關係、還有性別與階級結合的壓迫、封建保守的警局文化與冗長的法律程序,以及,社會的眼光。阮小姐的雇主後來反告她偷竊,偷的是甚麼呢?是阮小姐自己的薪資單以及雇主撲滿的零錢加上數月前雇主遺失的鑽戒,於是勞僱「各說各話」。外勞偷竊的前科成為雇主指責外勞不檢點的事實,這樣的故事,是在暗示該名外籍勞工的話是不可以相信的。雇主也不斷指責我處事的偏頗,我一度數夜輾轉難以成眠,周旋在因為沒有直接證據的指控,擔心外勞受創、擔心雇主強硬的反擊的壓力之下;後來雇主甚至不願歸還財務與護照,意圖「技術拖延」,他的蠻橫讓整個勞工行政體系見識到他的無理。

外勞向社會求援的困難
因為語言、社會結構的差異,外勞幾乎只能由「代言人」為她們發言,但是對一個異鄉人來說,如何找到適當的代言人呢?許多外勞因此被迫選擇隱忍,阮小姐就曾說「我不斷祈禱,默默希望壞人惡有惡報」。即便外勞要找代言人伸張,又該找誰呢?仲介業者?雇主親人?都是外勞管理制度下控制的施行者,外勞的發言機會因為封閉的勞動處境,早就被閹割了。再者,家庭作為一種工作場域,家庭中私密的特性成為勞工的隱憂,外勞的社會關係被割裂,自我保護能力減低,因此各種外勞個案中「各說各話」的場景履見不鮮,雇主指控外勞偷竊的前科,也是在暗示該名外籍勞工的話是不可以相信的,如果結合社會對於邊緣外勞的歧視,外勞是無能對社會發言翻轉逆境!
這個案件,對於我這一個代言人而言也是一段痛苦的經歷,我有著深刻受傷與被羞辱的感受,當日夜半我自警局返家,忍不住在房裡嚎啕痛哭;心中的恐懼、焦急、遭強勢欺凌的痛苦始才全部宣洩,那一種椎心感受直到現在,小市民面對官府城深的苦喊無力,是我真正的痛徹心扉。當時的我還可利用勞工局的「官方」名銜,尚且都遭到這般對待,更誑論一般市井小民?還有那些在社會上如外籍勞工這般的邊緣公民呢?!壓迫,真是無處不在。
阮小姐仍將面臨到很多關卡,在警察系統所碰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接下來的司法訴訟、等待轉換雇主………一切程序才正開始。我總擔心著她的狀態,面對繁冗無效的程序會不會失望後悔?偵訊時,當檢察官詢問她願不願意接受測謊,她爽快的答應毫不遲疑,相較於雇主一方的拒絕,她的勇敢激勵我更加拼命。因為,在異國進行這樣的一場抗爭對於一個弱勢者實在並不容易。
曾經有一位法官在審理性侵害案件時,對於外籍勞工長達一年無法離開雇主家外出,感到不可思議,還一度認為該名外籍勞工是說謊,經過熟悉外勞事務的工作者解釋她們的勞動條件之後,該法官才恍然大悟,斥責台灣雇主慘無人道,像這位法官因不了解其勞動條件而產生的誤解歧視,在台灣已不是新聞。台灣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定罪率很低,許多嫌疑犯往往因為罪證不足,使得許多被害女性要求的正義根本無法伸張,但是被判無罪並不表示當事人說謊。這樣的看法適用於同是女性的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只是外勞更容易被限於污名的處境之中,社會應該要看到是在甚麼樣的勞動結構下使得她們永遠陷於這樣的困境,使得讀者一再聽到同樣的故事。

揳子三:誤認「親人」的忠心阿娥
來自菲律賓的阿娥原本有著甜美的笑容,隨著奶奶輪流住在三兄弟家中,王姓雇主家是三重的大戶人家,三兄弟不願落到沒有人要奉養老母的罪名,堅持每一個禮拜讓母親輪流住在不同兄弟的家中。阿娥隨著奶奶至三兄弟家,大兒子家開設雜貨店,又是鄰長,左右鄰舍來往密切,是小社區的「放送台」;老二是連結車司機,為了償付車子貸款必須馬不停蹄工作,家境不是那麼富裕,30坪左有的一般雅房,靠著妻子節儉持家,撫養兩個小孩。小弟則有部分祖產,擁有一棟兩層的透天屋,開設貿易公司,經營的小有成就。三兄弟為了財產,不時爭鋒相對,卻因老母尚在、財產繼承未定而收斂三分。
阿娥做到八個月了,突然連續三天打電話並寫信給我們,告訴我們雇主要謀殺她和奶奶,每天晚上雇主太太還會經常噴灑一些不名液體,導致其身體不適,於是她向我們求救。當我們了解,雇主卻說外勞工作良好但是有精神狀態的問題,睡覺會將刀子擺在床側,讓人憂心。
經我們深入了解,才發現奶奶常常告訴阿娥「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三兄弟覬覦我的財產,很不好」……;再以外勞表示三兄弟家中習慣不同,大媳婦很囉唆、二媳婦很節儉、三媳婦很愛乾淨有潔癖,阿娥表示要適應三個人不同的個性十分困難。甚之,阿娥是每個星期隨著受監護人更換不同的「工作地點」,因此必須適應不同的工作環境中的人事物。
經我們協助之下,精神科醫師檢視了阿娥的病狀,認為是輕微精神分裂,需服藥觀察。而所謂的不名液體,其實是一般殺蟲劑,為的是要清除家中的蚊蟲。最後,阿娥選擇返回家鄉,結束在台灣八個月忠心耿耿的工作。

複雜家庭關係 外勞面臨就地生存的能力
這是我碰到赤裸突顯外傭另一個艱難處境的個案。沒有暴力侵害,但是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鬥爭,竟成為「外勞殺手」。奶奶因為懷疑孩子的孝心,對於「相依為命」的外勞阿娥耳提面命,傾訴苦衷,阿娥與奶奶反而形成「生命共同體」,兩人相依為命,並共同面對三兄弟家庭。沒想到管理者稱羨的忠心卻成了家務勞動者的原罪。
家戶外籍勞工進入的工作領域,其實是一個極其複雜又私密的空間,家庭內各種情緒糾結,關係脈絡夾雜著歷史因素,是錯綜複雜的。要一個連出身社會脈絡都不同的外勞來區分這些?又是何等困難。唏噓愦嘆,阿娥讓我開始面對她們真實的工作場域的另一面:複雜的家庭關係。
家庭作為一個工作場域,外籍監護工與幫傭被迫迅速長成三種能力:第一,必須讓自己進入新的家庭文化,可能是客家、台灣或是原住民等不同的文化習俗。外籍勞工必須判斷雇主家庭的接納程度,以便選擇協調或是壓抑自身的原生文化。我曾經接到一位菲勞的哭訴,她說雇主強迫她念經,但是她是天主教徒,她可以幫忙拜拜但是她不願意誦經。一位印勞就說他告訴老婆婆,她是回教徒因此不吃豬肉,但是她可以幫忙煮食豬肉。這都是外勞選擇協調後的「在地化」。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選擇立即在地化,才能迅速適應新的工作場域,進而發揮作用滿足雇主的僱傭需求。
第二,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滿足家庭中的聘僱需要,她要敏感到雇主家庭的工作期待,以發揮實際功能不致造成生存的危機;當然家庭的工作內容也是在不斷的鬥爭協調中產生,「我是監護工不是幫傭,因此我一開始就讓雇主知道我不會打掃她隔壁的住家。」印勞麗麗說,但是像麗麗這樣幸運的外傭畢竟是少數,許多勞資關係中的協調多是弱勢外勞屈服於強勢雇主,菲勞瑞莉就是在雇主要求下油漆了五層樓的住家,「我埋怨,但是她不理我,我寄望她給我一個大紅包,結果她只多給了我一百元。」
第三,則是如何在家庭關係中適當的應對。如果家傭無法清楚分辨並理解家庭關係發生的故事,站錯了位置、站錯了立場、不當的發言就會導致衝突。阿娥過度的涉入王家的家務,固然顯示了他對奶奶的忠心;而她同時面對三個不同家庭的調適不當,加劇使她成為犧牲品。
菲勞南西是我在路上搭訕認識的外籍監護工,雇主家庭成員單純,只有男女主人與一個智障小孩,當時的她向我哭訴女雇主對她的誤解,因為男雇主對她噓寒問暖親切至極,遭致女雇主的強烈危機甚至女雇主打算終止南西的工作權益。南西告訴我「我對男主人一點都沒有興趣,夫妻之間的婚姻危機不該牽涉到我,可是我就是這樣被波及了,這樣的環境讓我每天都很痛苦」。另一位外勞莉莉告訴我,「假日返回雇主家後,T恤與長褲是我的制服,我要懂得保護自己避免性騷擾。當他們說你像自己的妹妹時,你一定要小心背後的目的。」
家庭工作者,必須靈活運用各種生存策略,才能取得適當的生存位置。家庭,是人類放鬆與放肆的地方,其實卻是最複雜的工作領域。外籍勞工用她們不同的方式取得她們的生存。
當菲勞麗莎進入我的辦公室時,黑黝瘦小的她操著不甚流利的英語,眼神遲緩,動作遲疑,不知是遭不當對待而產生的恐懼還是天生使然,顯然不是能夠立刻討人歡喜的人物;原來麗莎因工作不適任遭雇主遣返,甫來台五個月的她在友人協助之下向我們申訴。遲緩的麗莎與靈活的阿桃,一相比較,兩人的生存能力大異逕庭。這些例子一再說明著,外籍監護工與幫傭必須立即就地適應,或者發展新的生存策略,才能應付二十四小時複雜的家庭工作環境。

揳子四:從一個被害結構跳到另一個被害結構 S小姐
「臉部、兩手前臂、大腿多處淤血;臉頰擦傷;右側乳房、頸部及耳後陳舊擦傷;會陰部多處皮膚損傷腫脹;泌尿道感染」我看著仲介公司拿著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相信這位外勞受傷不輕,於是當日晚間七時趕至醫院,當我看著外勞所受的傷害,不禁痛心地掉下淚來。如果不是有歧視的妒恨心態,怎麼會把一位沒有利害關係的人虐待成這樣。
隔日,北市勞工局局長鄭村棋召開記者會公佈了雇主凌虐外勞之惡行,社會嘩然。
來台五個月的S小姐,沒有休假,照顧女雇主的三個稚嫩的小孩,雇主夫妻在市場擺攤賣醃製的肉品,雇主嫌她動作慢,動輒常被打罵,「她用手掐我的脖子、扭我的下體、用紗布綑綁我的雙手、以藤條打我、摑掌、抓住我的頭髮往牆上撞擊,她威脅我不能亂說否則就要把我遣送回印尼;她還想要用老虎鉗夾我的下體…….5月22日她又再打我了,當她們出去時,我受不了了,我跑到路上求救,跟一位先生借了電話,我告訴仲介公司的老師快來救救我,不然我會死掉………」「我不知道如果老師不在場我會怎樣」S小姐心有餘悸地說著。
我問她為甚麼不反抗呢?「她是雇主,我只是一個外勞啊」
人微言輕,S小姐一席話道盡外籍勞工對於所存在社會位置的自悲與自卑。為了處理S小姐的案件,製作筆錄、約談雇主…….我40小時沒闔眼,由於院方竟然開放媒體記者攝錄畫面,使得我們清晨緊急協助S小姐轉房、出院,為了S小姐遭媒體攝錄一事,我一度對院方公關室主任怒目相視並脫口大罵。媒體沒有權力剝奪外籍勞工的隱私權,尤其在異國沒有人可以保護她的情況下。我像急於保護幼虎的母虎焦躁地對著侵犯領域的獅子張牙舞爪。
S小姐的受創經驗,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要提醒社會,不該只以失業的「代罪羔羊」來看待外籍勞工,許多外籍勞工在台灣的處境是很悲慘的,在勞動底層的外勞處境應該要被不斷暴露,我們藉此不斷地挑戰的是台灣的勞動體制。

離鄉背井的選擇與代價
S小姐在我們的保護之下順利的轉換雇主,卻因為印尼家庭缔生變故,丈夫的外遇與親母的往生,使得S小姐無法適從而產生了情緒障礙。離家出走了七天的她,再度與我們連絡,潰決的眼淚與懊惱的神情,S小姐以慚愧自責、逃避來面對自己與我們。我面對S小姐,十分無奈!當我到三峽外國人收容所探視她,我沒辦法對她有任何指責,S小姐從一個因台灣勞動體制保護不周的犧牲者,轉而成一個全球化下離鄉背井的外地勞工所面臨的家鄉處境的犧牲者;她是從一個困境不幸跳到另一個困境,S小姐的血淚經驗恐怕就是很多外勞選擇離鄉背井的代價,單身生涯、破碎家庭、疏離的親子關係。
S小姐不希望家鄉的人知道她在台的處境,海外工作的光鮮與向上發展的象徵深深絡印在如她一般離鄉的外勞身上,但是海外工作遭遇的勞動處境與故鄉的親族關係變化,讓S小姐說出「我再也不要出國了」的決定。只不過像S小姐這樣痛徹選擇的人畢竟不多,外籍勞工總是一批一批不斷的在各國流動著,改善經濟的希望,因為母國的總體經濟蕭條成為不斷上演戲碼。
菲勞阿咪選擇作外勞來逃避面對自己故鄉那酗酒的老公,另交新男友的她,正計畫與男友遠赴歐洲打工,雙宿雙飛,以便完全逃離讓她深陷痛苦的母國親族關係。
沒有人能代替這些外勞作趨吉避兇的決定,她們得自己面對生涯的選擇,以及面對因為這樣生涯選擇所帶來的關係變化與環境壓迫。

優越與現代 外勞上升的假象滿足
外勞多來自中產、或小有資產的社會階級,因為沒有資金與資訊,在菲律賓、印尼等勞力輸出國家的最底層勞動者是根本無法到海外工作的。經濟與探險,海外工作象徵的富裕與發展,優越與現代化,讓外籍勞工以趨之若鶩。菲勞Abe就曾告訴我,Adventure(探險),經驗不同的社會文化,是他到台灣打工的動機,Abe還打算與他的女友儲備資金,一同至西班牙進行他們另一個海外打工的生涯。
印籍監護工希悌從鄉下來到生平從未去過的雅加達,在所謂的「訓練中心」待了兩個月,就飛往台灣了。在雅加達到台北的飛機上,一位印勞阿蒂熱心的為旁座初次搭機的同胞介紹機上餐點,甫度假返台的阿蒂向我解釋,許多外勞生平未曾到過雅加達、更是生平第一次出國,「我也一樣,可是現在我懂了,搭過飛機了」她驕傲的說。許多外勞像希悌一樣,跨越三個不同發展步調的社會時空(家鄉-首都雅加達-台灣),陌生的、發展步調快速的台灣,一方面是進步的現代的象徵,另一方面,不同的社會發展,帶著掏金與探險憧憬的外勞,加深了外籍幫傭與監護工被控制的結構。
2000、2001年間在台北快速竄升為外勞最大族群的印尼,雖然國內有不滿政經貪污的暴動,但是嚴格的階級尊卑的印尼社會背景,使得印尼勞工成為仲介口中乖巧、好管理的勞動力商品。不讓菲律賓在馬尼拉機場大廳「海外勞工現代英雄」的布條專美於前,在印尼雅加達機場有個著名的「Terminal 3」,「Terminal 3」是專為印尼海外工人進入印尼而設的海關入口,所有的外勞只能由此入境印尼,雖然美其名是「尊重外勞」,但是我在「Terminal 3」望眼逕是沒有憑仗的荒涼空地,只見人車混雜像是個小市集,家屬扶老攜幼翹首等盼,與雅加達機場的海關大廳簡直天壤之別。當地勞工團體告訴我,許多的印尼仲介還會等在這裡,向歸國的外勞討錢;許多被強迫遣返身無片文的印勞,只能棲身機場無家可歸;「歸國」應是榮耀的、欣喜的、滿足的,沒想到卻是另一個剝削的開始。而這樣的設計,不過是印尼社會眾多壓迫的一環。帶著這樣的階級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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