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na 的擺渡

by 龔尤倩

「反叛」從來不是浪漫的，「反叛」從來都是灰頭土臉、
血肉交織、代價自負、欣喜看見的一種自我信念辯證後的行動學習。

年輕的獻身探索，是一樁將生涯選擇與社會介入結合的生命實踐方案。五年的工會秘書，是在練就自己與群眾「在一起」投身置入的基本功夫；從基層工會秘書轉進至移工議題，1999年在市府的工作經驗，對我是另一個重要的轉戾點，兼顧帶人又要開展各種社會方案的領導位置，除了心力交瘁之外，讓我開始辨識到叢雜的、如千層派般的社會系統，如何作用在我所接觸的各種社會群體上：「他們」是弱勢移工、是家戶內外籍家務勞動者，也是雇主團體…….。二年半的義大利生活，藉著求學的異地生活，帶來新視野、另類的社會鍛鍊以及階級下降的親身體驗。返國之後，我持續辨識看見差異社會結構作用在婚姻移民、我的親密關係與家人以及我的工作夥伴等社會群體，並進一步地思考什麼是有社會性的「變」的方案。

捉住身上正再發生進一步的社會探究與方法辨識的時機，我進一步地想透過就讀博士班來設計一個機制卡住自己，進一步試圖區辨、爬梳我的「實踐知識」。並想要磨練自己對於複雜人類現象中細微的動態之生命經驗的詮釋理解能力，並得以有能力將其轉化到適切的協助人的行動。

以青春生命的運動投注，在其中長智慧磨意志的辛勤工作，忙碌與奔波，崎嶇不平的土地上，我的運動生涯不免隨著運動風潮起落，隨著家人不時而來的世俗評價騷擾著，偶爾感嘆前途茫茫，未來焦慮，或與弱勢的無奈相為糾纏，或者對於群眾、對於同志無法使力改變，失去耐性萌生挫折。口試的時候，教授特別要我回觀自己的十八年的運動生涯，理出自己為何還能撐下去的道理。

我腦袋立刻浮現了，一個彷如蜘蛛，身於多重絲網中的我，在這一塊、那兒一塊的絲網中，爬行，拼湊連結。除了自身辦公室外，與TIFA 督導、與TIWA 工作討論、與黑手男友的親密關係、還有下班後變成室友關係的工作夥伴…….，層層蛛網之中，怠慢不得。感謝十八年的辛苦疲累的歷練，長出了尚能承擔的生命力量。我用敘事文本來呈現我反思「撐的力量來源」，它既是線性，也是瞬間的整理結構，並化作文字的實現。如Bruner在闡述敘事的意義，這種文字實現不是去表達原本就存在於文本之內的意義，而是透過實現的同時去建構意義（Bruner,1986b,p.11）。我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返身解構與重構自己重要的內在經驗。

尤倩的工作簡史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2年） 1991.7-1993.9 外在工運形勢仍以激進抗爭之姿向上集結，我在政府位置中向結構內外觀看
基隆市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4年）
基隆碼頭自救會秘書（6個月） 1993.9-1998.1 進駐基隆，經驗工作與集體生活勞動者
啟蒙了我的社會化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近2年） 1998.1-1999.10 宗教與移工議題的貼身經驗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3年） 1999.10-2002.12 領導團隊有意識的官方社會行動方案推展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8個月） 2003.1-2003.9 民間倡議移工議題
義大利讀書與黑工體驗（3年） 2003.9-2006.3 增加移動議題的視野底層外國人的親身經驗
移工民運動工作者 2006.3-至今 匯積理解與涵容差異的督導能力

勞動家庭給我的質地：苦工、耐操、撐住的硬頸求生本能和習性
苦幹硬撐的生存本能
父親是沒領到戰士授田證提早轉業當司機的老兵，母親是不顧保守客家庄反對的私奔女兒。母親的家族幾乎是我們在台灣的唯一親戚，是一個女多於男的家族。回溯歷史，須要大量勞動人口與對抗山林土地的過程中，客家女性在勞動生產場域，被要求與男性一樣地付出，甚至是挑起生計大權的主要支柱，卻又在耕讀傳家與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中，形塑出權力的落差。雖然時代變遷物換星移，我看見母親家族的女人幾乎複製一樣的角色。六○年代，我們這樣的勞動家庭，棲身在都會台北的衛星鎮──板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游移求生，沒有多少奧援，加上多病的父親，為經濟心力交悴的母親，作為老大的我，與弟弟，自小跟著賣菜、做成衣家庭代工的小童工，也曾跟著母親到醫院做清潔工、到成衣廠上班。小學四年級的我就得煮飯，然後等著父母下班一起吃晚餐。

小時候不懂，人家父母當老師，我的爸媽是工人的差別；印象深刻記著，過年回外婆家時，一定要禮儀整潔，然後跟著打扮亮麗的媽媽回「鄉下」（她說）的頭份省親，那是第一份感受到階級差異的記憶，即便那是一個極端異化的過程。我後來理解，做為一個私奔、嫁給一位相差二十歲的窮司機，母親多麼希望利用一年一次的省親，來展現自己優雅美好，來自繁華象徵的「台北城」的一面，她也希望透過我們，得以讓她擺脫「鄉下」左鄰右舍的評斷，揚眉吐氣。新年過後，再繼續油頭垢面鑽進勞動中。

因此，我概括承受不敢違抗的父母關愛，時時有著『他人在場』來警惕著自己的現身形象。

「一切靠自己，不要欠人家人情」，是父母親一再念茲在茲的。他們說不上來什麼經驗，可是口中總是叼唸著「人情債，最難還！」不斷提醒我們家的小孩，告訴我們不要跟人家高攀關係，不要佔人便宜。送禮，對窮人是一種經濟負擔，因為不想造成別人的負擔，也不敢收人禮物。因此，我們家年節時最常上演的戲碼是，親戚送禮上門，隔日立刻回禮。這樣的習慣耳濡目染，長大後，對於我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造成陰影，曾經多少給了人過於禮貌、客氣，難以更加親近的印象。不過，勞動家庭沒有其他關係奧援，一切必須靠自己獨立，腳踏實地，不要巧取，不走旁門左道，則成了重要的家規。三十年後，我對照觀看新光關廠工人楊大華的家庭文化，找到這般類同的質地，這是看似不夠大方，卻老實反映底層勞動者可貴的尊嚴。

寂寞，是另一個原生家庭帶給我的磨鍊。因為勞動的必要、父母友伴的陪伴相對減少，我雖不耐寂寞卻必須寂寞，後來走進移工議題，獨自移居中壢。台灣的「客工制度」不但增加了移工結盟組織的困難，組織工作者與移工生命交會的運動情誼，也有著與本地勞工運動截然不同的關係。即便我與移工群眾十年的經驗，每每送往迎來，緊密關係就僅限於他們待在台灣的這麼幾年，人離開了，關係也就漸漸疏遠了；而好不容易建立的移工群眾組織，也一再面臨崩落、重整的艱難歷程。移工往往難逃不斷流動的命運，在不同的驛站駐留尋找機會，組織工作者難以對抗國界、語言的鴻溝。每遇離別，骨鯁在喉，這是作為一個移工運動者不得不面對的關係斷裂 。到了義大利，住在修道院，面對截然不同的社會處境，寂寞就更不在話下；雖然為了逃離寂寞，返台迅速進入了另一段感情關係，可是兩人太多的差異所創造的寂寞，如影隨行；體悟到人總是一個人來去生命，面對寂寞，我漸行漸穩。

社會規訓的馴化與轉化—好學生
幼時，聽見鄰居小孩彈鋼琴的聲音，我在家卻必須剪標籤、貼玩具不倒翁的眼睛，忘了自己是否有想學鋼琴的慾望，也許早已習慣壓抑自己的慾望，某種自卑哀怨情結，似乎潛藏在幼小心靈。直到小學四年級，一次學校考試，竟然擦槍走火，考到好成績，全校集會時還到升旗台前領獎，我才爽到，彷彿找到一種激勵；於是拋開一些情緒與不理解，覺得努力向上就可以有成就，這樣的受矚目可以化解一切幼小心靈的自卑情結。於是，我開始成為社會規訓下的好學生。

自知非璀燦奪目的璞玉，更非天資聰穎伶俐之人。我求學階段一路走來，都是從無名小兵卒，然後開始擔任小幹部（糾察股長、學藝股長拉….）、再一步步升上副班長、班長；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的學生生涯，沒有例外，我都是這樣的階梯式歷程。它反映了，我靠苦功，奮發努力，以得肯定，進而「一路向上」。直到30歲，我任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面對龐大的公務體系與工作量，夜深疲累之際，我總是對自己說，只要拼命，人定勝天。咬緊牙關，一定過關。

因此，把自己撐起個樣子，體面、咬牙不低頭，是自小耳濡目染的結果。作苦工、耐操、不埋怨，一種硬撐的硬頸精神，跟我的出生絕對脫不了關係。我某種撐著的任性力量，面對寂寞、面對挫折的能力，應該始於我的家庭，我的過去。然後，爲了要得到社會獎賞（Social Reward），為了要奪回尊嚴、要掙脫自卑、努力往上。感謝我的勞動父母，給了我這個質地，讓我在這一路上雖然遭遇崎嶇，但仍有力量匍匐前進。

「實踐」！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不斷蓄積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
我的政治啟蒙很早，這應該歸功於我父親以及國民黨一元化的教化。父親是那種國民黨非主流派的草根群眾，記得國中時他就常在我們面前罵陳年國代的事，我十分忠黨愛國，覺得國家該要改革，而不是革命，萬惡共匪是該清除的對象，「寒流」 是當時我最愛看的電視；我從小就是個行動派，我小時後的志願，是想當老師、女兵、情報人員，因為那樣才可以真正幫助社會，我愛讀名人傳記，從中找尋激勵與目標。

我蓄積主體意識的行動，始自高三。當時的我，充滿壯志情懷，這壯志合理化了我對升學制度的抵制行動；我考試開始作弊，並拒絕填鴨教育與聯考，被壓制的緊箍生命，因著對聯考後自由的想像與渴望，迫切地向校園外尋求路徑。當時拜訪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創辦人曹慶，他說的「意義人生」深深鼓舞了我，我想我找到了！於是，選填大學志願，我只填社會工作學系，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是真正助人的志業。

隨著進入大學，體制內社會工作的教育讓我深深失望，當時社工號稱「專業」正在萌芽，社工專協也正孕育而起。一片專業化的呼聲之中，學術社工讓我看不出有何具體協助的成效與感動；我不理解憑什麼是專業，我看見「社工其實是踏著案主的血跡前進」 。於是，我拼命向外探究我那「具體的實踐」；到育仁兒童中心實習對過動兒服務、到世界展望會當義工、到伊甸基金會幫忙寫抗議布條（身障的就業歧視）、參加義務張老師訓練。義張訓練，則加深了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失望，當時義張所謂「社會適應」的取向，更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不解的痛苦；一次接案時，我無法隨著督導所說，要一位承受龐大經濟壓力的失業媽媽去「適應」她的失業，極度難過的我，決定退出了第三階段的義張訓練。

一切內外在的風起雲湧，都發生在1990年。

我的大學生涯，一如自己的規劃，大一大二搞好社會工作本系，大三再開始參加社團活動。大三的我，在焯炤館三樓右手側的國民黨社「輔仁學社」以及左邊的「草原文學社」中抉擇。社會實踐，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懵懂的我進入了「異議性社團」。「人間雜誌」與宋澤萊的鄉土系列小說，是當時社團的必備讀本，它們吸引著我，心底弱勢情感被召喚，雖然「抗爭」是遙遠的，對台灣社會現實理解薄弱，更從未聽過「街頭運動」。這段社團經驗，讓我開了新的視窗。野百合學運與台南將軍溪的田野下鄉行動，還有漁權會去台南縣政府的抗議行動，提供了一個豐沛又迥異於我原有意識型態的田野，大大衝擊了我的世界。

野百合學運可能是二次大戰之後，規模最大、最直接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運動，野百合學運畢竟不是校園組織動員的實力表現，事後作為學運份子「眷屬」的我，對於野百合學運帶給當時男友的衝擊與挫折，似懂非懂。我只插花般去過廣場，它對我影響遠不及下鄉營隊。記得當時的我，幾乎是連滾帶逃，逃離了台灣將軍溪的學生營隊。在當時，太多訊息衝進了我這個被馴化的腦袋。字正腔圓的國語優勢，在那短短一年之中竟成為我的自卑；捧著醃黃瓜飯碗的阿婆，使我難以相信台灣的鄉村仍有人就這麼過了一餐；文質彬彬的營隊學長 在公聽會上嘶吼的斥責官員，他的滿懷憤怒使我訝異；更不用說，眼見那工廠的黃毒廢水侵噬了綠油油農田的污染事實。

然而，年輕熱情、對社會實踐的動力，讓我並未真正逃離，卻始終無法解答心中太多的疑惑，記得在一場民學聯 的讀書會上，我將這個認識論的問題丟給學長，追問甚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顯然對於我腦袋中的各種衝擊，無從理解整理，在沒有得到解答下，啟動了我接下來近二十年的探究。我覺得要親自去找答案。大四，回到系上，我開始與老師組成「基進社工」讀書會，在系刊發表了「蛻變中的社工圖像--我的社工反省」，眼向鉅視面的社工，我選擇考台大與中正的社工研究所。同時，因緣際會，有幸與鄭村棋夏林清創辦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接觸，讓我有機會面對田野中充斥與以往迥異的認識經驗，繼續有探究的行動。

我是個不安於室、頑固勞動的孩子，不斷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也許是一種方式，是一種人生哲學，它讓我因此不斷蓄積了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放棄了就讀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選擇在崎嶇彎延的運動道路上，修正又前進。也讓不時處於固步自封的象牙塔，自戀自艾的我，得以透過行動，探頭出走。從哪裡探究起，是一個重要的因緣，我的出身導引了我進入了勞動領域，萌生的階級弱勢情感，不自覺的把自己丟入了階級的社會學習場。

無以明狀的對弱勢的社會情感
國中二年級，無意瞥見公車窗外一位推車檢破爛的老伯伯，想到他沿街撿拾的辛苦，以及怎麼「落」到這步田地的慘況，心生疼惜，不禁悄悄地掉下眼淚。當時，不理解自己心中湧上的難過是什麼。

家中常常往來與爸爸同是底層外省人的叔叔伯伯，他們都隻身孤伶，看著他們的背影，戰亂硬生生的拆離他們與家的聯繫，政治的無情，我常常心生疼惜。

媽媽因為是家族中唯一到台北謀生的客家女兒，於是，我們板橋家成為家族成員或因求學、或因家暴、或是北上謀職…..的驛站。我家收容過被丈夫打的二表姐與三表姊、考上一女中的堂表姐、撐起大舅家在台北謀職的大表姐，甚至外婆因為和舅舅吵架，也曾氣得離家出走跑上台北來住一陣子。家裡像個社會小縮影，駐留著這些因衝突擠壓、掙個空間轉換來去的親戚。那是一種對弱勢底層的情感嗎？年少易感的情緒，也許有著多重的情感投射，也許包裝著自己不確定的恐懼，或是類比的處境而有疼惜的連結。當時的我似懂非懂地看見複雜的衝突關係，生嫩的情感悄悄孕生，不過當時的情緒是矛盾的，又想掙脫窮苦低階、又有疼惜，順著主流教育階梯，抓住眼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讀好書、取得好工作。

聯考後，隨母親在外銷成衣廠工作，當超時加班成為常態，疲累不堪的勞動，壓的我整個世界灰濛濛的，回到家只想倒頭就睡，一個月勞動下來，我的薪水卻只有7500元。這段經驗讓我體悟到「勞動家庭的現實」，學校教育的父慈子孝的場景，對我終究是虛幻。工廠勞動把我拉回父母的現實、我家的現實，我萌生理解也有貼近的情感。我重新認識了勞動階級的父母，勞動強度擠壓了家庭內的親子關係，他們不懂怎麼貼近孩子、或與孩子溝通，這是他們的困難。底層家庭的維生，無他，只有靠勞動；在我家、在工會幹部家、在遷移移民/工身上，我都看見在勞動中掙扎的刻痕，烙印深深。我有情感。

基隆基層工會秘書的投身涉入，帶給我畢生難忘的啟蒙與真正社會化的經驗。幹部生活的照顧與陪伴，一方面滿足生活情感需要、一方面也滿足我的探究。我曾經氣憤幹部不上位置、推託責任、憤怒於工會領導頭人的攬權獨大，這些都在組織工作者彼此協助的團隊中，被支持、釐清與挑戰。工會會員與幹部帶給我的親身示範與啟蒙，讓我加速社會化，組織工作者的彼此協作，也磨鍊了我與基層群眾協同工作的組織基本工夫。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看見了結構的壓迫，也看見了人在其中的無奈無力。1994年台聯抗爭，我曾哭著痛斥幹部無法撐過資方壓力的龜縮；1998年擎揚關廠，我怒斥勞委會強制送負債的移工返菲，而潸然淚下；也曾怒斥抗爭移工，太快樂的「失序表演」；1999年，在九一一大地震往生者的追悼會場、2001年，陪一名性侵個案到警局報案，卻遭到警方官官相護吃案的威脅、2003年，為染煞往生的三名印勞追悼會，我都不禁流淚。一向討厭掉淚的我，是真的忍不住了，讓內縮的、複雜的、有委屈、被壓迫的情感，隨著眼淚湧出。

我的周圍還有許多失志的、失業的、稀微的、看不到發展成就的中年男性，他們往往有著強烈懷才不遇的情結，社會給的條件不夠，他們掙扎著使用身上所有的資糧討生活，維持一個應有的「樣子」。用酗酒來掩飾沮喪失志的情緒，用埋怨、指責甚至暴力，來發洩心中難以化解的積鬱。面子與尊嚴，往往變成他們營造自我形象的底牌。他們是是工會幹部、是我的勞工局中高齡的工作夥伴、他們是移工、他們是國際家庭的台灣老公、他也是我的黑手男友。

義大利的底層外國人經驗，加上孤身在外的寂寞，與兩位義大利男友的情愛關係，讓我重看自己情愛關係的中產階級式的想像。返國後，迅速決定投入與黑手男友的情感關係，表面上我與他的高低階級差異，在各自現實家庭背景中卻是另一回事，差異中還涵蘊著差異，突然發覺「階級差異」，原來不是那麼簡單可以一筆詮釋的。他喝酒、甚至會每天喝酒，多年來與基層群眾的打滾經驗，我理解他得用這種方式才能跟人講話與放鬆。與他的關係是我另一個社會學習的現場，多次在衝突與眼淚中來回，面對他的限制與我的修正，增厚我對人類行為理解的能耐。

實踐知識領我學習前進
十八年的社運實踐，是跟著進入夏林清、鄭村棋訓練組織工作者的工作團隊
一路走著，讓自己的世界觀被拆解，看見勞動者、磨掉知識份子身段、認同階級分析、也進入認識台灣社會運動社群和脈絡。這一路，在同志互為砥礪指正的團隊中，小心料理安頓工人幹部的情緒與彼此關係，以穿越其中關係發揮作用，協助幹部上位，幫著工人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組織與主體；並一起在勞資對抗的戰役中，鬥爭，抵抗分化。並且努力讓自己成為一路在側、見縫插針的組織工作者。

我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行動實踐思考過程與工作歷程，請參閱我於2002年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八期所發表的文章「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以台北市的外勞行政、文化實踐為例」。而另一篇發表於應用心理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的「從他眾到我眾---我的外勞經驗」一文，文中我特別稱台北市的家務勞動者為浮游群落，透過所接觸的各種個案，掲露在台灣不同外勞群聚的社會處境，複雜的勞僱關係與盤算，以及外勞的自我想望與行動；同時紀錄作為一個外勞工作實踐者的行動實踐思考分析，以及對於筆者生命課題的衝擊影響。

實踐歷程與認識的轉化，是透過實作經驗得來，無以比擬的「實踐知識」。這樣的知識學習，讓我發生莫大的探究興趣，而願意不斷地走下去，我想，真的沒有別的志業，可以像運動者一樣，必須要拆解人的問題，看懂人的姿態，見微知著、抽肋拔絲、區辨社會叢雜的差異結構，寫新聞稿、主持群眾大會、進入法律爭議協調、跟政治人物過招，種種能耐，逼著自己八班武藝，都要學習。

尤其返國後我的督導經驗，讓我學習到：「承擔」是要看見與辨識人的在地脈絡與生命現象，才能真正讓自己有感情卻不情緒化反彈壓迫到自己身上的承接。這一種在地脈絡與生命現象，必須要有細緻的分析與認識，這種理解，對我而言是最難能可貴的「看見」。有了這種理解，彷彿讓一向埋頭苦幹的自己鬆了些，這個開竅恰恰發生在我的親密關係以及與國際家庭合作的方案中，那累積了眼淚，不斷來回衝撞，所成就的。

「理解」之外，工作關係中的督導以及親密關係所無法逃避的「改變」議題出現了，尤其在一次次改變不了對方的痛苦裡，身陷在情緒中而苦思不解。這經歷迫我重新思考改變是什麼？怎麼是有效的改變？我又爲什麼改變不了對方？我又為什麼要改變對方？我發現，原來「改變」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區分事實」以及關於「事實的前提」。對於人的狀況沒有適當的理解，我無法區分「是什麼」或「發生了什麼」，對於「事實的前提」又有自己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的判斷，那麼自己的督導行動就會先受囿於自己的「前提」假設，而採取可能無效的引導了。這一連串的看見，讓我對於人對於社會現實的認識更具有「開放」探究的能力，以及磨練對於關係中差異的含納。而這樣的「開放」也使得在「帶人」的行動上，比較不會有那麼擾人的情緒與無法理解的困惑，也有助於互動過程中行動邏輯的覺察辨認。

疲累與挫折的避風港：
從群眾、三溫暖、早起規律生活、量力而為的哲學得到力量

我習慣回到群眾中，藉以療癒挫折、尋找出路，是一種情感支持、也是一種工作方法。從與群眾工作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用處與價值，從中得到激勵與前進的力量，我屢試不爽。

2002年底，我被一位解雇的工作者黑函告發，那對我在市府三年咬牙拼命工作是很大的打擊，我身心俱疲。看了場自己最愛的電影「教父」，隔日硬拖著自己，去了北部移工最大集散地：聖多福教堂，問候的群眾以及隨之而來各式勞工問題提問。讓我不禁振作起來，看見群眾的需要，看見自己的作用，我無法讓自己逃避。

2006年，回到台灣的我，看見在台灣與越南兩個不同社會脈絡下，綿密錯綜的家庭結構硬生生地扣在一對對國際家庭中，一對對外籍姐妹與台灣老公在語言不通的家庭關係中，慢慢學習相處與對話，衝突、緊張、爭吵、辯嘴，或素樸的扶持，在在都是眼前再清晰不過的「教案」；它往往使我回觀到自己的親密關係，給我力量與看見與黑手男友的差異與學習互容。我常常想，他們都可以互相包容了，我為何不行？

勞動家庭早起規律的生活習慣，三十多年來一直導引著我的生活。高中到台北市念書，天微亮，我總是坐第一班車上學，六點四十分到校，三年未改。旅居義大利期間，不分寒暑，維持每天六點多起床到公園運動，整個修道院都對我佩服。我的早起，讓我透過運動，抽空思考並對於我身心靈的狀況，有極佳的調節作用。記得任職台北市政府期間，幾乎全年無休，每週六晚開完團體會議之後，我會選擇去三溫暖，泡澡放鬆，然後好好睡上一覺，隔日一早再去中山北路教堂繼續工作；每隔二個月，我全身酸痛，我會去找人按摩。這是我很重要的休息方式，我無法用大睡來解決疲累，我更無法熬夜，可是找個地方喝杯咖啡、運動，有時胡思亂想、有時淚流滿面，讓自己安靜獨處，爬梳，是我會給自己的一個空間。

2008年，接觸到社區大學的刮手療理課程。彭師傅，邊刮我的手，邊嘟囊著我的一條任性線，他要我，凡事要量力而為，不要任性。好個「量力而為」，彷如暮鼓晨鐘。當時的我，還正耽溺在返國融合（Reintegration）的痛苦之中。這樣的哲學，無獨有爾，我的黑手男友，也總以「認了」來表達他對事物無法控制的態度，甚至對於我們情感關係的斷裂、他工會選舉的失利，也是如此。對他而言，中年男子的選擇不多了，「認受」是一種出路，是一種安置自己挫折情緒的方式。

於是，盡力而為之後的量力而為，成為我安置自己不滿、不甘情緒的哲學。

運動＋勞動：期待養成處處在場的能耐
我一路嵌卡在弱勢者的社會處境，放置自己在翻轉壓迫體制的工作位置中，在鄭村棋、夏林清老師的帶領下，一步步摸索出行動研究是實踐探究的法門。勞動家庭培育的質地、親身手工實作的信念、社會規訓養成的能耐、九○年代狂飆的社運都提供了豐沛的沃土，讓我的勞動習慣巧妙的接上了我十八年的「運動勞動」。

我人生前二十年的長成，可能助我發展成為體制內向上發展的樣板；然而，這前二十年的養成，卻巧妙地在我選擇社運路線後，接續作用，並且轉化為自己得以在社運中撐住自己的基盤力量。接著，運動中的集體改造，對我產生莫大的支持與學習，意義化了自己的行動，卻也帶來身心莫大的壓力與痛苦。每一次進行到深夜的討論中，我總是因著過去習於遵循社會規訓，壓抑自己，讓我撐住，不閉眼。習慣性的吃苦耐勞，我對基層工作沒太多不耐，靠著信念與追尋突破的欲求，撐下去；遇到挫折想轉頭時，也是那種苦幹精神以及對弱勢的情感，緊拉著自己不要脫隊。實在困頓了，便往休閒、運動裡鑽，近年來也依賴一些身體按摩作為方式，爭取休息轉換出路。

一路實踐走來的體認，認識到「實踐知識」的重要，也深覺對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與社會原有政經體系與歷史文化機制巧妙結合運行方式的辨析，是這條道路上重要的資產與認識。回視反觀，幸運的自己，有機會出國被歧視、當黑工被鍛鍊、有機會看見制度與時代脈絡如何層層疊附在人們的身上，有機會看見底層人民在壓迫結構下匍匐求生與配偶、同伴拉扯前進，那不為人知，卻激勵感人的生存力道。

現在的我，悄然發現，不論是我的親密關係（我與黑手男友）、我的工作（我與同志、與移工、移民）、我的家庭（我與父母、與弟弟）、我的公寓宿舍（與我的室友），都是一個個運動場域，蘊含著社會系統與經驗層次交相作用的力道痕跡。從無意識到意識，我希望持續探究社會變革取徑的個人與群體實踐方法之間的關連性，在每一個運動場域中，扮演一個真實負責的自己，區辨差異結構，養成一個處處在場的能耐。

運動十八年，還要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