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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12,2013

墮胎與殺女嬰

兩三百年前,即台灣在移民初期,最缺的是女人,因為當時法令規定,不准攜眷過台;但到晚期解禁後,女人已漸漸滿足此地男人的需求。約到一百多年前吧,反而有供過於求的現象,然後一如傳統的中國社會,也形成了重男輕女的觀女;接踵而來的,又有許多跟婦女有關的社會問題發生,我們所習知的,如養女與娼妓問題即是;但其中還有一個極少人談的女性災難,就是「殺女嬰」的問

題。

「殺女嬰」的原因,並不完全由於貧窮、無力扶養;還有剛才說的,由於女性人口太多,和重男輕女的觀念作崇。另據必麒麟的「老台灣」一書說,又有個實際上的難題存在,就是怕她們長大後沒法找到丈夫;認為與其等將來賣給人家當婢女,過著非人的生活,不如一出生就殺了,讓她早日轉世投胎來得幸福。「殺女嬰」的方法,有扼死和溺斃兩種;或由產婦親自動手,或請接生婆代勞。

 

救嬰運動與「一文緣」

幹這種事,當然令人有傷天害理的感覺,所以有識之士期期以為不可,力加勸阻;並且發起救嬰運動,設置「一文緣」基金,成立「育嬰堂」。安平縣雜記有詳細的記載,說:

「台南鄉婦常有溺女事,一生女孩,翁姑不喜,氣迫於心,而溺女於水。故郡內紳商有好生之心,聞有此事,不忍坐視,公捐『一文緣』金,置買田產、房屋生息,共設『育嬰室』於郡城。凡有鄉婦生女不養,准投堂送入。堂設董事,日收女孩,付發乳母培養,每月給金一圓。乳養數月,俾愛女者到堂選取,回家撫養,為子、為媳聽其自便。因是,而溺女之事始息,此樂善不倦之所為也。」

按安平縣,清初叫台灣縣,在今台南一帶。我覺得這個「救嬰運動」大有意義。意義之一這是民間發自良知,自動自發做的好事,跟官府無涉,這豈不證明台灣老百姓,也有自動行善的良好傳統嗎?意義之二:顧名思義,「一文緣」就是參加者各捐一文錢,這恐怕跟楊傳廣在一、廿年前提倡的「一人一元運動」差不多吧;而就靠著眾人一心一德,結果聚少成多,眾志成城,竟買了田產,蓋了房屋,雇了奶媽,把「育嬰堂」辦得有聲有色,這豈不證明台灣老百姓也懂得「團結就是力量」,而且辦事很有條理、很有水準嗎?意義之三:居然由大家的努力,溺女殺嬰的怪事,從此成為歷史名詞,這豈不又證明台灣老百姓自個兒解決社會問題,也有成功的經驗嗎?

 

獲得支持的「墮胎合法化」

好了,回頭看現在。據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所長孫得雄先生推算,台灣已婚婦女每年墮胎案例約在二十萬個以上(七三、四、二二中華日報);而衛生署許子秋署長則估計在四十萬個以上(七三、四、一九中華日報),後者當把未婚婦計算在內。換句話說,台灣每年約有四十萬個胎兒被「非法殺死」--法律規墮胎是違法的。現在當局提出解決的辦法,不是遏止這種非法墮胎的趨勢,而是要把「非法行為」合法化;就是說,以後每年殺死四十萬個胎兒,變成合法了,而既成「合法」,就不再是一項法律問題或社會問題。這種「殺人合法化」運動,已經獲得廣泛的支持;完成立法手續,只是時間問題。支持這項立法案所提的理由很多,包括:「台灣人口密度已居世界第二」、「基於人道安全」、「墮胎合法化,已成世界性趨勢」、「我們忍心看每年那麼多的母親在密醫那裡,受到死亡的威脅嗎」、「即使上帝也會原諒這些不幸遭遇而選擇墮胎的人」……。天主教不准墮胎,不光是因為教義,而是另有苦衷。依天主教規定,神父與修女不淮結婚,也就是不准有性生活……, 連帶也就必須反對墮胎」;即反對最激烈,也最有信譽的天主教,都遭到這種侮辱和誣衊,現在要有再找出反對的聲音,真是談何容易!

 

胎兒與嬰兒的分別在那裏?

我當然認為正常的胎兒,不僅是生命的發靭,並且它本身就是真實的生命,而凡是生命都是上帝所造的,除非有醫學上的必要,任何人都沒有決定毀損或動手毀損的權利,所以我反對非法墮胎,也反對合法墮胎。我認為維護胎兒生命,讓它順利成長,然後瓜熟蒂落,欣然降臨人間,不僅是符合聖經「尊重生命」、「不可殺人」的教訓,事實上也才是真正的所謂「人道」;法律必須保障其生存權,而不是置之於不顧,任令摧殘。一個婦女、一個家庭或一個社會,如果能夠認識生命的價值,並加以寶愛,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財富;相反地,如果對生命的價值認識不清,以致輕賤生命,毀損生命,它本身便是最大的無知、敗德、墮落和罪惡。坦白說 ,這樣的婦女、家庭或社會,它本身就已經發生了危機。我們平日看嬰兒或兒童意外死亡,不管是誰家的,都會十分傷痛,而現在法律賦予為人父母者,有權決定處理掉胎兒的生命;以救人為天職的醫生,又准予成為殺人的劊子手,人們毫無憐恤地這樣對付沒有抵抗能 力的胎兒,我們能說這樣的父母,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社會有希望嗎?似乎人們認為嬰兒與胎兒有別,但這區別在那裡呢?是嬰兒有啼聲,而胎兒沒有嗎?是嬰兒能滾動可愛的的眼珠,和踢出有力的雙腿,而胎兒沒有嗎?是嬰兒看得見,而胎兒看不見嗎?假如是這樣,胎兒只有更須保護的理由,而不是因此得到應予殺害的結論。上帝造幾百萬種植物的種子,不是都用堅硬的外殼來保護它裡面的胚芽嗎?那麼貴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為甚麼要把魔掌伸進自已的子宮呢?我在聖經裡面,似乎找不到「墮胎」這個字眼,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提到人類的罪過,它寫著不義 、邪惡、貪婪、毒行、嫉妒、兇殺、爭鬥、詭詐、陰謀、造謠、毀謗、傲慢、自誇、不孝……,甚至還提到同性戀,但沒有提到「墮胎」;並非「墮胎」不是人類的罪過,而是這個罪過 在當時沒有,是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啊。人類竟沉淪到這個地步!

 

加強肯定生命價值

台灣在壞事方面都學得很快,如仿冒是世界第一,過去曾提到離婚率也是世界第一,而目前每年的「非法墮胎」,和將來法案通過後的「合法墮胎」,恐怕也將是世界第一吧!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我們要反對「墮胎合法化」實在已經無能為力了。況且所謂立法程序,就是決定於多數決,只要多數委員舉手贊成,三讀通過,法案就成立了;現在迫於形勢,那有不知「輕重」的委員疾聲反對呢?縱然有,也是曲高和寡獨木難支了。再說,所謂民意代表,是從一個社會中選出來的代表,而一個墮落的社會,也只能選出墮落的代表,和反映出一個墮落社會的民意,所以像這樣一個每年有四十萬個墮胎案例的墮落社會,自然有足夠的墮落代表,來支持這種墮落社會,自然有足夠的墮落代表,來支持這墮落社會的法律。那麼宗教界和有識之士怎麼辦呢?我想只有繼續加強生命價值的肯定,即更熱情地鼓吹「不殺人」、「勿殺生」的生命真理;並且再回顧一下歷史,從祖先的成功經驗中,取得教訓和信心,就是如前面說的,也設置現代的「一文緣」基金,成立可容納每年四十萬個嬰兒的「育嬰室」。祖先能做的,我們也能做;祖先能團結,我們也能團結;而最重要的,我們祖先有「好生之心」,我們同樣要有。雖然我們處在廿世紀人慾橫流的世界舞台上,複雜性已非昔日單純的農業社會所可比擬,可是我們必須闡揚和承續這種獨特的優良傳統。如果我們的社會條件改善,有足夠的「未婚媽媽之家」、「公眾育嬰室」和種種充裕的急難基金,我不相信會有那麼多婦女選擇「墮胎」一途。

 

編者按:本篇係作者個人之見的,不代表本社立場。

劉峯松即將出獄

因觸犯選罷法而被判刑入牢的劉峯松即將出獄。

劉峯松是一九八○年春天入獄的,獄中,劉峯松以讀書、寫作、研究聖經為獄中生活的主要內容,前陣子,劉峯松因胃出血被送到桃園醫院急診,現在已大致穩定;病癒後,劉峯松依舊拿起筆來,寫下這篇名為「墮胎與殺女嬰」的精彩佳作。

(73年7月5日 第32期 關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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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推翻了巴爾敦先生

    一、英籍自來水專家對台功不可沒

日據時期台北市共有十三座銅像 ── 比現在少得多,這些人都是日人台灣統治上的「功勞者」,其中十一個是日本人,兩個是外國人。以這兩個外國人最引人注目,他們是法籍宣教師福里和英籍自來水專家巴爾敦(W.K  Burton)。宣教師福里也是植物採集家,兩度來台,對台灣學術界具有貢獻,因為客死異鄉,所以日人塑像紀念他。巴爾敦在明治廿年(一八八七)應聘為東京工科大學講師兼內務省技師,因受知於當時在內務省任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就在明治廿九年(一八九六)來台,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而後藤新平也在明治卅一年(一八九七)出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巴爾敦在台從事衛生工程的調查與規劃,尤其對台北市上下水道的奠基,功不可沒;因為客死異鄉,所以日人又塑像紀念他。

    巴爾敦先生其人,是值得一提的。

 

    二、街道汙穢  人畜同棲

    一八七二年訪問艋舺的馬偕博士,曾在日記寫著:「你那汙穢的街道,顯示著道德的腐敗;你那卑微的房屋,表示你在上帝面前的卑賤,艋舺啊!你自悔罷,你這邪惡的城市!」(見台灣遙寄)可見當時台北的街道狹窄而髒亂。但到一八七五年台北設府築城後,城內廣建房舍,街道寬敞;路旁有水溝,污水排於城濠,環境似乎稍見改善。而一八八四年劉銘傳來台後,推動地方建設不遺餘力,如在城內設有清理街道局,致力整飭環境衛生,原來髒亂的現象,又大有改善。

    可是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後,以他們的標準,卻認為台北市衛生環境一蹋糊塗,不堪入目。他們說水溝無法排水,狹窄的街道上常見雜物堆積、汙水漫流,以致蚊蠅叢生、惡臭四溢。他們又說,放飼的雞鴨豬犬及牠們的糞便,滿街可見,這種呈現著人畜同棲的原始景觀,令人作噁,尤其以人口密集的艋舺(萬華)、大稻埕(大同等里),最為嚴重。

    在飲水方面,除鑿井汲取外,一部分還飲用河水或池水,遇到時疫流行時,由於水質不潔,就迅速擴散,一發不可收拾,這種落後的情況,使日人大感頭痛。他們生活上,必須仰靠從基隆、淡水兩港,輸入清水;但緩不濟急,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日人據台後,第一件建設上的要務,就是趕快改善上下水道,解決飲水與排水問題。

 

    三、翻山越嶺  尋覓水源

    巴爾敦來台的前一年,專程到上海、香港、華南及新加坡考察衛生工程;而來台後,又首先巡迴全台瞭解各地衛生狀況,然後不辭辛勞地在台北四郊翻山越嶺,勘察地形、尋覓水源,最後深入新店溪上游「蕃界」的榛莽之地,才終於找到,然後據以規劃台北市的上下水道系統。

    在下水道方面,當時援新加坡之例,採用「明溝」,而不設「暗渠」,除加深城濠,導雨水於北門,然後排入淡水河外,又改築城內的府後街(今懷寧街)、府前街(今館前街)及北門街(今博愛路)等下水溝,使城內居民免於水患之苦。另外在城外壕溝中裝置匣門、調節水量,使台北市初步有較完整的下水道系統。

    在上水道方面,當時居民以鑿井取水為主,雖不方便,但要一時改為自來水,因工程費浩大,縱已找好水源、又有妥善設計,仍然遲遲無法動工。一直到明治四十年(一九○七)四月,帝國議會通過預算一百八十餘萬元,才著手興築。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四月一日開始給水,即這一天台北市開始有自來水,同年七月完工,水源地落成。巴爾敦取新店溪上游的水,是有眼光的。當時台北市人口雖然只有十來萬,但他已看出台北盆地未來的發展,因此非開發可供數十萬人飲用的水源不可。後來果然以其原有基礎,不斷擴充工事,終能使台北市民天天有水可喝。至於全島各地自來水的架設,也大多仿自台北市。可見日人紀念巴爾敦先生,是有道理的。

 

    四、第一個為建設台灣而死的英國人

    但巴爾敦先生的可貴,倒不在給台北市規劃飲水與排水系統,讓市民有水喝、免於水患而已,更可貴的是,他為台北市民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

    根據文獻紀錄,他經常冒著褥暑霪雨,到山區履勘和尋覓,幾乎台北盆地周圍的群山,他都一一攀登。但由於工作勞累、水土不服,來台不到三年,竟不幸罹病而逝。大部分文獻都說他客死台灣,時為明治卅二年(一八八九)八月六日;但也有說他罹病後返回日本,而客死東瀛的,日期為同年八月五日。

    通說認為他因水土不服、罹瘴癘──風土病而死,但民間另有傳聞,認為他是爬山涉水時,不慎被毒蛇咬傷,不治而死。這個傳聞也很合理。不管是死於瘴癘,還是死於毒蛇,大家都一致承認他為工作而死,為讓台北市民有水喝而死,為建設現代化台灣而死!而且他是英國人,是第一個英國人為台灣而死!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個為台灣而死的英國人了。

 

    五、台灣人當知感恩

    巴爾敦先生有一個助手,即擔任總督府技師的濱野彌四郎,他常追隨他到山區工作,對他瞭解最深、也最佩服,他死後,濱野即倡議為他立像紀念,果然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台北市水源地就立了他的一座胸像。塑像的目的,全然是為了表揚他的犧牲精神,讓後人飲「水」思源,不忘其勛績而已,可是一九四五年戰後,國民黨政府為「清除日人遺毒」,竟下令把所有的塑像全部毀棄,即連巴爾敦先生的胸像也不例外。其實,巴爾敦先生只給我們「遺澤」,那有給我們「遺毒」啊!國民黨政府不知在搞什麼,令人費解。不過筆者寄語於台灣同胞,如果我們不講是非、不知感恩,我們是對不起巴爾敦先生的,並且將會陸續失去朋友,更形孤立。

    為了不讓我們成為忘恩負義的民族,請今年八月六日來紀念巴爾敦先生逝世八十七周年吧。

 

(1986年7月出版關懷)

 

新約教會譴責國民黨的信仰迫害

    新約教會張明法牧師來電表示雖然教友在法庭拒絕答辯,但對法院起訴書完全不符事實的誣陷必須提出事實說明,以讓關心人士明白實情:於十二月七日下午三點半海外「朝聖團」抵達機場,我們全台灣代表性的聖徒,大約共有三百餘位到機場接機,一直到晚上十點五十多位馬來亞的信徒不見人影,以常理來說我們焦急這是很自然的反應,於是派二位代表找航空單位交涉,有一位督察長滿口答應,十分鐘以後給我們答覆,過了二十分鐘調來大約二百多位警察,那位督察長一直不見面了,十分鐘以後給我們答覆只是騙局。是晚十二時航空單位告訴我們所有信徒晚上十一時已送回香港;次日八號八時我們接到香港電話,才知道事態非常嚴重,因有二十多位信徒被警察毒打成為內外重傷,十多位已送醫院,在台灣仍有海外信徒四十多位其中有的聽說毒打了她的父親、有的聽說打了他的母親、有的聽說打了她的兒子……。大家不約而同就去找警察論理「昨晚你們為什麼毒打我們的家人?」其中一位女警察就用警棍打信徒,接著就把我們四位信徒抓進航空局將他們打的死去活來。試問,警察公然集體毒打信徒又非法逐出朝聖團,難道不要負法律責任嗎?更有甚者,還透過法院判我們五月徒刑;今天台灣司法凡是有關政治案件司法配合情治單位奉命判罪,司法變成暴君暴政的工具,實是國民黨的恥辱,更是百姓的悲哀,但國民黨在台灣所製造的冤案和留下惡果必要付出極大而可怕的代價。

    接著,五月十日新約教徒再度返回錫安山,又遭到四百多名軍警憲特困堵、毆打,多名教徒受傷,此舉又激起海外新約教徒展開連串抗議、示威行動。

 

 

(1986年 7月出版 50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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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斷祖國臍帶 共創台灣前途──「台灣民族」概念的探討

  在台灣談民族主義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不過這是很不容易談的。

 

  人種實驗林

  如以語言、血統、宗教、風俗習慣等作為區別民族的標準,台灣自古以來便有許多「民族」,即以原住民來說,他們至少就有九個民族以上。另外,依來台順序看,又有福佬人、客家人、福州人,而在一九四九年後,大陸各省的人都來了,其中有滿、回、藏、苗等等民族,人類學家就說台灣是個人種的實驗林。不過這些不同的民族,住在這蕞爾小島上,並非個別存在、老死不相往來;相反地,他們互相通婚,而且共同生活在一起,這種情形,有的已歷經好幾個世紀了。由於時序推移,現在各「民族」的語言、血統、宗教、風俗習慣等等,都已發生若干變化。先談語言,以福佬話來說,裡面就夾雜不少「番語」,如「虱目魚」是;也有夾雜回語,如「烏魯木齊」是,現在更有許多「台灣國語」。

 

  血統、文化融合

  彰化縣的永靖、員林、大村、埔心一帶,原來有許多客家人,但後來都變成「福佬客」,他們已經好幾代不會講客家話。彰化縣原來有兩個平埔族,一為巴布薩族(Baduza),一為洪雅族(Hoanya),但兩個族已經被同化,語言也消失了,彰化秀水有一個「陝西村」,最近考證出來,他們是陝西人的後裔,在台灣已住數百年,但他們現在只能講福佬話。其次談血統,早期福佬人或客家人,娶原住民婦女的很多,他們的子女稱為「土生仔」;福佬人與客家人之間,也有頻繁的通婚關係;早期歷史中的許多平埔族,咸信有幾十萬人,都被同化了。據說十六、七世紀,也有白人水手漂到台灣,後來跟原住民結婚的。日治時代,台日通婚的情形,更不在少數。至於現在各籍各族的外省人,娶原住民、客家人或福佬人為妻的,非常普遍。可見我們現在很難說,誰的血統純正,誰的血統不純正。再以宗教信仰來說,也越來越混淆難分,如「三山國王廟」原來是客家人拜的,但現在福佬人也拜;艋舺「龍山寺」原是晉江、南安、惠安三縣的人拜的,但現在各地的佛教徒都來拜。而在基督教傳入以後,一家人中有信傳統宗教的,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天主教的,顯得相當有趣。

  最後以風俗習慣來看,在飲食方面,現在一般人也吃粟餅、芋頭,並不限於原住民;一般人也吃燒餅油條,又不限於山東人。在服裝方面,除非表演,否則看不出各籍、各族有何不同之處。在歷史繼續演變下,各「民族」的文化特性,越來越不明顯,各「民族」的區分,也越來越困難。有這些情形,在這裡談大中國主義,非常不切實際;而談以福佬人或原住民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也沒什麼意義。不外都是意氣用事、意氣之爭。

  台灣有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前被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及日本統治過,可以說也注入了東洋與西洋文化,絕非只有土著文化或中國文化,對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台灣又只是一個島而已,在有限的空間裡,大家一同呼吸、一同作息,又面臨同樣的命運,遲早都會產生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意識、共同的血緣、共同的文化,並發展成一個新的民族,然後致力於共同幸福的締造,如進行民主化運動,或如長老會所倡的「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台灣人」飽受威脅

  台灣全體住民原有可以擁有這個美景,但有許多障礙,頭一個是中共。他們居然在他們的憲法上,把台灣視為領土,非「解放」不可。由於台灣與大陸相距太近,於是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威脅,國民黨和一部分台灣人民都不敢談「台灣民族」、「民族自決」或「台灣獨立」。如果台灣離中共遠一點,沒有心理威脅,恐怕台灣早已獨立了。第二個障礙是國民黨。這個黨是台灣的執政黨,但懾於中共的淫威,不敢讓台灣獨立,已如前述;不過它自己另有說詞,強辯大陸只一時被中共「竊佔」罷了,不久就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因而也不允許「台灣民族」的概念存在,更不允許讓它發展成「民族自決」或「台灣獨立」。第三個障礙是外省人。他們人數雖不多,但佔有好位子、握有實權。他們仍眷戀著被迫離開的故鄉,而且又籠罩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中,他們抗拒「台灣民族」,不願認同這塊土地、不願做「台灣人」。第四個障礙是「本省人」。他們人數最多,對土地最富感情,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輕輕鬆鬆地就說自己是「台灣人」,他們絕大多數贊成「自決」──台灣前途由全體住民自己決定──,可是懾於國民黨的淫威,不敢觸犯懲治叛亂條例,不敢流血,所以也不敢談「台灣民族」或「台灣獨立」;要談的人就跑到國外去談。總之,這個問題目前是陷於僵局,沒有人知道如何善後、如何發展。

  如果國民黨開放民主運動,讓台灣走向民主化,台灣必然走向自決之路、獨立之路,但國民黨明白這一點,因此絕不放鬆控制,戒嚴、黨禁、報禁、法統等等,他們一定維持不變,死也不放;縱然改變,必換湯不換藥。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的人,一定要認清在國民黨統治下,民主運動確有其上限。

  有人認為時間能解決問題,這樣的僵局拖下去,有利於「台灣民族」的產生,因為第一代的外省人,終會屈服於造物主而化為汙泥的,可是縱然外省人的問題解決、國民黨的問題解決,中共的問題卻仍然存在。中共不允許讓時間拖下去,它將以各種方式加強「統戰」。只要有任何一種方式的「統一」,「台灣民族」就煙消雲散了。

 

  自決才有出路

  不可諱言的,台灣的民主運動,既然已叫出「自決」,如去年黨外中央後援會的口號是「自決救台灣」;而編聯會章程第三條又說「台灣之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那麼不管國民黨或中共高不高興,隱含「民族主義」的民主運動和自決運動,將會發展下去。黨外人士應鼓動外省人來愛台灣,坦誠相對,化除彼此的疑懼與對立,幫助他們走出歷史的夢魘,這樣將有助於共同事業、共同幸福的追求與實現。黨外人士除熱衷於選舉外,也要致力推動一種台灣新文化運動;這種新文化運動,務必使各籍各民族的人,都覺得平等而有自尊。

  台灣問題終須解決,但一定要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和平的手段來達成。

1986年10月1日  總號10   新台=政論叢書  10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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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歷史使命 與青年談四十年前台灣一大事

親愛的青年朋友:

    謝謝總會大專事工安排我參加這一次的研習,給我的題目是「台灣大事記」,一個下午我無法談歷史上的許多大事,只談四十年前發生的一件大事。這件大事,不說,你們也會猜是「二二八」。

    凡跨過兩個時代的人,他們是屬於「山谷中的一代」,我是其一。「光復」之時我四歲,即我在日治時代過了四年,然後繼續成長於另一個時代。在「光復」前逝世的,以及「光復」後出生的,都不屬於「山谷中的一代」。

    「光復」前逝世的,完全不知道有「二二八」,而「光復」後出生的,也多數不知道有「二二八」。然而屬於「山谷中的一代」,多數經歷了「二二八」,傳述它,是我們的責任。

 

一、尋找與探求真相

    「二二八」時我還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孩,不問世事,然而年歲增長後,我從親友師長中聽到「二二八」的片斷傳聞,只是這些傳聞並不足以認識「二二八」,也不足以滿足我的好奇心。

    一九七三年我到台北工作後,有機會逛舊書攤,並且陸續找到了許多關於「二二八」的書籍。不過最先映入眼簾的,卻是一些粗略的記載──「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省因台北市緝私煙稅案,發生暴動,共黨份子乘機煽動,以擴大事端。」(見大華晚報出版「台灣通覽」)。顯然這樣的記載無法滿足讀者,而且還會造成誤導。其次也找到一些官方出版的書,如「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國防部新聞局)、「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行政長官公署初編)、「台灣二二八事件紀言」(國防部史政局稿)等,但這些書罵當時的臺灣醫生、律師、仕紳、青年學生、民意代表……為「暴民」,令人難以接納。到這幾年才有機會看到「被出賣的臺灣」(喬治、柯爾著)、「台灣四百年史」(史明著)、「苦悶的臺灣」(王育德著)、「憤怒的臺灣」(莊嘉農著)……,而且又被推荐擔任「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資料組長,更注意有關史料的蒐集,才算對整個事件有較深刻的認識。

 

二、百家雜陳,各說各話

    「二二八」的討論與研究,大部分都政治化了,站甚麼立場,就說甚麼話,結果眾說紛紜,是非難明。如對事變發生的主因,請看:

    陳儀一口咬定是「潛伏奸黨死灰復燃」,所指「奸黨」,即共產黨(見台灣省二二八事件紀要);連蔣介石也附和其說──「然而,近來一些過去被日本人強送到南洋地區參與戰爭的台灣人,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徒,乘專賣局試圖管理香菸攤販,發生糾紛之際,煽動群眾。」(見其文告)

    中共官方則說,二二八是完全由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見中共在三日八日對台灣的廣播詞)

    一些沒介入事件的中國人,特別是大陸輿論界,又怎麼說呢?張琴:「台灣人民怨恨政府,部份是由於貪污政治所激成。」(見其「台灣真相」)梁辛仁說:「大權緊握在外省人手裏……,貪污舞弊不免,官僚習氣不免,行政無效率,技術尚空談,只見公文來,公文去,紙面計畫一堆,開口理論一套,實際做事卻極其低能。」(見其「我們對不起台灣」)

    一個叫喬治、柯爾(Gevoge Keer)的美國人,事件時在臺灣,又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看法,他說三月九日以後所有遍及台灣所發生的悲慘事跡,是因為「蔣介石不能忍受被日本人嘲笑」,因此採取了武力報復。

    至於台灣人自己,也有很多說法,如前高雄市長楊金虎說:「但因祖國渡台國軍警憲之作風,與日政時代作風不同,習慣不同,言語不通,與台民發生隔閡,感情距離一日增加一日,積成大眾有敢怨不敢言的不正常心理……。」(見其「七十回憶」)而逃亡日本的台獨人士王育德,卻明白地說,台灣人在當時提出「三十二條的要求」,就是要求實質上的獨立;而且他還認為「二二八」是「叛國」,他說:「叛亂如果成功,將會從高度的自治走向分離獨立,這是很自然的趨勢。」(見「苦悶的台灣」)

    以上各說,似乎都言之成理;但都有「政治立場」,有所見,也有所偏,難以盡信。

    另外,關於事件中慘死台灣人的數目,由於立場不同,答案也極不一致。如:

    國民黨一向不承認有太多的殺戮,如國防部史政局說擊斃四三人,俘獲五八五人,「自新」三○二二人;同時說軍警人員因「勘靖」而傷亡的人數,死亡九十人,傷三九七人,生死不明四十人,即官方死亡人數反比台灣人還多!

    另據台灣旅滬六團體公佈的資料指出,自三月八日到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如連傷者計算,至少在三萬人以上。

    林啟旭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則認為犧牲者在三萬到四萬人之間。

    美國人喬治、柯爾說:「我必須假定不會少於五千人,並且我有接受那較高數目的傾向,假如我們加上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以來經因參與事件為藉口而逮捕及處死的數千人,這數目可能達及經常由台灣作者所說的二萬人。」

    前省議員郭國基,曾在省議員質問警務處長,問當時台灣有十萬個空戶,這些人那裏去了?即暗示涉及二二八死亡,失蹤的人口,在十萬之譜。

    以上這些撲朔迷離、人異言殊的數字,也陷我們於困惑。

 

三、幾點觀察

    雖然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但是經歷事件的人實在太多,真相不致湮沒;而且既已發生的史實,也無法隱藏。我們對「二二八」可做下列幾點觀察:

 

    (一)殺戮極慘─不管死亡人數多寡,但殺戮之慘是史無前例的─「上了班的公務人員,個個都死在十字街頭;上了課的學生,都一批批死在學校門口;上了工的工人,都一去不復返。」(見「憤怒的台灣」)「有三十幾具還穿著學生制服的中學生屍身,每一屍身不但被割掉耳鼻,連生殖器亦被切掉。」(見「台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美國人喬治、柯爾並且說是,「國民黨政府加害於自己人民的冷酷的計畫報復」,比「南京大屠殺」還可怕!

 

    (二)嘴臉極醜─許多台灣人都痛恨陳儀,恨不得吃他的肝、啃他的骨,為甚麼呢?因為陳儀笑臉藏刀,是一個最可惡的騙子。如在三月二日他已經悄悄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調兵鎮壓,但是在三月四日卻發表談話說:「希望與民眾握手」(見三月五日台灣新生報),同時表示要採納政治改革的獻議。另一張極醜陋的嘴臉,是第四憲兵團指揮官張慕陶,他在三月八日向處理委員會提出一份聲明,說他要以生命作保證,國民政府不會對台灣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並稱讚本省人要求政治改革,甚為合理正當(見三月九日台灣新生報)。其實在三月六日蔣介石的廿一師等已經自上海、福州出發,三月八日晚上登陸基隆,同一天即展開瘋狂的大屠殺,看!這些中國官員說謊的本事有多大啊!

 

    (三)特務極多─台灣的特務控制,是從「光復」就有的,如當時的警總司令部,就專設「特務營」,人數高達六二七人,屬於「軍統」系統;另外省黨部「三青團」的整個組織,就是特務機關。上至長官公署、下至各學校或人民團體,都有特務潛伏。連丘念台都認為「特務組織有時未免超過台灣的實際需要」(見其「檢討過去希望將來」)。這些特務在事變中紛紛打入「處委會」,挑撥分化,興風作浪,使由仕紳組成的「處委會」無法做事,乃至最後一敗塗地。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耿直誠實的台灣人,實在鬥不過懷有絕技的中國特務。

 

    (四)歪曲極大─陳儀、蔣介石都把二二八的發生歸咎於共產黨,這跟現在國民黨喜歡把內政不安歸咎於「黨外人士」,「黨外人士」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完全一致。諉過於共產黨,把異己打成「共匪同路人」,是國民黨的一貫伎倆。事實上,二二八與中共風馬牛不相干,即跟台共也關聯不大。日治時代不允許共產黨存在,一九三二年政府曾檢肅台共首要分子謝雪紅等五十人,悉數捕之下獄,台共黨務完全陷於停頓。「光復」後縱然死灰復燃,但全島所謂「共產黨」,不過六、七十人,這些人無法策動全島大暴動是極其顯然的,蔣介石說有從南洋回來的「共產黨」,簡直是大笑話!國民黨諉過於中共,一方面樂了中共,一方面扭曲史實,為舉世所竊笑。

 

    (五)欺瞞極久─在臺灣島上不管殺了幾千人或幾萬人,都會成為世界頭條新聞,並刊載在世界史上,然而這樣一件大事,四十年來在台灣的教科書上隻字不提,即大眾傳播工具在過去也不予批露;所以公私立大學研究論文中,沒有一篇是以二二八作主題的。國民黨政府不但故意歪曲史實,還故意隱匿整個史實,要讓台灣人的下一代完全蒙在鼓裡,而一蒙就是四十年,這也算罕見的世界紀錄!

 

  (六)積怨極深─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雖然餘悸猶存,但是對國民黨的嗜殺,卻恨之入骨。在表面上,有志氣的台灣人或無力反抗,也不敢聲張;但在心理上、態度上,往往採取種種抵制方式,如田朝明、王井泉,從此不講北京話以示抗議。至於這一代台灣人,雖未經歷二二八的血洗,但知道真相後,無不義憤填膺,如高雄前要塞司令彭孟緝 ── 一個殺台灣人的劊子手,數年前其台北寓所曾被青年學生潑油漆、貼標語。有幸逃出的台灣的人,年年二二八更在海外抗議遊行,大大地拆國民黨的台、丟國民黨的臉。可見二二八血跡未乾,民怨猶深。

    (七)影響極遠─王育德說「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這是對的;不過所謂「實質上的獨立」,畢竟不同於「形式上的獨立」,同時會不會因「叛亂」成功,就由「高度自治」走向「分離獨立」,即由「實質」獨立走向「形式」也獨立,還是未知數。但是由於台灣人的「叛亂」失敗,在形式上、實質上都未能獨立,然而分離主義與獨立思想卻從此真正生根萌芽、茁壯了。談到台灣人的獨立思想或運動,在日治時代已存在,如台共當時主張「台灣民族獨立建國」,而在大陸的台灣人團體,如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自治協會、廈門中國與台灣同志會……,都意在爭取台灣獨立。只是多數島內談台灣人毅然拋棄「中國結」,追求自治、自決、獨立的思想,卻應在二二八看穿「中國官員」真面目之後才有的。這幾十年來海外台獨運動始終不斷,而島內的獨立事件,也不絕如縷,即最近民進黨員江蓋世公開揭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都不能視為孤立或偶發事件。總之,中國在二二八事件所付出的昂貴代價是:從此喪失台灣,而台灣人則從此奠立獨立建國的事業方向。

 

四、寄語

    今年二二八,島內台灣人不再緘默,一起衝破歷史的羅網,並跨出了一大步。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領銜的一系列紀念性活動,包括集會演講、街頭遊行、製作標籤旗幟,及籌募基金,以辦理受難者登記、建館、建碑……一時使四十年的積怨,如潮水奔騰,排山倒海而來。該會將獎助及出版相關文獻,相信二二八的研究,日後當有斐然可觀的成績。無可置疑的,這件歷史公案必大白於世,受冤者將還其公道,而台灣人的子孫則永誌不忘。

    然而自二二八以來的分離生義與獨立運動,究竟會因這項禁忌的突破而加速發展呢?還是因感情既經宣洩,反而戛然而止呢?我認為這要看國民黨的誠意。如果國民黨肯向歷史認罪,向台灣人低頭,即願意公佈真相、平反冤曲,也許可以化解這一場恩怨,從而分離主義與獨立運動終將曲終人散。可惜就目前的情況而論,國民黨並不認罪、亦不低頭,第一、它悍然拒絕「和平日」的要求,仍然使用軍警暴力壓制今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第二、它強行通過國安法,威脅恫嚇台灣人不得主張「分裂國土」。對這樣一個強項而驕慢的政權,我們能怎麼說?

    年輕的朋友們,你們要緘默不語、袖手旁觀呢?還是振衣而起,奮然加入抗議的行列,以不辱台灣人的使命?我們「山谷中的一代」,已經把信息傳遞給你們,你們必須自行抉擇。

                                 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講於長青領袖研習營

 

(主後1987年8月  第9卷1期 NO.67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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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文化結和吐痰文化的悲劇

    據說一八九五年日清戰爭後,戰敗國的清大臣李鴻章,隨身帶著一批人馬和一個痰盂到日本,簽降約時,李大臣當著伊藤博文面前,常喉頭一咳,嘴巴一呶,然後仰首一呸,作遠距離投射,而一口青中帶黃、黃中帶青的濃痰,就不偏不倚地投入痰盂中,令佐藤等官員看得目瞪口呆、大驚失色。在驚訝之餘,對李大臣的「老神在在」、面無愧色,又不得不佩服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心中暗忖──中國人確有一套!

    中國人愛抽鴉片,素稱東亞病夫,老患感冒,吐痰是日常動作,不必大驚小怪。再說像李大臣隨身攜帶痰盂,不但不妨礙衛生,反而傳為美談,後人何必害臊!?不,問題是隨身攜帶痰盂的中國人有幾個?如不攜帶而隨地吐痰,成何體統?

    隨地吐痰是中國人毛病之一,是中國社會景觀之一,也是中國文化之一,曰:「吐痰文化」。

    台灣古屬瘴癘之區,當時士人──包括原住民和漢移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喜歡吃檳榔以禦寒去瘴,日久「敬檳榔」又成為社會禮俗,婚嫁喜慶要送檳榔,找對頭和解也要送檳榔。台灣人吃檳榔已成牢不可改的口腹之慾,為吃個過癮,即傾家蕩產或餓肚子亦在所不惜,張鷺洲有詩云:「丹頰無端生酒暈,朱唇那復吐脂香,飢餐飽嚼日百顆,傾盡蠻州金錯囊。」正是一詩道盡檳榔客的人生。

    縱算吃檳榔有百益而無一害,但台灣人卻解決不了吐檳汁的棘手事。吐檳榔汁較中國人之吐痰,略為收斂,總是低頭找個隱蔽處,如牆角、樹頭、水溝,然後悶聲徐徐吐出,絕不若中國人的目中無人。不過台灣人足跡所到之處「血漬」斑斑,這種吐檳榔汁的日常動作,也是台灣人的毛病之一,台灣社會的景觀之一,並且是台灣文化之一,曰:「檳榔文化」。

    台灣的檳榔文化在結合中國的吐痰文化四十年後,可真慘不忍睹了,請看:工業廢水、家庭廢水、畜牧廢水大流放,以致河川五顏六色,多數已是「死亡」;城市、鄉村及山上、海濱風景區,紙屑、菓皮、保麗龍、鉛罐子……,遍地拋,髒亂不堪;「烏賊車」亂竄,工廠黑煙亂放,核電廠亂設,空氣、海洋、陸地大汙染,生態大破壞,台灣島已經變成垃圾島,不是嗎?

    喉頭有痰是身體有病,隨地吐痰是心理有病;吃檳榔是個人自由,而隨地吐檳榔汁,卻是妨礙別人自由。兩者都是壞習慣,都是缺乏公德心的行為,必須糾正。解決台灣環境危機之道,可說千頭萬緒,但是可從厚植國民的公德心做起,有公德心的人不會隨地吐痰,不會隨地吐檳榔汁,也不會斷丟紙屑、亂排黑煙、亂放汙水。

    然而又如何厚植國民的公德心呢?我們認為先決的條件是承認──「太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一1)即天地是上帝創造的,而上帝創造的東西,人沒有破壞汚損的權利!把痰吐在地上,把檳榔汁吐在牆角,把垃圾投進河川,對上帝都是一種不敬的行為。

    我們站立在這垃圾島上,環顧四周,頗有舉步艱難之慨,但是也找到了正本清源之道,即我們必須從信仰上帝著手。只有相信「上帝創造大地」,做為上帝兒女的人們,才不敢汚損天地。而且有信仰,才會有強烈的公德心,信仰是公德心的根源。我們要遏阻檳榔文化結合吐痰文化所繼續造成的環境污染大悲劇,捨信仰改造外,別無良方。

 

 

 

 

(主後1987年民國76年8月23日   1851期 台灣教會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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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場─弱肉強食的世界

  C指著玉山對我們說:「這裡山上的飛鼠跟海中的魚一樣多。」乍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瞧瞧四周的高山峻嶺和密密麻麻的林野,恍如置身汪洋之中,因此,這句話頗有幾分道理。

  原住民喜愛打獵,打獵是他們男人的工作,也是他們男人生命的全部,特別是世居高山上的布農族青年。他們從兒童起開始打鳥,十二歲正式隨父兄打獵,因此男人不會打獵,在布農族是最丟臉的事。打獵所得的獵物,不歸獵者獨享,而由同氏族分配,因為他們財產共有的觀念很牢固,同時又注重倫理秩序。不過如獵得熊或豹,就由獵主全部贈送給出嫁的女兒,親家則釀酒以為謝禮。親家亦以獵物分贈其氏族中的老人,並一起食用,構成很體面、很溫馨的場面,也構成了極有內涵的布農族文化。此外,適當處理過的鹿肉乾、鹿皮、鹿鞭、鹿角或豬,也是他們的「貨幣」,可以跟漢人換取鍋、鋤、鐮刀或鹽巴等等物品,因此,打獵又是他們經濟生活的一環;不打獵,就不足以維生。當然,打獵更是一種無法釋手的高上娛樂,妙不可言。

  但是這種自祖先以來最堪回味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權利,卻完全被剝奪殆盡。首先,國府把它們原來擁有的獵場劃入玉山國家公園,然後制定法令,實施禁獵;誰在禁區內打獵,誰就犯法。劃入國家公園也好,制定嚴刑峻法也好,都沒跟原住民打商量,這是惡政,也是惡法。在許多尊重少數民族的國家,都不會、也不敢這樣「鴨霸」,如在加拿大,都經由政府與印第安人共同協議打獵的方式、種類和數量。在國府心目中,到底有沒有「尊重少數民族」的概念,始終是一個疑問。

  中央山脈為野生動物所僅存的原始棲息地,目前在玉山國家公園內,尚發現廿八種哺乳類、一O八種留鳥、十七種爬蟲類、十二種兩棲類、四種魚類及一八六種蝴蝶,我們樂見它成為野生動物最後的一處樂園,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原住民的權益,在不破壞生態平衡的原則下,可以交還他們的狩獵權。

  在國家公園負責取締違法打獵的,有兩組人員,一是森林警察、一是屬於南投縣警察局的一般警察。這兩組人馬中,至少有一組是經常監守自盜,他們利用夜間巡邏公出之便,挾帶十字弓或火槍登山,因此頻頻傳來夜半槍聲。當槍聲劃破林野的寂靜時,不僅意味著野生動物受傷了,即睡夢中驟然驚醒的原住民也受傷了。「為什麼不准我們打獵,而你們卻有這種特權!」「你們簡直吸乾我們的血,又敲打我們的骨髓!」原住民青年咬牙切齒的怒吼。

  天殺的,玉山花蓮公園竟變成警察的獵場。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廿一日星期日  自由時報 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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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呆子專欄(一)兩本同情台灣人的書

 

    「台灣的高等教育機關,被在台灣及日本的日本人所佔據,台灣人就讀的機會,較之日本人,即在絕對數上也極有限」、「在政治上,住民的參政權仍等於零,總督專制的極端,則台灣人又為世界殖民地中稀有的事例」、「台灣人的政治情形,可說是『超過朝鮮,比朝鮮尤苛』……。」,這些都是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的台灣」一書中,對總督府暴政所下的嚴厲的批評。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嚴厲批判殖民暴政

    這些嚴厲的批判,在我們台灣人今日聽來,自然會有「到底說了實話」的舒爽,但也得記住:第一,寫這本書的是日本平民。第二,這本書寫於「日據下」。一個日本平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氣焰一直高漲的惡劣環境下,竟冒險替不相干的殖民地人民講了「公道話」,這不是實話不實話的問題,而是這件事相當稀奇,這個人則相當可敬!」

    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 ── 一九六一,日本愛媛縣人),當時為東京帝大教授,擔任殖民政策講座,編著「人口問題」、「滿州問題」、「殖民政策講義及論文集」等書,又為日本無教會主義者內村鑑三的學生,並以聖經研究著名於世,因反戰得罪軍方,在戰時吃盡苦頭,但戰後日人備極禮遇,升至東京帝大總長(校長),朝野評價極高。他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三月廿二來台,兩年後,即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十月十日,由岩波書店發行「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第一版,到昭和十三年已發行四版,現在又由岩波書店重刊。在舊書店中,原版奇貨可居,售價達台幣萬元,且可遇不可求。中文版由周憲文翻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列為台灣研究叢刊第三九種,民國四十五年六月出版,五十三年十二月再版。帕米爾書店亦列入台灣史系列,於七四年初、再版,可見此書銷路不錯,已成經典之作,不受時空限制了。

    不獨有偶,一位名叫ANDREWJ.GRAJDANZEV的美國佬,在戰前也寫了一本同情台灣人的書,原書名為「今日台灣」(Formosa Today),一九四一年於上海付梓,後因日軍入侵而未發行,又於一九四二年在紐約重印。作者為太平洋學會的助理研究員。大公報在一九四五年摘其經濟部分譯為中文,書名「台灣經濟生活」,共八十三頁,列該報小叢書第四輯。

    這本小書與「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樣,都引用許多數據,對日人器量之狹小,經濟壓榨汁之苛重及政治上的種種不公平待遇,都留下忠實的記錄,頗有史料價值。可惜此書未見全譯本,不曾重印,也少見有人提及,與「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相比,際遇迴然不同。

    此書既未重印,而且又已隔半個世紀,不妨摘錄幾段以饗讀者:

    「殖民地統治最為人熟知的例子,也許是英屬印度。英國對印度的政策在西半球曾引起不少批評,然而英屬印度的情形尚比台灣高明。印度人可以組織;他們在中學甚至大學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語言;他們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發行報紙書籍;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政治黨派;他們在各省會可以有權發言;若干重要工業現在操於印人手中。無論他們這些權利及其行使的機會如何受限制,也顯然比台灣人民的大得多。」(見原序)

 

    今日台灣忠實記錄

    外來統治者的壓迫

    「台灣米產之擴充,主要由於灌溉面積以及可以收穫兩次的田畝的增加,後者的增加又係得力於灌溉與土地的改良。甘蔗的生產,在質與量上都有相當的成功。然而,在米與甘蔗的生產上,農民所得實在少得可憐。」(見「以農為本」章)

    「現在我們拿兩個工人(一個精工,一個散工)來說。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精工每日工資是一、四三圓,非精工是○‧八五圓。台灣每家人口平均為五至六人。依照上列物價,一個精工其每日的工資只能買到一七‧二磅米,或四‧四磅豬肉,或六‧五磅糖。非精工只能購買一○‧二磅米,或二‧六磅豬肉,或三‧九磅糖。無論從任何標準來說,這些工資都是過低。」(見「中國人在工礦事業的地位」章)

    最後結論有這樣的話:「如果有人問這個殖民地是否有利,日本的統治階級自己會知道,他們能夠在台灣維持三十萬日人過著比本土日人更高水準的生活,每年還搾取十萬圓以上的利潤。」

    書呆子說:外來政權所加於殖民地人民的痛苦,固然只有殖民地人民感受最真切,也只有靠殖民地人民自己才能解脫,然而有像矢內原忠雄、ANDREW J.GRAJDANZEV這樣原是「不相干」的局外人來仗義執言,殖民地人民的反暴政,就顯得更理直氣壯了。

 

(1990年10月號   17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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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呆子專欄(二)不為復仇的書嗎?

 日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十二月一日,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治台五十年事蹟調查會」,就出版一本叫「從殖民政策上看台灣統治的建言」一書,此書卅二開,僅四十八頁,書呆子以三百元打八折的高價購入。

    此書為日本人所寫,卻由台灣人出版,意義不尋常。它的發刊詞特別說,本書出版的目的,不是為復仇,而是要讓台灣人的子子孫孫永遠記住日人統治期間的痛苦與恥辱。

 

    出版的目的

    不是為復仇

    原作者是組成「台灣改進黨」的一批在台日人,活動範圍在台中,有律師、醫生、市議員、記者、放送局長、消防組長等等,書中即以自利的日本人立場大談殖民政策。此書第二節寫台灣殖民政策的理由,第三節則評論大和民族與先住漢民族(即台灣人)的差異。作者等自詡大和民族是忠勇、純情、義氣、孝悌、順服的,而台灣人則是不忠、不良、不義、傲慢、巧飾、奸詐、愚勇……,更明白地說,台灣人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缺乏同化性、毫無法治觀念的。在先天性的民族差異如此大的前提下,台灣人又怎麼能夠「同日而語」,享受同一待遇呢?換句話說,一個優秀民族與一個劣等民族,本來就沒有可言,於是當前者統治後者的時候,非得特別制定一套「吃人」的殖民政策不可!

    在此書的第四節,果然就具體地擬定了種種殖民政策意見,在積極方面列有:(一)施行戶籍法;(二)內地人指導;(三)創立大官租;(四)內地人第一主義。「內地人」指日本人,怎麼個第一法呢?書中明言官廳、銀行、社團、公司的人事任用,日本人優先;官廳、銀行、社團、公司的土木建築承攬、估價,日本人優先;台日間的進出口貿易,日本人的公司優先,其他百行百業在機會上的順位,也是日本人優先。尤其警察、教職員絕對禁止任用台灣人,免得讓台灣人有參與國家機密的機會,影響教化或教育政策,造成殖民地人民思想的偏差。

    至於在消極方面,先承認台灣人有勤勉、善於理財的優點,繼則指出台灣人投機性、享樂性甚強,因此主張縱容台灣人的劣根性,以便搾取經濟利益。作者建議擴張財產刑及創設「換價刑」(大概是易科罰金之類的),凡是台灣人中的有產階級犯了賭博罪或吸鴉片,就科以罰金或採「換價刑」。甚至倡設公有娛樂場所,以滿足台灣人的漁色之好,同時這些娛樂場所的經營權還要歸於日本人的財團、社團或公司,以資搜刮。作者大言不慚地說,這種作法在各地殖民地政府不乏先例。

    此外,又主張抽取兵役及推行改姓名政策。以改姓名作為台灣人同化性的試金石,如滿州人以留辮子作為漢人同化性的試金石一樣。台灣人在改姓名之後,才取得「準內地人」的地位,可以免掉兵役稅,並准應徵入伍。

 

    反映統治者

    醜陋的嘴臉

    總之,這批無聊的日本人不願台灣人的尊嚴,也不顧台灣人的死活,異想天開地提出種種日本人「利多」的主張。在殖民地時代,日本人中固然也有像矢內原忠雄、稻垣籐兵衛這樣的正人君子,但是目光短淺、自私自利、囂張跋扈的日本人,毋寧更多,顯然這些人才真正反映出統治者醜陋的嘴臉,而這些人之所思,也才符合帝國的利益。但是這種極右的愛國者,在今日看來,卻是日本之恥了。

    台灣人的「統治五十年事蹟調查會」,是真正只要讓子子孫孫記住統治期間的痛苦與恥辱,才刊行這本書嗎?書呆子不以為然,而相信別有目的。此書的發刊詞中,還把這批「改進黨」的大名和住地標明出來,有引導台灣人按圖索驥,飽以老拳的暗示作用。說不是為復仇,那是騙人的。在苦難之後,台灣人有復仇的權利;台灣人就是要復仇。假如我們台灣人的子子孫孫讀了這本書,不興起雪恥復仇的意念,那台灣民族反而真的沒有希望了。事實上復仇的例子很多,如戰爭末期因東港事件受難的郭國基,戰後就效法吳子胥,復決心切,據說循線痛揍某仇敵於台北橋下。許多作惡多端的日本人,戰後「知死」,無不狼狽而逃。

    書呆子說:我們熟讀歷史,就會欣然發現歷史中尚有個正義法則,違背這法則的,無不敗亡。而且天下萬事都有定期,「風水輪流轉」,凡是騎在台灣人頭上耀武揚威的外來政權,都會有報應,都會受懲罰,絲毫不爽。

 

1990年11月號18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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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呆子專欄(三)每個政權都有一套台灣通史的版本

 連橫(一八七八── 一九三六,台南人)的台灣通史,雖有人指出不少錯誤,卻還是一部佔有特殊位置的書,除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以外,書呆子舉不出有哪個台灣人寫的台灣史,其份量與影響會超過它。

  就以台灣通史的出版熱而言,其版本之多,令人眼花撩亂,有在日據下於台灣印的,有戰前於中國重慶印,又戰後於上海重印的;有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印的,另有中共於北京重印的;有原稿本的,還有改寫本的。

  目前坊間的通行本,不乏一版再版,而北京於一九八三年再版,一次就印一萬七千三百本,可見銷售之多,也是大發利市的。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又由不同政權一再出版此書,固然表示它有可續性,不受時空限制,不過書呆子卻也發現同意出版這本書的政權,都別有目的。就因為政權的推波助瀾,台灣通史才洛陽紙貴、供不應求。

   一九二○年大正版的台灣通史,作者請到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與讓山健題字,又請到總務長下村宏、台南新報主筆西崎巒洲、台灣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貞等日人寫序。日人雖允許台灣通史發行,也題字寫序,但卻給連橫壓力,如迫其卷四「獨立紀」改稱「過度紀」,同時下村宏不通人情地說:「竊以唐巡撫獨立倡亂之事實,非所以忠於清朝,仁於台疆,愆義喪理,蒙味殊甚」,這是給「獨立紀」妄下胡言,澆了一盆冷水。而西崎巒洲說:「此書刊行,不特足資本島之文明,更足以貢獻帝國學界者為不少」。尾崎秀貞又說:「台灣今日當我國圖南關門,海峽為東西文化潮流折衝樞紐,台灣雖小,業成為世界的台灣。烏乎若然,則連子之編纂台灣通史,其使命一為此後之豫言者。」都表露了日人的基本立場,但也有所顧忌,據說出版後即大肆搜購一空,書呆子經十餘年辛苦,幸得在舊書攤中湊齊一套,如今全套已賣到萬元。

 

   「台灣通史」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又由不同政權推波助瀾,一再出版此

    書

   一九四七年上海的台灣通史,有張薄泉、徐炳昶、徐仲可等中國人寫的序。其中張薄泉的序寫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日人無條件投降之日,他說:「今勝利到臨,台灣收復指日可待,余向以雅堂存台灣於文化者,今竟重光台灣……,而其嘔心之作,又得隨鄉邦重光而重刊之。」這是站在發揚「民族」文化立場而重刊的,亦不無政治意義。

  國民黨政府在台期間的各種版本,雖沿襲重慶版、上海版,但大量刊行翻印,也有時代背景,如中華叢書委員會與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的版本,在書前都加印「總統令」的褒揚狀,令中有「憂國愛類,情見乎辭,洵足此振起人心,裨益世道,為今日光復舊疆、中國國族之先河」的話,即作「反共」教材,其政治目的十分明白。

  再看中共北京版的台灣通史(簡體字),其重印說明中竟出現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讕言,為「統一」作統戰的陰謀,昭然若揭。

  至於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也在台灣通史找到了依據,甚至有人說,連橫為台獨的開山祖,台灣通史為台獨的教科書,連劍花不是說:「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台灣無史,豈非台灣人之痛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之類的話嗎?這些都很像把台灣當做一個國家看的,更何況他還詳詳細細地寫了「台灣民主國」的「獨立紀」!

  可見這部書,已廣被用來作政治宣傳和政治服務了。不僅華、夷爭相用之,即「統」、「獨」亦各取方便,這恐怕是作者連橫始料所不及的。

 

1990年12月號19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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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群呦呦的港

鹿群呦呦的港

台灣文化層中的鹿港期

 

鹿港,位在鹿港溪出口北岸,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正式開港。台灣各港以它距離大陸最近,到泉州的獺窟水程八更,到泉州的蚶江水程九更,到廈門十二更,以一日一夜為十更,可以說順風的話,二十四小時內就可由鹿港內渡了。由於地理條件優越,曾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彰化知縣曾維楨甚至譽它為「全台第一門戶」。

鹿港全盛時,有條三里長的大街,彰化縣志說:「鹿港大街,街衢縱橫皆有、大街長三里許,泉、廈郊商居多,舟車輻輳,百貨充盈。台自郡城(指台南)而外,各處貨市,當以鹿港為最。」當然這條大街依舊在。當時不僅經濟活動發達,即連人文活動也十分昌盛,近人張其昀還倡導「台灣文化層中的鹿港期」這種說法,即把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台灣設省,到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中、英訂立南京條約止,共一百五十八年期間,稱作「鹿港期」。

 

片片蒲帆齊出港,滿港春聲欸乃多

 

「鹿港飛帆」是彰化八景之一,據說晴朗之日,從八卦山上眺望,歷歷在目。我們且看看舊詩人怎麼歌詠它──

「鹿港沿溪大小舟,潮來葉葉趁潮流。」(曾作霖)

「太平人唱太平歌,滿港春聲欸乃多。」(黃驤雲)

「片片蒲帆齊出港,依依騖影欲凌空。」(陳玉衡)

從這些詩句便足以想像出當時的盛況。可惜曾經幾何,到道光末年(一八五O)已趨於沒落,而到日據時期更每下愈況,終於成為廢港了。洪敏麟先生在台灣地名沿革說:「日劇以後因河口港繼續淤淺,日人又封鎖海濱,管制對大陸貿易,又遠離重要交通血脈──縱貫鐵路與縱貫公路,所以趨向衰落。」又說:「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進港帆傳達一O五一艘,至民國二十五年,中日戰爭期間只有六艘,港務幾乎停頓。」港口淤積的原因,跟濁水溪氾濫有密切關係;原來鹿港溪的上游,源於大武郡山,本來是條清水溪,但接上從二水引進的濁水溪濁水,水就混濁了,以後長年累月沖積,那有不淤塞的道理。

 

今淪為被遺忘的小鎮

 

對鹿港的興頹,寫得最深刻、最強烈的,要算鹿港本地出身的大詩人洪繻了,他在鹿港乘桴記說:

「樓閣萬家,街衢對峙,有亭翼然。亘二、三哩,直如弦、平如砥,暑行不汙身,雨行不濡履。一水通津,出海之涘,估帆葉葉,潮汐下上,去來如龍,貨舶相望;而店前可以驅車,店後可以繫榜者,昔之鹿港也。人烟猶是,而蕭條矣;邑里猶是,而泬寥矣。海天蒼蒼,海水茫茫,去之五哩,涸為鹽場,萬瓦如甃、長隄如隍,無懋遷、無利涉;望之黯然可傷者,今之鹿港也。」(見寄鶴齋選集)

另外,已故的鹿港民俗專家尤增輝,則形容今天的鹿港已經變成一卷發霉的彩紙,也快要淪為「被遺忘的小鎮」(見其鹿港斜陽)。愛鹿港,乃至於愛彰化的人,聽了這些話,自然都會產生一股莫名的感傷。

港口淤淺後,可能從咸豐年間(一八五一到一八六一)起,即利用南方番仔挖(今芳苑)港,經王功港至鹿港溪下游的沖西港,再改以竹筏駁運。台灣府輿圖纂要說:「鹿港,通大武郡溪。前設正口,今已淤淺,商船移泊鹿港口外之沖西港;沙汕外遠,港道宏開,亦要口也。」台灣地輿全圖說:「……西南面海,有鹿港(別名沖西港),又有番挖港……。」可見鹿港也一度稱作「沖西港」,有「沖西內津」之語。

 

鹿港以多鹿而得名

 

關於「鹿港」一名,從來有好幾種說法。有說台音「鹿港」、「琉球」相近,由「琉球」變來;有說鹿港的地形似鹿狀,為日人安倍明義所倡,見其台灣地名研究;有說鹿港為台米輸出港,碼頭到處有米倉,而「廩之方者曰鹿」,所以稱「鹿」港,即米倉之港。但通說以鹿港多鹿群而得名。

開發前的彰化平原本是「草地」,所以鹿多。遠從一六三七年隨荷蘭人的勢力北進後,漢人也到彰化捕鹿,縣境內除了有「鹿港」外,還有「鹿寮」、「鹿堀」等地名可證。雅堂文集說:「鹿港曩為土番射獵之地,曰鹿子埔,後為商埠,改名鹿港。」「老鹿港」葉榮鐘先生說:「鹿港也是因為番人狩獵,追逐一隻鹿,追到那裏忽然不見了,遂因這傳說而得名。」(見其小屋大車集)鹿港多鹿是無可置疑的。原來今鹿港大街,古為巴布薩族馬芝遴社的社址,請聽他們的納餉歌:

吧圓吧達敍每鄰(耕田園),其嗎耶珍那(愛好年景);夫甲馬溜文蘭(捕鹿去),其文蘭株屢(鹿不得逸)。甘換溜沙麻力岐甘換(易餉銀得早完餉),馬尤耶牢岐利印耶(可邀老爺愛惜);圍含呵煞平萬利嚎其喃買逸(我等回來快樂,飲酒酣歌)!(見台海使槎錄)。

 

打得鹿來歸去好,歌喧絕頂月當頭

 

歌中即以「捕鹿」為生活的主題。

鹿港溪原名「鹿溪」或「鹿仔溪」,以前溪水清澈,番女常到溪中戲水,而番男在溪邊打鹿,黃逢昶的台灣竹枝詞說:「山番港口水中流,番女番婆夜盪舟;打得鹿來歸去好,歌喧絕頂月當頭。」並自註說:「鹿港,台灣府屬;熟番捕鹿之區。」

鹿港有鹿的最早文獻,應推明代和尚釋華佑所寫的釋華佑遊記,它說:「鹿港鯊魚化鹿,蓋親見云。」鯊魚化鹿當屬無稽之談,但他親見鹿港海邊有鹿,則是事實。如這本遊記的著作年代沒問題,那麼在明天啟年間(一六二一到一六二七),已有「鹿港」之名了。

以前鹿港也叫「鹿仔港」,台語「仔」,通常有「小」的意思。沒有人說:「牽牛仔去喫草」,而必說:「牽牛去喫草」;同樣,也沒有人說:「去打鹿」,而必說:「去打鹿仔」,因為牛是大動物,鹿就是小動物。一座巍峨的房屋絕不叫「厝仔」,則一座座方方正正的大米倉,更無叫「鹿仔」之理。咱們祖先來台時,大多是目不識丁的莊稼,地的命名很隨便,看到什麼,就叫什麼,如大家住在一棵莿桐下,這一莊就叫「莿桐腳」;住在嵌頂、溪墘,就叫「嵌頂莊」、「西墘厝」;看到樹上有個大鳥巢,就叫「鳥巢莊」。他們不拐彎抹角,也不引經據典,所以「鹿仔港」指多鹿群的港,是一件極容易明白的事。

再說,彰化平原的全面開發,要在康熙末年(一七二二)以後,而「鹿港」一名早在康熙中葉,甚至明天啟年間就出現了,則草萊之地還沒有種稻,那萊米?沒米,又哪來「米倉」呢?「廩之方者曰鹿」這種說法,當然是書呆子鑽牛角尖鑽出來的,不能採信。

(1991年7月15日 第5期 彰化人雜誌)

 

 

 

 

�日本打下的十四個盟軍飛行員,未經審判就槍斃他們,戰爭結束後,這十四個飛行員的家屬最近到原台北監獄旁邊一道牆,也一樣舉辦追悼活動。生命非常寶貴,任何人都應該珍惜,特別是軍人的生命,國家要特別的珍愛。今年政府為參政的台灣籍戰歿軍人設立一座望鄉紀念碑,了結這段歷史,這也應是和解共生。讓死亡的人含笑歸土,而活著的人,也因為政府的體恤,得到安慰。今年我們政府總算走出第一步,是值得欣慰與支持的作法。

 

 

 

(民國95年4月出版  國防部  史政學術講演專輯(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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