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2,2013 17:05

石錫勳精神

石錫勳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演講稿

各位朋友:

今天參加政見會的人不多,一方面是我的宣傳車少,號召力不夠,一方面是年輕人不重視台灣歷史,對過去有功於台灣的歷史性人物少有認識,因此對「談石錫勳先生」這樣的題目缺乏興趣;不過,我仍然要在這裡說出我內心的話,請大家指教。

有人說我會成為「石錫勳第二」

家人反對我參加競選活動,他們說:「你會成為第二個石錫勳。」我聽到後心裡想:石先生在別人心目中也許是一個失敗者,但在我心目中他是英雄,我怎麼可以跟他相提並論?同時,我決定在這次競選中講演這個題目──「石錫勳精神」。

在談石先生之前,我先聲明,其實我不曾見過石先生。我對石先生的了解有些是看書得來的,有些是從縣民的談話中聽來的,雖然所知有限,但做一個黨外候選人,我非常願意介紹石先生。

最近聽說石先生在幾年前因涉及「彰化事件」坐了牢。在那個事件中,牽連三十多人,有的期滿釋放,有的還在牢裡,石先生判八年徒刑,目前一方面保外就醫,一方面上訴中。他涉及的「彰化事件」,此時不必評論,這也是我要聲明的一點。

日據時期的台灣人運動

石先生是彰化人,一九OO年出生,推算起來,現在已是接近八十歲的老人家了。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割讓日本,那麼,石先生是生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第四個年頭。凡是有血性的台灣人都不情願受外來民族的統治,同時也都無時無刻不試盡各種辦法來反抗統治者。民國十年他參加文化協會時才二十二歲,此後半世紀的時光中,他熱情地獻身於台灣民權運動。日本人在大正時代,由於時勢所趨,對殖民地統治較為溫和,允許台灣人有政治結社的自由,於是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組成了文化協會。成立文化協會的目的在爭取台灣人的基本人權,維護台灣人的民族尊嚴,提高台灣人的政治地位,同時也提升台灣社會的文化程度和水準。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三O年解散之間,文化協會不斷進行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和文化運動。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共舉辦了三一五次街頭演講,自動聽講的民眾達十四萬人以上。在演講中,民眾可以聽到台灣知識分子對總督惡政的猛烈批評。民眾對文化協會的改革運動,除報以掌聲外,還加以實際的支持。遺憾的是,在一九二三年發生了全島最大的檢肅事件,統治者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下令全島警察大肆搜捕文化協會會員。逮捕四十九人,偵訊五十人,幾乎該會全台重要幹部都被捕被訊。石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案件初審時全部判無罪,檢察官不服上訴,二審判十三人有罪,五人無罪,其餘不起訴,有罪者再上訴到三審,結果維持二審判決。判罪的人,有坐牢的,有罰金的,石先生被罰金一百元。當時最重的是被判四個月徒刑的蔣渭水先生。這裡順便介紹蔣先生。蔣先生是宜蘭人,被當時台灣民眾譽為台灣人的「救星」,他有句名言:「沒有政權的民族,是奴隸的民族。」他為台灣人爭民權,其實也就是爭政權,很受台灣人愛戴。這裡還要比較一下台灣政治犯的命運。轟動一時的治警事件,為首人物不過判四個月徒刑,如果這個事件發生在今天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輕者三年五年,重者十年八年,而為首的恐怕難逃死刑的噩運了。

愛台灣就留在台灣打拼

依據自立晚報出版的「台灣民族運動史」記載,石先生是文化協會的重要幹部,在彰化區重要的幹部還有林篤勳、許嘉種、賴和等先生。

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除參加文化協會外,其他親日的有辜顯榮〈鹿港人〉、許丙等人,親重慶政府的有謝南光〈北斗人〉、李萬居〈雲林人〉、謝東閔〈二水人〉、鄒洪〈官拜中將〉等人,到滿州國做事的有謝介石〈當滿州國駐日大使〉,到汪精衛政權做事的有黃甚興〈官拜中將〉、黃自強〈政治部長〉,到延安參加共產黨的有謝雪紅〈彰化人〉、蔡孝乾。我舉這些人,一方面證明台灣人不是沒有人才,一方面說明台灣人的想法做法並不一致。這種情形在今天也是一樣。今天的台灣知識分子有參加國民黨的,也有不參加國民黨的黨外人士,海外方面有台獨的,也有跑到中國大陸投靠共產黨的。如果過去台灣知識分子的表現做個評價,無疑,參加文化協會、台灣人立場的知識分子,應受最高最大的尊敬。親日派的漢奸走狗,固無足取,而跑離台灣的知識分子,既然都走了,又有什麼值得取效的?我認為真正愛台灣,想救台灣的人,最好留在台灣,直接為台灣人服務,否則,離台灣越遠,貢獻就越少。石先生活在思想那樣分歧的時代,他選擇留在台灣,同時參加文化協會,無論如何,是值得讚揚的。

前面我介紹日據時代的石先生,其次我談台灣戰後的石先生。

二二八事變後還出聲反對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過去了,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人熱烈的歡迎政府接收台灣。不管老百姓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都認為台灣人已經「出頭天」,台灣的前途是光明在望了。很多人跑到港口、車站迎接國軍,雖然看到祖國的軍隊穿草鞋、戴斗笠、背雨傘,樣子土裡土氣,還是看成自己的兄弟竭誠歡迎。不幸的是,陳儀帶著統治者的姿態君臨台灣,使當時社會空前紊亂,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都非常嚴重。以失業問題為例:當時台灣人口約六百萬,失業人口卻達四十五萬人以上,從海外歸來的十多萬台灣青年都找不到事做。此時正是政府重用台灣人的時刻,陳儀卻徵募各省人士來搶台灣人的飯碗,台灣各地的機關、工廠、學校,大部分由外省人接收。台灣知識分子要在學校找個教席都有困難,只因為他們不會說「中國話」。失業問題以外,還有政治問題,陳儀帶來了又兇又壞的貪官汙吏,他們不能處理通貨膨脹,不能解決米荒,他們來享受,來油,結果激起民怨,發生了二二八事變。

二二八事變後,台灣知識分子死的死,逃的逃,留下來的都裝聾作啞,台灣人的聲音沉寂了。但在事變後最黯淡的歲月裡,石先生卻不甘緘默,居然還參加政治活動。我們知道過去參加競選,如果不是國民黨提名的人,往往被說成「共匪」、台獨份子,被套上「思想犯」的大帽子。他們說:「反對國民黨的人,就是政府的敵人。」雖然有這樣大的壓力和危險,石先生還是好幾次參加競選。凡是認識石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為了競選吃盡苦頭。助選員或支持他的民眾,也一樣有麻煩。如商家為石先生放鞭炮,警察會去警告。台灣辦選舉,有買票、作票及停電等等弊端,都是從那時候開始。明知參加這種選舉必敗無疑,偏他不信邪,不屈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這種精神豈不可貴!

台灣的知識份子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在日本時代抗日,戰後或加入國民黨,或支持國民黨,或不再說話的人。一類是在日據時代親日,戰後親國民黨,即在日據時代投靠日本人,戰後投靠國民黨的人。一類是在日據時代反日,戰後也反對國民黨的人。這一類的人在台灣只有寥寥幾位,如台中的楊貴〈逵〉先生,日本人關他,國民黨也關他;高雄的郭國基先生,戰時被日本人拷打,光復後國民黨也整他,他們永遠站在民眾的利益上說話,忠實地扮演著反對者、批判者的角色,實在令人肅然起敬。石先生也屬於這一類的人。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為了使大家更進一步的認識石先生,我說明一下石先生競選的經過。一九五四年他參加第二屆民選縣長選舉,候選人除石先生外有陳錫卿、謝富,結果彰化縣長寶座不可思議地被竹山人陳錫卿所獲。一九五七年第三屆縣長選舉,石先生再度被外鄉人陳錫卿所擊敗。一九六O年也參加第四屆縣長選舉,他的對手有呂世明、楊連基,結果呂世明當選,石先生三戰三敗。此後石先生參加一次省議員選舉,除開票停電舞弊外。黨外候選人的助選員,都會受到干擾。石先生兩個助選員,一位叫阿宗,一位叫水河仙,後來都坐牢。那時候的助選員自知有危險,不敢公開活動,都是躲躲藏藏、暗中活動的。警察對付黨外支持者的最大法寶,就是把他們當流氓,送外島管訓。在選舉期間,國民黨為了打擊他,捏造了許多事實,傳播了許多謠言,用計陷害他,辱他。相信在場年紀大的老先生,對這段歷史必然記憶猶新。國民黨最霸道最專橫的時刻,石先生站出來跟國民黨對抗,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

        了不起的人物,往往是悲劇性的人物,彰化縣民一提到他,至今都是感傷嘆息的。然而悲劇能洗滌心靈,提升情操,進而美化人生。悲劇性人物的精神與意志,永遠值得學習的。這裡,我分析一下「石錫勳精神」至少由三種精神形成的。

        第一種精神是台灣精神:台灣精神就是抵抗精神。翻開三百年來的台灣歷史,我們受荷蘭統治、受滿清統治、受日本統治,長期在異族的枷鎖下掙扎,結果訓練成台灣人有反叛的性格。石先生一生威武不屈,但只為台灣奉獻,這種桀驁不馴的性格,即是反叛的性格;這種精神,即是台灣精神。

        第二中精神是戰鬥精神:戰鬥精神就是不氣餒的精神。以前日本人威脅他、抓他,他不退縮,以後國民黨迫害他、關他,他也一樣不退縮。他參加競選,一次又一次地失敗,都沒有令他灰心喪志,跌倒了,爬起來,這種精神,就是戰鬥精神。

        第三種精神是犧牲精神:以一個微弱的個人力量向國民黨強大的政權挑戰,只有苦楚,沒有歡喜,這一點石先生必定知道得很清楚。而他所以抱著「螞蟻撼大樹」的精神,不斷的冒死犯難,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犧牲精神的表現。

        石先生對台灣人、對彰化人都有極大的貢獻。台灣就是因為過去有像石錫勳這種人,今天才有這麼多的「黨外人士」。這次競選立委的張春男先生告訴我,他從小就受到石先生的影響,這是一項證明。從另一個意義看,石先生繼承著抗日精神,而又把這種精神傳遞給後代。如果今日的台灣民主政治有若干進步,都要歸功於這種精神的延續。我們知道,政治只有批評才能進步,只有制衡才能免於腐化;當眾多的黨外人士膽敢和國民黨政府做對抗時,台灣的民主政治才能得救。雖然石先生的選擇結果是失敗的,但石先生的道德勇氣,實對後代啟迪良多,他的精神、他的貢獻,會被忠實記錄在台灣歷史上。

讓他生時聽到公開讚美

參加文化協會的前輩大多過世了,像石先生尚健在的前輩實在不多。這些前輩在日據時代替台灣人做很多事,說很多話,犧牲都很大,但戰後,卻多未受到政府應有的待遇。過去的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曾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在日據時期進行民族運動的文化協會抗日人士,戰後都失勢,相反地,當日人走狗的,戰後都受禮遇。」奴才永遠是奴才,日據時代甘願當奴才的,戰後也照做奴才不誤,國民黨政府似乎最喜歡奴才,因此都給予高位;而志士永遠是志士,日據時代不甘當奴才的,戰後自然也不甘當奴才,結果,無法獲得國民黨政府的垂青。

石先生是彰化地區過去參加文化協會,至今碩果僅存的一位老者,我雖然沒有什麼聲望,但願藉此講演會,向石先生致以最高最大的敬意,希望石先生有生之年,能聽到公開讚美他的聲音。石先生牽連的「彰化事件」目前上訴中,這事件不影響人們對他既有的尊敬,也但願國民黨政府,對石先生這樣有功於台灣人的民間英雄,能予容忍,並作寬大的處理。

 

﹝峯松按語﹞

 

彰化政壇聞人、民主鬥士石錫勳先生,已於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病逝高雄,享年八十五。石先生一生極不如意,治警事件,日本人抓他、罰他;而國民黨治台期間,又刻意打擊他、迫害他。他曾前後參加三次縣長、一次省議員選舉,每次應都以高票當選,國民黨卻以其一貫作票的伎倆──停電、恐嚇……,硬給作掉。到他古稀之年,國民黨還不放過他,把他投之於獄,可說既不尊賢,也不敬老。我們彰化人凡四十歲以上關心政治的人,都同情其遭遇,也尊敬其人,但敢公然替他講話的,沒有幾個,我是其中之一。

一九八O年我參加彰化縣國大代表競選,因「煽惑內亂」被判刑三年半,判決書的一段這樣說:

六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九時起,在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政見發表會上宣稱:「我要向彰化兩位前輩表示最大的敬意,第一位是賴和先生、第二位是石錫勳先生。」「石錫勳先生自少年的時候,就參加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協會所有的抗日工作。」「參加文化協會的人,戰後繼續又來反抗國民黨的,石錫勳就是其中一人。有的人戰後就跟國民黨政權結合在一體,有的人就變成國民黨的順臣、順民。」「他在戰後有參加縣長選舉,每次選舉氣氛都非常恐怖,在這種情形下,他同樣還反對國民黨,他的助選員很多被抓去關。」「我一直追隨他的精神,繼續參加政治活動,到最後一天讓人捉到為止。」〈見台北高等法院判決書七十年度上訴字第一四一三號,載「黨外人士劉峯松選舉官司」〉。果然一語成讖,我因「一直追隨他的精神」而「讓人捉到」了。

石先生出獄後我去看他一次,我自己出獄後,又去看他幾次,晚年的他雖然耳聾眼花,生計艱苦,但仍然關心政治,常用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看「黨外雜誌」。他的精神不死。

石美莎小姐告訴我他父親去世的消息,並要我寫文章紀念他,這時讓我想起一篇未刊稿。這篇未刊稿其實也是一篇講演稿,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參加國大代表選舉時在彰化八卦山下講的,那次選舉因中美斷交而停辦。用這篇講演稿來紀念他,豈非一件很意義的事嗎?

(19911020 8 彰化人雜誌)


  • liusong 發表於樂多回應(0)壹、論述 >> 一、政論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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