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玲瓏瓏

根據六月九日中國時報的報導（請參見【閱讀郝龍斌】網誌），郝龍斌表示，如果當選台北市長，他將推動統一台北市國中課本版本的工作，並且自行舉辦國中升高中基本學力測驗，根據新聞中引述的說法，郝龍斌認為這樣可以減輕學生壓力，並且讓學生有更多時間作別的事情。

新聞裡特別提到，郝龍斌自己「看過所有版本的教科書，他認為只要讀一本，就可以理解95%的知識，並不需要再花很多時間去讀其他版本，因此推動單一版本，目的就在減輕北市學生課業壓力。」這段話，其實很可以琢磨一番。因為郝龍斌說的，根本就是一綱多本的理想。

簡單解釋，因為一綱多本正是照綱編書（考試也照綱考），所以本來就是只要讀一本，就可以理解至少95%的知識，也因此，即使世界上有再多種版本的課本也沒關係，因為只要讀一本，就能掌握學習內容以及應付考試需求。

所以，要直接從郝龍斌這段話來為將來台北市要自己統一版本背書，明顯有點問題。

但可想而知的，是郝龍斌並不明白一綱多本在教育上的意義，或說，在教學與學習上的意義，才會講出這個本身邏輯不符合的話。

那，一綱多本跟教學或學習到底有什麼關係呢？我試著從一個細微的地方入手解釋。

如果，我們仔細翻閱現在各種版本的課本，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原來，課本是有好有壞的，或者，原來課本可以這麼多元。這意思是，我們終於知道一件過去很難存在在腦袋中的事情，就是：課本是一個可被比較、可被討論、可被批判的東西。

在過往的年代裡，只有在女性意識與本土與原民意識發酵時，有人針對過去的國編本教科書寫點東西，例如批評爸爸早起看報媽媽打掃、以及批評吳鳳的故事或二二八事件的省略等等。然而一直缺乏的、到今天也還是應該不足的，應該是批判課本裡面「如何教學」這件事。

雖然現在的課本還是被批得很慘（目前還是集中在內容謬誤），但是如果現在翻一翻國中與高中的課本，人們會發現，在數學課本裡，因為不同數學家對於同一個數學概念的理解路徑可能不同，課本裡的教學步驟與學習方法就會不同；而不同的歷史學家對於同樣的歷史事件也可能用不同的探問方法抓取意義，就會設計出不一樣的「問題與討論」。

即使還不成熟，但這個「不同」、以及有這個「不同的機會」對教學來說，毋寧是個重大的改變。因為教育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可以選取與他的學習歷程比較相近的材料，用自己最感到興味的方式教給學生（老師教學總要有熱情）；而同時，教育者又可以旁徵博引不同的書籍（謹記這是教育者要做的事情），當他遇到有不一樣理解模式的學生時，手上會有更多材料可以幫助學生學習。這樣，無論對於教學、或對於學生的需求來說，都會是一種進步。（更何況，大家還有批判這些課本的自由與需求。）

本來就沒有人規定，學國文一定要大意、解釋、造句；也本來就沒有人規定學牛頓定理一定要照課本那樣學，不能用一種猜想與反駁的方式學。而要發展這件事，如果我們總是只用一種教科書，大概就是死路一條，因為我們已經有非常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只用一本教科書，那那本教科書就是正典，大家就用力用地把書背起來就好。而那些認為只能有一本教科書才能減輕壓力的學生，其實也是同一個邏輯，背後的意思是，學生只要背一本就好，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材料的多元性，都不在這種思惟內。

簡言之，這是一個鎖在框框裡作繭自縛，還是跳出框框尋求自主性的選擇。

而郝龍斌的另一段話，其實也讓我低迴許久，他提到：「學生只讀1個版本，考試也只考1個版本，有助教學正常化，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參加戶外活動。」只是，我們早已一個版本許多年，但是，學生好像也沒有機會參加什麼課外活動。

參加課外活動這件事，跟到底「有沒有課外活動」可以參加、以及大人鼓不鼓勵孩子參加比較有關。如果大人一整天提醒你必須要努力讀書，外面其實也沒有什麼提供青少年活動的地方，那，「有機會參加課外活動」這件事，不可能因為只讀一個版本，就自動出現。

換言之，許多教育界人士、或教育主管當局、民意代表、媒體、甚至家長，其實正集體玩著「製造恐懼」的遊戲。先是用傳統思考製造出一綱多本就必須讀很多本的訴求，接著開始控訴孩子身上的壓力，再回過頭來，自以為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統一版本學生壓力就會減輕、就會有時間參加課外活動。

這個自己製造出來的迴圈，看起來很美，但輕輕一戳，就漏洞百出。這個自己想像出來的敵人，好像很正當，但打倒這個想像的敵人，並不會自動獲致錯誤推論下的理想境界。

所有有能力與機會影響教育、改變教育的人，都該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