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樹要見林

 蔣碩傑 Shuo-Chieh Chiang  /   堅持自由經濟
網路出處： http://econo2008.nccu.edu.tw/story.php?id=17

蔣碩傑生於上海，1945年取得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學位。求學期間受教於海耶克(F. A. Hayek)，一生以推動自由經濟為志業。學成返國後，擔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調查研究處處長，卻因主張自由貿易與當局不合而離職，之後任教北京大學。其後於1949年赴美，任職國際貨幣基金(IMF)。

1958年，蔣碩傑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任教於美國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發表多篇重要的論文。1954年和劉大中一起應邀回台，先後擔任行政院經濟顧問、賦稅改革委員會委員、經濟革新委員會召集人等職。1972年至費城大學講學，1974年鑑於台灣發生通貨膨脹危機，與劉大中等院士參加中央研究院「當前台灣經濟問題座談會」。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致力推動經濟自由化。提出「五鬼搬運法」、「金蟬脫殼法」等論點，卻引發工商人士的不悅。1984年膺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榮譽院士。1993年病逝於美國芝加哥。
「五鬼搬運法」、「金蟬脫殼法」
蔣碩傑反對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他稱之為｢五鬼搬運法｣：假使有人不生產或服務，只需要製造貨幣，就足以在市場上購買商品，等於掠奪了別人的生產成果，類似於竊盜行為。他繼續表示：如果銀行發行貨幣去放款，就等於銀行幫助借款人施展｢五鬼搬運法｣搬運別人財物，來供借款人使用。蔣碩傑並進一步以｢金蟬脫殼法｣，說明通貨膨脹政策的實質效果：由於物價上漲，債務人所負擔的實質債務就會減少，形同金蟬脫殼，而存款人則成為｢金蟬脫殼法｣下的受害者。蔣碩傑反對運用｢五鬼搬運法｣及｢金蟬脫殼法｣來掠奪他人的財物，認為將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均與社會的不穩。

學術與國家的貢獻
蔣碩傑是第一位獲得提名(1982年)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經濟學家。1956年時，蔣碩傑重新闡述了「可貸資金理論」；他認為凱恩斯的投機性貨幣需求，實際上只是短期金融資產與長期債券間之投機性套利行為，無法使利率結構失去彈性。此外，在國際金融方面，提出完整的遠期匯率決定的理論，並建立外匯投機與國際資金流動之理論架構。

關於經濟學家在社會上應扮演的角色，蔣碩傑認為經濟學家如果能夠提出正確的主張，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正確的政策有利於人民。蔣碩傑敢於指正錯誤的觀念，從不盲目地為政策辯護，更不曾替利益團體護航；他大力反對經濟管制，建議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自1954年起，政府陸續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採取自由經濟政策，奠定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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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學派對蔣碩傑經濟思想的影響 / 黃春興 1999
網路出處：http://mx.nthu.edu.tw/~cshwang/austrian-economics/essays/html-essays/Austrians%20on%20Tsiang.html

前言‧新古典學派？‧反對瓦拉氏法則‧時間維度‧貨幣理論‧景氣波動‧工業政策‧結語

一、前言

台灣在過去六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先是在經濟事務方面逐步自由化，然後再擴及到政治事務，驗證了傳統自由主義者一項長久而普遍的信念：只有在經濟自由逐步生根之後，政治的自由化才得以穩定而持續地發展。因此，任何關於台灣在八十年代展開的政治自由化的論述，都不應該忽略台灣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外匯與利率的自由化過程。由於蔣碩傑先生是在這段期間中闡釋經濟自由化最重要人物，他對自由經濟思想的傳承與演變，也就成為了解台灣自由化過程極為重要的議題。

蔣碩傑在倫敦政經學院就讀時，他的業師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奧地利學派堅信市場機制和自由經濟，認為這是人類文明之所以可能繼續發展的前提。從這個師承關係而言，蔣碩傑的自由經濟思想「自然」是會受到奧地利學派的影響。但是，在悼念蔣碩傑或回顧他的經濟思想的文獻中，我們看不到將他的自由經濟思想連到奧地利學派的論述，譬如于宗先和李庸三所編輯的紀念蔣碩傑文集的索引裡就沒有「海耶克」或「奧地利學派」的條目。較普遍的說法是認為蔣碩傑的自由經濟思想是他自己獨立發展出來的，更明確地說，是他在批評凱因斯理論時獨立發展出來的。蔣碩傑一生在經濟理論上的創建固然甚多，但是，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對他的影響卻也極為深入。由於文獻缺乏對這議題的研究，因而出現以訛傳訛，過度誇大其獨立性的現象。

為清楚描繪他對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的傳承關係，本文將選擇該學派的「時間維度」(time dimension)作為探討焦點。在不同學派的比較研究中，奧地利學派被公認的獨特核心概念有方法論個人主義、主觀論、時間維度、市場的發現程序等。在底下的討論中，我們將看到蔣碩傑反對「瓦拉氏法則」(Walras' Law)在貨幣經濟模型中的誤用，或反對政府介入信用創造方面，或主張工業政策宜以輕工業優先的討論，都以時間維度作為分析基礎。

二、新古典學派？

令我們疑惑的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海耶克是他的業師，為何還要誤解他在經濟思想上與奧地利學派的關係？底下是幾個可能原因的討論。

首先，蔣碩傑曾親口在訪問中提到：「我的理論都是自己造出來的，為自己的目的而造的工具--研究如何使像中國這樣窮的國家變成富有的國家。」然而，即使他的理論「都是自己造出來的」，也並不表示他未曾藉助於巨人的肩膀去建構他的理論。例如在他的思想中佔有很大一部份的可貸基金理論（Loanable Funds Theory），便有很長久的傳統。事實上，訪問中提到的這句話是他對國人的期許，因為他接著說道：「我沒有看過一個中國人像我這麼大膽地批評所謂大師的理論。很多人都是拿人家的公式來用，解釋的時候就說這個公式與某某教授用的一樣，這樣一交代就算了事。」

其次，他曾說過：「所有這些（我的理論），都是依據一貫的理論基礎，依據那尊重市場法則、尊重貨幣紀律的非凱因斯學派的新古典理論。」此處他自稱為「新古典理論」的學者，但那是相對於凱因斯革命而言，是指邊際革命以後至凱因斯革命之前的傳統，包括來自孟格(C. Menger)、瓦拉(L. Walras)、和吉逢斯(W. S. Jevons)的經濟理論。在〈敬悼張麗門先生〉一文中，他也說道：「他（張麗門）發現我雖然對這兩派的大師都曾經親炙過，而思想上竟傾向於傳統學派（如羅伯森、海耶克之學說），使他大為詫異。」由此，我們知道他所說的「新古典理論」其實也就是「傳統學派」的理論，是以羅伯森、海耶克之學說為主的理論，並非當前居於主流以芝加哥學派為主的「新古典學派」。

第三，蔣碩傑的文章使用不少的數學分析，似乎和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分析方式不對調。但這差異並不能否定他和奧地利學派的關係，例如蔣碩傑於1947年在Economica發表的文章就使用不少數學式，而當時該雜誌的主編是海耶克。海耶克並未敵視數學，相反地，他認為數學應有能力幫助經濟學家分析經濟行為的普遍模式(pattern)，只是不幸地，當代的經濟學者將數學狹窄化成數量的分析和計算。

最後，蔣碩傑多次提到他得自羅伯遜(D. H. Robertson)的一些經濟概念。例如提及有名的「五鬼搬運法」時，蔣碩傑便曾明白地說：「羅伯遜就大膽地講這實在是一種盜竊行為(act of burglary)。...我那篇文章看起來好像是開玩笑的文章，其實是羅伯遜理論的本意。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翻成英文，就是adevilish kind of act of burglary而已。」同樣地，這句話也未否定他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關係。雖然羅伯遜有他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蔣碩傑認為他在倫敦政經學院講授的理論，是和海耶克一樣地「都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當然，如果「都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他為何時常提到羅伯遜，反而很少提到他的業師海耶克？這是個有趣而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但已不是本文的要點。

總之，儘管上述幾點說明能夠肯定兩者之間並非沒有關連，卻也未指出蔣碩傑對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的任何傳承關係。

三、反對瓦拉氏法則

為了清楚說明兩者間的關連，本節將從蔣碩傑反對瓦拉氏法則在貨幣經濟模型中的誤用說起。

瓦拉氏法則不僅是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均衡的核心，對蔣碩傑言，也是凱因斯學派發展貨幣理論的基本假設。柏廷肯(D. Patinkin)曾利用瓦拉氏法則辯稱：古典學派的可貸基金理論與凱因斯學派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在邏輯上是等值的。在訪談中，蔣碩傑認為柏廷肯的這項發現，讓他警覺到瓦拉氏法則被經濟學者誤用的普遍現象。他說：「用瓦拉氏法則看，可貸基金理論與流動性偏好理論兩種看法都是一樣的，兩個各自去掉一個方程式，沒有什麼不同。這真是誤用了瓦拉氏法則。」

在一個包括n種商品的純粹的商品交易經濟中，每一種商品在各種價格時都有許多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就任一種商品而言，我們稱某一價格為該商品的「均衡價格」，如果在這價格之下，出現的各供給者的供給總量和各需求者的需求總量相等。換言之，每一種商品都可以根據供給總量和需求總量的相等，計算其均衡價格，並稱此商品「達到均衡」。如果在某個時點，碰巧每個商品都達到均衡，則稱該經濟體系處於「一般均衡」。由於每種商品都有一個均衡價格，處於一般均衡的經濟就存在n個均衡價格。明顯地，這n個均衡價格，可以經由求解一個含有n個價格變數的n條商品均衡式的聯立方程式組求出。這時所求解的n個均衡價格，便代表這n種商品的「名目價格」。

法國經濟學家瓦拉指出：在純粹的商品交易經濟中，我們並不需要知道每種商品的名目價格，只要知道任何兩中商品的「相對價格」便夠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取其中的一種商品作為計價單位，則我們只要知道其他另外的n-1種商品對該商品的「相對價格」便夠了。換言之，在隨便選定一種商品作為計價單位後，我們只要求解剩下的n-1個均衡價格即可。在數學上，這等於是我們只要從n條商品均衡式的聯立方程式組中挑出其中的n-1條商品均衡式來求解，就可以求出n-1個均衡價格。這就是所謂的瓦拉氏法則。

在貨幣經濟模型中，讓我們試想一個僅包括一個（總合）商品與一個債券的貨幣經濟。這個貨幣經濟存在一個債券市場、一個商品市場、與一個貨幣市場。若將各經濟單位的預算限制式加總起來，在各期期末的關係便可寫成：

Md+Bd=Ms+Bs+(Cs-Cd)，

其中Cs和Cd表示各經濟單位在這期間內對商品的總供給與總需要，Bs和Ms表示期初全經濟的貨幣供給和債券的供給，而Md和Bd表示各單位在期末對貨幣和債券的總持有量。假設期末時債券市場與商品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這兩市場的均衡式可寫成Cs=Cd和Bd=Bs，帶入預算限制的加總式之後，便可導出：Md=Ms。蔣碩傑問道：Md=Ms是否為貨幣市場的均衡式？若是，當商品市場與債券市場同時達到均衡時，貨幣市場便會自動達到均衡。這等於是將瓦拉氏法則的應用範圍，由純粹的商品交易經濟推廣到貨幣經濟。

若接受瓦拉氏法則，在分析均衡狀態時，我們便可丟棄這三個市場中的其中任一個市場，而讓剩下的兩個市場去決定相對價格。如果我們選定貨幣作為計價單位，則剩下等待決定的兩個相對價格便是：以貨幣計算的商品均衡價格，和以貨幣計算的債券均衡價格。這兩個價格分別稱為「商品價格」和「利率」。

由於這個「被丟棄的市場」可以是商品市場，或是債券市場，也可以是貨幣市場。如果我們為了要讓商品的價格由商品市場去決定，從而保留住商品市場，要丟棄的便只剩下貨幣市場或是債券市場的選擇。蔣碩傑指出：凱因斯學派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及後凱因斯學派的資產選擇理論，為了讓貨幣市場決定利率的均衡值，選擇了丟棄債券市場。反之，若選擇丟棄貨幣市場，便可得到可貸基金理論所主張的「債券市場決定均衡利率」的結果。

蔣碩傑認為這樣地使用瓦拉氏法則是可笑的。他嘲笑說，為什麼一定要讓商品市場取決定商品價格？根據瓦拉氏法則的邏輯，我們也可以為了讓債券市場決定均衡利率而保留債券市場，然後丟掉商品市場（如花生市場），而讓貨幣市場去決定花生的均衡價格。

在嘲諷之外，蔣碩傑繼續指出：如果瓦拉氏法則的使用正確無誤，流動性偏好理論和可貸基金理論邏輯上便應等值。然而，柏廷肯卻又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動態行為下，這兩個理論所預期的利率走向會相反。蔣碩傑因而肯定瓦拉氏法則在貨幣經濟模型中是不適用的。

四、時間維度

為何瓦拉氏法則在貨幣經濟模型中不適用？蔣碩傑認為根本的原因，出在於瓦拉式的聯立方程式組中無法正確地表達出貨幣的功能。他指出：利用預算限制式加總出來的Md，是各單位在期末時所持有的貨幣總量，最多只能稱作貨幣被作為價值儲存（到下一期）的需要，並不包括各單位在這期間內為完成商品交易而（預先）持有的數量，亦即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需要。因此，在貨幣經濟裡使用瓦拉氏法則，不論是丟棄貨幣市場或是債券市場，都同樣地誤解了貨幣的功能。其結果將高估貨幣作為價值儲存的影響，並忽略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影響。只要交易必須使用貨幣，採用瓦拉氏法則分析便會帶來錯誤的結果。

哪些交易必須使用貨幣？孟格在探討貨幣起源時，認為經濟社會的發展為人們逐漸認識到「擴大現有交易機會可以帶來經濟利得」的過程，而此過程與貨幣的演化同步，因為人們是逐漸認識到：他可以藉著不斷將自已持有的商品換成更容易交易的商品，從而提升他下次交易能成功的機會。這個為了讓下次交易能更容易完成而暫時持有的商品，對持有者而言，它的角色是交易媒介，不是消費商品。孟格稱之「貨幣」。因此，除了巧遇「慾望的雙重交會」才偶而發生的交易外，一個交易已成習慣又擁有多項商品的經濟社會，必然早已使用貨幣。以物易物的交易僅可能存在單一商品的社會，但單一商品的社會難以無法想像有交易的需要。換言之，交易經濟本質上便是使用貨幣進行交易的經濟體系。

蔣碩傑雖然也同意貨幣具有價值儲存的衍生功能，但本質上仍應是交易媒介。他說：「貨幣定義上是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有時且是法律上規定一個人必須接受的法償；對這些能於未來交換所需商品之貨幣的暫時性接受，常是被動且無規律，同時也和其他穩定的行為函數無法契合。」如果人們無法預期交易能銀貨兩訖，他在進行下一次的交易前，就必須持有一些貨幣。

於是，每個支出單位至少會為了短期（未必有一個固定的期間）的計畫性支出，而合理地持有足夠的現金，以避免在此期間內必須去面對不規則又無法預測的現金收受情況。

蔣碩傑清楚地指出「不規則」與「無法預測」是人們需要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主要原因，這與孟格所說的「被動而無規律」並無不同。

當對交易的考量範圍，由現成商品擴大到投資計畫後，蔣碩傑承襲奧地利學派的線索變更為清楚。此時，企業家進行新產品的研究、未來需求的預估、投資計畫、新市場的開發等，而這些活動都屬於計畫性投資。計畫性投資支出是交易性貨幣需求的重要內容，因為企業家從計畫投資到完成商品交貨是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內，廠商無產品可出售，也就無貨幣收入，而必須在投資之前準備一筆能夠支撐的資金。由於不需要生產的商品就如「慾望的雙重交會」一樣可遇不可求，交易社會的貨幣需求就幾乎都與投資計畫相關。換言之，貨幣需求與投資計畫是並生的經濟行為，沒有投資計畫就不需要貨幣，而廢棄貨幣的社會也無法推動投資計畫。

在投資過程中，企業家將持有的貨幣轉變成資本財(capital goods)，然後再將資本財轉變成消費財。投資計畫是這整個過程的靈魂，投資計畫所存在的時間維度，也就存在於資本財或是資本財結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資本理論在時間維度方面的洞見，是不同於其他學派的。這點蔣碩傑非常清楚。他說：

現在奧國學派的資本理論不流行了，這個學派是用時間(time dimension)來代替資本的數量，這是奧國學派的說法，很多人說不可能，像Frank Knight就說不可能，Kaldor也跟著說不可能。可是資本裡面有time dimension，不管量得準不準，好像都有time dimension這樣一個東西在那兒。

雖然蔣碩傑在文章中並沒有「用時間來替代資本的數量」，但毫無疑問地，他接受資本（結構）裡面含有時間維度的說法，也將這概念表現在他的貨幣需求理論。

五、貨幣理論

十多年之後，蔣碩傑進一步闡釋瓦拉氏法則的誤用現象，提出貨幣理論只能採行流量分析的觀點。他反對流行的存量分析方法，因為存量不僅是流量累積（與折舊）的結果，還存在時間維度的因素。在〈現代貨幣理論中的存量分析與流量分析之比較〉一文裡，他批評後凱因斯學派學者托賓（J. Tobin）的存量分析時說到：

他首先放棄了原先的「時點分析」，而代之以他所謂的「時片」(a slice of time)分析。這表示他承認了我的批評：即在一個沒有時間延續(time dimension)的時點內，不可能有任何存量調整(stock adjustments)發生；所以要說在資產市場上，一切供需能在每一個時點內，由不均衡而調整至均衡，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反對瓦拉氏法則之誤用時也曾提過類似「時片」的想法，認為不難找到一段允許制度維持不變的「很短時間」，讓個人的收受貨幣能同步發生。如果以這「很短時間」分期的經濟社會只進行現成商品的交易，貨幣將只具價值儲存而無交易媒介的功能。但若考慮到投資計畫，除非我們也假設商品從投資計畫到順利交貨也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否則企業家在交貨之前就需要持有以維持運作的貨幣量。事實上，在同一文中，他便如此批評凱因斯：「他（凱因斯）於是承認投資計畫在尚未執行時就會引起一種特殊的對貨幣（或流通性liquidity）之需求。這項特殊的貨幣需求，他特別名之曰『融資性的貨幣需求』(finance demand for liquidity)。」這裡的「融資性的貨幣需求」，便是企業家在交貨之前就需要持有以維持運作的貨幣量。

六、景氣波動

忽視時間因素不僅過度膨脹貨幣作為價值儲存的影響，也扭曲貨幣供給和信用創造對經濟變數的效果。在1978年發表的〈準備金的擴散與貨幣供給乘數〉一文中，蔣碩傑把銀行視為貨幣性資產在經濟體系內的通道，並將經濟單位儲存於不同銀行的貨幣性資產區分成五類。由於不同銀行對不同存款的準備率不同，降低存款準備率或提升準備率結構之變異數，都會引起貨幣性資產在不同銀行或不同存款之間流動。存款流動的速度受到各經濟單位支出決策的影響，也受到貨幣收受技術和摩擦性時間落差的影響。當存款流動速度出現變動，貨幣供給乘數和經濟活動都會跟著波動。若無政府的干預，這些波動會逐漸收斂；流動速度在市場上的表現是相當地穩定。反之，政府若在波動發生時降低存款準備率或增加其變異數值，則只會擴大波動的幅度，甚至造成無法收斂。換言之，蔣碩傑不能同意新古典經濟學對貨幣供給過程的忽視，也反對政府在以貨幣政策干擾經濟活動。

蔣碩傑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便是景氣循環的實證研究。不過稍異於1978年的文章，他早期關懷的是投資行為導致的景氣循環。在1951年發表的〈加速者、廠商理論、和景氣循環理論〉一文中，他便以投資的時間維度加以討論，完全採用奧地利學派的核心觀點。

奧地利學派在解釋景氣循環時，簡單地說，將經濟波動的主因歸咎於不良準備制度下的信用創造，因為這些創造出來的信用讓企業家錯誤地低估投資資金的機會成本。隨著錯誤性投資的不斷累積，這些成本終將呈現出來，並迫使政府不得不停止信用的繼續創造。信用擴充帶來初期的繁榮；但隨後的信用緊縮則帶來蕭條。奧地利學派認為貨幣供給與信用創造對於經濟活動絕無法維持中立，因為新的貨幣（及信用）並非由直升機將錢從天上撒下，而是必須經過銀行體系流通至各經濟單位。於是，能夠搶先取得新貨幣者，亦即在物價未上漲之前取得銀行貸款者，不僅將搶到物價上漲後實質貸款金額下降的利得，也將因此獲得先於繁榮期進行投資的機會而獲得高利潤。獲取利潤之後，這些資金將回流到銀行體系，然後再貸放給後一批跟隨的生產者或消費性貸款者。這批繁榮後期的貸款者，除了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和面對較高的消費物價外，更糟糕地，還將承擔即將到來之蕭條期的實質貸款的增加。換言之，政府在創造信用過程中，讓有能力分配到新貨幣者攫取信用擴充的初期利益，然後讓一批不知不覺者與後知後覺者承擔信用緊縮期的損失。奧地利學派極力反對政府以創造繁榮的名義介入信用創造過程，因為它不僅遲早會招致蕭條，更借用價格波動製造出有利於權勢階層掠奪財富的重分配效果。

蔣碩傑並不是完全認同奧地利學派對景氣波動過程的解釋，但他贊同該學派的反對政府介入信用創造過程。他曾發明了「五鬼搬運法」和「金蟬脫殼法」的辭彙，以較奧地利學派更為嚴厲口吻反對政府的介入。在該文的結語中，他對主張創造信用的學者和官員呼籲道：

誠如艾吉沃斯(Edgeworth)很早以前便提醒我們的：「如果（經濟學）理論家對他從事的研究僅知道一些，就絕對不能偽裝擁有智慧，否則會將他對於經濟規則的抽象公式錯誤地轉化成政策。」
 
七、工業政策

除了在反對瓦拉氏法則的誤用和政府介入信用創造之外，蔣碩傑在分析投資的總體效果時也以時間維度為基礎。

早在任教於北京大學時，蔣碩傑便開始探討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問題。那時，經濟落後國家盛行命令式經濟計畫，主張先發展重工業，等重工業有了成果後再發展輕工業。蔣碩傑反對這種「重重輕輕」的經濟發展策略，認為經濟落後國家應該「先辦輕工業、再辦重工業」。輕工業可以很快地取得回報，提升所得，從而擴張有效需求。如果再配合政府正確的儲蓄政策和利率政策，人民的儲蓄也會和有效需求同步成長。等儲蓄提高、投資資金來源穩定之後，新的投資自然會選擇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如此循環下去，重工業也會逐步發展起來。他說到：
 
這個學派用時間(time dimension)來替代資本的數量。...投資一定有個time dimension，舉個例子來講，有的投資很快就得到結果，有的投資要很多很多年才能收到結果，這裡就有time dimension之差別。...當時我也是受到奧國學派的理論的好處，所以這方面總是看得很清楚。

八、結語

蔣碩傑與奧地利學派的關係，表面上似乎不十分緊密，但本文發現：他在論述瓦拉氏法則之誤用、反對政府介入信用創造、堅持貨幣理論採用流量分析法時，都是以該學派的時間維度為基礎。即使在出名的「五鬼搬運法」和反「輕輕重重」的工業發展政策上，我們都見得到時間維度所扮演的基本角色。此外，我們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發現該學派的其他核心概念，如將市場視為發現程序等。毫無疑問地，蔣碩傑的經濟思想繼承了奧地利學派部份的核心概念。

雖然他早年曾經利用奧地利學派的核心分析問題，但在心態上與奧地利學派仍保有一定的距離。但到了晚年，在回到台灣定居之後，他在給夏道平的信中說到：「吾兄所譯介之名家皆弟所師承或服膺者，可謂同道矣」、「海耶克先生為弟業師，其理論於弟至為親切，但在國內不聞傳述者久矣」。此時，他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距離已不再存在。

（本文已刊於1999/5/27《當代》雜誌（台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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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論及政策廣場
朱敬一：菩薩變門神- 緬懷蔣碩傑時代的賦改會
網路出處：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10075&ctNode=61&mp=1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A8/政治綜合 2008/10/10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

　　蔣碩傑院士生於一九一八年，卒於一九九三年十月。蔣先生堪稱廿世紀最偉大的華人經濟學家；他除了著作等身、對貨幣理論貢獻卓著之外，對台灣經濟發展更是功不可沒。身為蔣碩傑文教基金會的董事之一，適逢蔣先生九十冥壽，基金會舉辦紀念活動表彰其貢獻之外，自己內心也有相當的感觸。國人時常津津樂道蔣院士「五鬼搬運」的描述、與財經六院士對當局的建言、蔣王筆戰等膾炙人口的事蹟，但我卻對蔣先生與劉大中院士聯手擘劃的第一次賦稅改革委員會特別關注。最近有不少與賦改會有關的反彈、抗議，當然也令人有感而發。

　　提起早年的賦稅改革委員會，許多人都只會聯想起劉大中院士，殊不知蔣碩傑院士才是唯一同時參與第一與第二次賦改會的委員。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前面兩次賦改會與現今正在召開的第三次賦改會，就會發現其中差別甚大。讓我一一臚列如下，看看讀者如何感受。

　　邀集委員開會只為表態背書

　　一、第一次賦改會的主任委員是劉大中院士，是康乃爾大學教授，委員包括蔣碩傑、張玆闓、邢慕寰、俞國華（財長）、李國鼎（經長）、張導民（主計長）等十一人。第二次賦改會主委是陳聽安教授，委員包括蔣碩傑、白培英（財政部次長）、王作榮、張則堯、周玉津、李庸三等十八人。第三次賦改會則有委員廿人、諮詢委員廿九人。前者包括了若干學者與為數眾多的政府官員，而後者則涵納一大群民意代表與工商利益代表等，總人數達四十九人。每一次委員與諮詢委員聯席會時，如果每人發言三分鐘，一輪就是兩個半小時，很難溝通討論。我曾經參與了第二次賦改會，當時的討論經驗比現在好太多了。當年開會是為了溝通以收集思廣益之功，現在開會則只是為了背書或表態。如果蔣院士在世，他是不會參與表態背書大會的。

　　官員傲慢批評學者不懂實務

　　二、第一與第二次的賦改會，委員是以學者為主體，搭配上若干財經官員，以補學者實務經驗之可能不足。此外，一、二次賦改會的主任委員也都是學者，而官員只是配角。之所以請大學者做主委，就是因為他們客觀、中立、有透視經濟的超強能力、能從長遠著想、不被利益團體綁架、不拘泥於短期的與瑣碎的現實議題。但是，現在的政府官員有不少也曾經做過教授，若干人面對學者不但內心有「我也是博士、我也是教授」的傲慢迷思，甚至偶爾放言批評教授不懂實務、有理論隔閡。當年，蔣碩傑先生認為尹仲容的經改政策有誤，曾經送一本米德（James Meade）的書給他讀，讓他了解自己思路之短絀。現在，還有哪位官員這樣尊重大學者、這樣謙虛？在台灣社會，產官學三個字「學」已經排到殿後了，「官不如商、學不如官」恐怕是不少人心底的潛意識地位排列；第三次賦改會裡的生態，實在也只是浮世繪的投射而已。如果蔣院士在世，若官員批評他「實務經驗不足」，他是會拂袖而去的。

　　壓縮會期委員紛派代表出席

　　三、第二次的賦改會分委員與研究委員兩群，第一次賦改會也有類似的區分，第三次賦改會則由委員直接包下計劃，但開會卻分為工作會議、委員會議、委員與諮詢委員聯席會三圈。有些議題，委員要經歷三回合相同題目的討論，耗掉太多時間。許多人都弄不懂，這是誰設計出來的詭異制度，似乎是要以把人累垮為目標。前兩次賦改會的期間分別是一年九個月與兩年，研議期程合理。第三次賦改會卻只有一年期間，錯誤地將國家中長期的財政結構規劃，壓縮在世界經濟最不好的十二個月內完成。

　　正因為期程太趕、會議太多，有些民代、官員、業界商人就改派代表或助理參加，也讓這個會議的專業性大減。由於助理或代表根本不可能把會場其他人的意見、態度向老闆完整陳述，又由於開會者本尊／分身彼此地位不對等，因此不少教授們也想乾脆請「國科會研究助理」為代表來開賦改會。這樣的「代表」會議，如果蔣碩傑院士在世，大概也沒興趣參加！

　　結論皆已定調教授們感受辱

　　四、第一與第二次賦改會的任務，都是只有大方向描述，但絕沒有任何預先設定的稅率、調稅的特定幅度。在那種尊重研究的前提之下，稅改的討論才有意義。但是第三次賦改會則截然不同。從該會成立到現在，輕稅簡政的原則定了、不談財政收支平衡的方向定了、資本利得稅不准碰、證交稅率宣布要降一半、連遺產贈予稅的稅率也都定調了；這叫負責研究、討論的財稅學者情何以堪？依我了解，賦改會學者教授也不是什麼個性偏激、搞革命的異端份子，但是教授們最在乎的就是尊重、尊嚴。依據現況來看，不但幾個關鍵議題完全不讓教授們感受尊重，連許多會議前後，都有財政部官員放話批貶、或營造特定「假共識」。這樣的屈辱氣氛，若是蔣院士在世，大概早就退避三舍了。

　　坦白說，學術理論與行政經驗或商場實務之間，並沒有熟優熟劣的區分。學理是體，經驗是用，兩者揉和的最佳境界，就是要培養出對經濟問題的透視力（insight）。學者沒有透視力，只是個腐儒；官員沒有透視力，就是個昏官。在前兩次賦改會時代，學者都有機會展現其透視力；但是這一次，少數官員目光如豆，似乎不再希望大學者幫忙透視前方。蔣院士若在世，對此一定也是不勝唏噓。

　　學術大菩薩進了官場變門神

　　現在賦改會的整體情形究竟如何呢？讓我做個比喻吧。賦改會裡有不少大學者。大學者在優良的學術社群之內，像是個大菩薩，慈眉善目，幫忙系裡、院裡解決各種問題。但是在惡質的學術社群裡，大學者只是個「門神」。院系關起門來討論事情時，門神貼在門上卻是面向門外，是外人。菩薩幫忙解決內部的各種問題，但門神的作用只是嚇唬外面的社會大眾，對內則完全沒有作用。第一與第二次的賦改會，學者都是大菩薩，但第三次的賦改會，學者則像是門神，只是向社會招搖的道具，對門內張牙舞爪的阿修羅而言，門神都是外人。有朋友對我說，賦改會開會時他只要另有行程，則一定選擇去別的行程，因為開賦改會「有內在煎熬、有外在羞辱、邊際成本高、邊際效益低」。我則開玩笑安慰他「身為龍套，開會早到、頻頻點頭、面露微笑、絕不發言、只聽報告、冷眼旁觀、睏了睡覺」。大菩薩要在第三次賦改會裡自處，大概只能把前述卅二字奉為真言了。

　　唉，學者對於國家發展，當然是有功能、有幫助的。用之以方、待之以禮，那麼大學者就是大資產，賦改會也可以幫政府解決、排除不恰當的大選財經政見，讓馬蕭愛台十二建設有穩健的財源、能順利的進行，改善台灣的經濟。但是，如果視學者如蔽屣、棄之於途，那麼這群學者就會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未來幾年會令主政者「芒刺在背」。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如何看待賦改會，就看主政者的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