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樹要見林

如此奇妙的關係，緣何造就？....

從「克拉彭」到「布盧姆斯伯里」——近代晚期英國的文化貴族 (下)

‧歷史月刊 2009/04/20
在克拉彭家族中，一般來講，父母總是能成功地向其子女灌輸其致力於促進社會進步的熱情，除此之外，為了使後代在顯赫的知識階層謀求一席之地，他們還培養了其對藝術，尤其是文學藝術最具靈性的聰明大腦。


【文／張旭】
如此奇妙的關係，緣何造就？

在佛洛依德龐大的精神病學體系中，有一個「家庭羅曼史」的概念：人類文化的誕生和演進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代與代之間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傳承是不完美的。文化通過語言和文字傳播時，各人之間、特別不同代的各人之間，會出現誤解和衝突。而造成誤解和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生殖起源的本能抗拒，主要表現就是子女與其生身父母之間的衝突，試圖以自己的成就來表達對生殖起源的抗爭。也就是說，子女在繼承其父母的天賦並深受其思想影響的同時，往往伴隨一個充滿激烈矛盾的排斥過程。這種傳承與批判共生的文化傳遞模式，既是人類的悲劇，也是思想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對於上文所述克拉彭－布盧姆斯伯里文化貴族家族內部那種批判與傳承並生的關係，「家庭羅曼史」情結雖然不能夠成完整的解釋。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正如家庭環境的影響是塞西爾家族、邱吉爾家族和羅素家族政治家輩出的原因之一一樣，父母與兒女的關係、家族傳統的教育模式以及職業規劃確實也是英國近代知識分子圈中諸多同姓人之間那種奇妙關係的原因所在。

在克拉彭家族中，一般來講，父母總是能成功地向其子女灌輸其致力於促進社會進步的熱情，除此之外，為了使後代在顯赫的知識階層謀求一席之地，他們還培養了其對藝術，尤其是文學藝術最具靈性的聰明大腦。克拉彭聖人的家庭紐帶往往是很強烈的，特別是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而在子女們成年之後，其家庭紐帶還在其未來的生活和學術中得到延續和擴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拉彭家庭中，女性成員的影響似乎遠比在十九世紀的普通家庭中大。雖然按照當時人的看法，女性是與學術或專業職業無關的，但在克拉彭的很多事情上，女兒甚至會扮演主角，並最終成長為布盧姆斯伯里沙龍裡才華橫溢的迷人女士。

除去那些與眾不同之處，克拉彭家庭也有那個時代的通病，那就是刻板、壓抑的氛圍。這不是個人殘忍的結果，而是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正常狀況——一個家長制的家庭只是一個家長制的國家的最小單位。聖人和他們的子孫絕不是寬容慈愛的父母，相反，他們傾向於在與子女的關係中扮演統治和支配的角色。維吉尼亞在《到燈塔去》中對他父親的描述，以及萊斯利‧史蒂芬一本敘述自己婚姻生活的《陵書》中，都透露出很多資訊：「男人沉悶的彎刀無情的重擊著，一次又一次的企求憐憫」，「他總是無視她的感情，傷害關愛她的人」。斯蒂芬家的孩子都相信，母親死後，父親帶給他們的，是一種殘忍的、自憐自怨的情感折磨。顯而易見，這種壓抑的家庭環境不可能不對強化子女的叛逆意願。

到了上大學的年齡時，克拉彭的子孫們終於獲得擺脫束縛、獨立思考和自由行動的機會，這段經歷不僅將他們塑造成了他們時代的精英知識分子，還給予他們再一次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的機會。經過高品質的學前教育之後，文化貴族的子弟們往往都被送到某個著名大學——第二代有的去牛津、有的去劍橋；第三代則主要去劍橋——繼續學習並展開社交。特別是在劍橋——這個永遠把才智看的高於一切的地方，共同呼吸著那些學院中彌漫著的些許矯揉造作的空氣，這些從小的玩伴之間的認同感更強了——也許自己確實是被選中的少數人。

對於這一角色，他們有的選擇接受，有的則竭力抵制。麥考萊抱怨劍橋青年男學生的閉塞生活，認為自己被剝奪了與年輕女子和年長男性的交流機會，於是他致力於在倫敦建立更自由的大學學院。然而，日後他政治家、行政官員和歷史學家的職業生涯卻打著深深的劍橋烙印。同樣的，萊斯利‧史蒂芬雖然放棄了劍橋的研究生獎學金，但他從事的編輯和學者事業，卻是典型的劍橋職業。於是，在明顯抵抗與無形繼承的過程中，劍橋生涯使這些從傳統的血緣或婚姻建立紐帶中走出來的新人們，重新確定了自己的專業傾向和彼此間的私人情誼，為其離開校園後擔當起英國社會文化的領導者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布盧姆斯伯里圈的劍橋色彩更濃。在他們還沒有成為著名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的時候，彼此之間就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的主要載體，就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形成那個因宣導雅典式的言說與思想自由和知識交流而得名的使徒社。實際上，所有布盧姆斯伯里圈的核心成員，除了格蘭特，都曾有過在劍橋求學的經歷，而他們中大多數都屬於那個令人妄羨的使徒社。使徒社的會員身分伴其終身，而傳統上都是週六集會，以至於布盧姆斯伯里的沙龍都只能被安排在週四。我們不太清楚使徒社聚會的時候，他們都做些什麼，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正是在使徒社，他們培養了對完美的尊崇。

從劍橋畢業之後，文化貴族家族的年輕人們大多集中到倫敦（也有部分人留在劍橋），按照某種在童年和大學中建立的模式建立未來的事業和生活。於是，維多利亞的那代人，利用專業領域越來越接受中等階級的契機，開始從事行政和文化事務。而年輕的使徒社成員來到布盧姆斯伯里——這裡有濃厚的波希米亞風氣、靠近文學和藝術生活中心，又遠離其可敬、可畏的父母——希望延續美好的大學生活、進行私密的工作、長時間的討論以及建立在他們最珍視的真誠關係基礎上的談話。漸漸的，他們游離出所謂的社會權力中心，進入獨立的文學和藝術領域，並於其他處於既存體系和秩序邊緣的人們建立了合作，使劍橋聯繫擴展到更廣闊的年齡和性別範圍。這種合作是與二十世紀初階級紐帶的鬆弛和學者自治組織的誕生相呼應的。

再一次，我們看到體系內強烈的同屬感：不論其兒女的私生活會使萊斯利‧史蒂芬產生什麼感想，這位《英國人物傳記辭典》的主編，對其子女的畫家、作家和精神病醫生的職業，應該是挑不出什麼毛病的。不過，文化貴族的子女們最多從事的行業是出版業——撰稿人、評論者或者雜誌編輯。當然他們進入這個行業，主要還是靠家族關係——家人或者同學的家人可能正是某個雜誌或出版社的經營者。對這個行業的依賴保證他們能過一種與文化距離較近的生活，這也使得他們享有更大的自由——某人可以在撰寫文學評論時間或騰出時間寫寫小說。這又是文化貴族家族傳統的影響——保證其每一代都得到與他人較多的在文化上有所建樹的機會。

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從克拉彭派與布盧姆斯伯里圈這個文化貴族譜系中知識精英們，在很大程度上履行同樣的職能——為英國的先鋒文化設定基調和日程。像所有貴族家族一樣，他們很重視對傳統的保持，但作為思想的創造者，他們又必須擔當激發變革的角色。而且，與建立在土地的世襲和官制和軍階的交換基礎上的政治貴族世襲譜系不同，文化貴族的顯赫地位並不能直接從其父輩那裡獲得，而必須依靠自己重新確立。幸好，克拉彭聖人不僅賦予他們完美的頭腦和過人的悟性，還給予他們一種最重要的精神優勢——自我價值認同中的高貴感。與兩所精英大學的特殊關係和職業選擇的便利性，也保證他們有機會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使彼此的天賦得到最充分的開發。這一切都其日後的專業成就打下了基礎，也使得英國中等階級文化傳統一代代的傳承下來。

與此同時，在劍橋那一次次激情洋溢的談話和布盧姆斯伯里那一篇篇靈性充溢的文章中，嚴厲專制父母和壓抑的家庭生活促發的叛逆意願愈發強烈，並最終在這些年輕貴族驚世駭俗的作品和情感中爆發出來。就這樣，英國晚近文化貴族譜系內部，代際之間那繼承與批判並存、和諧與衝突共生的奇妙關係，就鋪展在我們面前了。這種集父母子女、夫妻情侶、工作搭檔和交心朋友於一體的文化傳承模式，使當時的英國社會思潮，既具有吸收工業化影響的足夠彈性，又不致引發劇烈的社會變動。雖然這個文化貴族譜系毫無自我封閉，而樂於接受新元素的影響——這從他們不斷擴展的家庭和婚姻聯繫中就可得到印證，但是同政治貴族一樣，這批精神貴族的顯赫地位也時刻面臨新生力量的挑戰，而不可能萬世永存。這個在工業革命後英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文化貴族譜系，在應對之後的問題時卻不盡成功。最終，伴隨著其獨特性的消失，其文化上的顯赫地位也消失了。自此以後，新的精英不斷湧現，他們無一不受到這批文化貴族的深刻影響。與其充滿活力的誕生和成長期一樣，英國文化貴族的衰落與滅亡也成為永不停歇的人類精神進步和變革中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量。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