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樹要見林

繼承與批判並存、和諧與衝突共生的代際關係....

從「克拉彭」到「布盧姆斯伯里」——近代晚期英國的文化貴族 (中)

‧歷史月刊 2009/04/20
與麥考萊家一樣，史蒂芬家的每一代也都見證了宗教虔信的消減。鞠躬盡瘁的廢奴活動家詹姆斯‧史蒂芬的孫子萊斯利，當發覺自己無法接受國教思想時，就放棄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當發覺基督教關於男女的起源和終極命運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之後...


【文／張旭】
繼承與批判並存、和諧與衝突共生的代際關係

克拉彭的孩子們，從小就生活在相似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後成為大學同學，並在之後的人生中建立起或深或淺的合作夥伴或者親密伴侶關係。正如每個人對其家世出身，既可融入也可拋棄，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們，面對他們其家族的顯赫成就，也滋生出牴觸與崇尚並存的情緒，並採取批判與繼承交疊的行動，從而使克拉彭－布盧姆斯伯里譜系內始終呈現變革的衝突與穩定的傳承並存的局面。

昆汀‧貝爾曾充滿感情的描述這個譜系中的第二或第三代人：「以為我們的先輩都過著一種廣受蔭庇的舒適生活，那是極端錯誤的。事實上剛好相反，當他們抬頭仰望蒼穹，卻發現一片虛空。」在這些天才們完美的頭腦中，宗教懷疑主義和道德教條主義並存，信仰和理智無時無刻不在經歷艱險的鬥爭，這使他們不能再繼續父輩的福音主義信仰。於是，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加入國教教會，另一部人則逐漸淡化思想中的宗教意味，轉向維多利亞主義不可知論，其中典型就是湯瑪斯‧麥考萊和萊斯利‧史蒂芬。前者鄙視其父狂熱的宗教虔信，推崇道德和公民價值，即弱化了宗教感的福音派功利主義。

與麥考萊家一樣，史蒂芬家的每一代也都見證了宗教虔信的消減。鞠躬盡瘁的廢奴活動家詹姆斯‧史蒂芬的孫子萊斯利，當發覺自己無法接受國教思想時，就放棄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當發覺基督教關於男女的起源和終極命運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之後，就公開稱自己為不可知論者。但是，他仍相信不信宗教與保持嚴格的道德是相容的。他的信條很明確：「我現在什麼也不信，但是決不意味著我不擁有高尚的道德——如果可能的話，我要活得像個紳士，死得也像個紳士。」另一位第三代的史蒂芬，萊斯利的哥哥、法官費茨詹姆斯則是一位抵制一切精神權威的新教徒，他推崇良好的政府模式和社會秩序，希望通過高壓政治來強化道德。

到了布盧姆斯伯里這一代，相比其祖父或曾祖父們對國教繁文縟節的批判，他們對舊文化的憎惡與抵制，只能用激盪人心的慘烈來形容。布盧姆斯伯里的男男女女們，通過自己的情感與作品，從容而堅決的將維多利亞時代遠遠的拋在身後了。他們利用一切機會來表達對維多利亞主義價值觀和社會風氣的批判、對善惡的道德劃分的質疑、宗教、國家和社會的各色權威的敵視和對時間、經濟的合理性規劃的無視。無論在藝術、文學還是道德和倫理領域，他們都是拒絕接受所謂「真理」和「標準」的叛逆者。他們認為，當二十世紀到來的時候，人際關係中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誠實、新的寬容，而最有價值的思想狀態並不像祖輩所想的那樣都和英雄、聖人聯繫在一起，而是與真善美聯繫在一起的。於是，他們通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拒服兵役等行動與多數政治決裂，在小說和繪畫中批判唯物主義、現實主義，攻擊性別不平等，並希望建立一個基於自由主義的限制現存社會準則的新秩序。正如克萊武‧貝爾所說，他的同伴們「都鄙視傳統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只要你願意，還可以鄙視傳統道德」。昆汀‧貝爾也評價道：「布盧姆斯伯里在某種程度上始終處於對社會現存權力結構的抗爭之中，從一開始就很明確，沒有什麼東西，或者根本很多少有什麼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克拉彭－布盧姆斯伯里譜系的代際衝突，由於一些鮮明出位的人物的言行，乍看起來似乎十分激烈。然而，變革之下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傳承也是不容忽略的。至少在這個家族100年多年的歷史中，英國中等階級的普遍傾向——相信人性進步、追求社會公正、堅持基本的積極的價值觀等一直未變，只是隨著社會主流思想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訴求而已。十八、九世紀之交時，它們表現為福音派或非國教宗教熱情和廢除奴隸貿易的要求。維多利亞中期那代人在批判基督教的同時，也提倡自由主義改革和帝國誠實行政；到了二十世紀初的布盧姆斯伯里人心中，這種價值觀則表現為貶低公共服務的價值，以及在其人際交往行為和學術活動上的一系列激進自由主義價值觀。這解釋了為什麼斯特雷奇——維多利亞時代人與事的激烈批判者，竟然為克萊武侵占印度的行為撰寫了一篇激情四溢的辯護文章。可以說，克拉彭聖人有一套建立在相同價值觀之上的認同體系，這種價值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實際上一直在其後代中傳承。

如果說布盧姆伯里人不再太多的關心宗教問題——不論是福音信仰還是什麼其他的形式——那是因為他們父母那一代人應經丟棄了傳統宗教，但是，他們沒有在丟棄其父輩和祖輩看來與宗教一樣必須虔誠遵守的道德和社會倫理。他們同樣注重慈善與人道，但不是宗教驅使下的人道主義，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事業和科學。比如他們不再向摩爾一樣提倡主日學校，而是創辦某種義務教育體系；不再一味試圖培養窮人的道德和舉止，而致力於改善其工作與生活條件。

布盧姆斯伯里人對政治的態度，也與祖輩十分相似：家族流傳的文化和智力上的崇高感使他們既不如生活在桃花源中般不問世事，也絕不熱血沸騰發動革命。所以，雖然他們在思想傾向上似乎與工黨接近，但去很少參與當時正如火如荼開展的婦女選舉線權、愛爾蘭自治運動和工會鬥爭、更沒有走向法西斯極端主義，當然也無人成為社會主義者。相反地，歐洲大陸的文化和藝術團體，比如未來派、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等，無一例外都發表一個又一個宣言、進行一次又一次請願，竭力將新藝術形式與政治上的革新結合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認為，布盧姆斯伯里派的「反抗正表明了他們對反抗之物的依託……他們從沒有擺脫維多利亞時代」，而歷史學家約翰‧斯通則將他們描繪成一群傳教士——「希望將舊時代的至高思想和精神傳至這個完全不注重精神的新世紀」。用佛吉尼亞自己的話來表達也許更準確：「在質疑了一切的真理性和有效性之後，在拒絕了僅僅因為某人的『權威』而輕信任何人和任何事之後，實際上，在做出自己的判斷之後，我們是『懷著深深的敬意和熱情的贊許來對待』許多事和許多人的：真理、美、藝術品、一些習俗、友誼、愛情、很多活著的和死去的男人和女人。」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