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樹要見林

從某種意義上說，....

從「克拉彭」到「布盧姆斯伯里」——近代晚期英國的文化貴族 (上)

‧歷史月刊 2009/04/20
英國近代文化貴族譜系的第一代，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幾個商人和製造業者家庭。他們彼此間除了生意上聯繫和共同的福音派信仰之外，在很多社會問題上也持相似的主張，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改革派別——「克拉彭派」。


【文／張旭】
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近代歷史的演進就是一個由少數家族影響甚至控制的過程。在1688年之後將近200年間，英國的政治權力大多為輝格派貴族所掌握，而其歷史實際上就是幾個家族之間官職、爵位、財富和權力的交換史與繼承史。歷史學家對這個充滿開放精神與革新行為的寡頭權力線報以濃厚的興趣，樂此不疲的勾畫從沙夫茨伯里至格雷再到墨爾本和帕爾默斯頓的家譜。相比較官制與爵位的家族世襲，思想與觀念的家族傳承沒有那麼正式和明顯。然而，稍加留意，我們還是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線索：佛吉尼亞‧沃爾夫和凡尼莎‧貝爾姊妹的曾祖父詹姆斯‧史蒂芬是英國衡平法庭聆案官和《1807年廢奴法案》的主創者，父親萊斯利‧史蒂芬則是維多利亞時代中後期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和《英國人物傳記辭典》（後來的《牛津人物傳記辭典》）的首任編輯；愛德華‧摩根‧福斯特的曾祖父是英國福音派運動和廢奴運動的領袖亨利‧桑頓，其曾姑母的教母則是傑出革新派女作家和慈善家漢娜‧摩爾。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史蒂芬、亨利‧桑頓和漢娜‧摩爾的關係十分密切，並組成十九世紀初著名的福音派改革團體「克拉彭派」；到了他們的曾孫一代，沃爾夫、貝爾和福斯特又同屬二十世紀初那個特立獨行的「布盧姆斯伯里」先鋒文化圈。按照這個線索追溯延伸，一條與世襲政治家貴族線平行的知識分子世襲貴族線就鋪展在我們眼前了。這個譜系大約貫穿了一個世紀，包含了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知識界和思想界精英圈子中很大一部分人。他們不但擁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經歷，甚至都是來自少數幾個家族，而且這些家族之間還具有千絲萬縷的血統和婚姻關係。這個社會改革家、哲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和美學家的群體，被柯勒律治和穆勒稱為民族知識分子階層，而筆者認為，或許將其稱為文化貴族將更加切合其家族和個人關係的本質。本文將探討的，就是從克拉彭到布盧姆斯伯里、這個顯赫的文化貴族譜系內部的思想演進，即其中呈現的繼承與批判共生、和諧與衝突並存的奇妙關係。

從「克拉彭派」到「布盧姆斯伯里圈」

英國近代文化貴族譜系的第一代，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幾個商人和製造業者家庭。他們彼此間除了生意上聯繫和共同的福音派信仰之外，在很多社會問題上也持相似的主張，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改革派別——「克拉彭派」。克拉彭與倫敦市中心的距離，正好保證其居民既能輕鬆進城處理業務，又維持著一種遠離喧囂的平靜生活。這個微妙的距離也印證了克拉彭派與英國主流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一方面，其非安立甘的信仰使其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但他們卻不像法國舊制度下的第三等級那樣，認為有進行暴力革命的必要；另一方面，他們並非隅於現狀，而致力於通過社會改革使英國朝他們理想中的狀態發展。於是，他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既抽離出貴族的國教聖公會，又區別於平民信仰——諸如衛理宗——的新教派——國教福音派側翼，並結成了這個被當時的英國人略帶嘲諷的稱為「拉彭聖克人」的非宗教聯盟，其成員除了上文提到的桑頓、詹姆斯‧史蒂芬和漢娜‧摩爾，還有威廉‧威爾伯福斯、查克里‧麥考萊、亨利‧威恩、威廉‧史密斯和葛蘭維爾‧夏普等。

克拉彭派福音主義思想的內核，就是將基督教虔信與社會改革的訴求結合起來，呼籲廢除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加勒比奴隸制度、改革本國刑事體系並改善監獄條件，同時對野蠻和墮落的人——既包括殖民地奴隸也包括本土的罪犯——進行宗教教化。

克拉彭派鮮明入世的福音派改革訴諸，雖稱不上顯赫一時，但都曾在英國思想史上留下印記。不過，其更濃厚的一筆，似乎書寫在兩至三代之後，在倫敦的另一端，這些老克拉彭人的孫輩、曾孫輩們又組成了另一個對現代英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文化流派。1904年，萊斯利‧史蒂芬去世3年之後，他的兒女們將家從肯辛頓搬到倫敦大學眾多學院和大英博物館所在地布盧姆斯伯里區戈登廣場46號。這一標誌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之誕生的行動，很大程度上是小女兒佛吉尼亞的主意，她希望藉此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一切都將是全新的；一切都將是與眾不同的；一切都是在嘗試。」史蒂芬家四兄妹的吸引力足夠強大——到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布盧姆斯伯里已經成為凡尼莎和克萊武‧貝爾、維吉尼亞和倫納德‧沃爾夫兩對新婚夫婦，以及阿德里安、福斯特、梅納德‧凱恩斯、伯特蘭‧羅素、利頓‧斯特雷奇、鄧肯‧格蘭特和羅傑‧弗萊的家。

此外，這個文化圈也包含很多游走於邊緣的「同路人」，包括湯瑪斯‧艾略特、亨利‧蘭姆、威廉‧葉芝、喬治‧麥考萊‧屈維廉和阿爾多斯‧郝胥黎等。對人與人之間既包含隔絕又包含愛戀的獨立性的確信、對時間、生命與死亡的本質的獨特理解，以及對個人情感和審美享受的追求，這一切都使得活躍於二十世紀初至30年代的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成為他們那個時代最與眾不同的一群人。而如果一定要給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確定某種哲學內核的話，我想那就是對最純粹的真、善、美的深愛與追求。倫納德‧沃爾夫稱他的同伴們都是「自由、理性、文明的新社會的建築師」；福斯特在二戰中期則說他們都聰明而優雅，不知疲倦的追求真理，堅信「人與人之間的忠誠」和「一生不變的愛情」；凡尼莎與克萊武的兒子昆汀‧貝爾稱讚其父輩畢生都在追求「理性、慈悲、明智的平靜的自由」。以此為出發點，布盧姆斯伯里圈中人在小說、詩歌、傳記、文學批評、時事評論、繪畫、裝飾設計上開時代之風，在哲學、美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獨樹一幟、其女性主義、和平主義、個性解放和性倫理等都對後世產生巨大的影響。凡此種種，前人所述備矣，此處無需贅述。

雖然克萊武‧貝爾認為他的同伴們在「討論追求真理的話題時有著共同的品味」，但事實上，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中人的性格、思想和專業絕非一致、合拍，所以，與其將其視為一個嚴謹的文化派別，恐怕一個文化知識界精英分子的社交圈子才是更合適的定位。這些執著的個人主義者們之所以走到一起，筆者認為，是因為兩根紐帶的存在：一個是彼此間——既包括異性間也包括同性間——嚴肅、真誠、卻也驚世駭俗的複雜情感關係，另一個，就是其共同的家庭背景及其發引的親友關聯，其載體就是「克拉彭－布盧姆斯伯里」文化貴族譜系——一個由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化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構成的錯綜龐大的家族體系。

這一譜系既包含兩派之間的直系親屬，還由通婚和友誼延伸到更寬闊的範圍，從而牽扯到很多英國歷史上的著名姓氏：達爾文－威治伍德、斯特雷奇－格蘭特、郝胥黎、穆勒、弗萊、威爾伯福斯、阿諾德、薩克雷等等。在這個龐大知識分子譜系中，克拉彭－布盧姆斯伯里這一條線是影響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所以筆者將其作為研究這個貫穿一個世紀的英國文化貴族譜系的典型，並按照大略勾畫出的三至四代人——克拉彭聖人、維多利亞中期的一至兩代人和布盧姆斯伯里圈中人——加以評說。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