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5,2018 13:22

自由共和國》張溫波/低薪探原

總統蔡英文指示,行政團隊今年施政重要任務是全力解決低薪(特別是年輕人低薪)問題,月薪三萬元是夢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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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張溫波/低薪探原
2018-01-15 06:00
張溫波/曾任台大教授、經建會處長退休


總統蔡英文指示,行政團隊今年施政重要任務是全力解決低薪(特別是年輕人低薪)問題,月薪三萬元是夢想目標。企業加薪的獎勵方式包括企業薪資結構有利於年輕人,給予津貼;或企業參與政府標案,給予一些點數加權,「得標機會」相對較高。這些獎勵口號雖然相當響亮,但不無因果錯亂之疑,甚至弄巧成拙,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殊值一一澄清。

從總體經濟學理而言,採用津貼及獎勵的行政手段促使加薪,會出現兩種反應:一為增加企業勞動成本,激化物價相應上漲,拖累消費及輸出擴張,引申的勞動需求(就業)與GDP同告減少。二為物價上漲,原先某一定數額的名目貨幣供給,經折合實質貨幣供給減少,利率上升,投資縮減,就業與GDP降低。結果,勞工實質薪資不變,回歸原點,甚至倒退。一旦行政手段撤銷,低薪變本加厲。

從這一邏輯推理,即知主政者必須致力優化投資環境,並採取有效機制,誘導當前龐大游資(呆錢或濫頭寸),引入實體投資行列,促進經濟成長活力與潛力持續增強,才是帶動就業及薪資不斷增加的正途。時下論者、高官甚至行政首長屢屢高呼通膨(CPI或GDP平減物價指數)救薪資、薪資救經濟成長(等同通膨救經濟)的論調,殊不知患了嚴重誤導社會大眾的謬論。二○○九年油電價格巨幅上漲,搖搖欲墜的景氣雪上加霜,即為例證,殷鑑不遠。

薪資是勞動市場中受僱者勞動供給與資方勞動需求共同決定的勞動「價格」的「果」,而不是「因」。而且,各行業及其內部個別企業面對的「因」及「果」互異,行政手段更難處理。勞動市場雖受到相關法制的牽制,未必能充分符合真正自由市場的運行,但尚能發揮價格或薪資決定的基本機能,世界各國皆然。

當前景氣雖呈現復甦曙光,但仍有相當幅度的失業率,即表示未達充分就業狀態。就因為如此,薪資依然遲滯不升。二○○○年起,實質經常薪資倒退已逾十六年之久,形成人人琅琅上口的窮忙、窮薪及窮苦的異常現象。

官方指出,二○一七年受僱者共八百九十八.五萬人,較二○一六年微增七.九萬人(○.八九%),反映景氣復甦所創造的就業相當有限。其中月薪未滿二萬元尚有三十九.五萬人,未滿三萬元更高達二百六十五.六萬人,兩者合計占總受僱人數的三十三.九六%,雖然減少二十一.九萬人,但距脫貧窘境仍有相當距離。另方面,月薪超過三萬元受僱者增加二十九.八萬人,增加三.四%,比起月薪低於三萬元者減少六.七%,呈現明顯改善。

月薪三萬元的夢想目標,設定準則究竟如何,主政者沒有交代。筆者就每人名目GDP占總名目GDP來觀察。依官方最新資料,二○一七年每人名目GDP增達七十三.九萬元,而薪資報酬(或稱勞動對總GDP貢獻的勞動報酬)占總GDP比率四十三.八%,二者乘積除以十二個月等於二.七萬元。若追溯一九八○年代末年及一九九○年代前半期薪資報酬占比五十%,據以估算二○一七年月薪即三萬元。筆者認為這一算法可讓低薪者接受。唯一缺憾的是,六都或各縣市的基本(最低)生活費用高低不一,不宜以這一平均值適用各地的低薪受僱者,應訂定地區別的低薪標準。

台灣低薪其來有自,主要歸因如下:

第一、企業結構:全部企業單位以中小型為主幹,高占九十七.二%(一百四十.一萬家),大型企業僅占二.八%(四.一萬家);前者就業占七十八.二%(八百八十一.一萬人),後者占二十一.八%(二百四十五.六萬人)。中小企業規模小,大都為生活型企業經營方式(尤以小型企業最為明顯),月薪必然相對偏低,成為窮薪族群。大型企業(特別是財團企業)享有減免稅、水電費等鉅額優惠,又汙染成本未充分反映於生產成本,盈餘豐裕,員工分享「大餅」較多,早已成為社會中高所得者甚至富豪。在GDP分配之中,勞動報酬從一九九○年前半期的五十%降至二○一六年四十三.八%,營業盈餘(資本報酬)從二十九%升至三十五%,貧富懸殊愈見惡化。

第二、勞工因素:受僱者本身綜合學經歷、進修、研究而成的技術知識水準懸殊,月薪高低兩極化。受僱者技能低階者占多數,月薪較低。高學歷資優生紛紛出國深造,後段生從事低階工作甚至非典型工作已屢見不鮮,甚至有時高達三分之二。

第三、企業模式:台灣經濟是出口驅動的成長型態,但出口主力廠商大都採取組裝代工微利的經營模式。該等廠商每年營業額頗大,但營利微薄,受僱者分享「紅利」較少。易言之,大型企業亦不乏低薪者。該等廠商研發創新創意、自創品牌等投資不足,關鍵技術短缺,關鍵零組件自製能力低落。因此,每單位出口品所含進口原材料零組件比率(import content)偏高,產品異質化甚低,與出口競爭對象國相差無幾,缺乏競爭力相對優勢,出口價格落入國外進口商決定的外生變數。出口所需進口材料零組件的進口價格則成為國外供應商決定的外生變數。二「外」夾殺的結果,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惡化,實質國民所得(經濟福祉)隨每年鉅額對外貿易值而流失不貲,月薪難以提升勢所必然。

綜合上述,加薪不宜採用津貼或標案點數加權的行政手段,以避免反效果與造成市場秩序混亂。主政者必須從「果」追「因」,據以研擬對症投藥的有效對策,才能使薪資低化問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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