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30,2017 13:24

刑求的司法人權記憶圖

台中高分檢自動聲請再審鄭性澤殺人案,法院從死刑改判無罪,檢察長江惠民表示,再度證明「刑求逼供不可行」。...........

刑求的司法人權記憶圖(簡祥紋)
2017年10月30日 蘋果日報
台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


台中高分檢自動聲請再審鄭性澤殺人案,法院從死刑改判無罪,檢察長江惠民表示,再度證明「刑求逼供不可行」。檢方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誠大勇也,值得肯定。

台灣法治史上,最有名的「刑求」案件,莫過於史上第一件持槍搶劫銀行案,所引發的王迎先命案。1980年李師科殺警奪槍後,於1982年4月持槍搶劫銀行,政府以當時天文數字200萬元懸賞兇手。王迎先因為外型、口音、姿態與李師科酷似而遭檢舉,警方急於破案將王迎先逮捕,刑求逼供,同年5月7日王迎先在帶領警方尋找辦案工具及贓款過程中,行經秀朗橋,趁機跳入新店溪,以死明志,警方卻還企圖以「畏罪自殺」污衊王迎先,所幸不久後真兇李師科落網,當初逮捕王迎先的警察從此開始逃亡。而當年《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被告『於起訴後』,得隨時選任辯護人。」,意思是案件到法院審理時,被告才可以選任辯護人為自己辯護,檢警偵辦階段不可以。同年8月立法院修法將「於起訴後」四個字刪除,並增訂司法警察官調查程序中亦適用。從此開啟偵查中被告辯護權的法律保障,以避免刑求發生。

強制辯護保障人權

1982年的修法固然承認偵查中被告「選任」辯護人權利,但仍有不足,才會陸續在1997年增訂「權利告知」條款,此即美國電影中常聽到警察執行逮捕時說的「你有權保持沉默……,你受審問時你有權讓律師在場……。」(又稱「米蘭達警告」),後續2006、2013、2015年並承認偵查中的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等弱勢者之「強制」辯護權,去年4月又增訂強制辯護擴及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並有論者主張,適用範圍應再擴張至「因現行犯或緊急逮捕及遭控重罪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均值得進一步研究。強制辯護制度科以偵審司法人員「主動指派」辯護人之義務,使得刑事被告的人權保障更趨於完整。然而近來為因應強制辯護新制增加之律師需求,律師公會似認夜間強制辯護酬金過低,而遲遲未能與司法院就是否提供輪值律師名單達成共識,司法院就此或許應該考慮重新招考隸屬法院的「公設辯護人」,以便因應新制的實施,落實司法人權。

「法律都是用來保護壞人的?」是社會輿論常見的質疑。但從歷史經驗來看,顯非如此,反而經常是犧牲無辜者的人生才換取到的,不要以為失去的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以為與自己無關,人有旦夕禍福,每個人都可能是無辜者,當年的王迎先又何曾想過,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有那麼一日,需用跳河,化作新店溪裡一縷冤魂,才能控訴公權力的暴行呢?沒有當年王迎先的驚天一跳,今日的你我都可能是刑求的受害者。然而沒受過法律專業學習的人,如何能了解少掉「於起訴後」4個字的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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