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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民主深化的轉轍點上—
Part I，發展公民社會是民主深化的關鍵


青輔會主委鄭麗君
2005/03/27 南方青年公民論壇演講


今天南方青年公民論壇邀請我來演講，我心裡真的很高興。因為青輔會平常辦很多活動、演講跟講座，就是希望年輕人動起來，讓年輕人有行動力。今天我受邀來演講，看到我們的青年都很努力，心裡特別感到高興。尤其是「青年公民列車」是一個很好的概念。我剛一進來，拿著車票，不假思索地問我們車掌朋友說：「這班列車要開往哪裡？要開往烏托邦嗎？」我覺得年輕人就是要有這樣的理想和夢想。


理念和思想是歷史軌道的轉轍手


搭上這班列車，讓我想到社會學家韋伯的比喻。他說：人的理念和思想也許不是火車的駕駛員，但它常常是軌道的轉轍手。也許它不是直接駕駛這輛火車，也許它並不掌有權力，但是它會在關鍵的時候扮演軌道的轉轍手，只要一轉轍，就會改變火車行進的軌道與方向。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人的理念和人的思想都曾經扮演很重要的關鍵角色。今天的青年公民列車，它也有可能是台灣民主深化的一個轉轍手。藉由這輛列車，也許可以開出一條民主深化的道路。在這條路上，青年的力量不只是行動，更重要的是在行動背面的思辯跟對話。我想就從這裡切入今天的主題，也就是：「民主深化的歷程當中，青年可能的角色是什麼？」

在談這個題目時，首先我想談的是，我對台灣民主深化的認知是什麼，到底什麼是民主深化？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參與學運，參與民主運動，而這二十幾年走來，在不同政黨、不同領域，也都曾經共同經歷民主化的經驗。我相信當時在國民黨內部也有一個改革的力量，民主化的成就應該由全民所共享。雖然過去十幾年來，大家在不同的領域都曾經共同經歷民主化的經驗，但是台灣社會卻還不能夠沉澱下來，好好的去反思我們整個民主化歷程，跟這整個歷史經驗作一些對話，而我們卻已經要面對民主深化的挑戰。


到底什麼是民主深化？它的挑戰是什麼？它的未來是什麼？我們要先瞭解，才能從這裡再去談青年的角色。因為一個行動者如果對於大環境沒有認識的時候，行動可能是盲動的。所以青年的行動非常重要，青年的力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要有一個認識大環境、認識歷史的能力，從這裡去找到自己的角色。即使當年我們在大學參與學生運動的時候，其實也不是為了學生自己的目的，或是學生自身利益的訴求，而是以學生的身分說出當時台灣整個社會的期待—期待擺脫威權、期待民主化。我們把這樣的聲音說出來，說出那個時代的聲音。


同樣的道理，不只在台灣，我相信在人類民主化的歷程、民主政治啟蒙的過程當中，這個認知非常重要：在歷史的某個時刻該做什麼事？我們怎麼去認識歷史變化的方向？去掌握變化的軌道跟途徑？要有這樣的認知才有辦法釐清可能行動的方向、行動的圖像，在裡面才比較能掌握行動的位置。所以我想從這樣的脈絡來談這個主題。


另外，雖然我今天是以青輔會主委的身份受邀，但我要特別強調，我今天希望以公民的身份來跟大家交換一些想法，希望以資深青年的身份來交換一些想法。為什麼？因為我覺得，我在青輔會上任之後，進入政府工作之後，有政府的角色要扮演，而國家和社會、政府和民間的角色其實是有些不同的。但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坐上這班列車，我希望能夠以青年公民的身分，跳開政務官的角色來談這個主題。這樣我可以談得更深入，也可以把我的心情跟大家做最真實的互動。


對抗反分裂法應該是公民社會主導與公民團結的行動


從一個公民的心情開始，我想要先談昨天的326大遊行。從知道中國要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後到現在，其實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哀傷，也非常憂慮。哀傷的是面對中國的這部法律，它預告著中國可能會使用非和平手段來影響台灣未來前途的決定。這部法律也顯示說，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鄰居有一個政權帶有某種程度的霸權本質。我們並不反對中國人民，對中國也沒有反感，但我們從這部法律充分感受到這樣的威脅跟壓力。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想每一個公民不論藍綠、政黨，都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威脅跟恐懼。甚至這部法律會產生寒蟬效應，會慢慢在台灣開始發酵，會無形的潛藏在台灣社會內部。


台灣十幾年來的民主化，好不容易從過去沒有言論自由的年代，一起走過來到現在。當時不管是國民黨內、黨外，大家一起努力推動民主化、互相合作。雖然當時有對抗，但是從今天來看，也不得不佩服當時的國民黨能夠這麼開明跟改革。但是現在我們又再度面臨一部法律，它可能暗示著一種對於未來自主選擇、自主意識的一種威脅跟潛藏的壓力，我心裡面覺得很哀傷。


但是我心裡面還有另一個感受，就是：如果我不是政務官，不是青輔會主委，如果我是一個沒有公職身份的公民，假如我還是一個學生，我一定會去行動，我一定會去做一些事情。但我今天是青輔會主委，在政府內部。政府因應反分裂國家法有一定要面對的責任，但也有一定的限制。政府必須考量整個國際情勢、兩岸互動，必須謹慎因應，從政治面來處理。但是這部法律它威脅的是基本價值面，威脅的是現代社會、現代國家賴以成立、生存的自由與民主的基本價值，所以它是對於每個個人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權利的無形壓抑和侵害。所以從一個公民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應該更直接、更簡單，能夠比政府更有行動力。政府不能去搞運動，這是民主政治一個基本原則：社會運動、公民自主的行動必須有充足的自主性。所以這段時間以來，我一直有個心情：假如我是一個公民、是一個學生，我會投入這樣的具體行動，一定會去做一些什麼。


在這段時間，我很期待看到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能夠有很強大的力量來面對反分裂國家法，能夠把這些基本價值很大聲的向國際社會，向中國說出來。其實對我們來說，自由、民主這樣的基本價值就好像空氣和水一樣，是現代國家最基本不可或缺的。在我們這一代，這些民主價值是爭取、奮鬥來的，也是十幾年來一路很辛苦走過來的。也許對在座的各位來說，這些基本價值可能在成長過程中是很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它是你們的成長背景，就好像空氣跟水一樣是必需品。我有時候開玩笑的說，只是這空氣和水的品質略差了一點，還有待提升，但它就像空氣和水一樣，是我們在這邊生活的一個基本的環境、基本的要素。當它受到侵害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勇於捍衛這樣一個基本價值。我很期待看到的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公民行動，能夠清楚、直接的對這樣的壓迫表達一種意志。即使是對於中國，我們這樣的意志表達也會是對中國人民很好的民主對話，所以我很期待能看到這樣的運動。


但是這一段時間以來，我感受到的是目前公民社會力量的集結是那麼的不容易，力量其實不夠強大。昨天的326遊行，雖然基本上是由各社團來發起，但我們的確看到認同支持民進黨政治立場的人比較多。其實這場遊行它也可以很不一樣，如果這個運動是由公民社會發起的，是由公民行動所展開的，而不是由政黨來主導，我相信在這個議題之下可以團結更多跨黨派的人，可以團結更多政治立場不同的支持者，因為這部法律威脅的是我們這個社會賴以生存的一個自主選擇權。


不論你現在的政治立場是藍或綠，不論你對未來的想像是統或獨，台灣的現在與未來都有賴於我們在台灣內部，運用我們的民主機制來形成共識、來做選擇。它應該是我們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一個自主的選擇權。這個自主的選擇權是現代性主體、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要素。自主選擇權就是我們自由的結社權，自主選擇權表現在最高的層次就是對國家未來前途的主張，因為國家是一個最高、最大的主體。


這部法律基本上侵害了我們的自主選擇權，所以我原本期待它是一個由公民社會發起的一場運動，一場遊行。甚至它可能歷時非常久，只要我們跟中國的緊張關係、戰爭威脅還存在的話，它就應該一直持續存在。這部法也許會影響我們一輩子，甚至在座各位的一輩子。我希望不會，但也有可能影響我們好幾代人的一輩子，所以它在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都應該站出來面對的一個問題。但是我覺得在這段時間，我們社會力的展現是不夠強大、有點薄弱的。不管是因還是果，從結果來看就是我們的社會力、公民社會、社會領導還是不夠強大。如果我們的社會領導不管在思想面、組織面或行動面都夠強大的話，今天這個運動應該會是由公民社會來主導，政黨在後面做奧援，堅定地向這個世界發出我們人民的聲音。


台灣的社會力與公民社會還不夠強大


但是在中國人大開會，反分裂法登場時，我們國內的注意力都擺在內部政黨的競爭，比較沒把注意力放在這個議題上。其實，在台灣內部民主化的過程中，國際戰略情勢和兩岸關係都有很大的變化，而這部份需要我們內部團結一致，跨越政黨的立場來共同面對。要跨越政黨立場，要共同面對，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要從公民社會出發。


我們的民主民主轉型的期間其實很短，經歷了很激烈的政黨競爭，雖然建立起代議體制，卻也因此進入了一種激烈的政黨競爭的民主政治。這種競爭的政黨關係在政黨輪替後，不可能這麼快就蛻變成一個比較正常的競爭型代議體制，所以會產生政黨之間比較激烈的對抗，也就是俗稱的政黨惡鬥。


它在某種程度是正常的，因為我們也不能期待台灣在一瞬間就進入運作成熟的代議體制，所以它還帶有過去激烈對抗的性質。也因為這樣，用政治力量來主導任何運動，必定會帶著某種衝突性和歧異性。今天我們有許多不同黨派的朋友在這裡，我也要很誠實的講出心裡面的看法。政治人物當然要帶領我們的社會團結，但更重要、更基本的，還是要由公民社會出發，才能真正找到由下而上、社會集結的力量。如果我們這十幾年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公民社會的力量可以壯大的話，今天我們面對反分裂國家法，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行動，很不一樣的作為。但是也因為這幾年來，我們的社會力的確不夠強大，所以我們的因應是比較薄弱的。


326的遊行是政治力量主導，雖然我是民進黨的政務官，我也必須很誠實地說：如果326遊行能有另外一種面貌，如果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黨派的人能夠找到一個共識點，能夠一起站出來的話，它可能是非常棒的。不管我們的政治背景、立場是什麼，我們共同來對反分裂法說「不」，我想那是一個很強大的人民意志的表現如果。我很期待這次面對外來的威脅，我們能重新思考、檢討這個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談「公民社會的成長」。


我覺得，台灣民主深化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社會力要建構起來。唯有這個力量建構起來，才能迫使我們的政治力量往一個好的方向走。如果說權力是一個三角形，三角形底部的公民社會夠穩、社會共識夠強、基本價值夠清晰的時候，我想，不論政黨怎麼偏頗，它還是不會超過這個範圍，因為畢竟它是在選舉代議體制內運作，它必須要回歸民意，以民意為依歸。


簡而言之，我這段時間以來的心情便是：假如我還是一個青年公民，還是一個學生，我會投身於這樣一個公民運動、公民行動的組織工作。當然，我們要從這裡出發，還是要先稍微回過頭來看：為什麼我們公民社會的力量不夠強大？


社運和政運不必然是平行線


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看法，這在學界其實也有很多辯論，也就是我們常常會談：「在民主轉型之後呢？」在政黨輪替前，台灣的市民社會曾經非常蓬勃發展，社運非常強大。當時有野百合學運，文化界、學術界批判的力量也非常強大。當時面對威權統治，市民社會相對應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我記得在兩千年政黨剛剛輪替的時候，吳介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他寫說：市民社會將會開始空洞化，因為當時在市民社會中的行動菁英，將跟隨民進黨進入執政。他擔心市民社會將會開始空洞化，而批判、監督的力量跟主導市民社會進步論述的力量會減弱、會消失。今天回過頭看，他講得很有道理的。但是市民社會力量減弱是原因還是結果？我覺得這是要去思考的問題。也就是說，他指出的現象，從現在來看似乎有道理，但它的原因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呢？是不是就只是因為有些人跑去執政了？如果它的原因只是這樣，又代表什麼？是不是代表我們原本市民社會的力量就不夠深厚、不夠深刻，本身就不夠壯大？


在檢討這種現象時，有好幾種論述。有一種講法說政運吸收了社運，所以台灣的社會運動不能蓬勃發展。也就是說，在政黨輪替之前，反對運動裡面有兩股力量，一股是政治體制改革運動，另一股是社會運動。曾經參與這些運動的人都知道，當時有路線辯論：要走政治路線或社運路線？在政黨輪替之後，我們也看到社運工作者非常的辛苦，看到他們在尋找社運的出路。對於這種講法，我同樣也要問：這是結果還是原因？


從歐洲社會運動的歷史來看，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運動的興起，相當程度決定了當時政治運動的路線跟左派政黨的興起，所以他們的社會運動曾經很深地介入政治運動，甚至左派政黨後來取得了政權。所以社運和政運之間不必然是兩條平行線，雖然它們之間的確會有一些競合。但如果我們期待政治必須要有一個social foundation，一個社會基礎，我們應該回過頭來逼問說：我們強大的社運基礎跟social foundation在哪裡？也許是我們從解嚴到政黨輪替之間真的時間太短、太快了，所以社運成長的時間也有限，social foundation不夠強大，而對於進入代議體制、權力結構、權力空間的政黨來說，能制約它的社會基礎不夠清楚，也不夠強大，所以導致後來兩個路線的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