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Cafe Philo

326大遊行翌日，我應南方青年公民論壇之邀前往高雄演講，講題是「民主深化歷程中青年可能的角色」。會中，一位來自雄女的少女，應該只有十八歲吧，對於中國的反分裂法侵害了台灣人民自主選擇權的談話，令人難以忘懷。她說：「和平很重要，自由意志也很重要。如果要比較這種受脅迫的和平與我們的自由意志的話，我認為自由意志比較重要，因為民主社會就是建立在我們的自由意志之上，如果自由意志都被否定的話，那麼和平有什麼用？」


親愛的朋友，妳的問題，也是我這一陣子經常思考的問題。326，我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在台北街頭，與來自全台灣的公民們一同捍衛自由、拒絕脅迫。二十七日，遊行散去，我在沈靜的台北清晨中醒來，思索著今天要對三百公里遠的南方青年們講些什麼，發現昨日民主嘉年華的激昂已然退卻，一股哀傷兀自升起：我想到了米蘭‧昆德拉在《宿命論者雅各和他的主人─向狄德羅致敬》的劇本中所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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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論者雅各和他的主人》是昆德拉向啟蒙哲學家狄德羅致敬的一齣三幕劇。在這篇寫於一九八一年的序言裡面，昆德拉回憶：俄國人於一九六八年占領捷克以後，他所寫的書全被查禁了，一時之間，他失去了所有合法的謀生管道。有一天，有位導演跑來問他要不要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癡》改編成劇本，再以他人的名義發表。因此，昆德拉重讀了《白癡》，但也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便我餓死了，也無法改編這部小說。」


這股強烈的反感情緒，讓昆德拉自己也覺得驚訝，他開始自問：為什麼？是不是因為自己身為捷克人，因為祖國被占領而心靈受創，所反射出來的仇俄情緒？並不是這樣，因為他對於契訶夫的喜愛並不曾中斷。昆德拉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杜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讓人反感，是因為他書中的氛圍；在那個宇宙裡，萬事萬物都化為情感；也就是說，在那兒，情感被提升至價值與真理的位階。」他所以不願意改編《白癡》，是因為「我厭惡書中的那個世界，一個由過度作態與暗晦深淵，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溫情所堆砌起來的世界。」


捷克被占領之後的第三天，昆德拉開車在路上被俄國兵攔下，三個大兵動手在車裡搜索。檢查完畢，下令的軍官問他：「您有何感想？」問話本身並沒有惡意。軍官接著說：「這一切都是誤會。不過，問題總會解決的。您應該知道我們是愛捷克人民的。我們是愛你們的！」


如昆德拉所言，這是一個由過度作態與暗晦深淵，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溫情所堆砌起來的世界；在這裡，情感被提升至價值與真理的位階。蘇聯入侵捷克的說辭與這位軍官如出一轍：他們的心理並非出自強暴者虐待式的快感，而是基於另一種原型——受創的愛——為什麼這些捷克人（我們如此深愛的這些捷克人！）不想跟我們一塊兒過活，也不願意跟我們用同樣的方式生活呢？非得用坦克車來教導他們什麼是愛，真教人感到遺憾。」


昆德拉說：「感性對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自從人們認為感性代表某種價值、某種真理的標竿、某種行為判準的那一刻起，感性就變得令人駭怕了。最高尚的民族情感好整以暇，隨時準備為最極端的恐怖行徑辯護；人們懷抱滿腔抒情詩般的情感，卻以愛為聖名犯下卑劣的惡行。…..感性取代了理性思維，成為非知性和排除異己的共同基礎；感性也成為如榮格所說的『暴行的上層結構』。


西方社會有其感性的千年傳統，「洋溢著騎士精神的詩篇告訴人們什麼叫作愛；布爾喬亞的家族關係勾起我們對於家族的懷舊感傷；政治人物的蠱論滔滔成功地將權力慾『情感化』。正是這段漫長的歷史造就了情感所擁有的權力、豐富性及其美麗容貌。不過，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感性因為某種與其互補的精神而獲得平衡：這種精神就是理性與懷疑，遊戲以及人文事物的相對性。職是之故，西方文明得以進入全盛時期….俄羅斯的歷史之所以有別於西方，乃因文藝復興不曾出現在這個國家，而文藝復興的精神也未曾在此地應運而生。這正是為何在理性與感性之間，俄國人的心理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種不同的關係；而俄羅斯靈魂（其深沉及其粗暴）的神祕之處就存在這種關係裡。」


在昆德拉另一本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收錄著他的另一篇演講文：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這篇演講中，昆德拉曾不諱言地嘲諷西方源自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嘲笑現代理性背後真正透露出的是人類一成不變的愚昧本質，而唯有在現代小說的詼諧中才真正開啟了人類的智慧。


一向厭惡理性世界的小說家昆德拉，面對蘇聯入侵的神聖情感，竟懷念起十八世紀，懷念西方世界的理性傳統，懷念起狄德羅這位啟蒙小說家，他說：「在這一刻，當俄羅斯沉重的無理性降臨我的祖國時，我本能地感受到一股想要恣意呼吸現代西方精神的需要。而對我來說，似乎除了《宿命論者雅克》之外，再也找不到如此滿溢著機智、幽默和想像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