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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經驗看台灣民主化
—2005歐洲日演講


青輔會主委 鄭麗君


二十世紀歐洲統合的過程，其實是一個非常細緻的民主操作過程，整個運作超越了國家的架構，是國與國之間的一個細緻的整合工程，也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的工程。假設這些歐洲國家不是民主國家，而要進行這樣一個統合的工程時，那可能會是一場大災難！因為它可能會是一個強力行使的過程。這也正是歐盟的珍貴之處。歐盟統合在人類社會的的民主潮流裡立下了一個範例。


談到我的歐洲經驗，我在1993年也就是馬斯垂克條約通過的隔年到了歐洲。在台灣，我唸的是哲學系，剛開始到法國是抱著對法國電影的憧憬去唸電影研究，可是到了那裡，卻深深被它的人文思想傳統所吸引。當時我深刻地感覺到，我在台灣念的哲學其實是一種哲學的考古工作，不是真正的哲學，而在歐洲，哲學思考還是活生生存在的。人文思想的力量在歐洲歷史上的影響力非常重要，所以我後來還是投入了哲學。一直到2001年台灣政黨輪替，我才回到了台灣，希望能參與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從「真正的我」到「不是我的我」


我在歐洲留學的七、八年時間，可說是一個自我探索與自我追求的日子，我在這樣的日子裡建立了一個「真正的我」，也就是一個思考的主體。但是2001年回到台灣之後，又回到出國前在台灣的日子，持續地很想去做一些事。這個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我，卻不是我。這個說法大家可能不陌生，就是李登輝先生所說的，他發現在後半輩子，他是一個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就是一個不屬於「個人小我的李登輝」，而是一個屬於「大我的李登輝」。今天我來到政府內部，其實也是保持這樣的心情。我從體制外的學運，進入體制內的內閣團隊，很多人問我會不會背離過去的理想。我的想法非常簡單，這個投身公共事務的我，是大我的一部份，同樣是我，但它是一個「不是我的我」。


從個人思想的主體性到公共領域的主體性


我在歐洲留學期間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歐洲民主文化背後的土壤以及人文思想在底層所發揮的影響力。在思想文化上，幾個世紀以前，歐洲人從舊的統治體制關係中解放出來，也代表人的思想與主體性從一個大我的解放，它是一個現代性主體產生的過程。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宗教、哲學、藝術、文化的改革，到政治思想、革命行動的產生、政黨的成立，到現代民主代議體制的建構，這整個過程是一個以人為主體的建構。文化、藝術、科學、哲學思想裡確立了小我之主體性，也就是確立它在這個宇宙和大自然裡的關係，而不是像在過去神學世界裡，被統治者統治著，這種小我的主體性擴展到政治社會，確立了社會公共領域裡一種公共的、集體的主體性。前者的小我主體性的確立，是後者公共主體性誕生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土壤與養分。


反觀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缺乏一種從個人思想主體性誕生的過程，也缺乏一個社會公共領域主體性確立的經驗。所以感覺上我們的民主很虛，政治上各種現象是那麼的不成熟。因此歷史是沒有辦法偷懶的，它是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我們在體制上的改革如果缺乏這個深厚的文化土壤作為基礎，民主的深化將會有困難。


沙龍與咖啡館


我再舉一個例子。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時代在義大利產生的沙龍，在當時的舊體制的環境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知識在沙龍文化中產生，也藉由沙龍擴散到其他歐洲國家，而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力。十七世紀在巴黎，首先有貴族階級的女性走出階級的豪宅與宮廷，當起沙龍的女主人，讓當時的一些哲學家、思想家、甚至商人階級等等不同階級的人可以在裡面思辯與對話。很多新時代的思想從這裡產生，譬如十八世紀很重要的啟蒙運動，也是將沙龍作為很重要的一個基地。當時很多哲學家、思想家背後都是靠這些上流社會的女性在後面默默的支持他們。譬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 The Spirit of the Laws ）就是在一個很著名的沙龍裡提出來的。沙龍是當時文化傳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也是整個社會結構變動的一個根源。我特別要強調的是，許多人並不知道歐洲女性在解放舊禮制的力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當時沒有這些貴族階級的女性出來推動一個自由的、開放的、民主的對話空間，可能思想的發展進程不會這麼快。


咖啡館在歷史上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它大概出現在沙龍文化的後期，沙龍比較屬於貴族和知識分子的場域，而咖啡館則是一般民眾對話、思辯的場域。法國的第一座咖啡館是十七世紀從義大利傳到巴黎的，並且很快地在十八世紀變成思想家的文學咖啡館。這裡的文學是泛指所有的哲學、科學、政治思想。思想家就在咖啡館裡直接跟公眾對話，進行思想的啟蒙，伏爾泰甚至還把書桌搬到咖啡館裡，而法國大革命就在它一、兩百公尺遠的廣場爆發。思想和人文思辯的力量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變動的一個根基，更重要的是，以人民作為行動的主體。


由選舉政治所主導的民主化過程


台灣的民主化基本上比較是一種政黨跟政黨之間精英協商式的過程。因此，我們的民主化並不是一種由下而上經由個人思想上的獨立、解放，以及社會成員跟社會成員之間對話，進而組織行動所誕生的民主體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政黨輪替之後，體制外的精英都跑去執政了，我們的公民社會頓時變得比較薄弱，社會運動也沉寂了下來，整個社會力明顯不足。


民主深化必須非常仰賴一個持續成熟的公民社會。但是今日我們的社會行動卻受政治力的主導非常強，很多公共事件發生時，如果領袖沒有發言，民眾好像就不知道該如何去認知。譬如，前一陣子中國制定反分裂法，我想一般民主國家的人民看到這部法律，大概不需要太多思考就知道這部法律的問題出在哪裡，因為它侵害了民主自由社會中個人的基本選擇權。但是在台灣，我們常常會等待阿扁、連戰或哪一個政治領袖說出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因為在整個民主化過程，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並沒有深刻地從我們的思想、態度以及生活哲學中產生，而是一種由選舉政治主導的過程。


我並不是說台灣的民主成就不夠。其實台灣的政權和平民主的轉移是世界的一個奇蹟，從這裡可以看出台灣人民的可愛跟可貴之處。但是歷史是不能偷懶的，因為我們民主化的時間非常的短，沒有辦法為民主思想的運動打下深厚的基礎。因此在政黨輪替幾年之後，一些困境也逐漸浮現。大家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都有很深的無力感，但是我們卻說不出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面對這個困境，我們必須借鏡歐洲的經驗，真正回過頭來不斷地檢視我們民主化的歷史跟進程，尤其是在思想上對於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做一個重新的釐清與重新的教育。


懷疑與詆毀民主的反動論述


民主思想條件尚未成熟，導致我們政黨輪替後不久就開始自我懷疑，「這一切是對的嗎？」有些人開始覺得，民主好像只是造成社會更多的混亂。一般民眾不知如何去看待許多的政治亂象，更遑論討論如何去解決。在這裡我們發現，我們的思想、概念的工具非常不足。


有三個現象可以深刻的顯現這種困境的窘態。第一，我們整個公共領域呈現出的語言都充斥著私人性的、很情緒化的語言，或甚至是比較權謀式的分析。譬如分析一件事件對民進黨的政治支持度會造成什麼影響，對阿扁的領導地位會有什麼影響，對連戰又有什麼影響等等。這些語言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蒙昧的、還沒有經過啟蒙跟洗禮的、某種程度的舊體制的世界。強者永遠是對的，弱者就永遠的錯，譬如這一次的連戰訪問中國，好像我們也不太去討論它在民主程序上有什麼對錯。但是因為我們看到強者，就認為他是對的；好像他去中國受到高規格的接待，他就去對了。而阿扁好像逐漸地失去在兩岸關係上的主導權，他就變成一個弱者，弱者就是錯的。我們還沒有走出一個小我、情緒性的、不完全理性化的思想世界，也缺乏一種公共程序與公共價值的討論。


另一個困境是，由於民主論述不夠深化，很多對民主的詆毀也因此產生。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的民主化過程在文化思想上的傳播不夠草根，所以我們對於民主的懷疑是非常強烈的。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激烈的政黨競爭也不斷地沿用這種懷疑來作為彼此互相攻擊的武器。譬如國民黨會說，民進黨主導的民主化其實是一種民粹；同樣的，民進黨也指控國民黨不愛台灣。其實民主自由是我們共同的公約數，不管你是什麼政黨，我們是站在共有的民主體制上去建立一個代議體制的競爭。


在台灣，近幾年來開始出現一種對民主詆毀的反動論述。這些論述簡而言之，它不是一套思想，也沒有一致性的思想系統，它是一套文學修辭與情緒性的語言，它會讓你動搖，進而對民主喪失信心。譬如有一種論述說，民進黨的支持者都是中下階級，民主就是中下階級一個集合。最近連戰訪中，對台灣民主化的總結就是民粹，台灣民主就等於民粹。類似論述也曾經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當時的精英主義者批評，民主就是文盲的集合。另外去年公投制度在建構時，也有人說，公投沒有辦法解決社會爭議，只會使天下大亂而已等等論述的形式。這些論述使我們在語言的泥沼裡打仗，而不是在一個主張和思想上進行對話，讓整個社會的思辯不清，也讓我們每個個體獨立判斷的空間受到擠壓，你幾乎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


我舉兩則新聞作為比較，讓大家再來體會一下什麼是反動修辭。譬如1988年，也就是解嚴之後一年，蔣經國也剛去世，當時有一位周陽山教授投稿聯合報，文中提到，當年蔣經國先生秉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以一般老百姓的意願為歸趨，他不但展現了領袖風範，也在某一個範圍內實現了傳統威權統治下的德政理想。──這時候「民粹」是一種歌頌。但是三年之後，1991年，同樣是周教授，他可能因為看了台灣整個驚心動魄解嚴後的民主化過程，就提出了一個說法，他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一種台灣式的民粹主義，目的是為了要駁斥當時九一年修憲所要討論的總統直選。同樣的，去年實施的公投也被戴上民粹政治的帽子。


我來青輔會之後，也提出一些活動，希望召喚我們的青年朋友投入民主深化的長遠工程。從每個個體開始去建構我們的公民社會。公民意識的培養不是靠教科書，那是複製過去威權社會的做法，而是透過公民之間不斷地思辯與對話去產生一種公民的知能與精神，自然形成以公民意識為基礎的一個國家議題，建構一個團結意識與一個共同體的感覺，從這裡去建立以公民身分為基礎的公民共和國家。當這種由下而上營造出來的公民社會力量更為穩固，如果權力是一個三角形的金字塔，不管上面的政黨權力菁英怎麼換，它還是不會脫離這個重心的範圍。


觀眾提問：
剛剛主委提到您在青輔推動公民社會論壇的相關計劃，但是這樣就變成是從政府單位在推動市民社會的發展。市民社會本來不是應該是從民間自己發展起來的嗎？我不知道這樣的推動過程裡面，該如何轉換民眾主體性的問題。


回應：
其實整個民主轉型要邁入民主深化，政府跟公民社會必須兩端都必須去努力。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民選政府，它的治理是跟過去威權統治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現在的政府必須建立民主治理的方式。因此如果政府它沒有辦法打開公民參與的機制，建立一個在選舉以外由公民參與決策以及意見、共識形成的機制，那麼公民社會的成長還是會有一個結構性的瓶頸。所以我自己在政府內部的自我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套民主治理模式，怎麼樣讓人民能在選舉投票那一天人之外，還能做主人。政府的推動不應該成為公民社會的主體，但是它必須幫公民社會打下這個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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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Taiwan News（2005年5月23日及24日），由李美儀編輯，全樹曦英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