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教改困境要對症下藥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助理教授
劉孟奇
教改十年了，但是對教改的檢討聲音卻一直不斷。根據報導，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最近在接受立法委員李敖質詢時表示：教育改革，原本是要紓解學生升學壓力，但沒有達成目標，反而讓學生壓力更重；當年教改會成員花了兩年時間做出來的諮議報告，交給行政院後，並沒法著力，未能促使諮議報告書內容進一步落實，社會期待因而落空；現在學生壓力來自進不了好大學，十二所拿到五年五百億經費的學校，必須招收更多大學生，應該可以相對程度紓解升學壓力。
李遠哲院長的這幾點看法，點出了十年教改的問題根源：教改的目的在於減輕學生壓力，而學生的壓力來源在於好大學不夠多，所以必須拼命競爭，以求擠進好大學。這十年來，雖然大學及大學生的數目大幅增加，但是顯然並沒達到社會對於「好大學」的需求數量。可是我們並未全力解決「好大學供需失衡」的根本問題，反而是在「如何擠進好大學」的方法上變花樣，結果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惡化問題。
舉例而言，教材的難易程度、考試的計分方式與「好大學夠不夠」無關，因此並不是壓力的來源，「簡化教材，降低考題難度」不但不會減輕壓力，反而因為鑒別力下降，使得大家更加患得患失，一點小錯都不能犯，壓力越大。入學的一元或多元不會改變「可以進去的好大學不夠多」的事實，因此也不是學生壓力的來源。結果是，多元入學變成「樣樣都要競爭」，學生的競爭成本不降反增。
李遠哲院長所指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教改理念跟政策執行之間的落差。這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事實上，不少政策可能都有類似的問題：我們能夠指出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描繪希望達到的目標與願景，但是卻在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上出了差錯，而最常見的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誘因相容」問題：在政策中有沒有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政策的執行者或利害關係人願意主動、積極達成政策目標？還是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透過宣示與喊話，就能達成目的？
以教改而言，在整個政策規劃中到底提供了多少可以讓大學提升教學品質的有效誘因，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舉例而言，今天如果學校的教學內容與職場需求有明顯落差，以致學生在畢業後還要重新付出很高的學習成本，這會減少學校所獲得的資源挹注嗎？今天一個老師付出很多心血，設計課程，帶領大學生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這對於她自己的生涯發展有幫助嗎？今天一個大學教出的學生受到企業與社會的肯定程度，又對這個大學能獲得的資源有什麼影響？
經濟學從不否認利他的重要性，但是一個政策要成功，很重要的是要能透過有效的誘因，使人樂意、主動的把事情做對、做好。十年教改的經驗再次教導我們這個原則的重要性，而如果我們不吸收這個教訓，從「提供讓大學教學品質提升的有效誘因」著手，大幅增加「好的大學教育的供給數量」的話，再過十年，恐怕我們的國中生還是必須拼命讀書到午夜才敢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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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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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兩位賣知識咖啡的館長, 就經濟學的角度切入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吸引在下的是教育類議題. 從數字的角度切入雖精準, 亦須放入更多人文關懷的奶精與糖來調和, 才能成就一杯絕世好&q
意識型態咖啡【e-Totem】
at April 24,2006 13:47
壓力是一個很玄妙的東西。我們一方面希望年輕學子們努力學習，所以應該給他們一定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學生好像普遍很不快樂，所以我們又懷疑是不是壓力太大了，於是有人想到透過提高大學教育的供給來減少壓力。
但是，為什麼減輕壓力應該是教育政策的目的? 如果一個可以減輕壓力的政策同時減少了競爭，這是一個好政策還是壞政策?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教育該改的方向不是減少競爭，而是應該增加競爭。或者更清楚的說，不要讓年輕人只能在政府透過管制或補貼而劃定的有限方向上競爭。這樣的競爭應該能減少學生的壓力，而不是增加。例如如果政府對大學的補貼減少，會有更多人願意不唸大學。或者政府對公立大學的補貼相對私立大學減少，會有更多人願意唸私立大學。
競爭當然會有壓力，但管制造成的競爭不但有壓力，而且是痛苦的壓力。
十年幾後來說當年的教改目標，又在被質詢的情境之下說出，其實並不一定是當年的真正目標。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翻翻當年教改審議委員會所出的一系列討論，看看當時所揭櫫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如果"好"大學一定程度上是相對的概念，我懷疑大幅增加「好的大學教育的供給數量」還是會保持一定的競爭程度，無助於舒緩學生的壓力。
另外，我們常常說升學壓力，升學壓力，可是會不會不升學的同年齡人壓力也蠻大的，因為必須馬上面對職場競爭生存的問題。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好的工作的供給數量」來減少這些同齡年輕人的壓力?
根據教改諮議委員會的報告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all_2.html#3)
第二章第三節"教育改革的目標"指出，教改的目標有（摘錄）：
一、達成現代教育目標
1.基本能力與知識方面：除了讀、寫、算的能力外，應提高有效使用多種語文與電腦的本領，並加強分析、推理、判斷、抉擇及綜合等適應變遷、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要養成手腦並用的做事習慣。現代人更應具有一定程度運用科學與技術的知能，同時培養其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
2.自我瞭解與自律方面：增進對自己的稟賦、能力、情緒及需求的瞭解，並且重視自我調適與自我實現能力的培養。在道德品格上，應注重養成自律性（相對於他律性）道德原則的情操。
3.個人品味習慣方面：培養人文素養與精神，提升審美品味與格調，養成良好休閒嗜好。為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更應培養終身學習的意願、習慣及能力。
4.與他人相處方面：積極培養設身處地瞭解、容忍及尊重他人的意願，和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態度。也應培養關愛他人的習慣，及以人道方式對待他人的心意，以形成有情有義的社會環境。在團隊生活上，更應克制自私自利的動機，增進認同與一體的感情，發揮團隊合作的效能。
5.公民職責方面：培養對社會的公德心、關懷心及責任感，並加強對民主與法治的理解，和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識。養成以民主程序與方式處理事務的習慣，並培養法律認知與守法精神。
6.地球村民意識方面：深切體認世界為一整體，各處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並應增進對世界各地歷史文化及其差異的理解與欣賞，加強尊重世界上其他族群的態度與行為。在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上，消極面應革除忽視、凌虐及破壞生態的行為，積極面則應建立關懷環境的觀念，培養保護環境的習慣，使人與環境、人與世界和諧交融。
二、滿足個人與社會的需求
教育改革並非不考慮就業問題，而是將思想方向回歸到替每個人創造機會，讓每個人得以發揮自己的潛能。個人可以自主的因應社會的變遷與需要，作適性的選擇。如此一來，人人覺得自己有前途、有出路，而社會也不會缺乏所需的人才。
三、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
終身學習的理念認為，經由自發而有意識的選擇學習機會與方式，可使個人在急速變遷的社會中，不僅具備適應環境的能力，且能充分發展潛能和促成自我實現。
四、促成教育體系的改造
今日教育體系的管理，最常為人詬病的現象是瑣碎而活力不足。教育改革應先落實修改教育法令，使得教育行政單位能恰如其分地發揮功能。學校的設立、組織與運作，要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為依歸。師資培育的多元管道要暢通，師資素質也應不斷地提升。學制的設計需保留彈性，以避免過早把學生分流定向。課程內容應該由近及遠，脈絡相承，建立統整的認知，培養適應變遷社會的必要能力。總之，教育體系應該有一次全面的診斷，然後重新加以改造，以適應現代化教育的需要。教育的理念與目標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恆常性，但是如何用來解決層出不窮的具體問題，仍然需要不斷的研究發展。因此，改造教育體系時須要建立一種機制，使得一個階段的改革可以促進與推動下一個階段的改革，只有在永續的改革動力下，任何教育上的偏差才能及時獲得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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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上面我好像沒看到"減少學生壓力"的說法。
從現況看，好像很多教改目標已在往達成的路上持續前進了。
期待《駱教授抓包》的出版。
阿宏：
如果該放大學設立是「教改」的一部份，那麼它是教改所做最正確的事。其他的教改理念，反而都只是枝微末節了。
同樣地，下一波教育體制會發生的好事是，由於人口減少，供給量終於有一天會超過需求量，市場淘汰大學的力量開始可以產生作用。
【提升高等教育品質有用嗎，投資報酬率值得嗎?】
感覺上，納稅大眾從以前到現在傾全國之力，也不過才打造出台大一所尚排不進世界百名的大學（或是勉強擠進）
再投錢下去給台大等國立大學，又能搞出什麼名堂嗎?
投錢給私立大學，又能有什麼幫助嗎?
(幫助提早變的跟國立大學無效率的運用經費嗎?)
若把台灣縮成一個封閉體系來看
就業量跟畢業人數的相關性，與高等教育好像沒啥關係
(總是有那麼多的人要畢業，一樣多的工作缺在等待)
治本之道在於產業增加就業機會，那這樣畢業的人自然就容易找工作
和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關係不大
私以為高學歷可能只是用來發出signal的工具，甚至是一種炫耀財而已
經費的補助我認為若是用於低等教育的效果可能會更好
一來目前資訊發達，只要能備有基本知識、語言基礎
要自修並不困難
（MIT課程都傳上網，人人可以自修，google更是神奇，資料豐富且易得）
而對於高學歷認証的問題，一定且永遠會供不應求
(因為一但反之，則會失去了高學歷的價值)
對於中高等教育，其實已是供過於求(原因：網路資訊發達)
在這裡我單純指教育內容而論，非指那張文憑
所以只要低等教育弄好，人人皆可自修，自己創造出供給滿足其需求
大學淘汰與否，並不很重要，只要仍有發出signal的功能即可
教改投資是必要的，不過不是往上，是往下才對！
不了解施先生的論點.
(1) 館長應沒有提到經費分配此類題目, 他們一向反對分食大鍋飯的做法.
(2) 若大學不需要淘汰, 萬一出現了無法發揮高教功能的大學, 下一步該怎麼作? 就算是其他機構接管難道不是一種淘汰制度?
我也不太能瞭解施先生的論點，特別是在目前全球化及知識經濟的時代，以台灣與國際經濟互動的密切程度，施先生下面這段話的假設如何成立：
「若把台灣縮成一個封閉體系來看
就業量跟畢業人數的相關性，與高等教育好像沒啥關係
(總是有那麼多的人要畢業，一樣多的工作缺在等待)
治本之道在於產業增加就業機會，那這樣畢業的人自然就容易找工作」
如果台灣勞動者願意接受如越南或印度的平均工資，那當然可以很容易找工作。施先生的意思是這樣嗎？
BTW，我們國家沒有「低等教育」，只有學前教育，國民教育（小學及中等教育），後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另外，不知道有多少沒有完成高等教育而能自修完成MBA課程（包括經濟，統計，管理）及能熟練使用Google（用英文搜尋）的「神奇」例子。
一個minor point:其實MIT的"課程"並沒有上網! 上網的部分是課程大綱，講義(hand out，不是course pack)，教材書單等。台灣許多大學的課程的這些東西也已經上網了。所以不要誤會只要能上網就可以自修MIT課程。
Posner opens fire。看樣子 Larry Summers 的辭職把他氣壞了。
我記得當年在唸大學的時候，為了擺脫當局對學校的政治控制，許多學生與教授都主張推動教授治校。所以今天 Becker 與 Posner 都反對教授作為一個群體來決定學校政策，聽來特別有趣。
和所有公營事業員工「受雇者當久了，就以為自己是雇主」一樣，台灣的教授們也樂得有此誤解。
JZFan、駱館長,
我不確定Posner講的情況能不能跟以前你我唸大學的時代，許多學生和老師主張「教授治校」來類比，因為Posner講的是一個私立大學(Harvard)，在允許大學自由設立的情況下，教授們「自以為是雇主」的情形。
可是台灣當年是在全面管制大學設立、政治力介入學校的情況下，許多人主張「教授治校」，透過「教授治校」的手段來達到解除政府管制的效果。
因此，「台灣的教授們也樂得有此誤解」是否為真，我不肯定。也許有更熟悉當時角力過程的參與者可以提供額外資訊。
以此淺見，謹供參考。
Joseph:
是的， 兩者不完全相同。
Joseph,
謝謝指正。對於目前的公立學校而言，應該有雙重的代理困境 -- 教授治校的困境，與政府治校的困境。兩者應該都是很有趣的議題。
這個「大東西」應該沒那麼大。它的地點在三峽，離祖師廟不遠。它的「籌備處」也已經當很久了。
這個大東西，在籌備處階段做了一些調查與學習成就的評量，我向他們要過資料，如果掛牌後能做更多教育資料蒐集，並推廣資料使用，也是功德一件。
少公子
你高估了那個「大東西」了
（雖然就面積論，他的佔地比教育部大很多是真的 XD）
不過我心裡如同駱館長一般，真的很希望教育研究院可以為我們的教育實證研究做出一點成果。
PS：中研院好像也有一個台灣教育的長期追蹤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