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型態咖啡:現代性、市場經濟與社會改革（四）

西方發達市場社會中的經濟現代性，包括對應配套的法律規章、治理方式、文化觀念、公民社會，並非一蹴而及。現代性在西方的歷史意涵，是從封建社會開始，接近四、五百年的轉型過程。在不同的階段，市場社會的發展都面對不同的挑戰，也都必須花幾十到上百年的時間來克服這些挑戰。但是在台灣，「現代化」的主要過程不過是百年左右，而經濟、社會、政治的劇烈轉型更是集中壓縮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之間。

南韓學者Chang Kyung-Sup (1999) 指出，在這種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充滿許多會造成高社會成本與高總體風險的元素。以南韓為例，這些元素包括：在壓縮的民主化過程中如影隨形的家長式政治權威主義與貴族式民主、黨國主導下壓縮的資本積累過程造成壟斷與行為專橫的財閥、壓縮的工業化過程中對於勞工的濫權與社會排斥、環境與生態破壞對於健康與生活品質的威脅、忽視基本福利權利與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缺乏歷史連續感與主體性並且習慣自我否定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但是，雖然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上的問題可能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速度與社會轉型幅度卻產生一種催眠性的效果，使得大家樂觀的認為這些嚴重的成本與風險都可以在壓縮的成長與轉型過程中迅速得到緩解，甚至消弭。然而，一旦經濟成長的速度放慢，這些幾十年間積累的巨大成本與風險集中爆發出來，而期待問題會在「不久的將來」自動解決的樂觀氣氛悄然消失，這些新興的「現代社會」就可能進入一個對於自己身處其中的現代性困惑不安與不確定的時代。

Chang Kyung-Sup對於南韓「壓縮的現代性」的批判，與澄社在有名的＜黨國資本主義＞中對於「黨國現代性」的批判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嚴重的是，台灣經濟體制在層層遮掩之下，卻包藏了一個「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的禍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壟斷的市場特權、或是藉著經濟理由所創設的事業單位，都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量介入經濟活動的「好處」。（澄社，1991：24）

顧忠華教授（2006）將台灣的歷史分成五種「現代性類型」：西班牙與荷蘭時期的「淺層殖民現代性」、明鄭至清帝國時期的「土著化現代性」、日治時期的「深層殖民現代性」、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國現代性」、政黨輪替後的「本土現代性」。由高速經濟成長所標誌的「壓縮的現代性」，大致也就對應到「黨國現代性」到「本土現代性」的歷史階段。所謂「黨國現代性」的階段，意指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施行高壓統治，以一黨專政的方式，鎮壓所有對政權維繫可能產生威脅的社會力量，而除了政治高壓、經濟壟斷等統治手段外，還透過教育、文化、媒體等由國家機器所掌握的社會化機器，大量傳播鞏固其政權的意識型態。在黨國主導下所進行的「經濟現代化」，其實有許多特質是與「市場現代性」不相容的。最明顯的當然是「特權壟斷」與「公平競爭」背道而馳。除此之外，藉由隱藏與扭曲重要的資訊（如外部成本的存在與嚴重程度），操弄媒體與教育對於事物成本與效益有多高、多低的單面向詮釋與傳播，以及全面監控與介入社會過程，黨國體制既妨礙市場競爭達成經濟效率，也獨佔與扭曲了對於「什麼是經濟效率」的詮釋，並且壟斷了「要達成哪一種社會分配狀況」的選擇。

台灣的經濟現代化過程不只是壓縮的，還受到黨國體制的操控扭曲，也因此在不少方面出現與經濟效率嚴重偏離的現象。政黨輪替之後，雖然在矯正一些偏離經濟效率的外部性問題上有相當進展，但是也有不少地方出現膠著的情形。不時可以看到政府決策在各種意見與力量的拉扯中猶疑不前，甚至原地踏步，有時甚至導致一些人開始懷念黨國威權的「美好時光」。

但是對於「黨國威權統治的往日美好時光」的鄉愁其實是一種對於確定感的嚮往，而這種確定性卻是建立在「自己不必做決定」之上，其制度性的本質則是「由威權壟斷的單面向思考與決策代替多元社會的民主自由建構過程」。說到底，「黨國現代性」近於外來「殖民現代性」的延伸。持平而論，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殖民性格的威權統治相當成功的強迫社會打破習慣約束，脫離傳統制度規範的均衡狀態，並透過政治指令的強大動員力量加速基礎建設與工業化。但是在這種「殖民現代性」的負面影響當中，除了威權國家所追求與塑造的「現代化經濟」帶有很強的壟斷性、高外部成本與高總體風險之外，還有很嚴重的一項副作用是：被殖民的人們習於被決定與告知「經濟發展」的價值與目標為何—從帝國內的農工分工、南進基地、毋忘在莒、三民主義模範省、一直到已然喪失實質價值意涵的「高外匯存底與高經濟成長」。結果是，一方面，社會運動看到了太多威權壟斷體制所造成的市場失靈現象，也連帶對於市場失去信心，甚至抱持著敵意。另一方面，政黨輪替之後，殖民與威權統治的陰影漸漸遠離，政府或者出於自省，或者因為對於社會勃然爆發的多元利益、力量、聲音與價值觀的衝突感到不知所措，而不再對於價值與目標做強力指導，甚至希望公民社會提供解答。但是公民社會卻經常難以提出具有主體性、在價值觀上有一致性、在技術上有可行性、而且立基於理性成本效益分析之上的解答。

同社會其他層面一樣，在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台灣經濟，也需要經歷從「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到「主體現代性」的轉型。我相信，當台灣的經濟體制充分具備自由開放與公平競爭的性格，而且社會大眾能夠在資訊充足與不被扭曲的環境中，透過理性與彼此尊重的互動溝通，對於重要公共政策所涉及的效益與機會成本做出具有主體性、深思熟慮的判斷與評價，並且—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能夠根據自己所認定的經濟效率與自己價值觀所支持的社會分配情形做出具有前後一致性的選擇，並願意付出代價時（註七），我們的社會才比較能夠凝聚共識、國家與公民社會才不至於屢屢陷入「父子騎驢，倒為驢騎」的窘境、公共政策才能比較具備合理與一致的治理現代性，而我們也比較能夠看到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市場現代性理想風貌。

（註七）：舉例而言，如果我們認定二氧化碳具有極高的外部成本，就應當支持政府提高燃料稅、課徵碳稅、補貼高生產成本的潔淨能源，並且願意接受產業轉型過程中可能帶來的失業增加與經濟成長減緩的代價；同理，如果我們認定水庫會帶來我們難以承受的外部生態成本，就應當樂於接受高水價及其對我們日常生活與產業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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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咖啡

June 7,2006

現代性、市場經濟與社會改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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