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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愛玲國語註譯《海上花列傳》

張愛玲在其《紅樓夢魘》書序，提到《海上花列傳》與《紅樓夢》之間「有三分神似」，當時她認為韓邦慶以吳語出版《海上花列傳》近一百年，卻被讀者遺棄了二次，所以決定將其吳語對白譯為國語，並於一九八三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書名為《海上花開──國語海上花列傳Ⅰ》與《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Ⅱ》。

張愛玲在〈譯後記〉中寫道：

『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雖然不能全怪吳語對白，我還是把它譯成國語。這是第三次的出版。就怕此書故事還沒完，還缺一回，回目是：張愛玲五詳『紅樓夢』，看官們三棄『海上花』。 〈《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Ⅱ‧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724頁〉

張愛玲末句所言「看官們三棄海上花」，預知《海上花列傳》可能將第三次遺落人間之意。依其所指，《海上花列傳》的第一次「自生自滅」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由韓邦慶所發行的小說期刊《海上奇書》中，每期發表兩回目的《海上花列傳》（此刊物僅發表十五期卅回），兩年後《海上花列傳》全書出版，並未得到多大回響。

張愛玲對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不符合大眾讀者興味，作了以下解釋：

胡適認為『海上花』出得太早了，當時沒人把小說當文學看。我倒覺得它可惜晚了一百年。一七九一年『紅樓夢』付印，一百零一年後『海上花』開始分期出版……百廿回的『紅樓』對小說的影響大到無法估計。等到十九世紀末『海上花』出版的時候，閱讀趣味早已形成了。 〈《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Ⅱ‧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722～723頁〉

胡適與張愛玲都感到《海上花列傳》生不逢時，不同的是，胡適認為《海上花列傳》出書太早，張愛玲反倒覺得它出得太晚。晚清末年，專寫狎冶豔事的狹邪小說當道，《海上花列傳》雖也寫妓家，但文學意味太濃，通俗性相對減弱，魯迅評其「平淡而近自然」，張愛玲自己也說「微妙的平淡無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裡淡出鳥來」，都是暗喻《海上花列傳》根本不符時代潮流。

第二次的「自生自滅」是指廿世紀的二、三○年代。當時胡適為《海上花列傳》寫了一篇長序，並大作考證工作，劉復也替《海上花列傳》撰讀後心得，兩人都予以此書極度好評；同一時期，另有魯迅、蔣瑞藻、趙景深、孔另境等小說史、小說考證者，提出對《海上花列傳》的探論，但這部小說依然再次安靜地走過人群。

張愛玲〈譯後記〉裡寫道：「『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這是否意謂著，經過翻譯的《海上花列傳》，其內容的風格、神韻，已與韓邦慶的吳語原著，相去甚遠！

二、《海上花列傳》對張愛玲的影響

張愛玲在譯註《海上花列傳》之前，早知韓邦慶堅持吳語對白，是希望傳達人物更貼近言語的精準表現，也明白這絕非國語對白所能取代，那究竟是什麼動力驅使張愛玲，願意作如此不討好的工作？書中她說：「希望至少替大眾保存了這本書。」

張愛玲在散文集《流言》裡，寫出她對小說創作的省思：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流言》‧19頁〉

張愛玲認為她的小說裡，少有徹底人物或是英雄人物，都是沉重時代下的平凡角色，即使性格有所欠缺，品德也不尚好，但終是為了活著而生存下來。透過張愛玲的自白，發現她的小說與《海上花列傳》有一抹兩兩相望的關聯。

《海上花列傳》有一座五光十色的舞台，描寫著歡場男女的瑣細對白，一群人物上場，緊接另一群人馬又上陣，每一個人物都在舞台上，扮演著或輕或重的角色，背景反覆在妓家的侑酒茶會、聽曲叫局，好似當時人們的娛樂，除了上妓院與抽鴉片煙之外，即別無他事，好不容易出現了一、兩個稍有理想的文人，也是苦無伸展空間，倒不如讓身心消耗在胭脂女體來得盡情寫意。大抵來說，《海上花列傳》幾乎人人都只顧著生活基本欲望而已。

其《流言》中又說：

只是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忘返了。 〈《流言》‧21頁〉

張愛玲認為她自己的小說創作，並不強調人生激烈的反差情感，而是勾畫那「參差」的模糊地帶，人心沒有絕對的虛假，也沒有絕對的真實，都是游走在難以平衡的另一種平衡上，正因如此，她的小說才時常被解讀為「耽溺」的寫作風格。

操筆《海上花列傳》的韓邦慶，書寫家常對白言語，反映的正是生活中的複雜人性，理應是煙花下的應酬交易，竟會竄動出真心情愛，釋放出依靠渴望，然經過百般周旋，還是不得不承認那些渴望，不過是當下情境的投入罷了！這也表示人生情感的無常變化，如同誰對誰的虛心假意，都有一瞬真心的可能，誰對誰的濃烈情愛，也可能漸行漸遠，甚至很快就了然無趣，一切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善與惡、是與非，不過是人心的「參差」寫照。

除了將吳語《海上花列傳》註譯國語本之外，張愛玲早於一九六五年已有英譯《海上花列傳》的念頭。夏志清（1921～）將張愛玲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三年寄給他的書信，公開發表在《聯合文學》月刊一百零三封，其中竟有高達卅二封提及英譯《海上花列傳》一事，並在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封信裡，張愛玲說她僅餘「十四回沒譯完」，表示此時已譯成全書四分之三強。

事實上，英譯《海上花列傳》的第一次面世，是到了一九八二年香港中文大學發行「Renditions」期刊，始見《海上花列傳》第一、二回，這也是《海上花列傳》公開英譯的唯一兩回。

張愛玲曾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寫信給友人麥卡錫（M‧McCarthy），敘述無法將《海上花列傳》英譯本定稿，是因住家遭受嚴重蟲害，被迫搬了幾次家，連帶影響《海上花列傳》翻譯事宜。

直到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英譯本《海上花列傳》始終不曾出版面世，但張愛玲一生為《海上花列傳》所下的苦心，絕非只有翻譯部分，檢視其註譯國語本的回目之末，都附有張愛玲對小說的獨到註解，這些在她眼中「較近批點，甘冒介入之譏」的文字，即可看出她對《海上花列傳》的特殊情感，正如一九七四年給夏志清的信上所寫：

假如你們把〈談看書〉仔細看了，一定知道我屬於一個有含蓄的中國寫實小說傳統，其代表作為《紅樓夢》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說大師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聯合文學‧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之七》，第14卷第3期‧113頁〉

信中張愛玲直言其小說創作養分，是承繼《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的傳統，確定韓邦慶走近市井人群，刻畫普遍人心性格的《海上花列傳》，給予張愛玲在寫作的深刻影響。

韓邦慶堅持吳語創作的決心，雖開創個人吳語文學的地位，但這部書確實是通過張愛玲國語註譯的手，投予更多讀者對它的欣賞與關注。相對張愛玲也是藉由韓邦慶原著的註譯與批點，將《海上花列傳》留駐（註）在其生命創作史中。

姑且不論韓邦慶以吳語書寫的《海上花列傳》，是否需要後人為其翻譯成國語，但張愛玲對《海上花列傳》的知遇之音，正是通過其國語註譯本《海上花開》、《海上花落》留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