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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韓邦慶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裡，俯拾可見妓女狎客的情感模式，有原是單純金錢肉體交易，竟演成一場假戲真做的誠心對待；也有情愛正濃，信誓相守承諾，最後證實不過是一場脆弱的情生意動。

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心靈世界，什麼是其內心真正的想望？讀者看待人物一路的苦心追逐，又是否得到他們渴盼的滿足？韓邦慶藉由《海上花列傳》情節演進，除呈現嘲弄他人者，其實本身更具諷刺意味外，也透過文字，檢視小說人物隨處拾掇的荒誕與尷尬處境，在內心渴求想望追逐下，表現戲謔人生的衝突與悲哀。

夢想與現實的虛實兩難

本文以《海上花列傳》妓女李漱芳的故事，分析小說中狹客與妓女間的曖昧矛盾關係。

一、堅守勾欄愛情的祭品

李漱芳是書寓長三妓女，只接上海宦家子弟陶玉甫一人。他們情感深厚，不同於一般妓女狎客關係。透過陶玉甫的兄長陶雲甫，與其他友人的閒聊對話，談及他眼中所見李漱芳與陶玉甫的恩愛情景。

陶玉甫人到何處，李漱芳即使身體虛弱，無法相陪，也會差遣妓院娘姨、大姐緊緊跟隨，兩人雖無夫妻之名，但李漱芳已展現妻子架勢，嚴格監督陶玉甫的行蹤，而陶玉甫也樂於被李漱芳所牽制。

陶雲甫到李漱芳住處，存心見識陶玉甫與李漱芳的要好，發現他們竟能一整天癡癡對望、一語不發，讓陶雲甫直嘆兩人是「冤牽」的情緣。

陶雲甫希望陶玉甫多學習社交應酬，但陶玉甫總一心牽掛李漱芳，不是推辭婉拒，就是藉故落跑，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惦記體弱多病的李漱芳。

由陶雲甫策畫的酒局，陶玉甫趁機以頭痛為由，離席來找李漱芳，李漱芳問陶玉甫可真是頭疼？陶玉甫回說坐在酒局上就痛，離開就不覺得痛。李漱芳知道陶玉甫此舉，肯定讓喜攀高官貴人的陶雲甫不悅，陶玉甫一派天真回答李漱芳，說哥哥並無多言，只看著他笑；李漱芳一聽，忍不住笑開說道，陶雲甫是被陶玉甫氣昏的發笑。從兩人俏皮嘻笑的對話中，又不失關懷之情，可見情感甚篤。

陶玉甫要明媒正娶李漱芳，但陶家長輩堅持反對，他們只能接受李漱芳成為陶家的偏室，陶玉甫堅持他一定要給李漱芳正妻名分，在雙方不願讓步之下，李漱芳自此鬱結，原本體弱身軀也就日益惡化。

陶玉甫請託朋友錢子剛，找兩江才子之一高亞白，來為李漱芳看病。錢子剛原與陶家兄弟是舊識好友。小說中藉由錢子剛對李漱芳與陶玉甫交往瞭解，敘述李漱芳抑鬱成疾的原因。

據錢子剛所言，起初李漱芳並沒有堅持要成為陶玉甫正妻，是在陶家人的嚴辭表態後，竟挑撥她內心的亮節志氣。成為妓女絕非李漱芳所願，她的親生母親李秀姐是妓院老鴇，李漱芳的出生，早註定她一生的風月生涯，她只希望能遇見誠意對待的男人，她願意為對方不再接其他客人。

但李漱芳身為妓女是事實，外人更不會因她只接一客，即改變對她的看法。李漱芳賭氣之下，決定仍以妓女身分自居，不願再理會陶家人給陶玉甫的壓力，只要有陶玉甫的一心對待就已足夠。然而，她的意志雖堅定，內心卻自此抑鬱寡歡，終是惹出病來。

李漱芳病重，陶玉甫不眠不休照料服侍，顧不得自己身體已發寒熱。兄長陶雲甫得知，遂到李漱芳住處，對陶玉甫的行為進行勸阻。對勢利的陶雲甫而言，認為風月歡場是男人的應酬場所，妓女只是陪襯助興的角色，他不解陶玉甫為何為一生病妓女，數夜不曾寬衣，並對其廢寢忘食的照顧。

當李漱芳一斷氣，陶玉甫將額頭磕在床欄，陶雲甫大聲怒斥他的失態，陶玉甫對李漱芳的深情，讓進出妓院的男人，看得荒謬至極，陶雲甫甚至認為李漱芳的死亡，對陶玉甫是一種解脫。

陶玉甫希望將李漱芳的後事隆重辦理，陶雲甫則回答他說：「姓李個事體與陶姓無涉」，意指兩家人根本沒有關係，不須大費周章！陶雲甫為人的尖酸刻薄，由此可見。若要追究李漱芳的死因，不就是起於陶雲甫一家人，阻絕她與陶玉甫的婚事，讓這個多愁善感的女子，抑鬱成疾的離開人世。

二、身分角色之參差矛盾

透過《海上花列傳》出身妓家的李漱芳，窺探她身處妓院的尷尬處境，面對內心的衝突掙扎，甚至耗盡生命餘力，換取她的人身尊嚴與對愛情的忠誠。

外人看她的行為可笑，是身為妓女，卻只接一個嫖客陶玉甫。她與陶玉甫之間，有如尋常夫妻的相處，也超乎她的妓女角色。從勾欄看李漱芳的烈節情操是荒唐，但她仍堅持己志，無視現實對她的不利，以及旁人的閒語。

李漱芳自知無力改變外人對她出身低微的看法，當確定成為陶玉甫的正妻無望時，她選擇另一種生命態度面對，就是繼續留在妓院，掛書寓招牌為業，仍只接陶玉甫一個嫖客。此時的李漱芳已身心交瘁，仍深信陶玉甫是她最終感情的依賴，無法成為陶玉甫正妻，她也決心與他長相廝守，即使兩人的親蜜關係只能在妓院裡。

李漱芳有當妓女的自卑與虛榮，自卑的是她低微出身，虛榮的是她擁有真心對待的情人，她雖成長在一般人眼中的鄙俗妓院，卻仍一心築構情愛夢想，比起其他心機訛詐的妓女，可說是單純到近乎癡傻，當她面對情愛與現實的衝突，角色的矛盾，選擇走向憂悒而終的結果，帶有一種以生命玉碎流言的絕決，也存有對命運無言的抵抗。

反觀《海上花列傳》中的成群狎客，在妓院閒談間，一面嘲笑李漱芳與陶玉甫的愛情，一面又為兩人的天人永隔感到惋惜，他們認為男人到妓院是為尋樂，陶玉甫與妓女發展感情，實是自找罪受的愚昧。

從這些男性人物的對話，發現令人玩味的是：對進出妓家，笑看李漱芳與陶玉甫的狎客而言，他們又何嘗看清自己身在妓院的局面？走入妓院，文人雅士多吟詩作詞、行行酒令，彰顯滿腹文采，商人則必高談生意，吹噓事業成就，他們醉酒飽足，往往容易失去戒心，因而成為處心積慮的妓女，大削一筆的對象。

另外，言語上他們雖極力嘲笑嫖客將感情投靠妓女，但弔詭的是：他們卻放任身軀心靈，載浮在妓院的酥儂軟語與溫柔女體裡，並拋擲大筆金錢，換取妓女的歡顏奉承，這是否暗示他們的內在心靈，也渴望擁有如李漱芳與陶玉甫般的相悅情感？

從嫖客言語與行為的表現不一，看到他們其實對愛情一樣憧憬，言辭雖一再表達對李漱芳與陶玉甫的不以為然，只是掩飾本身對愛情苦尋不得的窘境，也就是嘲諷李漱芳者，與抑鬱而終的李漱芳一樣，全都是活在現實與夢想的兩難，令人心生同情與悲憐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