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無盡

"據說新加坡的優勢之一叫做時差"

??????

常常往返台北、香港、北京、上海、新加坡這五個城市，就我所知這五地完全沒時差吧？閣下這個「據說」不知道是據哪兒的說法？

對耶,我記錯了
原本以為新加坡與中原標準時有一小時時差
萬分感謝指正
那我把本文改一下

那新加坡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講新加坡發展金融業的優勢，主要是以亞洲美元市場的成功來談的。原本在1970年，美國銀行是想要在香港和東京兩者之間找一個地方作離岸金融，但是香港當時對於外幣存款還是有利息稅，日本金融市場則管制嚴格，新加坡政府因此找到「推銷」自己的空間--時區好（理論上應該是有一小時的時差的），沒利息稅，給外國銀行在外幣操作上有很大的空間（但是別想染指國內市場），講英文，有一個管理所有事情的政府。

所以呢，新加坡的金融優勢是啥？老實講，就是一個很嚴格的政府弄出一個很開放的境外市場讓外商操作。

大概是這樣吧。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一定有講錯的地方阿。

本文原來貼在方向歸零的網頁上，經他推薦轉貼於此：

來到香港之後，才開始觀察東亞城市的發展。我認為過去對新加坡與香港的「積極不干預」的印像是徹底錯誤的，就像許多發展國家論者所堅持的，他們是發展國家的變種，是以地租為中心的都市發展政權，透過公屋與官地制度，以及天然的地理優勢獲取古典經濟學、或經濟地理學意義中的地租。

不僅如此，香港（與新加坡）的公屋與城市規劃，與人民的「抗爭政治」形成一個土地分配的循環，每有城市抗爭，就有公屋與新市鎮的擴張，這與台灣以及南韓的民主化、工運循環、九十年代之後的福利國家政策擴展恰成對比。不同的發展路線出現在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在三次土地與金融投機泡沫化的循環、以及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無力推展工業政策，導致了製造業的徹底崩潰，卻也使得香港成為金融業制度化與透明度最高的地區，在這過程中不知搞垮了多少個丁蟹，成就了李嘉誠。對於製造業崩潰過程缺乏理解之下，把「金融中心」當成自然發展出來的競爭優勢，是嚴重的Selection Bias on dependent variable.

新加坡的發展路線，其實與香港是不同的，星國刻意保障製造業在國內產值的比例，目前製造業產值甚至比台灣更高些，同時也大幅投資於電子業，雖然說比台灣南韓晚了一波，但這是一項十分值得注意的政策，可惜搞城市規劃的，著迷於全球城市、資訊城市、金融中心之類的模糊概念，很少人仔細研究星國也算成功的產業政策。

有幾本書像「Tiger's Technology」還有Castell比較香港與新加坡的舊作（1990）相當值得一看。以上的意見，也算是常駐香港的切身體會。

豬小草說到：

"新加坡政府因此找到「推銷」自己的空間--時區好"

若你指的是1970年代，那還是正確的，新加坡被馬來西亞硬踢出來獨立後，因為與西馬來西亞，也就是馬來半島的商業交流實在太頻繁，故仍依循西馬來西亞時區，當時是GMT+7:30，而東馬來西亞/香港/台北是GMT+8:00。

不過1982年起，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將馬來半島的時區調整成與東馬來西亞同步，新加坡不願承受往返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鉅額時差成本，於是被迫跟進，也調整成GMT+8:00，從此變成與台北/香港/北京/上海零時差。

但恕我直言，在實務的商業上，豬小草所言「理論上應該是有一小時的時差」這種說法根本無法成立，新加坡若與香港、台北、上海一樣上午九點開市，與英國的差距就一樣是GMT+8:00，完全沒有什麼「理論上」的差距甚至優勢。

另外，歷史上的新加坡也曾與東京時間同步(GMR+9:00)，那是1942到1945被大日本帝國佔領時期，當地的共產黨華人被日本人屠殺得很慘，不過，那是題外話了。

是的，我講的就是1970年代。

另外。我想所謂「時區」上的優勢，指的應該是與其他非太平洋地區的城市而言；至於相較於同處鄰近時區的城市，有關存款稅還有金融政策上的差異，還是比較重要的。

怪的是，除了小草以前提的蛋碼席之外，新加坡特許的晶圓代工和外島的輕油裂解，也是很強悍的。

大家都懂得比我太多了。阿阿阿。看起來新加坡的發展史比香港更為有趣。新加坡這幾年可是勵精圖治。努力推廣中文，希望能以中國為腹地似的。

此外，不知kejo能否陳述一下你所認為的『怪的是』是什麼？^^

今天才在Select書店看到一本新加坡人寫的書，說按照中國人的「差序格局」，新加坡人士被排在跟馬來西亞同一級，屬於外國人。叫新加坡認清楚自己是「西方人」，而不是華人...XD

學有專精，見怪不怪。我學有不精，所以少見多怪。
我是不清楚新加坡搞晶園代工和輕油裂解這種中間品製造業的經濟戰略思維是什麼？腹地、生產鍊向後整合、科技創新的概念，怎麼fit進去新加坡的發展策略？

其實二次金改以被納入在區域金融服務中心規劃計畫
經建會還在規劃中.....
這個計畫比亞太金融中心大膽多
然而從前的客觀限制到今日是否能解決
難說難說

新加坡特許的晶圓代工也是很強悍的？
ㄜ‧‧‧請問這是從何得知？以我個人跟他們親身接觸的經驗，我覺得這家公司的狀況頗糟（技術非常弱‧‧‧管理也蠻糟的）

好想偷聽wendelin的訪談內容阿...

路人：你有親身經驗，你說了算。
我是看工業年鑑的，不可能比你清楚。
從市佔率來看，特許比不上台積電和聯電，但是仍是世界第三/第四大廠。
至於技術，粗略的可以看她的製程到幾奈米、有沒十二吋廠，和他們技術合作的跨國公司是哪些。
不過如前面說的，你講了算。ㄜ.............

他們所有的標準都不合格，比方說鉛，汞，六合鉻，聚溴二苯醚，就連聚溴聯苯也只有1000ppm，另外，和我接觸的管理階層並不對等，往往是科長對經理，十分缺乏紀律‧‧‧

阿，上面的路人兄不是我‧‧‧
kejo 沒有冒犯之意，我是做技術的人，視野一定有所侷限。雖然我們這個圈子的人說到特許都是搖頭嘆氣（連中芯都比輸←不確定現在還是嗎？），但他們能生存到現在一定有某些長處，也許圈子外的人能比我們看得清楚。

以上

個人十二月在香港社會學年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大致上是說，在控制部分總體經濟學變項之後，東亞四小龍的金融服務業的比例與吉尼係數成正相關，而與經濟成長率成負相關，民主化則有利於控制不平等。

表面上，亞洲四小龍的吉尼係數都在持續增長，但在在控制其他變項之後，新加坡與香港這兩個威權政體與金融中心，其貧富差距擴張速度遠超過台灣與南韓。

我不知道台灣為何要搞金融中心，就數據上來說，搞大金融業是鼓勵投機與不當的金融消費，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而且對經濟成長率沒有明確的貢獻，因此，香港與新加坡的貧富差距與巴西有一拼。至於香港與新加坡的電子業，落後於台灣是十分正常的，根據九十年代的研究，香港的電子業工程師，有將近八成是台灣人，對人力資本與研發的國家投資，是導致台灣技術與製程領先，而香港電子業落後的關鍵因素。

研究數據告訴我，台灣應該堅持八十年代起以工業科技與教育投資為主的發展國家路線，沒有理由去搞金融中心。

新加坡特許
蠻慘的吧
一直當老三，也就是沒飯吃的位置
規模經濟遠不如台積電跟聯電
技術上也不如他們
營運靈活度也不如
賺錢嗎？也不
foundry這個產業已經到了大者橫大的成熟產業地步，進入障礙不低
如果用所謂管理學BCG matrix來看，大概就只有cash cow可以繼續生存了，不會有太多空間給所謂的star或probblem child

這家公司苦撐的原因，可能只因為獲利還大於變動成本吧...
我猜..
foundry比cost down，比製程的migration速度，比管理上調度產能的能力，比接單的能力，charter在這些方面沒有一樣比得上台灣這兩家

這幾年就連UMC有時都會有struggle的狀況出現，更何況Charter..頂多混口飯吃盡量多賺些錢彌補攤提的固定資產折舊吧

不過講到亞太金融中心
新加坡長期以來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論是regulation wise或在與國際接軌的努力上，加上他有個"有效率，好執行"的政府機器在後面推動
台灣雖有中國文化上的優勢，但是政治地位的考量所導致的金融自由化障礙，確實是很不利的因素

許久未上來，又有不少的好文章！(我是很久以前曾來鬧場的路人甲，跟以上的路人都沒關係)

To 戀戀風塵
您的研究很有趣，可否告知論文的標題？
關於您提到的Gini coefficient的論證，我想根據您提到的內容，您大概只能下"現階段下發展金融業是不明智的"這樣的結論。要下"堅持八十年代起以工業科技與教育投資為主的發展國家路線"的結論可能還需要些佐證。

我無意為政府政策做defense，但是經濟發展的paradigm會轉移，如果經濟發展只延續過去發展的paradigm做的話，會不會對產業產生lock in? 利用過去成功的paradigm繼續發展未來的前提恐怕是"ceteris paribus"。不過未來的世局的變化恐怕是有甚數十年以前，面對更高的不確定性，政府對某些看似無前景的方向投石問路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最近在做政策評估的時候真的心有所感，政策的事前評估恐怕比事後評估要來的難百倍。

吾與BEN也！

不知道戀戀風塵是否有針對其他金融業為主要產業的都市或國家進行分析？或許有特殊因素使得東亞四小龍發展金融業時加速了不平等的現象，或許重點並不是他們選擇了金融業？也不宜做出這種「金融業加速所得分配不均,所以不應以金融業作為重點產業」的結論. 當然這純粹是我未經證實的推論...

戀戀風塵引出更有趣的題目。
就我認為，發展國家路線應該不只是指涉"搞工業科技與教育投資為主"，而是政府和技術官僚如何進行總經規劃和宏觀調控，經建會的職能最具代表性。因此'發展區域金融中心'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發展國家路線。
您的看法比較像是發展何項優勢產業的選擇問題(選擇技術密集的製造業或選擇金融業)，如果我沒誤讀的話。

個人很好奇，戀戀風塵所說：「在控制部分總體經濟學變項之後，東亞四小龍的金融服務業的比例與吉尼係數成正相關，而與經濟成長率成負相關，民主化則有利於控制不平等。」這種『正相關』與『負相關』是否有時間落遲的課題？我的意思是，總體變數往往是在市場出現變化後一陣子才會反映在「變數」上，所以多數狀況下各變數間會有時間落遲的現象，也就是說，「金融服務業比例」與「吉尼係數」甚或「經濟成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通常不能擺在同一個t期上觀看，或者至少該作個Granger's Causality Test才能宣告其相關性。所以，到底是直接拿來作統計相關「係數」分析，還是有作類似Causality Test的檢定，則會影響這個命題的實證結果。

請多指教：我的文章叫Does Democracy Matter?

我用的是3SLS，三條方程式（SURE）：

實質經濟成長率＝區域Dummy＋logGDP + logGDP2 +service sector value+Gini(t-1)+democracy(t-1)+...

民主＝Gini+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Gini=Gini(t-1)+區域Dummy +service sector+unemployment rate+ NI + NI-square + democracy...

外生的部分是失業率跟人均國民所得，這當然有點問題但是暫時也沒辦法，我只能再找FDI等數據，但是再加自變數，自由度就沒了。本來想要搞高等教育入學率，但是資料有缺，我只有八、九十個點不能再少。能把四小龍最近二十幾年的GINI全部找出來已經很難，我還去跟韓國統計局寫信。

民主用的是自由之家指標。

關於各位的問題，數據顯示服務業部門越大，GINI就越高，實質經濟成長率就越低。此外，民主降低GINI，但是對經濟成長沒有什麼影響。國民所得會提高民主化機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不平等會降低民主化的機率。

忘了補充一點：所得分配越不平等，經濟成長就越差。

亞洲金融中心呼之「難」出

本文選自金融時報中文版
http://www.ftchinese.com/tc/story.jsp?id=001003913&pos=RSS_DAILY_NEWS&pa1=0&pa2=12&loc=RSS_EMAIL


想在亞洲尋找區域中心的企業和投資者有著太多的選擇——如果人們相信該地區主要城市那些口號的話。

有些投資者會覺得香港自稱「亞洲國際都會」是有說服力的，而另一些人則可能被「非常新加坡」或者「時髦的首爾」等口號所打動，甚至傾心於上海就事論事的口號「中國最偉大城市」。

而那些喜歡新穎地點的人，總可以選擇吉隆坡，這座「夢幻都市」位於「馬來西亞，真正亞洲」的心髒地帶。

這些不太和諧的引資努力，凸顯出亞洲在打造一個統一金融區的形象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盡管有一些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值得誇耀，但支離破碎的金融基礎設施和資本市場，阻礙了亞洲的發展。

與美國和歐洲不同，亞洲目前還無法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服務」(one-stop shop)。

在西方資本市場資金流動中，亞洲地區僅占一小部分。然而在全球市值最大的18家交易所中，亞洲佔據了8家。

舉例來說，中國的兩家證券交易所為吸引企業和投資者相互競爭，而歐洲和美國在多年前就解決了這種不健康的競爭。

歷史、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使該地區一位資本市場專家用「巴爾幹化」來形容亞洲金融界。

這個地區非常遼闊，且市場特性各有不同：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較為成熟的市場，到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中市場。

地理上的距離與紛亂的近代史——中國和日本仍因為過去的戰爭冒險而受到猜疑——以及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交織在一起：亞洲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和印度教國家。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障礙，自1997年至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亞洲的復興，以及作為全球經濟引擎的崛起，加速了城市乃至國家之間為爭奪區域金融中心地位而展開的競爭。

在過去18個月裡，基金經理在該地區股市投入了創紀錄的資金，原因是強勁經濟及利潤增長的誘惑，勝過了通常伴隨發展中市場的風險。

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預計，下一批進入全球100強公司的企業將來自新興市場，特別是亞洲地區。

這些預期使這一點更加關系重大：成為資金和企業在該地區的首選市場。

名義上，東京應該難逢對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首都，以及全球市值第二的交易所的所在地，東京的資質堪稱完美。

但是，日本首都在吸引游客和電影制片人方面的特點——詭異、深奧，日本人緘默的天性，以及向裡看而不是向外看的傾向——會讓生意難做。

瀏覽東京市官方網站的商務部分，「歡迎」訪客的是16點商務禮儀方面該做和不該做的事情，其中包括這樣的忠告：「如果有酒供應，不要直接對著瓶子喝」，或者「開會時不要隨意亂坐」。

對東京不利的，不僅僅是文化方面的隔閡。最近東京證交所發生的技術及管理失誤，幾乎毀掉了東京吸引外國企業的希望，令針對中國和韓國企業的營銷攻勢功虧一簣。

但即便不考慮其自己造成的問題，只要中國的中心地位不變，並吸引著該地區大部分的外資，東京與香港相比就將處於劣勢。

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這個城市利用了臨近中國大陸的優勢，成為了中國企業的「本土」股市。

由於一些中國企業決定不在紐約進行雙重上市——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美國監管更為嚴格，導致成本更高——香港的地位得到了加強。

然而，在吸引亞洲其它地區企業方面，香港做得一直沒有這麼成功，這使競爭對手新加坡得以在基金管理方面占據一席之地。

但在全球資金越來越多地流入亞洲之際，關鍵問題並不真正在於哪個城市將成為該地區的金融中心，而在於當前的競爭能否產生勝者。

盡管該地區主管機構宣稱，市場空間很大，足以同時容納幾個金融中心，但西方的經驗表明，支離破碎的資本市場，既不符合投資者的利益，也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歐洲和美國的例子表明，幾個金融中心相互競爭，會妨礙高效率資本市場的發展，並提高投資者的成本。

在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系統，以及旅館、公路等當地基礎設施方面的重覆支出，也將成為亞洲各經濟體的沉重負擔，對於那些仍處於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如此。

當地政治家和評論員經常將當前的時代稱作「亞洲的世紀」——該地區經濟體的飛速前進印證了這種預言。

然而，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資本市場，以及得到公認的泛亞洲金融中心，該地區向外國投資者作出的承諾，就有無法兌現的風險。

譯者/陳家易 徐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