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無盡

「兩部作品，都以動蕩的變化中的農村世界為主題，中國農村經濟的衰敗，田園牧歌的消失，傳統倫理的淪喪，新的前景又看不明白，作者和他描寫的世界一起處在生活的潮流裡，他們和生活潮流中的人們一樣，不知道將來何去何從，他們也只能混混沌沌於今天大大小小的瑣碎之中，追隨著木珍和引生，記錄著他們的聲音和生活。.....兩位作家至少以自己的方式為今天留下了一份真實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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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se曾說，某種程度而言，最極端的女性主義者不可能接受寫實的戲劇、小說、電影。


這並不是偏執；這種反抗是有道理的。不過，當一個背離寫實主義的女性寫作者，當她的寫作風格突然轉向，投向了寫實主義的懷抱，「迷途知返」後所受到的嘉許，總是格外地多呢！


所以，中國女作家林白開始寫農村故事以後，顯然她得到前所未有的好評。


她首先寫了一本〈萬物花開〉，然而去年年底出版的〈婦女閒聊錄〉更加受到肯定。


我並不覺得這樣的轉向有什麼妥或不妥。我不認為她今是而昨非；也不覺得她背離了什麼。我感到有趣的，是〈婦女閒聊錄〉在無意識中真實紀錄了一個場景，一個時代。


《婦女閒聊錄》其實也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通過出版審查。為什麼？在中國官方看來，這本書沒有寫到農民的「痛苦和悲慘」，在立場上不甚正確。


〈婦女閒聊錄〉寫的是湖北浠水的故事。這是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村地區，大部分的村民都到城市打工。書裡的農村生活，在熟讀〈中國農民調查〉之類資料的我們眼裡，顯得有點不可思議。正如同下面所轉錄的該文作者青田所言，林白筆下「最真實的農村日常生活，在審查者的眼光裡成了最不真實的描寫。」


近幾年，中國農民的困境可以被廣泛注意，其實中國官方對此問題的強調，也是主要原因。「三農」問題的存在，使當前官方與知識分子有了一致關心的題目。相對來說，中國民工的困境在兩岸都沒有那麼地被廣泛注意。胡亂猜想，這是不是也是因為，之於中國工人，台灣人其實也是壓迫結構的共犯之一，討論的時候總是多幾分尷尬？

老實說，〈婦女閒聊錄〉也沒有多麼偉大，它就是鄉野傳奇的攬勝之作，在某些層面又顯得過分簡化與過分天真。可是，林白倒沒有什麼任務、什麼先行的意識型態，她就是寫，就是記錄下來，瑣瑣碎碎，織入紋理，於是忠實紀錄下來那出乎城裡知識分子想像的農村生活。就像青田說的，「兩部作品，都以動蕩的變化中的農村世界為主題，農村經濟的衰敗，田園牧歌的消失，傳統倫理的淪喪，新的前景又看不明白，作者和他描寫的世界一起處在生活的潮流裡，他們和生活潮流中的人們一樣，不知道將來何去何從，他們也只能混混沌沌於今天大大小小的瑣碎之中，追隨著木珍和引生，記錄著他們的聲音和生活。.....兩位作家至少以自己的方式為今天留下了一份真實見證。」


留下見證。這就是我對於文學力量的認知：超乎任何固定想像或主義之上的，文學應該忠實地為當代的某群人留下生活的紀錄。poiesis曾在嗜書人的blog上說，「我們是否能連結上民眾的具體生活經驗，將人民素樸的正義想像，賦予明晰的概念？」同樣的，文學是否能連結人民素樸的生活現場，將人民的片斷的生活經驗賦予明晰的概念，將其織入歷史的場景？教科書和政權做不到的、不願意做的事，文學是不是可以來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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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與廢／青田

2005/04/30 聯合報


最近幾天，大陸文學界最高獎茅盾文學獎毫無意外地公布了獲獎名單，照例是「主旋律」和一些老作家的平平之作，引不起任何新聞效益。但是在此同時，以民間獎享有聲譽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4年小說家獎」意外地頒給了從來與「獎」無緣的邊緣女作家林白，這是一個傳媒和學者主持的獎項，林白的一部作品《婦女閒聊錄》（新星出版社2005年2月）受到了評委們的青睞，這讓林白興奮不已，她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奇蹟」，甚至稱此為「我文學生命中的諾貝爾獎」。


其實要說《婦女閒聊錄》是一部「小說」有點勉強，這部作品的緣起是林白家裡來了一位保姆，是湖北浠水地區的農婦（在小說裡的名字叫木珍），浠水地處中部農村，屬於比較發達地區，農民的青壯年勞力都外流城市打工，農村裡只留下老人婦幼，生活方式出現了新的變化。木珍是個喜歡說話的女人，而且能把各種來自家鄉的瑣事講得很有趣。這些故事引起了林白濃厚的興趣。於是在家務之餘，兩個年齡相仿的女性就坐著聊天，準確地說，是木珍講，林白記。記著記著，記多了，林白就用這些湖北農村的故事創作了小說《萬物花開》，這是林白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時她把記載原始材料的筆記以「婦女閒聊錄」的題目作為小說附錄的形式發表。《萬物花開》出版後，許多朋友們、尤其是批評家們對附錄的評價高於小說，認為這是林白的一個創舉，這些評論使林白意識到與保姆的談話記錄似乎也隱含著文學價值，甚至還超過了她創作的小說，於是，她進一步整理了保姆的談話記錄，經過補充、刪減和重新排序之後，《婦女閒聊錄》作為一本獨立的小說出版了。


木珍的故事，能夠引起知識分子讀者的興趣，是因為木珍所述的「農村故事」和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想像中的中國農村婦女的「勤勞樸素」完全不一樣，木珍家鄉的故事和城市人通常以為的鄉村生活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木珍沒什麼文化，但愛看點書，喜歡金庸、瓊瑤、岑凱倫，還看一本雜誌《家庭》，她丈夫「小王」是個屠夫。木珍和全村的農民過著簡單並不貧窮的生活，因為生活消費水平低，強迫性的集體勞動取消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富餘下來，過著昏天黑地的賭博（農村最常見的消遣遊戲就是打麻將）、情色（由於男勞力外流而造成農村男女比例失調，性的混亂成為風氣）、打群架（精力過剩的農民以打群架為狂歡節日）、集體「抗稅」（「殺豬」也有殺豬稅，農民們集體起來反對稅務人員）等的「快樂」生活，從道德家的眼光看簡直是個流氓村。但木珍的故事的意義並不止於一個流氓村的傳奇，它把時間座標指向了「現代化」進入中國古老的內地鄉村後出現的農村的蕭條與荒蕪，其價值就在於當下中國民間日常生活方式的書寫。木珍一家人都是出外到城裡討生活的，每年他們要回家過年，農村就成了他們需要平撫在城裡拚殺傷痛的一個精神麻醉和肉體狂歡的地方。這樣，城市裡的很多生活方式和觀念就被帶到了農村。城鄉之間經濟上的不平衡，使得農村原有的經濟模式和由此維繫的傳統倫理在這個過程裡一步步衰敗以致崩潰。林白是用一個農村婦女的「論語」書寫了這個正在變化著的時代。


這部《婦女閒聊錄》的出版過程充滿了曲折。起先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結果被審查通不過。在官方看來，是陰暗面太多，在知識分子菁英看來，作品沒有寫農民的痛苦和悲慘，（所謂「三農」問題，使當前官方與知識分子有了一致關心的題目）。最真實的農村日常生活，在審查者的眼光裡成了最不真實的描寫。這部書稿幾經輾轉，後來經過書商之手，才設法通過出版。但這次獲得大獎，可以使其塵埃落定，林白可以放心了。


也是在今年四月，幾乎是林白獲獎的同時，同樣以當下中國內地農村為描寫物件的長篇小說《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也引起了轟動。《秦腔》的作者是著名的陝西作家賈平凹，這是以他自己的故鄉棣花街為原型的創作，小說裡的「清風街」在故事開始前曾經有過一度繁榮，以後就每下愈況。小說開篇時，無論經濟還是文化上都面臨巨大的困難，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小村莊處在連接省際的國道旁，在「市場經濟交通先行」的環境下，地理條件帶來了以非農業方式致富的可能，於是，年輕一代農民漸漸走出故鄉，成了村莊的英雄，留下來的也不甘寂寞，辦市場，辦酒樓，甚至辦起了廁所，轟轟烈烈向著脫貧的目標邁進。而在這亢奮的過程裡，西北本來承載過重的土地還被繼續荒蕪、被侵佔，儘管有傳統的大家庭，有傳統的秦腔、涼粉，都無法遏制這狂熱的時代轉型。隨著小說裡老一代人的全部逝去，賈平凹清楚地意識到，他成長的那個故鄉最終將消失，在被讀者廣為稱道的〈後記〉裡，他心酸地說，《秦腔》的寫作就是要為他正在消失的故鄉樹一塊碑，這是他的「責任和感情」。有作家稱道：賈平凹十年前寫了一部《廢都》，現在又寫了一部「廢鄉」，讀起來令人心酸。


《秦腔》有著獨特的敘述形式。《秦腔》的敘述者是一個叫「引生」的半瘋不瘋的瘋子，類似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班吉的角色，整個小說的敘事既不凝練也不清晰。可是，在時間的流程上（這是賈平凹給讀者留下的還算清楚的線索），作者流水賬似的記下了引生凡看到的、聽到的、經歷過的所有亂七八糟的段子，每一場吵架、每一個惡作劇都被津津樂道，幾乎不加修飾就這麼拉雜寫下來。對此，賈平凹自己就有一個說法，「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福克納寫作《喧嘩與騷動》時覺得白癡、精神病者的講述不清晰，終於在小說的最後一部分加進了一個健全女傭的敘述；而賈平凹的膽子更大，《秦腔》全書五十萬字，全是癡人說夢，不分章節，僅在大的段子之間空行作為劃分。全書第一句，引生就說，「要我說，我最喜歡的女人還是白雪」，可是白雪是誰，有何來歷，卻一概不說，只是隨著故事的發展，他想起說那麼一點，就告訴你一點；而讀者只能期待故事裡的人物自己有所表現，來慢慢地認識和瞭解他們。小說裡龐雜的人物，包括引生自己，幾乎都經過了這麼一個過程。賈平凹本人有一個解釋：引生似乎也在為自己的囉嗦感到羞澀，在小說裡他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話，「清風街的故事從來沒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粘糊到一起的」。這當然是對生活的一種重要體驗，從來每一天人們的生活就是這麼發生的。讀者猶如外鄉人，到了清風街地方，不認識這裡的任何人，或許有熱心人給他介紹些許情況，他必須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和腦子，用心地去看，去聽，去記住其中的每個人、每件事，這樣他才慢慢明白這個地方的人情世故種種。而在外鄉人慢慢熟悉的過程中，清風街自己的故事也不知不覺在展開。賈平凹借助瘋子引生之口，讓他的讀者體驗了一個自然進入農村世界的全過程。


兩部作品，都以動蕩的變化中的農村世界為主題，農村經濟的衰敗，田園牧歌的消失，傳統倫理的淪喪，新的前景又看不明白，作者和他描寫的世界一起處在生活的潮流裡，他們和生活潮流中的人們一樣，不知道將來何去何從，他們也只能混混沌沌於今天大大小小的瑣碎之中，追隨著木珍和引生，記錄著他們的聲音和生活。如一位評論家所言：賈平凹是「中國一等傷心人」也，斯言者痛。看中國農村之現狀，是分娩前的陣痛，還是臨終前的掙扎，不是今日之人能作出判斷，而兩位作家至少以自己的方式為今天留下了一份真實見證。


青田氏曰：殘忍的四月變得情意綿綿。《秦腔》好評如潮，一洗賈平凹氏自《廢都》以來連續十多年萬夫所指的晦氣。然而從《廢都》到「廢鄉」（《秦腔》），其中曲折，令人感歎再三。遙想十多年前，轟聲未消，腥風猶存，《廢都》奏出一曲悲涼，猶如布拉格失陷後昆德拉寫出一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自然東方西方各有各的活法，呼喚出傷殘後的生命本相則一；絕望之下的色情本不是色情，頹廢也未必是頹廢，然而不識絕望的傳媒與商家在瞎起哄，故作絕望的正人君子憤而聲討，辱罵洶洶。賈氏不做一詞申辯，埋頭創作，筆耕不輟。十多年過去，辱罵者安在？肇事者安在？聲討者安在？人生苦短，要做的事很多，自己的生命還是要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