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7月29日
單車失竊請幫助協尋
星期一放颱風假，因此等星期二才到政大警衛室調影像來看，原本以為攝影機的角度不好可能會拍不到，沒想到真的讓我們看到了竊賊。是一名身材中等的中年男子，頭戴黑色鴨舌帽，身上的襯衫有四個色塊（橙紅白黑），深色短褲和涼鞋，騎著機車停在政大麥側的鐵門後面，一進學校就開始東張西望，等到停車點附近人比較少之後再很快的把我的折疊車騎走。不到十分鐘，又回來騎走Henry的美利達登山車，最後再回到現場把機車騎走。
政大的警察叔叔說，前陣子政大裡面也有很多腳踏車遭竊，但都沒有拍過這麼清楚的影像，無法證明竊賊並沒有騎著腳踏車進校門。但是從這一次的影像可以清楚看到，他是騎著機車進來，卻騎著腳踏車離開！
住在政大附近的朋友！如果你/妳對這個人有印象的話，請馬上告訴我，如果因此尋回愛車，當請王品牛排一客以為酬謝！
timeline:
7/26
12:46 我和Henry抵達政大，停好車，去逛政大書城
13:29 竊賊騎著機車抵達政大
13:32 偷騎走Dahon折疊車
13:46 偷騎走Merida登山車
14:00 回政大騎走他的機車
14:35 我們出來發現車子不見，向政大警衛調影像，他們表示要等星期一上班
15:00 至指南派出所備案
7/28
颱風假...Orz
7/29
至政大調監視影像，看到上述畫面
至指南派出所欲調閱7/26郵局前攝影機的監視影像，警員卻說已經被蓋掉了（才三天耶）
最後的希望在萬興里里長身上，他(她?)卻還在廈門等船班（里長啊，我們去接您回來好嗎）
UPDATE: MOBILE 01 : Henry的恨文以及鄉民的回應
2008年07月25日
"Why so serious?"
Warning: SPOILERS!!
看似井然有序的城市，只要一通電話：「某人一小時內不死，我就要炸掉一座醫院」，就可以讓全國上下不得安寧，讓政府單位企圖將所有病患撤出醫院。這樣的人要的不是錢，而是一種快感，揭開了秩序表面下混亂的本質。
Joker在兩艘渡輪上安排的社會實驗也是一樣，乘客手上拿著（可能是）操控對方生死的引爆器，討論著要不要把另一船的人炸死，不啻是對民主社會的諷刺（credits to Henry），在 「平民」的船上大家有人認為另外一船的罪犯是死有餘辜，平民應該活下來，甚至還大費周章做了投票單，最後即使表決通過，也沒有人敢引爆（Henry看到這 裡猜：其實是會把自己的船炸掉，老實說我還滿期待看到平民船被炸）。反觀囚犯的船上，滿臉橫肉的黑道大哥一把搶過引爆器丟到船外，真是讓人大呼過癮。
誰沒有黑暗的一面？平常奉公守法的小老百姓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也會巴不得對方比自己先死。
"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Alfred
Joker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殺人、搶劫、爆破不為錢，只為揭開表象底下的混亂本質、暴露大人們緊抓在手裡的「秩序」是多麼不堪一擊。臉上的化妝也是對於社會箝制的 反諷：大多數的人只想看表象，心理恨透了這個世界的人，臉上卻還是要永遠掛著燦爛笑容，將自己真實的一面隱藏起來。
Dent因為未婚妻的死和Joker的挑動而選擇走上復仇之路，將自己另外一面顯露出來（臉上的傷和性格的轉變巧妙的同時發生），原本十足的英雄人物、白馬王子剎時變成two-faced。我覺得片名"Dark Knight"指的應該是Dent, 因為在他受傷之前，是被高譚市民稱為"white knight"，前後的轉變鮮明的點出了光明與黑暗只有一線之隔。
到最後Gordan點出蝙蝠俠才是他心目中的「黑暗騎士」，因為他只能在黑暗中出沒，他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只有在市民需要他時才能出現，而為了維持DA的完美形象，他只能承受世人對他的憎恨與誤解，畢竟人們喜歡的是完美無缺的英雄角色，而不是形象有污點的真實人性。
看似井然有序的城市，只要一通電話：「某人一小時內不死，我就要炸掉一座醫院」，就可以讓全國上下不得安寧，讓政府單位企圖將所有病患撤出醫院。這樣的人要的不是錢，而是一種快感，揭開了秩序表面下混亂的本質。
Joker在兩艘渡輪上安排的社會實驗也是一樣，乘客手上拿著（可能是）操控對方生死的引爆器，討論著要不要把另一船的人炸死，不啻是對民主社會的諷刺（credits to Henry），在 「平民」的船上大家有人認為另外一船的罪犯是死有餘辜，平民應該活下來，甚至還大費周章做了投票單，最後即使表決通過，也沒有人敢引爆（Henry看到這 裡猜：其實是會把自己的船炸掉，老實說我還滿期待看到平民船被炸）。反觀囚犯的船上，滿臉橫肉的黑道大哥一把搶過引爆器丟到船外，真是讓人大呼過癮。
誰沒有黑暗的一面？平常奉公守法的小老百姓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也會巴不得對方比自己先死。
"Some people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Alfred
Joker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殺人、搶劫、爆破不為錢，只為揭開表象底下的混亂本質、暴露大人們緊抓在手裡的「秩序」是多麼不堪一擊。臉上的化妝也是對於社會箝制的 反諷：大多數的人只想看表象，心理恨透了這個世界的人，臉上卻還是要永遠掛著燦爛笑容，將自己真實的一面隱藏起來。
Dent因為未婚妻的死和Joker的挑動而選擇走上復仇之路，將自己另外一面顯露出來（臉上的傷和性格的轉變巧妙的同時發生），原本十足的英雄人物、白馬王子剎時變成two-faced。我覺得片名"Dark Knight"指的應該是Dent, 因為在他受傷之前，是被高譚市民稱為"white knight"，前後的轉變鮮明的點出了光明與黑暗只有一線之隔。
到最後Gordan點出蝙蝠俠才是他心目中的「黑暗騎士」，因為他只能在黑暗中出沒，他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只有在市民需要他時才能出現，而為了維持DA的完美形象，他只能承受世人對他的憎恨與誤解，畢竟人們喜歡的是完美無缺的英雄角色，而不是形象有污點的真實人性。
2008年07月19日
問世間運動為何物
七月的樂生院，樂生文學週末找了孫窮理去談苦勞網，到場一起聊的特約記者加起來比聽者還要多，真的有放暑假的感覺。只是不等暑假過完，樂生院可能就要動工了，因為剛三讀通過的樂生人權法案把原本法案中的「保障院民享有居住權並提供適當之居住環境」以及「依文資法指定樂生院為古蹟」悉數刪除，以讓捷運機廠能順利開工。最近幾個在樂生的文學週末算是動工前的最後幾堂課，相關訊息請見樂生文學週末。
窮理從苦勞網成立的歷史脈絡開始說，1986年民進黨成立，一年後，民進黨立委王義雄跳出來成立工黨，但是主流媒體似乎不太處理。聯合報上對工黨成立的新聞分析（附在本文末）對於工黨所揭示「廣組工會」的主張並不認同，顯然是站在資方的立場說話：「在論及經濟發展時，似不應否定資方等其他階層的貢獻。」在經濟起飛的當時臺灣，雖然已經解嚴，但長期為黨國喉舌的主流媒體對於左派的政黨似乎仍存有潛在的恐懼，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讓媒體將勞工運動和左派政黨活動劃上等號，從此將社運議題邊緣化。
「大概從1993, 1994年開始，主流媒體快速的把社運的議題邊緣化（按：這段時間的背景待查）。1997年可說是九零年代社會運動的谷底（雖然後來發現谷底之下居然還有更低點）。」1997年，社運界發生兩宗重大的勞資爭議，一是立報的改組，以及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王蘋和家珍被解雇，立報的人因為不滿立報資方的強勢，出來辦了一份名為「石皮客」的雜誌，並自稱為雜誌的苦勞人員。剛好也在那個時候，窮理和中佩等人開始架站蒐集和社運有關的新聞資料，因為要幫網站取名， 於是兩人就決定稱它為「苦勞網」。
一開始只是蒐集資料，第一篇報導出現在1998年，不同於一般主流媒體將爭權益的團體視為「弱勢者」的角度，苦勞網的報導從一開始就選擇把社會上的運動者當作行動的主體，讓他們從自己的角度說出自己的主張。「這樣的工作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因為99年之後，「社會運動似乎經歷了迴光返照」，先是有中華電信工會的反民營化爭議，接著核四預算解凍、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接踵而來，讓苦勞網經歷了一段全盛時期（？）
關於苦勞網的定位問題，窮理提到在2005年的「提筆鬥陣」研習營中，香港獨立媒體的Oiwan曾經對苦勞網的座右銘「運動的媒體」提出疑問，擔心專注報導社會運動的苦勞網會不會淪為社運組織的公關部門（其實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也有過類似的疑問），但窮理指出苦勞網作為一個獨立的媒體，對社運團體其實有時也多所批評，秉持的是「讓不同的人看到彼此的訴求」，而非隱惡揚善。因此，「運動的媒體」裡所指的「運動」，其實應該是個比較廣義的社會「運動」概念，而非幾個特定的實體組織。
問世間運動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在人口是臺灣三分之一的香港，Green Peace每年可以有一萬四千人的小額捐款維持運作。韓國大學教授掏錢出來組成的Newscham，有專職的影像小組負責拍攝社運的影像放在網路上，還有韓英對照。而在台灣耕耘十年、去年還拿到社會公器獎的苦勞網，每月定時定額捐款的人卻只有七十多位，裡面還不少苦勞網的自己人？既然這麼辛苦，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堅持？因為我們相信：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繼續閱讀
窮理從苦勞網成立的歷史脈絡開始說，1986年民進黨成立，一年後，民進黨立委王義雄跳出來成立工黨，但是主流媒體似乎不太處理。聯合報上對工黨成立的新聞分析（附在本文末）對於工黨所揭示「廣組工會」的主張並不認同，顯然是站在資方的立場說話：「在論及經濟發展時，似不應否定資方等其他階層的貢獻。」在經濟起飛的當時臺灣，雖然已經解嚴，但長期為黨國喉舌的主流媒體對於左派的政黨似乎仍存有潛在的恐懼，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讓媒體將勞工運動和左派政黨活動劃上等號，從此將社運議題邊緣化。
「大概從1993, 1994年開始，主流媒體快速的把社運的議題邊緣化（按：這段時間的背景待查）。1997年可說是九零年代社會運動的谷底（雖然後來發現谷底之下居然還有更低點）。」1997年，社運界發生兩宗重大的勞資爭議，一是立報的改組，以及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王蘋和家珍被解雇，立報的人因為不滿立報資方的強勢，出來辦了一份名為「石皮客」的雜誌，並自稱為雜誌的苦勞人員。剛好也在那個時候，窮理和中佩等人開始架站蒐集和社運有關的新聞資料，因為要幫網站取名， 於是兩人就決定稱它為「苦勞網」。
一開始只是蒐集資料，第一篇報導出現在1998年，不同於一般主流媒體將爭權益的團體視為「弱勢者」的角度，苦勞網的報導從一開始就選擇把社會上的運動者當作行動的主體，讓他們從自己的角度說出自己的主張。「這樣的工作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因為99年之後，「社會運動似乎經歷了迴光返照」，先是有中華電信工會的反民營化爭議，接著核四預算解凍、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接踵而來，讓苦勞網經歷了一段全盛時期（？）
關於苦勞網的定位問題，窮理提到在2005年的「提筆鬥陣」研習營中，香港獨立媒體的Oiwan曾經對苦勞網的座右銘「運動的媒體」提出疑問，擔心專注報導社會運動的苦勞網會不會淪為社運組織的公關部門（其實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也有過類似的疑問），但窮理指出苦勞網作為一個獨立的媒體，對社運團體其實有時也多所批評，秉持的是「讓不同的人看到彼此的訴求」，而非隱惡揚善。因此，「運動的媒體」裡所指的「運動」，其實應該是個比較廣義的社會「運動」概念，而非幾個特定的實體組織。
問世間運動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在人口是臺灣三分之一的香港，Green Peace每年可以有一萬四千人的小額捐款維持運作。韓國大學教授掏錢出來組成的Newscham，有專職的影像小組負責拍攝社運的影像放在網路上，還有韓英對照。而在台灣耕耘十年、去年還拿到社會公器獎的苦勞網，每月定時定額捐款的人卻只有七十多位，裡面還不少苦勞網的自己人？既然這麼辛苦，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堅持？因為我們相信：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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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18日
在網路上變成透明人
AC Nielsen 的金泰康到政大來分享數位媒體使用行為的量測。在網路時代中，「收視率調查」的概念已經略嫌狹窄，因為網際網路所促生的數位匯流現象讓收視行為不止出現在客廳裡，也可以出現在電腦上、行動裝置、甚至移動的交通工具上，因此如何測量不同場域、不同時間的媒體使用行為，對研究媒體閱聽行為的業者或是研究者來說都是一大挑戰。
以下是金所列舉之數位媒體環境的量測特性：
- 從前只有單向傳播，現在因為是雙向，從媒體供應端也可以拿到使用者的資料
- 通路不再有獨占性，許多媒體機構出現，因此樣本數增加，解析度會提高
- 媒體平台和內容分離：不同平台上的內容交錯。單一的測量工具無法滿足需求
- 媒體使用行為的定義改變（一邊寫報告、一邊看YouTube算不算看電視？）
- 使用場域的多元化與可平移性(place-shifting) （手機電視、數位有線電視）
- 使用時間的可平移性 (time-shifting) (TiVO)
從上面的特性不難看出，要準確的測量媒體使用行為遠比裝設People Meter就可以測量的家戶收視行為要困難許多。現代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暴露在媒體的覆蓋範圍之下而不自覺，例如中午吃自助餐時猛盯著新聞台看，吃完還不知道自己看的是哪一台；搭火車時隨手拿起座位上的報紙就看了，到下車還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麼報；用RSS或Google News訂閱新聞，注意的是事件的來龍去脈，可能連提供新聞的媒體機構是哪一家都不在意。
在行動裝置漸漸變的無所不能的時候，如果通勤時間夠長，在捷運上就可以把今日重要的新聞瀏覽完，可能還有時間看一集昨天下載的「康熙來了」，這算不算進中天的收視率當中呢？使用媒體的時間和空間漸漸變的不連續、甚至被分割成如YouTube上幾分鐘的片段，誰還在意提供節目的是哪一家電視台？如果使用TiVo可以把一個星期的慾望城市都錄好，放到週末再看，還可以把廣告都過濾掉，「收視率」對廣告商來說的意義又何在？
於是媒體行為調查業者開始把腦筋動到網路上：他們用在每台電腦置入tag、或是直接從提供網路服務的伺服器取得資料的方式，得知電腦使用者在網路上都在看什麼。透過server，這些調查公司可以知道我每天一開電腦會先上哪些網站、我看過哪些人的部落格、我在誰的文章下面留了comment、我用什麼關鍵字在Google搜尋、我下載了哪些歌曲和電影...在這些技術之下，我的生活等於完全暴露在一群不認識的人的手裡，這樣的個人資訊透明化，怎能不讓人膽戰心驚？
以下是金所列舉之數位媒體環境的量測特性：
- 從前只有單向傳播，現在因為是雙向，從媒體供應端也可以拿到使用者的資料
- 通路不再有獨占性，許多媒體機構出現，因此樣本數增加，解析度會提高
- 媒體平台和內容分離：不同平台上的內容交錯。單一的測量工具無法滿足需求
- 媒體使用行為的定義改變（一邊寫報告、一邊看YouTube算不算看電視？）
- 使用場域的多元化與可平移性(place-shifting) （手機電視、數位有線電視）
- 使用時間的可平移性 (time-shifting) (TiVO)
從上面的特性不難看出，要準確的測量媒體使用行為遠比裝設People Meter就可以測量的家戶收視行為要困難許多。現代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暴露在媒體的覆蓋範圍之下而不自覺，例如中午吃自助餐時猛盯著新聞台看，吃完還不知道自己看的是哪一台；搭火車時隨手拿起座位上的報紙就看了，到下車還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麼報；用RSS或Google News訂閱新聞，注意的是事件的來龍去脈，可能連提供新聞的媒體機構是哪一家都不在意。
在行動裝置漸漸變的無所不能的時候，如果通勤時間夠長，在捷運上就可以把今日重要的新聞瀏覽完，可能還有時間看一集昨天下載的「康熙來了」，這算不算進中天的收視率當中呢？使用媒體的時間和空間漸漸變的不連續、甚至被分割成如YouTube上幾分鐘的片段，誰還在意提供節目的是哪一家電視台？如果使用TiVo可以把一個星期的慾望城市都錄好，放到週末再看，還可以把廣告都過濾掉，「收視率」對廣告商來說的意義又何在？
於是媒體行為調查業者開始把腦筋動到網路上：他們用在每台電腦置入tag、或是直接從提供網路服務的伺服器取得資料的方式，得知電腦使用者在網路上都在看什麼。透過server，這些調查公司可以知道我每天一開電腦會先上哪些網站、我看過哪些人的部落格、我在誰的文章下面留了comment、我用什麼關鍵字在Google搜尋、我下載了哪些歌曲和電影...在這些技術之下，我的生活等於完全暴露在一群不認識的人的手裡，這樣的個人資訊透明化，怎能不讓人膽戰心驚？
2008年07月1日
網路時代的新聞專業
今天到大勇樓聽一位學姐的論文口試，題目是：「網路媒體對新聞產製及專業之影響」。大略是說2005年的東海劈腿事件引起了她的研究興趣，於是以2000~2005年間的重大網路新聞事件為分析的對象，探看網路對主流媒體產製的影響。
何謂「重大網路新聞事件」呢？好比說某主流媒體記者在BBS上看到某A和某B在某C的版上筆戰，於是拿來做成電視或報紙新聞。其他類似的案例還包括周星馳「少林棒球事件」、以及最近的腳尾米事件，都是新聞先出現在網路上，主流媒體記者才報出來。
口試委員老師指出，網路媒體的發展把我們對於「查證」、「消息來源」，甚至是「真實」的定義都給模糊掉了。好比說有人拿了一支普通的鉛筆，放在拍賣網站上說是蔡依林高中時期用過的筆，寫的歷歷在目，再安排幾個人爭相競標把價錢衝高，這一個現象被媒體記者看到了，可能就會覺得有新聞價值。雖然這枝鉛筆可能沒有被Jolin用過，但是「鉛筆喊價萬元」則是真真實實在發生的事。假如有人跳出來揭穿謊言，指責記者沒有盡到查證的工作，記者也只好無辜的說：「我也是受害者，消息來源從頭到尾都在騙我，這我也沒辦法。」賣到最後，說不定連一開始拍賣的人都覺得「好像真的有這麼回事」，就像「正龍拍虎」的一干人等，演戲久了，再假也成真。
另一位口委雖肯定研究者對主流媒體和網路媒體的觀察，卻也惋惜她沒有點出她論文可能可以推論出的比較宏觀的現象：新聞的典範轉移。也就是說在網際網路的開放之下，人人都可能具有產出新聞的能力，因此非屬於媒體機構的「個人」，不一定只能當媒體機構的消息來源，他們自己就可以是媒體。因此媒體機構記者自詡他們所擁有的「新聞專業」是否正在被網路的浪潮摧毀呢？
「新聞專業」看似冠冕堂皇的面具背後，其實隱藏的不啻是媒體機構對於新聞處理的判斷，影響這些判準的因素當然不只是專業，還有報社的政商關係、人際脈絡、廣告利益，至於「專業義理」？是用來掛在嘴上，而不是放在心上的。
何謂「重大網路新聞事件」呢？好比說某主流媒體記者在BBS上看到某A和某B在某C的版上筆戰，於是拿來做成電視或報紙新聞。其他類似的案例還包括周星馳「少林棒球事件」、以及最近的腳尾米事件，都是新聞先出現在網路上，主流媒體記者才報出來。
口試委員老師指出，網路媒體的發展把我們對於「查證」、「消息來源」，甚至是「真實」的定義都給模糊掉了。好比說有人拿了一支普通的鉛筆，放在拍賣網站上說是蔡依林高中時期用過的筆，寫的歷歷在目，再安排幾個人爭相競標把價錢衝高，這一個現象被媒體記者看到了，可能就會覺得有新聞價值。雖然這枝鉛筆可能沒有被Jolin用過，但是「鉛筆喊價萬元」則是真真實實在發生的事。假如有人跳出來揭穿謊言，指責記者沒有盡到查證的工作，記者也只好無辜的說：「我也是受害者，消息來源從頭到尾都在騙我，這我也沒辦法。」賣到最後，說不定連一開始拍賣的人都覺得「好像真的有這麼回事」，就像「正龍拍虎」的一干人等，演戲久了，再假也成真。
另一位口委雖肯定研究者對主流媒體和網路媒體的觀察，卻也惋惜她沒有點出她論文可能可以推論出的比較宏觀的現象：新聞的典範轉移。也就是說在網際網路的開放之下，人人都可能具有產出新聞的能力，因此非屬於媒體機構的「個人」，不一定只能當媒體機構的消息來源，他們自己就可以是媒體。因此媒體機構記者自詡他們所擁有的「新聞專業」是否正在被網路的浪潮摧毀呢？
「新聞專業」看似冠冕堂皇的面具背後，其實隱藏的不啻是媒體機構對於新聞處理的判斷，影響這些判準的因素當然不只是專業，還有報社的政商關係、人際脈絡、廣告利益，至於「專業義理」？是用來掛在嘴上，而不是放在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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