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客

小時候住台南安平，這是個400年歷史的老聚落，放眼放去，幾乎全部都是本省人，台語有著濃濃的海口腔，只要進去台南市內，安平人總會被嘲笑是鄉下來的，黑黑髒髒、身上偶爾還有魚腥味。不過，在這個老聚落裡，也有著外省人的次聚落，履鋒東村、聯勤兵工廠宿舍、接近秋茂園海濱沙地的散居眷村，他們約略集中在更靠海的一頭，小時候就有省籍意識，因為畢竟他們跟我們講著不一樣腔調的語言，穿著、談吐、生活方式，也約略不同。

謝先生是小阿姨的忘年之交。當時，在從中壢搬回台南之後，小阿姨與姨丈在菜市場邊開了家小小的服飾店，她身體不好，經常尋遍各地名醫，而謝先生就是個出身自中醫世家的退伍老兵，他成為小阿姨健康諮詢的對象，在小阿姨身體微恙，嘗盡各地藥方之際，謝先生總會找出某些祖傳的藥方或秘方，來減輕小阿姨的痛苦，謝先生彷彿是個醫藥百寶箱，總有些不起眼，但又效果驚人的妙招。

常到服飾店串門子的謝先生是個外省老兵，那一個省？其實我始終搞不清楚，但我知道他是個跟隨國民黨軍隊輾轉來台的老榮民，他不太願意提過去軍中的經歷，但約略從他口中，可以知道，他應該是個黃埔軍校畢業的正期軍官，但因為不滿蔣家的腐敗與國民黨軍隊的頹廢，憤而退伍，而獨居在靠近秋茂園的散居眷村中。

謝先生的家，我去過一次，那樣的散居眷村，根本不叫眷村，說是難民營還差不多。小聚落就在木麻黃樹林旁邊，破落的磚瓦，鐵皮的屋頂，簡陋到不堪的衛浴設備，進去之後，我只想掩鼻而過，一刻都不想停留，而這樣的房子約有近百個，就這樣在面對中國大陸的台灣海峽這端，遠眺著他們心中的祖國。幾年後，謝先生驟然辭世了，聽說，他留下來的一筆不多的積蓄，被政府無條件的接收了。

而我的家族，是個已經歷經4代的長老教會家族，當然耳濡目染的受到台獨意識的薰陶，除了少數親戚之外，家族內幾乎清一色是台獨基本教義派，除了舊新約聖經以外，美麗島、新潮流、台灣政論等黨外雜誌，也成為教友們秘密流傳的重要刊物。當然這樣的背景，讓家族有些禁忌，不會去念軍校、不鼓勵當公務人員、不當法官律師，雖然少數的幾個老師，也受到長老教會背景的影響，升遷受到影響，但生活大致平順，家族中並沒有聽聞有228的受難者，也沒有直接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唯有一個遠親，因台獨意識濃烈，在紐約念神學院時，受到黑名單的牽累，長年無法返台。

我看不出來，有怎樣的族群問題、省籍情結，甚至統獨糾葛，在這個小漁村中上演。頂多是在中秋節的晚上，我們會跟來自眷村的小孩，在安平古堡玩起戰爭的遊戲，依默契與慣例，分成兩軍，用鞭炮互炸，並以攻佔某個砲台，作為判決勝負的依據。在城戰之後，其實我跟其中一個叫劉台生的小學同學很要好，隔天還會在學校討論昨晚的戰況，之後，我們一起到菜市場吃台灣口味的肉粽，他告訴我，其實他媽媽做的湖南粽，也很美味。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問題，不在社會底層的族群衝突，更不在平民百姓間的對立，而在於過去那些拿著槍砲，揮舞著權力的統治者，用極盡殘酷與泯滅人性的方式，維持著自己的權位，而到現在，他們依然沒有為此付出法律上的代價，他們因此所得到的財富與權力，也沒有歸還給台灣人民。而謝先生並不需要背負著蔣家所犯下的罪刑，劉台生也不需要替蔣家來向台灣人民道歉。

我非歷史的研究者，二二八的問題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有著極其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的因素，要釐清所有的是非，這遠非我能力所及。要批評國民黨與蔣家父子，那可以找出一萬個理由，同樣的，也可以找出一萬個理由，來稱讚他們對建設台灣的貢獻。

但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就在台灣統治50年的國民黨，能夠說沒有責任嗎？不經台灣人民同意，就霸佔國家元首而當總統當到死的蔣介石與蔣經國，難道不是原凶嗎？馬英九講的官逼民反，說對了一部份，但官逼民反，誰是官？難道不是執政50年的國民黨，蔣家父子，以及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民黨統治階層嗎？這些人沒有責任，那責任該在誰的身上？

別告訴我，歷史可以原諒，不能忘記！什麼叫做可以原諒？難道殺人的劊子手，不需要受到懲罰嗎？難道掠奪而來的黨產，可以繼續成為國民黨用來贏得權力的工具嗎？難道迫害人權、殘害無數生命的威權統治者，逝去之後，還可以躺在那邊被人民膜拜嗎？

今天看了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學者吳乃德的這篇文章，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完成，我有點遺憾。因為他沒有說出，台灣人民對228與白色恐怖是怎樣的感受？他也沒有說出，誰該為228與白色恐怖而負責？他更沒有說出，在從威權統治，走到總統直選之後，正義要該怎麼去維繫？他也沒有說出，如何一起去面對過去的歷史錯誤，以及又該如何擁有共同的未來？

如果沒有柏林圍牆的審判，昔日東德共產黨犯下的罪惡，可以被平白的抹去，無故的被原諒嗎？有人說，轉型正義，就是清算。是的，當然是清算，正義當然是清算得來的，不然要法律、要審判、要懲罰，幹什麼？如果殺人犯，不用被懲罰，那叫受害者，要怎麼原諒？如果搶劫犯，不用被追回贓款，那叫被搶劫的弱者，要怎麼和解？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對於台灣社會的意義，不同背景、族群、省籍的人，基於自己的生活經驗，都有著不同的解讀。在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身旁都有著謝先生與劉台生，身為外省族群，他們並沒有被統治者的恩澤庇護，他們也沒有享受威權政黨的金權挹注，但他們可能被迫承擔了國民黨所犯下罪刑的原罪，也可能遭到本省族群的譏笑與責備。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身旁也有著直接或間接受到國民黨迫害的政治受難者，他們付出青春，喪失生命，只為腦海中一些跟國民黨與蔣家不同的政治主張。

當然要有人負責，為228與白色恐怖付出代價，這就是正義原則的維繫，那該是誰？當然是國民黨幾十年來的統治集團，蔣家父子、國民黨諸位權貴高官、領著國民黨獎學金出國唸書的馬英九，以及所有躲在黨國體制下滿足自己金權慾望的任何一個人等，全部都是。如果這些責任，並沒有被清算、並沒有被釐清，那這段歷史將永遠帶著仇恨、帶著憤怒，對於問題的解決，也將很難會有答案。


＊中國時報 2007.03.01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完成 吳乃德

九十年前，台中鄉下地方有一位年輕人，他對世界充滿好奇、對人生充滿期待。於是他從鄉下出發到日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之後，他的好奇沒有滿足。他繼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牛津大學畢業之後，他仍然沒有滿足。他前往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巴黎大學的課業結束之後，他繼續前往德國，進入慕尼黑大學。

十多年之後，這位年輕人興奮地回到台灣。一九二九年，他用同樣興奮、同樣熱烈的心，寫下：我們要把女性和男性同等對待…我們要對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有所覺醒…西歐文化蘊含著人生深邃的歡愉和喜悅。它重視人的生命，肯定人生…我們要在肯定人生的基礎上，把人生善化、美化，我們要讓蕃紅花在大地的沙漠上開放。

於是，他成立社團，追求他對台灣的期待，希望「在大眾心靈的土地上播下文化的種子。」可惜在日本殖民政權底下，他沒有太大的機會。後來殖民政權走了，另外一個政府來了。他同樣沒有機會。結果，他成為一個生意人，安靜地走入歷史，也被歷史遺忘。（註一）

將近六十年前，一位在江蘇鄉下出生的年輕人，來到台灣。他同樣對生命充滿期待，可是他沒有來得及長大，就必須響應祖國的召喚。他十七歲參加青年軍，承擔保衛國家的重大責任。

他來到台灣之後，因為曾經目睹、同時也經歷了中國的苦難，他熱切希望所有在台灣的人都能避免這樣的災難。他辛苦工作，為了言論自由，也為了成立一個新的政黨。他說，「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

可是他並沒有太大的機會。在威權體制下，他立即成為政治犯。在生命的晚年，他雖然有機會幫助成立民進黨，可是他一生困頓，甚至從來沒有機會享受愛情，雖然他一生渴望著愛情。（註二）

今天，我們終於有了他們所沒有的機會。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遭遇各種挑戰、甚至折磨，可是在自由的空氣中，每一位年輕人的未來，都充滿了無限的可能。

可是，當我們因為民主的到來，而興奮、感激的時候，我們卻發現：我們的國家並沒有因為民主而提升。我們的社會比以前更分裂，我們的政黨、不同立場的民眾和媒體，甚至將對方看成敵人，而不是將對方看成民主社會中，共同生活的政治伙伴。因為，「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完成」。

我們追求轉型正義，因為：如果我們不願意一起面對過去的錯誤，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共同的未來。

透過轉型正義，一個社會正式告別它的過去，同時也宣告新時代的來臨。透過轉型正義，一個社會向他的人民和後代宣示：正義、民主和人權將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基礎。接受真相並不容易，它挑戰我們原有的感情和認知。和解更是困難，它需要所有人、特別是政治領袖們的善意和謹慎。

今天，「二二八」六十周年的今天，讓我們跨出和解的第一步。我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們可能背負著不同的歷史，我們可能對台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可是，我們都要在這個地方共存和共榮。

感謝Freddy和他的工作伙伴，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聚在一起，透過音樂和台灣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產生共鳴。

編註：

一、文中所指係林獻堂長子林攀龍（一九○一﹣一九八三），二十年代台灣文學理論先驅者之一。林攀龍曾先後留學日、英、法、德等國，一九三二年二月回國後，婉謝台北帝大聘書，返鄉從最基層的農村推廣新生活運動，創立「一新會」（又稱一心會），積極提倡並推廣本土固有文化。著有《人生隨筆》廿六篇。

二、文中所指係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的傅正（一九二七﹣一九九一）。傅正，江蘇人，一九五○年隨軍來台。曾為國民黨員，後跟隨雷震參與「自由中國」以及籌組「中國民主黨」。一九六○年與雷震同遭警總拘捕，被囚禁六年又三個月。一九八六年與黨外人士組成民主進步黨，成為戰後台灣戒嚴時期唯一參與兩次組黨的民主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