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客

最近念了一點Charles Taylor的克服知識論overcoming epistemology，很精彩，最近也看了民進黨與中國時報槓上，也很精彩。

Taylor所謂的克服知識論，我認為有2項重點。
1.從19、20世紀以降，笛卡兒、洛克，直到康德，對於何謂知識？以及，知識是怎樣被知道的（how it is known)？這種經驗主義的傳統所形塑的典範，是錯的。這種古典認識論的核心信仰是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而這樣的知識觀，只有在透過實證研究的途徑，以及通過符合他們所建構的檢測原則之後，才算是知識。
2.因此，世界的圖像被機械化了，原本對現代該有的多元觀點，也一一被剷平了，亞里斯多德將心智（mind）變為思考客體的觀點，也讓人脫離了作為主體該有的思考。
之後， Taylor回到笛卡兒或柏拉圖，重新思考知識論的問題，基本上，知識的形成不該是單向的，不該是只有透過機械化的途徑去瞭解。Taylor，並引用梅洛龐蒂（Merleau-Ponty）所說的構成規則，去詮釋人的認知，其實是有著先驗的基礎，人類更應該超越康德的概念，重新進行先驗性的驗證。

Taylor想知道的是，知識是怎麼被形成，而稱之為知識的。而我想知道的是，媒體報導，是怎麼被形成，而變成媒體報導的？報紙上的白紙黑字，是民眾該知道的新聞嗎？還是，都一些編輯台在經過層層產製之後所產生的偽新聞呢？我想，如果沒有先去解釋這個問題，任何對於政媒關係、政治人物與記者的互動，或者批判媒體不中立或政治人物，這些討論都是毫無意義的。

我反對游錫昆的作法，但我也不贊成中時的態度。

我覺得要先釐清幾個問題，

1.中國時報還算是一個"媒體"嗎？當中國時報購買黨產，是否已經成為與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的命運共同體呢？而當民進黨以歸還黨產為政治訴求時，中國時報能說服民眾，他們還是扮演著媒體的角色嗎？如果不全然是，那中國時報有資格說要捍衛"新聞自由"嗎？那後設的來說，記者的工作權，以及讀者知的權利，不就成為報社用來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嗎？

2.中時與其他媒體（包括我們所有有”記者”抬頭的人），在每天的新聞產製過程中，是否真的遵照了"什麼才是新聞"的原則呢？在做評論的時候，是否真的依事實進行評論？在做新聞選材的時候，是否真的做到普遍性與非專斷性呢？如果我們沒有，那我們可以真的是，所謂在民主遊戲規則下的"媒體"嗎？

3.民進黨是個政黨，她有她的政治目的與社會責任，游錫昆選擇抵制中時，他必須面對輿論的批判與檢討，但，中時或其他媒體選擇特定的統獨立場與政治態度，這些媒體的對立面就是市場，人民自己會把媒體放到政治光譜上度量，媒體自己無能也無權對這些進行判斷。

4.記者這個工作讓我們光榮，但也讓我們卑微，我們比一般民眾更有發言權，更有影響力，更能捍衛自己心中的公平正義，但我們在媒體高層前卑躬屈膝，我們也在報社老闆前低聲下氣，眼見報社被特定族群、意識型態的所謂菁英們把持，我認為，報社（或媒體）已經不是一個媒體，他們想介入政治鬥爭，那就隨他們去，我認為，記者不該捲入這樣的漩渦。同業意識，應該建立在對新聞的熱愛，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繫上，可以彼此鼓勵與取暖，而不是成為另一個政治鬥爭工具的工具。

我聲援中國時報跑民進黨中央黨部的記者，也能夠充分體會他們那種夾在受訪者與報社之間的痛楚，但就這件事，我不聲援中國時報。

延伸閱讀：

查理斯•泰勒。
當代著名哲學家，現為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黑格爾》（Hegel，1975）、《黑格爾與現代社會》（Hegel and Modern Society，1979）、《人類行動者與語言》（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Philosophical Papers 1，1985）、《哲學與人類科學》（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Philosophical Papers 2，1985）、《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1989）、《本真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1992）、《多元主義與肯認政治，1994》、《哲學論證》（Philosophical Arguments，1995）等。

包裝一場荒謬的「運動」， 及其多重階級偏見 2004年
作者：李明璁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如果您這星期有翻翻中時聯合兩大報，大概會浮現一種印象：「在總統府前的群眾集會溫和節制，仿若一場民主嘉年華」。的確，顯而易見的，大多數聚集群眾並非少數極端綠營口中所謂的「暴民」（我也反對這樣的說法和其隱含的「鎮暴」邏輯）。人群之中或許少數過於激情，但媒體總會自動幫他們平衡矯正一下「形象」。

比起電子媒體只會愚蠢地一路SNG到底，中時與聯合報系卻是頗具謀略、攻於心機的媒體。於我看來，在這四年、在大選前、乃至此刻（甚至未來），這兩大報其實一直扮演著比國親兩黨更聰明百倍的角色（所以我一直認為泛綠真正的對手不是國親聯盟，而是以兩大報為首的文化政治權力集團（cultural-political power bloc））。這些媒體很清楚，即使他們在這場選戰「輸了」（媒體的「客觀中立」在台灣根本被當成笑話），但只要持續由他們設定議程（agenda setting），就能站在論述的高點，維繫他們政經與文化意識型態的正統性，也因此而能繼續進行一場接一場、涵蓋「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擬」（pseudo-）知識份子」等四合一身份認同的複式動員。

當國親兩黨因其政客競相衝過頭的時候，兩大報其實比這些政客還頭腦清楚地嗅到民意輿論對他們的政治未來不利，所以既然無法順利推使王馬即刻出來逼宮，只好快快調整策略，嘗試將抗議群眾與連宋一干國親政客適度脫鉤（detachment），也就是說，兩大報開始採取一種「即使國親政客為私利，但廣場民眾卻是為正義」的新論述。

於是，兩大報開始大幅報導各類「抗議民眾」（回想過去學運社運年代，參與者未曾如此被正眼看待過），記者和撰述者努力用感性到有點肉麻的語言描繪這些人（與其說這是報導（report）或評論（comment），不如說這更像文宣(propaganda)吧）。兩大報不斷述說群眾「都是」何等溫和理性、有知識教養的都會中產階級、上班族、學生、家庭主婦等等，說他們不分族群（總是不忘刻意省籍平衡一下）只為討回「公道」，說他們有多麼理直氣壯、多麼「忍無可忍」。

兩大報還說，在群眾中很多人高舉英文抗議標語（哇好「國際化」哦），很多美眉勇於秀出自己（哇好美麗好優雅哦），很多上班族學生下班下課後不辭辛勞趕來（哇好認真好熱情哦）。這些媒體人甚至對比起過去十多年來的社運，定義以前的參與者多半都是「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者」，並據此宣稱這場「群眾運動」多麼具有歷史躍進的意義（這類代表作請見楊渡在3/25中時晚報的社論）。

在這樣最新的論述發展中，很微妙的，國親政客充滿權謀的面目與煽動耳語漸漸模糊，而所謂「溫和理性中間選民的嘉年華運動」逐漸取代版面。請容我不客氣地說，還有比這更令人做噁的嗎？掌握發言大權者拼命動員族群仇恨還不夠，竟得了便宜還賣乖地要吃盡反對他們者的豆腐，甚至道貌岸然地質問：「現在許信良正於廣場絕食抗議，而當年絕食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如今安在？」（聯合報3/26小社論）。這種類比，實在時空錯亂得很不可思議。如果，連我在「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朋友，都「受不了」而跟我發出以下憤怒：「要抗議要惡搞要煽動，隨便他們，如今我們除了隱忍又能怎樣？但是這樣的包容、等待還不夠嗎？為何還要被反過來倒打我們一耙？」那麼，可以想見那些媒體口中「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者」，他們怨憤難受的心情如何。這般由兩大報帶頭，把自己正當化、「有水準化」、甚至抬起到一個無可質疑的道德高位，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就是：沈默（而反對他們如此作為）的多數人民，又莫名其妙被深刻地污名化一次（真是無奈，他們可是什麼都沒做啊）。

身為一個社會研究者，面對如此媒體操作，我無能反制（兩大報的專欄發言權永遠都是掌握在那一票近親繁殖者的手上）。真正令人憂心的不是扁政府的社會信任與統治正當性（這是綠營政客在乎而不是我關切的危機所在）、不是政黨傾向的分歧對立、也不只是族群、城鄉的差異心結，更糟糕的是，由媒體設定方向、政客嘶吼動員，兩者持續不斷建構（延續過去五十年）深化的階級歧視。這種多重的階級歧視（不只是社經地位也是文化資本多寡的歧視），源自前述「台北都會∕外省族群∕中產階級∕「擬」（pseudo-）知識份子」複合霸權（multi-hegemonic）的認同型構（但我必須強調，這麼說絕不是指所有具有上述身份者就一定具有這種帶著優越意識的複合認同），以及相應的一種「看不起中南部∕本省中下階層∕低教育水平者」的自戀主義（narcissism）與權勢失落感（例如在聯合報的網路留言中就有人說：「這些沒文化只會盲目崇拜阿扁的南部人竟然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試問這種自戀、浮誇、污名他者的論述和「運動」，到底在哪一點意義上，有什麼「進步」可言？也試問在這種媒體霸權的結構下，一個具有同理心、就事論事、公平對話的市民社會如何可能？就此而言，媒體改造絕對是下一波民主改革的首要關鍵。而焦點問題絕不像親綠媒體（如自由時報）所一言蔽之「兩大報是統派媒體」這般簡單（這是動員另一種民粹的危險指控）。對台灣如此「自由放任」的媒體環境來說，藍綠統獨各為其主，在我看來沒什麼大不了也並非媒體首惡。個人以為，真正鞭撻著台灣社會的，其實更是媒體挾其文化資本與論述霸權，繼續不斷生產的（如前文所述的）文化經濟階級偏見。親愛的朋友，我們不得不正視此一敏感問題，如果我們希望，真正平等的族群∕∕南北和解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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