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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車、地下鐵、到東方特快車的問世，在在顯示歐洲旅遊文化和交通的巨變。十九世紀中葉，火車在英國正式亮相，不但強化物流系統的效率，同時掀起旅遊的熱 潮。當時牧師湯瑪斯·庫克成立旅行社，透過火車帶領遊客到英國各地觀光。尤其是，一八五一年，倫敦舉辦萬國博覽會，庫克帶領民衆搭乘火車到倫敦海德公園的會場，親眼目睹世界各國的產品。後來，火車系統越來越進步，倫敦市政府更開闢地下鐵，讓民衆更享受交通進步所帶來的便利。此外，火車也帶動讀書風氣。以往的馬車時代，座位狹小，乘客擠在一起，使得大家很容易經由聊天，以排遣旅途的寂寞，但火車時代的一登場，基於座位的間隔，乘客之間的距離開始拉大，所以閲讀乃成爲大家最喜歡的消遣。

歐洲畢竟是階級分明的世界，雖然民主革命已經讓王公貴族日漸沒落，但工業革命之後，卻出現了資產階級，他們工作之餘，也樂於享受悠閒的生活，而且一出遊，再也無法滿足國内的名勝古跡，因爲東方的異國情調已經開始展現誘人的魅力。如此一來，東方特快車乃應運而生。

許多鐵路迷對於東方特快車(The Orient Express) 應該不至於陌生, 但一般人往往是經由小説或電影才了解它的形形色色。當然，這要歸功於英國女作家愛嘉莎·克麗絲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説《東方特快車謀殺案》（1934）。在小説中，美國惡棍羅契特雖然逃過法律制裁，卻喪命於東方特快車内。

恰巧其中一名旅客是比利時警察總署的頭牌探長白羅，因此負責偵辦這起兇案。白羅經過抽絲剝繭，加上細密的推理，終於發現車上有十位旅客涉案。小説家刻意彰顯懸疑效果與推理過程，至於法律制裁則淡化處理。一九七四年，這部小説還搬上銀幕，由英國明星亞伯·芬尼飾演探長白羅，其他演員還包括許多大明星如史恩·康納萊、安東尼·柏金斯、李察·威麥、洛琳·白考兒等人。

回顧過去，第一班東方特快車在一八八三年十月四日晚上七點三十分正式從巴黎出發，目的地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當時，這班列車總共有五個車廂：除了火車頭外，還 包括兩輛貨車廂以及兩輛客車廂，而旅客共四十名，其中包括公司老闆喬治、法比兩國國官員、土國大使館書記、醫學專家阿魯玆，以及三名媒體記者等人。不過，列車並沒有直通伊斯坦堡，沿途經過德國的慕尼黑、保加利亞，抵達終點站舒爾齊烏，再轉搭小船和地方火車到巴魯納港，接著乘坐希望號南下黑海，最後才到伊斯坦堡。

東方特快車由國際臥車公司提供，創辦人是比利時商人喬治·拿格馬克思。喬治曾於一八六七年到六八年前往美國一遊，並搭乘火車到各地參觀，而車廂則是普魯曼式 的臥車車廂，一年多的行程讓他覺得在歐洲成立跨國火車客運公司是必要的。回國後，他在一八七零年提出構想，並開始和各國磋商，當時比利時是中立國，因此和 各國討論路綫則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過，營運後，因各國之間的利益糾葛和戰爭而時斷時續。顯然，直通伊斯坦堡的美夢更未實現。

後來，一九二〇年，辛普倫東方特快車正式通車，並避開德奧兩國，由巴黎直通伊斯坦堡，途經洛桑、米蘭、威尼斯、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以及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從此，宣告歐洲鐵道黃金時代的到來。自工業革命以來，新興資產階級掌握經濟力，並孕育了休閒文化，而東方世界代表悠閒、浪漫、異國情調，工作忙碌之餘，親炙東方文化，不但可以附庸風雅，更可紓解緊張而疲憊的身心。他們總是提著路易·威登(Louis Viutton)的大行李箱，裡面可容納好幾套衣服、玻璃杯、餐具、甚至是打字機。車上的旅客通常是各國的王公貴族、外交官、間諜、高級娼婦等。後來，倫敦到伊斯坦堡的列車也開通，由倫敦出發，搭乘普爾曼式豪華列車到福克史東港，再轉客輪到法國和東方特快車接軌。

其實，在推理小説《東方特快車謀殺案》中，旅客搭乘的就是辛普倫東方特快車。然而，這和克麗絲蒂的生命轉折息息相關。她從小失去父親，加上婚後丈夫移情別戀，此後，一面寫推理小説，一面撫養女兒。長久以來心情鬱悶，尤其是，她三十六嵗時，在一趟火車之旅中突然失蹤，一度還引起有關當局的搜尋，但十一天後在旅館裡被人發現，經過調查後，原來是罹患「暫時失憶症」。她在《自傳》中指出，東方之旅的目的並非回歸過去，而是邁向未來。原來，她到巴格達旅行時巧遇考古學家馬克斯·馬羅旺(Max Mallowan)，幾天下來，兩人相談甚歓，以至於爆發戀情，而歸途中他們倆還搭乘東方特快車。一九四零年，克麗絲蒂正值四十年華，正式決定與馬克斯結爲夫妻。日後，她更常常伴隨這位比她小十四嵗的丈夫到中東從事考古研究。她在創作時，每每以中東為背景，因此認識東方特快車是有助於了解她的推理小説。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歐洲女性開始享受悠哉而自在的時光。她們騎著自行車到處閒逛，手持獵槍進出森林打獵，偶爾打打高爾夫球、網球，冬天一到，則上山滑雪，而為了養生，也會到海水浴場泡澡。到了一戰期間，經濟跟時代的產生巨變，女性開始面對各種新機會，因為歐洲掀起 「總體戰」，男性到前線衝鋒陷陣，而女性則擔任後勤工作。這一來女性更有機會進出社會。一戰之後，摩登女郎正式亮相，她們除了熱愛露臂的圓筒裝，也雅好 「若男風」：蓄著短髮、穿襯衫、打領帶。

女性的日常生活和服飾會掀起這樣的大變化，是歷經一段長久的蛻變過程。回顧過去，女性一直身居家中，扮演「宅女」的角色。要談戀愛、相親每每需要透過舞會，這可從巴爾札克《兩個新嫁娘》的內容得到明證。然而，路易‧拿破崙於一八五二年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後，大力發展經濟，獎勵金融資本，同時提拔奧斯曼爲賽納省長，啟動巴黎大改造。巴黎的新面貌亮相後，公園、劇院、百貨公司舉目可見。顯然，這也宣告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而女性開始走向戶外，除了當起閒逛者，也大力消費、血拼。

至於對岸的英國也不落人後。在牧師湯瑪斯·庫克正式開辦旅行社之後，本身正派經營，信用良好，因此許多家長便大力鼓勵女兒參加旅行團，如此一來，女性開始走向戶外，足跡所及，從國內、歐陸、中東、延伸 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根據多年的帶團經驗，庫克曾經指出，在旅遊的過程中，女性所展現的活力一點也不亞於男性。

至於女性服飾依然受到束腹內衣(corset)的宰制。束腹內衣是鯨魚骨和布所縫製而成的，雖然可以取悅男性，但對於女體卻有不良的影響。十九世紀的女性雜誌有些文章指出束腹內衣會導致女性種種疾病，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肺結核、手腳冰冷、呼吸困難等。針對這些不良的影響，有些醫生也加以證實。當時在母親的強迫下，身為女兒不敢隨便拋棄束腹內衣。這就是女性所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價值觀：禮貌、貞潔、謹慎、節制，而束腹內衣也是一種具體的表現。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旅遊時代的來臨，到戶外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也有助於健康。當時，女性上山下鄉，她們的旅行箱裝的是輕便的衣著。這一來，束腹內衣便暫時被棄置不用。同時女性解放運動開始登場，美國的女性解放論者布魯姆夫人率下脫掉束腹內衣，日常的服裝是上衣開啟一排前扣，下半身則是寬鬆的燈籠褲。後來，英國的史黛拉也支持她的言行， 並撰文批判這種內衣扭曲女體，影響身體健康和衛生。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法國設計師保羅·波瓦雷推出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因為他解放女性的身體，從而讓女性脫掉束縛内衣。如此一來，女体由S型的曲綫轉變爲圓筒型。同時，他也凸出女体的胸部美，並將重力從腰部轉向肩部，其結果就如同行雲流水。此外在布料的使用上，他運用華麗的五顔六色，讓一件女裝的表面好像在演奏一首交響曲。這一來，女裝的面貌開始跟過去大異其趣。

一九二零年代，大眾消費社會開花結果，同時女性參政權得到承認。此外她們揮別過去那個育兒家事的年代，其結果豐滿的胸部、腰圍不再是主流，而是強調減肥、節食，以展現苗條而平胸的身材。摩登女郎展露多彩多姿的面貌，有的是未婚的單親媽媽，有的打扮像男孩子一樣，一參加派對，則叼著香煙，而盡情載歌載舞之中，尤其喜歡查爾斯頓舞 。有些摩登女更進出股市，玩起金錢遊戲。

一九二二年，《男人婆》（ La Garçonne ） 這本法小說最能符合時代的脈動，上市之後，不久就成為暢銷七十五萬冊的火紅小說，而隔年英譯本也上市。作者維克托·瑪格麗特筆下的女主角莫妮克身為富家女，一開始是接受家中的傳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後來展現自己的獨立自主，離開未婚夫，選擇自由戀愛，甚至職業也是由自己決定。這種新女性的行事風格受到認同。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工業革命造成社會動蕩不安，同時中產階級的道德也日漸瓦解，至於資本主義的危機，更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大規模的戰爭中，人心的野蠻曝露無遺。日本評論家海野弘指出，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後，法郎大爲貶值，但美元卻不斷高漲，這對於美國人而言，到法國觀光十分划算。對於文人藝術家而言，美國依然相當保守，但巴黎則能夠大方地接納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創作不免需要飲酒助興，但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末期，美國實施禁酒法，如此一來，到了巴黎，則可以過著悠哉自由的生活。

在巴黎的美國人當中，以葛珠·史坦（Gertrude Stein）最爲出名。他父親丹尼爾·史坦出身於德意志，十九世紀中期移民到美國，一開始在東部開設布料店，但後來又轉往加州發展。其間，葛珠·史坦就讀於哈佛附屬的拉德克利夫學院，而她哥哥李奧就讀哈佛大學。她們兩人在波士頓跟當地的文化圈過從甚密，從此也培養了藝術品味。

一九〇三年，李奧和葛珠決定到巴黎發展，並在開設畫廊和沙龍。她並非一流作家，但爲人海派，經常贊助和照顧許多文人藝術家。葛珠的店面位於Rue de Flurus，而她也將這個畫廊當作文藝沙龍，其間畢卡索、馬蒂斯，而作家海明威也經常到此聊天。

達恩·法蘭克在《巴黎盛宴》中，葛珠·史坦長得既粗又壯，像個伐木工人，腳穿綁靴帶的皮涼靴，一頭短髮讓她看起來更加像個短腿男人，而兩只拳頭像貼身保鏢。她說起話來大嗓門，乾淨俐落，滔滔不絕。至於李奧：頭戴禮帽，一臉紅鬍鬚，說起話來態度嚴肅，口氣生硬，跟他妹妹葛珠相比，顯得消瘦。

美國出版家沃夫在《蘭燈歲月》（At Random）中指出，某日下午離開喬伊斯住家後，馬上轉往史坦的畫廊。一進去，看到這家畫廊内部掛有很多名畫。而葛珠與她的夥伴艾麗絲談笑風生。顯然，沃夫身爲出版商，目的就是要跟這些遠居巴黎的作家洽談出版業務。後來，由葛珠執筆的《愛麗絲·B·托克拉斯自傳》 以及喬伊斯《尤利西斯》都交由蘭燈書屋印行。

葛珠經常跟許多畫商有所來往。昂魯瓦玆·沃拉許是二十世紀初期巴黎的名畫商。李奧跟葛珠向他買了很多畫作，如兩幅塞尚的裸體畫，以及莫内、雷諾瓦、高更等名家的畫作。

葛珠曾經指出，她和海明威都屬於「失落的一代」。海明威曾浪跡世界各地，他曾到義大利參戰，但因受傷而一度住院。當時，醫生為他動了十二次手術，取出兩百片的彈片。一戰結束後，他回到美國，一度定居芝加哥，並結識名作家修伍德·安德森。安德森擅長於運用英文口語書寫小説，這對於海明威的影響至深且鉅。其間，他和女作家哈特莉結婚，爲了自己的寫作生涯，他們倆決定到巴黎發展。出發前，安德森寫了一封介紹信，要他到巴黎跟葛珠史坦見面。一九二三年三月，他到巴黎時，也擔任加拿大多倫多兩家報紙的特派員。

在巴黎期間，他接受到葛珠的建議和鼓勵，開始撰寫小説。 海明威一生留下不少名作名作，如在《戰地春夢》中，敍述一戰的點滴，至於《鐘聲為誰而響》（一九四三）則描述西班牙内戰的悲慘景象。在他的作品中，以《太陽照常升起》（一九五八）評價最高，内容敍述美國人在歐洲的放逐生活，尤其男主角巴恩斯以及猶太富家子弟柯恩和布蕾德的三角戀情，十分耐人尋味。此外，羅梅洛那段鬥牛場景經由海明威的生花妙筆一鋪陳，十足活靈又活現。

他也認識許多浪跡巴黎的文人，如詩人龐德、名作家喬伊斯、費滋傑羅以及莎士比亞書店女老闆希維亞·畢奇。後來，任職於史克利博出版公司的名編輯馬克斯威爾·博金斯也出了他的主要作品。

有一段期間，海明威與古巴領袖卡斯楚過從甚密。他一度定居哈瓦那，卡斯楚以上賓相待，但從此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監控。一九五四年，海明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因身體欠佳，而委託美國駐瑞典大使代爲領獎。一九五六年，他又再度回到巴黎，住在麗池大飯店，便利用手邊的資料和筆記，開始撰寫《移動的饗宴》（死後出版）。

一九六〇年，海明威在身體和精神的極度疲憊中，住進聖瑪麗醫院，兩個月後，主治醫師認爲他有明顯的改善後，便退院。他在晚年定居非洲。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他太太瑪莉發現他的頭部中彈，死因到底是他殺或自殺，目前依然是一團迷霧。

雖然如此，葛珠·史坦與海明威身為「巴黎的美國人」，倒是展露不少傳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