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夢居手札{Montpellier南法留學日記}

當傅柯宣告「作者已死」（la mort de l'auteur），尼采說出「上帝已死」時，都造成歐洲思想界的大地震。死亡這個字眼在華人社會是個絕對的禁忌，在西方卻象徵著再生，的確，若沒有宣告死亡的勇氣，如何創造出新的思維？

前陣子為了申請一份研究工作，擬了一份研究計畫，在該計畫的結論提到：「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在她的著作當中可以明顯的看到東方（尤其越南）與西方（法國）的衝突，當她以殖民者的身分生活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她的創作豐富了法國文學史上缺乏內斂、反省的一塊。她的文字也因而成為我跨足法國與台灣的主要媒介，希望透過Duras，台灣能被歐洲理解，而歐洲的人文思想能被台灣接受。」

當我發現自己寫出「法國文學是缺乏內斂、反省」幾個字時，我終於瞭解為何每回當我閱讀法國的文學作品時會有那麼一點的不自在，總覺得太過了些，尤其閱讀十九世紀以前的作品更是如此。不論是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或是Corneille的古典悲劇，「龐大而華麗」是我的總結，不過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位英國讀者的感受想必不會與我相同，因為法國對台灣而言是強勢國家，她的文學在一位台灣讀者的心中自然就會屬於強勢的地位。也許這樣的心態就是德勒茲（Deleuze）所說的「小眾文學」（une littérature mineure），當小國族文學碰撞上擁有幾百年豐厚文學歷史的國度，能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是我期待的，也是在未來這幾年當中我必須努力的部分。

前兩天的年終聚餐，和幾位朋友聊到法國之所以在人文領域能不斷有新的理論、思維出現，是因為他們實在太愛唱反調了，若曾與法國人近距離接觸過，大概都有同樣的體會。這種思考辯論的習慣是否是好的？我想是值得肯定的，就像我書房的牆上貼著那張海報寫著大大的兩個字「Esprits libres?」（自由的思想），這也許就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NS）的一貫學風吧！當傅柯（Michel Foucault）、沙特（Jean-Paul Sartr）等人離開這樣一個校園，也不難想像他們帶給法國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了。

陳芳明在<後殖民台灣>中提到：「如何從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的演進中鑄造理論，同時建構可以全面照顧整個文學史的歷史解釋，也許是當前台灣文學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挑戰。」我認為這不光是台灣文學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學生，包含社會學、哲學、語言學等都該擁有如此的使命感，尤其能到歐洲實地取經的學生們。當我們有一天也有向傅柯或巴特一樣宣告出「XX 已死」的勇氣和能力時，我想台灣的人文科學才能有進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