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風箏的孩子

中時記者 彭蕙仙

…這是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裡，最動人的一句話，英文原著用的是「For you , a thousand times over…」，那個「over」彷彿來來回回、不厭其煩、不覺其苦的等待與安撫，隨著小說情節不可思議的推展，摧淚效果十足。

也許，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對你說：「For you , a thousand times over…」的人，這個人成為你生命中一樁不能告白的故事；這個故事會重重地壓著你；直到有一天，你為了缷下這個故事，願意付上遠遠超過你的理智所願意承載的代價時，你方才確定，自己的確已經掙脫了這個故事的綑綁──

追索你的，從來不是你所傷害的人，而是你自己。

《追風箏的孩子》可以說是這幾年我所看到的最動人的小說，它讓我想到南非諾貝爾獎得主柯慈的《屈辱》（Disgrace），和去年看的一部電影，加拿大導演伊格言的《A級控訴》（Ararat）。

在《A級控訴》這部描寫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的電影裡，主角曾經說過一段話：「我們亞美尼亞人最感痛苦的，不是失去國家，不是失去人民，而是，為什麼有人這麼恨我們？」

《追風箏》的故事有兩個阿富汗小男孩，阿米爾是主人、普什圖族、遜尼派；哈山是僕人、私生子、哈札拉人、什葉派；他們兩人是朋友。小時候，阿米爾被人堵在街上，要修理他的人罵他是人渣，「阿富汗所有骯髒的哈札拉人都該趕盡殺絕…但你比哈札拉人更礙眼，因為你跟他說話、和他一起玩、讓他碰你」；阿米爾長大後，掌權的塔利班天天挨家挨戶把哈札拉人拖出來，「種族淨化」，一位神學士這樣說。

為了贖罪，在哈山和他的妻子被「淨化」後，已經逃至美國的阿米爾決定涉險再回阿富汗，因為他要把哈山的兒子救出來；《屈辱》裡，白人教授的女兒被黑人強暴後，決定不再追究且跟著這個黑人長工生活。這個女兒，揹負著整個白人對黑人的不公不義與不仁，罪咎感壓得她直不起身來。她個人的屈辱當然不能交換南非黑人集體的屈辱，但或者是她的一種贖罪吧。

族群的差異可能內化成為一種道德的信仰、擴大為成零合的依據──緣於生存環境、政治資源與權力等等其實是最現實不過的利益爭奪，卻常常在族群差異的化妝下，被高舉成是一種「替天行道」的高尚作為，對立、分裂甚至於殺勠被合理化也被鼓勵、鼓動；高高在上的權力擁有者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信條傾倒而下，仇恨與排斥便如同水銀瀉地，人心遭到毒害、陷入瘋狂，不知道自己左 手砍向右手，所為何來。

選舉下的台灣就是這樣的景像。

操作「差異化」是台灣繼操作族群之後，最新的選舉手法──台灣的對立其實已經從最早的族群一路放射出去，黨派、社會階層、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都成了恣意嗆聲與羞辱的可能理由。於是，非常光碟可以是正當的，反對的人就是反言論自由；在部落格上抺黑是正當的，反對的人就是LKK，就是沒有幽默感；醫生公布病歷是正當的，反對的人就是反民眾知的權利；十八％是人民公敵，反對的人就是反社會正義…然而，所有的「反」，最後都會再聚焦為「反台灣」──反言論自由、反改革、反社會正義最後會化約成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不愛台灣。

從族群出發，無限延伸：一切良好的、進步的、文明的形象都與「台灣人」結合在一起；一切邪惡的、反動的、野蠻的作為，當然全都屬於「台灣人」所指的那些不愛台灣的人；所以，鬥爭的最後法寶還是回到了族群。一位民眾跑去某藍色候選人的總部抗議，這位當場亮出日本護照的民眾卻口口聲聲說：「咱台灣人不可被這樣欺負啦！」誰是「咱台灣人」？欺負「咱台灣人」的，又是誰？

為什麼愈來愈多愈民眾脫口而出的尋常用語就可以是這麼族群指涉的語言？選舉的操作果然已經深入人心、無孔不入，使得許多人在面對生活裡不同主張、不同習慣、不同信念乃至於不同黨派的人時，已經很習慣用「台灣人vs.非台灣人」這樣的思維和語言。或許，有一天，消費性商品也會在廣告中說自己是「愛台灣的人的唯一選擇」，你用某牌醬油是愛台灣，選擇競爭品牌就不愛台灣…之類的事也會發生；愛不愛台灣，擴張再擴張，不只限於政治品牌；食衣住行育樂，處處考驗人們血統的純正性。會不會有一天，每天醒來，人們都必須重新到區公所去蓋上一個戳記：㊣台灣人20051203！帶著這個戳記才活得下去，不然，你會寸步難行。

這樣的日子或許還沒有來，但這樣的氣氛正在形成中：每天，人們都要宣告自己才是台灣人；每天，有同樣多的人必須告解，說自己真的也很愛台灣…不論是理直氣理壯認為自己是正港台灣人的人，還是被指控不愛台灣的人，在台灣這個島嶼上生活的人，這些年真的辛苦了──

選舉期間，看著這麼多人如此壁壘分明、如此聲嘶力竭，我心裡有了個想法：什麼時候、要怎麼做，我們才能讓做台灣人變成一件很輕鬆、很享受、很幸福...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呢？

這個想法一直迴盪著…For you , a thousand time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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