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市長online

高雄市長選舉「選舉無效」、「當選無效」訴訟，歷時五個多月的審理，我身為律師團成員，在多次的開庭辯論過程，目睹許多不尋常的跡象，讓我覺得黃宏欽審判長「預設立場」，尤其在沒有媒體旁聽的協商室裡。身為法律人，我堅信任何審判都必須接受社會公評，因此我願意披露審判過程的細節，讓社會大眾瞭解法官是如何形成心證。

審判長要求「協商」，積極促成全面驗票

自從加入律師團，幾乎每週我都會出庭，大約第二次或第三次開庭時，黃宏欽審判長突然要求兩造律師到地院五樓協商室，協商全面驗票事宜。這很奇怪，因為本案不是一般的車禍賠償，可以談肇事責任比例、金額多寡等問題，選舉官司不是輸、就是贏，我想不出有什麼協商的空間。

黃法官的態度還算和緩，說話也不會疾言厲色，他勸說雙方律師接受全面驗票，但我們堅決反對，因為對方提不出證據嘛！如果黃俊英的律師能夠舉證哪一個投開票所有弊端，我們當然會同意針對該部分進行驗票；全面驗票等於承認這一次的選務有問題，而且，陳菊市長也認為，全面驗票無異懷疑一萬多名基層選務人員的辛勞付出，否定他們的尊嚴。

但黃法官突然說，反正驗完票就一番兩瞪眼。給我們的感覺是，審判的重點在驗票，所以「主戰場」是選舉無效官司，沒想到宣判之後，竟然是以舉發賄選的記者會為由，判決陳菊市長當選無效，難怪有律師同業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這是「突擊性的判決」。

事實上，在協商之前，黃俊英的律師團就提出「勘驗選票」的要求，但被受命法官古振暉駁回，不曉得為何黃審判長一直要促成全面驗票？而「全面驗票」與「勘驗選票」，又有什麼不同？

受命法官古振暉未參加協調 

更離譜的是，前述第一次的協調，除了兩造律師，只有黃宏欽審判長在場主持，他竟然沒讓古振暉法官參與。我聽周元培律師說，當我們在五樓協商室針鋒相對時，古振暉法官還在門外逗留，他遇到另一位資深庭長，對方得知審判長把受命法官晾在一邊，單獨召集兩造協商，嚴正的表示，怎麼可以這樣，古法官才在最後走入協商室。我不清楚古振暉法官是否受到壓力，還是有其他原因才沒進入協商室，總之，這個現象非常奇怪。

 沒有明確的裁定即以新聞稿發佈全面驗票 

第二次協商也很突兀，古振暉法官一樣沒到場。黃宏欽法官臨時以電話通知我方律師團的方春益律師，我與周春來律師還是輾轉得知才趕緊跑到法院，而黃俊英陣營也只有何旭苓律師在場。

當時我方並未同意全面驗票，黃法官就直接討論驗票方式、驗票與裁判的費用負擔等細節，我們當然不肯讓步，因此要求登載反對意見，可是黃宏欽卻逕自寫著「審判長曉諭雙方驗票的必要性」，這就算完了，也沒個清楚的交代。巧的是，那一天晚上國民黨放話說「法官已經同意驗票了」，而隔日涂裕斗發佈新聞，公開全面驗票訊息。如此重要的裁定，居然沒有書面或當庭明確以言語告知裁定結果，只以一則新聞稿模糊帶過，我只能再次的說「相當奇怪」。

 先同意驗票再讓黃營補「釋明資料」 

我不太願意批評審判長，但他實在對原告體貼得無微不至，當他決定全面驗票時，黃俊英陣營甚至還沒送交「釋明資料」。所謂釋明資料，就是聲請驗票的黃營，必須提出說服法官的證據資料。

更扯的是，黃宏欽居然同意「以公證代替釋明」。此方便大門一開，黃俊英拼命找人公證。只要有人聲稱他聽到、看到選務有弊端，甚至是主觀臆測；再花五百元公證費（實際應該是黃營出錢），就可「以公證代替釋明」。在法律上，公證人只能證明此人有講過某些話，證據（其實多半是傳聞證據）真假還是得法官調查認定。

當時新聞處長蕭裕正對媒體表示「以公證取代釋明，根本就是釋明不足」。他還強調，若此惡例一開，將成為未來選舉爭議的訟源，因為「只要輸的人不爽，花錢找人去公證就可以向法院要求比照辦理全面驗票」，選舉官司沒完沒了，整個台灣社會將付出慘痛的代價。我認為，蕭處長的擔憂不無道理。

 法官同意國民黨黨工參與驗票，現場秩序大亂 

2004連宋提「當選無效」與「選舉無效」官司，阿扁總統同意全面驗票，也是由雙方律師團交叉檢驗，找出他們認為對方有爭議的選票，再交由法官認定。我們這個案子很離譜，法官竟然同意國民黨黨工參與驗票，在專業不足，又想「衝業績」的心態下，搞得現場秩序大亂，法官還生氣的把這些黨工趕出現場。結果，挑了數千張「他們認為有爭議的票」，法官認定的只有25張。

我覺得審判長對於黃營的要求，幾乎沒有不答應的，我不能說是「配合對方造勢」，但實際卻造成這樣的結果。當黃營黨工雞蛋裡挑骨頭，硬是衝出數千張票的「業績」交由法官認定時，國民黨就對外大肆宣傳，好像「翻盤有望」，這是政治操作，不是嚴謹的法律程序所應該出現的情形。

 代替司法驗票，豈不是「法官造法」 

黃宏欽審判長堅持要全面驗票，因為他認為目前沒有行政驗票，所以他要以司法驗票取代。2004連宋的選舉官司，使得立法院考慮要修法，若選票差距在3％或5％之內，則選務機關自行啟動驗票機制，但這個法案還沒通過。行政驗票的規定，自有立院修法，但司法驗票不同，必須是候選人違法，或選務人員有重大疏失才能構成驗票的要件，而且原告還必須舉證哪個投開票所有問題，目前行政驗票都在立法院還沒通過，黃審判長就要以個人的裁定，取代整個立法院兩百多名委員所制訂的法律，這太過自我膨脹了，簡直是法官造法。

 勘驗母帶忽略我方有利部分 

「走路工事件」記者會是這場官司勝敗關鍵，所以母帶的勘驗非常重要。可是，47分鐘的母帶，黃宏欽法官是跳著看，播至他認為有問題、重要的地方，才停下來細看，當出現有利於我方的部分，例如發走路工的人戴著黃俊英帽子的畫面，我就要求「記名筆錄」，但黃宏欽只是點頭說他注意到了，也不列入記錄，連續幾次都這樣，我感覺他很敷衍。畢竟，記名筆錄有正式的效力，跟勘驗時我們指給他看，差多了。

 「關鍵一票」的陪席法官未到場勘驗母帶 

此外，合議庭以二比一，裁定陳菊當選無效，換句話說，陪席法官黃宣撫是「關鍵的一票」，可荒謬的是，他竟然在最重要的「走路工」母帶勘驗時缺席。當天他請一位武逸康法官代理，而武法官只是代班，看完就走人，他又不用評議；而必須參與評議的陪席法官，卻沒有看到母帶，這關鍵的一票、在關鍵的點上，竟然是「缺席的審判」。

 審判書完全沒提到我方有「走路工」人證 

「當選無效」訴訟讓我覺得最荒謬的是，判決書說，走路工錄影帶出現「兩個都投一號」的畫面不清楚，所以黃宏欽沒有採信這項對我方有利的證據。可是，我們有人證，是他故意忽略。那幾個蒐證的青年軍就是人證，為了保護其人身安全，當然不便在法庭曝光，可是檢方曾秘密傳訊他們，結果也認定有賄選事實，而黃宏欽的合議庭審理到這個部分時，檢方的起訴書已經出爐，他明明知道卻視而不見，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黃審判長怎能因為沒有將青年軍傳到他的法庭，就當成我方人證不存在，厚厚一本的判決書，完全沒有提到人證問題。

 關鍵的走路工「實體審理」只有兩次 

在走路工部分，開庭審理七次，但「實體審理」只有兩次。第一次是雙方律師提出各自主張，第二次整理爭點，第三、四次勘驗母帶，第五次傳訊陳菊競選辦公室主任洪智坤（過程並無辯論），第六次傳訊洪智坤的助理黃彥毓，當時已經很接近宣判了，最後一次則是結辯。這些過程，多半是在走應有的訴訟程序，只有結辯與傳訊黃彥毓這兩次算是「實體審理」，可見一開始法官並沒有很重視走路工的部分，反而五個多月的審理過程，都聚焦在驗票部分。而且，第三次開庭時，黃宏欽審判長還說，當選無效的部分就到這裡，但一直到最後還傳了黃彥毓一次。我推測，可能一開始他就預設立場，認為驗票後會翻盤，哪知道驗票後陳菊還多出57票，所以才會回過頭來，傳訊黃彥毓補強證據，或許，當時他已經鐵了心，就是要判陳菊輸。

 「擇一請求宣判」或「並存請求宣判」 

事後回想，最後一庭審理時，黃審判長無意中透露許多訊息，顯示他還沒審完，就決定要讓陳菊輸。當時他曾經詢問黃營律師，要「擇一請求宣判」還是「並存請求宣判」？這必須解釋一下，因為黃俊英同時提出「當選無效」與「選舉無效」的告訴，如果黃俊英贏了其中一個訴訟，並「擇一請求宣判」，那黃宏欽審判長不必說明另一個案子駁回的理由，他會省事得多；反之，若陳菊勝訴，兩案均駁回，他兩案都得撰寫駁回理由，就不必如此詢問，可見，還沒審完，黃宏欽已經決定其中一個要判原告勝訴。

那一庭，黃宏欽還很露骨的說，反正這個案子一定會上訴，就讓高院作決定，姑且不論本案會浪費多大的社會成本，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就是一般百姓的小案子，也不能抱著這種「推給上級法院」的心態，畢竟，訟累對任何當事人都是十分鉅大的身心折磨。

 「最高法院與檢察官都不能拘束我」 

黃宏欽法官曾說過，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檢察官的調查的意見，都不能拘束他。就法律來看，這句話沒錯，本來法官就是獨立審判。可是，一般法官除非有證據作後盾，否則不會如此強硬。一來，上級法院可以推翻他的判決，而且他這種說法，也與自己說過的「反正會上訴，交由高院決定」那句話互相矛盾。至於他忽視「走路工」被起訴的事實，則是相當罕見。通常，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是院檢，還是不同審級的法院，可以有不同見解，但會盡量不讓司法文書有太大的衝突，否則人民不知道要依循哪一個，難怪政論性節目有人批評這個判決是「法官打檢察官」。

感想：我更在意對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

六月十五日宣判後，因為古振暉法官罕見的「不同意見書」，使得社會各界矚目，有人問我，古振暉法官是不是對審判長很不爽，才堅持公開不同意見書，而不願私下登載在評議簿上。我沒辦法代替古法官發言，審判過程他從未有過激烈或突兀的表現，但印象中他曾淡淡的說，這也不是他能決定，有點無奈的感覺。我個人認為，他是法學博士，很認真的學者，當然知道按照黃宏欽的判決，這個判例一定會「名垂司法史」，他可能不想留下難聽的名聲，所以拒絕背書，還公開自己的不同意見書。我倒不認為他對黃宏欽有什麼不爽，或過程多麼被壓迫，但我個人是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氣。

至於我的觀感，當這麼久的律師，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偏頗的情形。黃宏欽能拗就拗，當庭不敢拗的，他會要求協商，反正在協商室裡沒有媒體盯著，前述許多預設立場的意圖，往往在協商時不經意的流露。身為律師團成員，又是舉國矚目的案子，我當然會在意勝負，但我更在意的是，這麼偏頗的態度，這麼荒謬的判決，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試想，如果二審維持原判，以後落選就可以提告，不需要證據，只要碰到與自己意識型態相同的法官，就有翻盤的機會，在台灣社會藍綠如此壁壘分明情況下，此一後果十分可怕。而且，法官可以如此不按一般人能接受的經驗法則，不按照法理，甚至「法官造法」，試問百姓尋求司法救濟時何以依循，是不是只能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