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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高雄中學人文學社的來訪，本以為只是一場單純的會面，卻沒想到現在的高中生對於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有如此深入的研究，讓我驚訝不斷。驚訝的不只是他們對過去民主運動的熟悉與認識，更多的是他們藉由研究過去歷史來關懷台灣社會的用心。　　
 　　

在一個多小時的對談當中，我們談到了1979年1月22日發生的橋頭示威遊行事件，也談到了長久以來諸多民主先進所留下一脈相傳的民主觀念與價值。我想，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少人知道當初橋頭事件的源由和意義。
　　
橋頭事件的發生是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企圖指控前高雄縣長余登發是「匪諜」，來阻擋黨外人士串連爭取台灣民主。這種先下手為強的作法引發社會的不滿與黨外人士的危機感，因此當時包括姚嘉文、許信良、張俊宏和我在內20幾位黨外人士前往橋頭慰問余家，並且發起橋頭示威遊行來抗議當時國民黨的濫捕。雖然，最後余登發仍被判處8年的重刑，但是橋頭事件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來講，不但是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示威活動，同時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新契機。
 
想起過去我和余登發的相識，是我在台北擔任郭雨新助理的時候。那時候，余登發上台北時都會到郭雨新的辦公室和他聊天、談論時事。還記得，他當時總是會買很多份報紙，然後仔細研讀、畫線標註，而當他們在談論政治情勢時，都會要我先將收音機打開來干擾特務的監聽。有趣的是，即使收音機已經轉大音量，我在隔壁辦公室仍然可以聽見他們兩個人大聲的談話。如今，當時威權專制的時代已經不再，也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談論時政，當時黨外人士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也已經開花結果。
　　
我認為，他和郭雨新那一輩的民主前輩確實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不只是堅持與政府對抗來爭取民主理想的經驗傳承，還有他們參與政治的溫文儒雅、簡樸生活，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們所樹立的典範，也影響著我從政以來的堅持，甘心用生命維護弱勢權益，捍衛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　　
　　　
9月11日和雄中人文社的師生進行對談，相隔兩天9月13日就是余登發先生的忌日。雖然他已經離開我們17年，但是令人安慰的是，從這群學生身上，我看到他所留下對人民權益關懷的精神和參與公共事務的典範並未消逝，依然繼續傳承，持續影響著台灣民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