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是小孩

楊牧 -- 檔案

張惠菁，《楊牧》（2002，聯合文學）



★ 《疑神》（1993，洪範）
<星雨樓疑神> （微摘 + 感想）

　　「起初我以為我是在質疑宗教（或者更正確地說，在質疑教會和寺廟的結構體系之類東西），後來發現自己耿耿於懷的其實並不是那些，……我應該是思考某種比較屬於本體的事，例如人的幻想和經驗如何竟激盪，勾畫出一形而上的符號，無以名之，竟稱它為神。」


　　「我對宗教、神，以及政治社會中時時蠢動以蠱惑人類的一些思想和實踐之質疑，已經為我自己的心志與感情整理出一大致可掌握的焦聚，而探索的方向極明。我關注的畢竟是真與美。」


　　這便是《疑神》。


　　「......基本上是個安那其，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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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還是清湯掛麵的年代，初初在某本詩選上看過楊牧的詩，不甚了了，也沒放在心上，私以為並不特殊。

大一暑假，在書店看到「疑神」（不是新書上架，是折扣書展），略翻幾頁草草瀏覽，當下掏腰包買回。



從此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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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牧的一首詩 --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 <引介>


◆ 楊牧作品選摘、評論 -- <連結>


◆ 楊牧教授訪談錄 -- 緩緩打開瓶中稿 【PDF檔】（原載：聯合報 1992/11/16 副刊）（訪問者：廖玉蕙）


◆ <關於楊牧> -- 摘自《擎天》（中正大學中文系刊），頁 110，嘉義縣：1996.6

【唯恐年久日遠、網頁失聯，遂轉貼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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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詩人與文學的對談 —— 關於楊牧 （1996.3.25）


／蔡明諺、許弘、 陳宏銘


　　楊牧，台灣花蓮人，一九四○年生，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華盛頓大學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教授。著有詩集，戲劇、教文、評論、翻譯、編纂等中央文著作四十餘種。


　　1


　　楊牧。


　　在文學闊廣無邊的洋裡，一位永遠不曾停止追求試探的搜索者。


　　不管是對散文的理念，對詩的偏執。


　　「楊牧三十餘年的創作代表著『現代詩』試驗，突破的歷程。……楊牧的詩篇風格，三十載演化而常新。」


　　「楊牧在葉珊時期的作品，呈現多情敏感的特質，一九七二年改用楊牧筆名之後，風格丕變，文體精邃，凝聚為內斂　沈的渾厚感，而以自傳性散文集《山風海雨》為其藝術上最為傑出之作。」


　　老師說自己並不曾預設到改筆名後　文字風格轉變的問題。「楊牧的作品並非筆名之改而有不同。」許弘的筆記簿上如是寫著。


　　「那是一九七○年的春天，離我第一本教文集出版的時間已有四年。四年之內我極少想到散文，……我對散文曾經十分厭倦，尤其厭倦自己已經創作了的那種形式和風格。我想，除非我能變，我便不再寫散文了。


　　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不變即是死亡。變是一種痛若的經驗，但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實；而死亡何嘗是生命？雖然它是真實。」


　　何寄澎說，那「正是作家說蛻變之徵兆。」


　　從《葉珊散文集》到《年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春天，花落得最快的時節，在柏克萊。


　　老師說，四年裡他完全投入於課業，學習著希臘文和古英文，而且真是讀出了樂趣，並由中得到了滿止。尤其是最後一年，準備博士論文及考試的時候。


　　於是老師準備了兩張桌子，一張寫論文，一張寫詩與《年輪》，來往穿梭其間。「我只知道我要寫一本完整的書，一篇長長的長長的散文，而不是許多篇短短的短短的散文。我把稿紙在左邊第三個抽屜裡，一厚疊的稿紙，寫到那裡算那裡；……我的血肉隨著時光變老，我的散文也隨著時光拉長，竹寺到我即將離開柏克萊的時候，在夏天夕陽下，我發覺那一疊寫滿字跡的稿紙甚至也快發黃了。」


　　那就是《年輪》。老師說。


　　四年裡，並沒有停止，散文的創作。


　　2


　　何寄澎老師提到楊牧早期的文筆（葉珊散文集時期），「具有濃厚的徐志摩風。」


　　「徐、楊二人皆以詩筆兼作散文，同具浪漫情懷，充溢幻想，並以唯美是尚，則隱然相承，亦屬自然之事。」


　　老師認為，何老師的論述並無失當，例如散文集裡的〈自剖〉，題即取自徐志摩。而老師提出五四時期作家最值得尊敬與推崇的，該是他們勇於嚐試突破的精神。或許他們寫文言文會更容易，呈現的文字會更洗鍊。但他們捨棄了文言文，為了新文化運動，而投入白話文的實驗與創作，探尋著前行，摸索。這是非常值得鼓勵的，老師以為。這是他相較於別人，對有這一代先進不同的看法與觀點。


　　「我讀五四到四十年代末期那三十年間的文學，始終認為文字問題應該是末節。……讀那些作品的目的是尋覓一代先進奮揚的精神，看他們如何掌握一種勢必有利於整個社會啟蒙的藝術媒介，犧牲既得的優雅，鄉選合時代的要求，參與文學新語言的建設，同時緊扣住十九世紀以來，那悲戚顫動的全民之脈搏，在腐敗危厄的中國世界，勇於割捨犧牲，……目的是要以文學喚醒民族的靈魂，而他們是浪漫的，進取的，他們的目標昭然，他們不虛假作偽，他們不無病呻吟。」


　　「他們熱心把握白話文的原則，要以那猶在奮鬥成型的媒介表達他們對國族社會的愛與責難，而其實他們個個了然於心，以文言寫作對他們說來比用白話文是簡單愜意得多了。假如不是為了那充沛的文化使命感，他何必捨易求難？」


　　3


　　《山風海雨》


　　林燿德：「細膩動人處尤超越近二十年來諸多鄉鄉士懷舊作品，以平淡、制約、明朗而練達的語言，呈現出台灣四○年代一個早熟、敏感的孩童視界，穿插以後設，警醒的自然景觀與人文地理鳥瞰。……不但是研究詩人的重要資料，在現代散文的發展中，也應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鄭明娳推其為楊牧「藝術上最為傑出之作。」


　　董橋譽為「細緻處不亞於納博可夫，情懷則近似於普魯斯特的『往事追憶錄』」、「掌握散文風格已臻精準境界」（第十屆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評審意見）。


　　《山風海雨》為老師刻意創作的一本散文集，描述在花蓮本土，由日據時代到光復前後的情景。老師說，在寫之前並不是為了其自傳體的故事性，而是為了展現自己的文筆風格。


　　《山風海雨》的封底摺頁，提及本書與詩人成長的關連，「思索集中投射，回歸到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花蓮，細說山林的聲籟、色彩，自然神秘，人情變動，以及藝術的啟迪，而終止於愚駿狀態下二二八事變的震撼，衝突、毀滅、感傷，遂通過幻想之力拔起，彷彿掌握到詩的端倪，告別童年，面向大海。」


　　董橋以為本書「對二二八事變紛紜錯綜的情態下了冷靜的剖析。」林燿德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我想董君若非受到封底摺頁簡介的導引而強作引伸，就是尚未竟讀全書即妄下斷語。」


　　老師談到了關於二二八事變的觀點及所謂詩的端倪。


　　二二八事變時期，他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孩童，在那個充滿困惑猶疑的時代，似懂非懂的，只是聽到一些傳言，關於失蹤、死亡……甚至自己的父親，都跑去躲起來。


　　「我在這許多不可思議的禁忌，以及猶疑困惑裡，慢慢度完了童年的後半期。……有時我不小心聽到人們竊竊講話，細聲傳說某種不快的故事，關於刀槍和監禁，關於血、失蹤、死亡等等。我沒有完全聽懂，但也能意會到那緊張的氣息。」


　　長刀之斷，是老師「童年後半期最鮮明的意象」，一把長刀送上去，被攔腰鋸斷，然後剩下半截斷刀發還。


　　你是知道的！老師如是說著，那對一個男孩子是多大的屈辱。當時就想，為何要把它折斷呢？什麼理由你們能把它折斷呢？


　　「這時彷彿從遙遠甚麼不可思議的地方，神秘地，一絲微弱的聲音傳來，介乎有無之間，一絲令人驚悸的聲音，在我完全領悟之前，已經到達了，同時整個世界就這樣搖了起來。」


　　然後大地震來了。


　　你只是感覺到，彷彿你周遭的一切一切，無一不在變動著，撼搖著，自然與人情的世間，地震與政治的地震，不斷在改變，那拔起來即使永遠堅強的大山，記憶裡浩瀚溫柔的海洋。那所謂詩的端倪，老師說，該是幻想力，及超越現實掌握的力量。


　　「大地震以後持續不斷的餘震，使我警覺，深入黑暗的想像世界。……在單獨享受幻覺的時刻，輕微地，我的精神撥動了自己，如蟬翼悄然，一次比一次快，終於轉變為迅速的激發，在我的想像世界奔馳，彷彿還是有一個目標的，奮鬥向前，搖擺著，跳躍著，在那不為人知的時刻。」


　　「我警覺我徵小的生命正步入一個新的無意識的階段，在恐怖懼怕中，在那呼嘯和震動之中，孕育了一組神話結構；……是這春天追趕的呼嘯和暈眩的震動，促成我一組神話結構的成熟。啊春天，黑色的春天。


　　假定這一切竟然非如此不可，那黑色的春天所提示給予我的正是詩的端倪。」


　　4


　　然後是《疑神》。


　　「這是一本探索真與美的書。」


　　根據老師的說法，《疑神》的開使創作，是為了和好友王文興吵架。因為王文興篤信天主教，而且非常虔誠，但老師不信，於是便開始了《疑神》的文章，為了反駁朋友的見解。


　　「起初我以為我是在質疑宗教（或者更正確地說，在質疑教會和寺廟的結構體系之類東西），後來發現自己耿耿於懷的其實並不是那些，……我應該是思考某種比較屬於本體的事，例如人的幻想和經驗如何竟激盪，勾畫出一形而上的苻號，無以名之，竟稱它為神。」


　　開始的時候，或許老師懷疑著的，曾是那個宗教上所謂的「神」，但後來老師逐漸嚐試解說著的，是「我們生命中不斷遭遇的一組又一組權威」。《疑神》便是老師對這些權威思辨與探討的記錄，對文學的、政治的、經濟的，和一切一切的權威，提出他的及思和追問，質疑著權威的建立和其根據，「偶爾也勉弘提出一些初步的，可能的答案」，但答案並非詩人強烈投注的重點，是這些探索和懷疑權威的過程，構成了《疑神》。


　　「我對宗教、神，以及政治社會中時時蠢動以蠱惑人類的一些思想和實踐之質疑，已經為我自己的心志與感情整理出一大致可掌握的焦聚，而探索的方向極明。我關注的畢竟是真與美。」


　　這便是《疑神》。


　　「基本上是個安那其，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在〈大虛構時代〉裡，老師藉一則虛構的故事提到了「安那其」。


　　「有一次在一個學術年會上，來自愛丁堡大學的一個後輩研究員問我：『為甚麼選擇了中世紀社會史？』我唯唯，懶得回答。她換一個話題，憂心忡忡又問：『為甚麼……』


　　『我是一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我從容答道。」


　　安那其主義（anarchism）


　　《疑神》十一章，老師探討與解說著這個問題。


　　老師以為他一直是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他對所謂的民主政治沒有信心，原因可能自日據時期，及早期專制時代層出不窮的問題，而我們投票選出的統治者，金權，偽造……


　　老師說關於安那其的價值，都寫在他自己的著作裡。


　　而老師從來沒有投過票，唯一便是這次回來，投下總統選舉的選票。老師自己以為，他剛剛摧毀了多年堅持著的安那其，因為三月二十三的選舉……


　　就三天前，老師摧毀了安那鑽。


　　「主義是甚麼呢？


　　對我而言，文學史裡最令人動容的主義，是浪漫主義。疑神，無神，泛神，有神。最後還是回到疑神。其實對我而言，有神和無神最難，泛神非不可能，但守住疑神的立場便是自由，不羈，公正，溫柔，善良。」


　　浪漫主義。


　　那現在呢？老師笑著說他，非常古典。


　　5


　　老師於中西方文學上的涵養，都相當豐富可觀。老師說他很喜愛中世紀的英國詩人，一如心迷中國的陶謝李杜。而對於中西方文學的把握，老師說他一直以為，中國文學占了百分之四十九，而英國文學百分之五十一。至於台灣文學需不需要，由中國文學系分出來？老師說他真的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但是不外，中共的導彈打下來，老師說他氣得甚至向妻子表示，再不教中國文學了。


　　老師在大學時的創作，應該是中學時期的延續，事實上十五歲前，老師就寫了相當多的東西。而在大學時寫作的態度，最主要是來自於和朋友燴交談，產生相互的激盪，而且他們那時候，也不是以稿費為追求的目標，因為根本沒有稿費，有文章就出刊，也不一定都能定期。


　　老師的著作相當廣泛，舉凡詩集，戲劇，散文，評論，翻譯，編纂等，無一不括，然獨缺小說。對於小說的創作，老師說他們幾個好友曾聚著討論過，結論就是回家關起門來偷偷寫，甚麼都別說，那天寫好拿出來，嚇別人一大跳，例如張系國。


　　《一首詩的完誠》約略是老師與十位年青詩人的對談。對自己出過的書，老師表示他都很喜歡，沒有那一部特別喜愛。老師說他自己也沒有特別的閱讀習慣，只是平常固定看紐約時報。反正有書就看，老師笑著說，總不能要你們都只看我的書。


　　6


　　楊牧。


　　他尊崇屬於自己中國的古典文學，熱愛令他驚喜的英國文學，在研究與創作之間，他背負著知識份子濃烈的使命感，與藝術家亙古的執著，對於詩，對於散文，他不斷地搜索著，追逐，不曾停息的體認與實踐；我們看到了他的成長，這許多年，文字益加成熟，精鑄而凝鍊，我們看到他的突破與改變。


　　然楊牧依然是楊牧，經過這許多年。


　　永遠的楊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