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氫年

日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
台灣人開始大量參與日本帝國的軍務
且主要是以擔任「軍伕」、「軍屬」、「從軍看護婦」及「陸海軍特別志願兵」為主
而在當時航空方面的軍事動員則以「陸軍少年飛行兵（簡稱「少年飛行兵」）」的招募為主 其雖僅佔所有參與軍務台灣人的一小部份 但是確也不能忽視其身份上的「代表性」與「特殊性」
太平洋戰爭末期 日本戰事出現緊繃 「特攻隊戰法」孕育而生
包含陸軍少年飛行兵出身在內的飛行員開始陸續加入保衛「皇國」的特攻任務中
而在台灣陸軍少年飛行兵方面 究竟在當時有沒有人加入「特攻隊」 成為保衛「皇國」的「神鷲」.........................

鳳凰木的花

在炎天下燃燒著，
竭取不盡的熱情，
鳳凰木的紅花
任南風不住地搖動。

如年輕人的心，
在希望和諦念之間，
歡喜與悲哀之間，
搖搖晃晃。
夏天快結束了，
燃盡了熱情的花，
慘酷地落掉了。

秋天到了，
殘留著的勝利之花，
混在病葉裡變作果實，
抑制著不安的思念，
在北風裡告訴著。

「被淘汰的花友們，
我們雖然永存著，
但竟看不到你們，
所夢著的美麗的遠景。」


以上是嘉義詩人蕭翔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是海軍航空兵
曾受訓要擔任神風特攻隊隊員 戰爭快結束時他寫過一首詩：〈鳳凰木的花〉
描寫看著戰友出征的心情...................................................

引用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 曾令毅碩士
--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
第二節 從少年飛行兵到特攻隊員
http://192.192.13.192/cms/UserFiles/981201_6.pdf


一、劉志宏的基本背景與從軍歷程
日本自1944年底在菲律賓發動「特攻隊戰法」後，包含陸軍少年飛行兵出身在內的飛行員就開始陸續加入保衛「皇國」的特攻任務中，而在台灣陸軍少年飛行兵方面，究竟在當時有沒有人加入「特攻隊」，成為保衛「皇國」的「神鷲」？根據日本少飛會所編纂的《陸軍少年飛行兵史》所刊載的資料就曾顯示在「特攻戰歿者名簿」中，就有一位出身自台灣（11期），畢業於埼玉縣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名為「泉川正宏」的少年飛行兵。
此外，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在1940年11月1日一篇關於台灣兩位少年考上航空學校的報導，以及昭和1945年7月2日《台灣新報》（本社版）與1945年7月4日《台灣新報》（南部版）所刊載關於「泉川正宏」戰歿（以加入陸軍特別攻擊隊的方式戰死）的報導所顯示，這位出身自台灣的「泉川軍曹」，就是在1940年底考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的新竹州少年－－劉志宏－－而他也是日本自1944年底在菲律賓發動「特攻隊戰法」以來，首位台灣人「神風特攻隊員」，也是目前台日各方資料記錄唯一的一位。而關於台灣人參與「特攻隊」的事蹟，以下則將以第11期少年飛行兵劉志宏為例，概括描述其從軍的歷程與其自少年飛行兵到參加特攻隊的大致經過。
1923年8月29日，劉志宏出生於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為當時新竹州內務部駐苗栗郡產業技手劉英漢之長子。1938年自苗栗小學校畢業後，旋即考上了「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第一屆，三年之後（1940）便以「桃園農業學校在學中」的身份，考上了少年飛行兵第11期的入學試驗，成為自1933年「少年飛行兵」招募制度開始以來的第四位台灣少年。
1940年10月10日，即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就讀，並在入學後的隔年正式改名為「泉川正宏」。昭和年1941年9月30日，經過了東京陸軍航空學校一年的嚴格「基本訓練」後，即依其「適性」試驗結果分發至埼玉縣的「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進行專業的「航空整備訓練」。昭和1943年畢業後，就以「陸軍航空兵伍長」的階級分發到滿州（中國東北）公主嶺的航空基地（5月29日），配屬單位為第五飛行團轄下的「飛行第七十四戰隊」（部隊番號：威九一三二）。
根據1945年7月4日《台灣新報》（南部版）的報導，至1944年12月14日劉志宏「狀烈な体当り」（壯烈犧牲）之前，曾經被敵機擊落共兩次，一次是1943年時在滿州進行偵查任務時被邊界的蘇聯戰機擊落，另一次則是1944年2月，部隊移轉至日本內地進行本土防衛及海上哨戒任務時，飛機不幸墜毀於海上（原因不明），而這兩次的「墜機」最後雖然都驚險地獲救，但卻也難以挽回其身為「帝國軍人」的最終宿命。



隨著日本南太平洋的戰事漸漸緊張，日本軍方在1944年11月1日發佈了「捷一號」第二次命令，第五飛行團也在第四航空軍的命令下，把主力的部隊移往菲律賓諸島的航空基地。劉志宏便是趁著部隊移防菲律賓馬尼拉時的空檔，回到了睽違三年之久的故鄉台灣。根據遺族劉鏗轉述其父親劉志浩（劉志宏之三弟）的回憶：

當我的父親接到我大哥已經抵達台北松山飛行場的消息，馬上就與我的母親搭火車前往台北，……但是其實我大哥的飛機早就到了新竹，然後他再自行回到銅鑼老家，當時在家的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但是鄰居與親戚一聽到我大哥回來的消息，便爭相地來探望我大哥，那時門外面的木屐與鞋子可以說是堆成跟一座小山一樣高。……也因為當時消息的錯誤，使得父親與母親到了深夜才見到我的大哥。……也許是父親猜到大哥突然回家的原因，當我父親見到我大哥的時候，竟然一句話都不說地跑回房間（獨自傷心）；而母親則應大哥的要求，趕忙連夜親自縫製一件「白色內衣」，以供明日我大哥赴戰場時能穿上。

而1945年7月4日《台灣新報》（南部版）的報導，也刊登了劉志宏在1944年11月初回到苗栗銅鑼老家的大致經過。
當時劉志宏僅在苗栗銅鑼老家停留一個晚上，隔日一早便帶著母親親手縫製的衣服，自銅鑼搭火車前往台北松山機場，準備隨部隊移防至台灣南方的菲律賓馬尼拉克拉克基地（クラーク飛行場群）擔任第五飛行師團所屬「飛行第七十四戰隊」陸軍中島百式重型爆擊機（吞龍）「隨機整備士」的工作。

二、劉志宏與「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1944年11月12日，第五飛行師團與所屬的七十四戰隊、九十五戰隊的先行人員抵達菲律賓馬尼拉做部隊移防的設營作戰準備，而劉志宏所屬的七十四戰隊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配屬在馬尼拉克拉克基地飛行場群東南方的一個無防空武裝機場「デルカルメン」（Del Carmen），九十五戰對則配屬在克拉克南機場。兩戰隊相關配置工作於20日「地上勤務隊」自日本廣島宇品到達馬尼拉後而告一段落。當時整個第五飛行團的所有機隊為：團司令部1機（約60名）、七十四戰隊28機（約460名）、九十五戰隊27機（約420名），總計共56機（陸軍中島百式重型爆擊機 / 吞龍），人員約940名（含地勤人員）。
當時劉志宏所屬的七十四戰隊所駐在的「デルカルメン」機場是一個「裸の飛行場」（沒有對空防備能力的機場），雖然第五飛行團方面一直向上級反映機場應該有相關「對空部隊配置」，但是對於這個基本要求，第四航空軍方面則一直沒有明確的回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這個毫無防空武力的機場，七十四戰隊的機組員也只能消極地將一部分的戰機就地偽裝，另一部分的戰機則將其藏匿於機場旁的密林。但是這樣消極的「防備」，仍然抵擋不了美軍自11月19日以來的連續猛攻（四次），加上克拉克機場鄰近部隊的袖手旁觀，以致於七十四戰隊苦心集結的28架百式重爆機，最後完好能使用的僅存殘餘的兩架，其他的飛機在尚未起飛迎敵前就已遭到美軍的痛擊。
在經過美軍一連串的猛攻後，第五飛行團方面就將九十五戰隊的10架百式重爆機移交至七十四戰隊，以補強與平衡兩飛行戰隊的戰力。但是隨著美軍自11月底開始的對菲律賓呂宋島及以南諸島的仰攻，使得第五飛行團所屬的兩個飛行戰隊又連續受到嚴苛的打擊；第一次是在11月23日至12月5日對馬尼拉東南方的雷依泰島（Leyte Island）進行夜間攻擊任務（第四航空軍作命令甲字第583號），第二次則是進行「テ」號做戰方針（第四航空軍特別秘密命令，11月28號發令）時，配合高千穗空挺部隊（12月6日15：40分）對雷依泰島上「ドラッグ」（Drag）及「タクロバン」（Tacloban）兩飛行場進行「特攻著陸」（以空降部隊對敵機場進行設施破壞）的任務。而這兩次的任務都讓第五飛行團轄下的這兩個戰隊損失慘重，自11月20日移防完畢，迄至12月13日兩戰隊重新整合編成為止，兩飛行戰隊所能夠使用的重爆機已從原本的56架驟減為殘餘的9架。

三、劉志宏參與特攻任務的真相
1944年12月13日，第五飛行團為因應美軍的持續攻擊與鞏固菲律賓防衛線的考量下，乃採取了極端的「非常手段」；當時兩戰隊經歷過一系列艱苦的戰鬪後，所殘存的重爆機僅剩9架，分別是七十四戰隊2機（14名）與九十五戰隊的7機（35名），第五飛行團就將這殘餘的飛機與人員編成「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並下令由九十五戰隊的中隊長丸山義正擔任「特攻隊」隊長，準備以「特攻戰法」來阻止美軍船艦向菲律賓中部的「ネグロス島」（Negros Island）與「パナイ」（Panay）灣附近進行登陸。


根據曾經參加過此「特攻」戰役，目前唯一生還的九十五戰隊「操縱士」（飛行駕駛）中村真軍曹對「菊水隊」出擊前的回憶：

當時菊水隊的編成，一開始就將殘餘的機組人員，在12月14日凌晨一點發布「現地急劇編成」特攻隊的命令，同時下達清晨6點起飛的指示，但是這樣的命令，並未得到我們的同意。一般的戰機通常都有完整的攻擊裝備，但特別的「特攻機」則沒有。……在一般的情況下，一架飛機（按：百式重爆）通常約有7至8位機組員一起出勤，但是菊水隊的編成卻將人員減至一架飛機僅剩5人的編制（隊長機6人），分別是操縱、機關、通信、後上砲、尾部等5人，這樣的編制就是為了將特攻任務的損害減到最低。而在七十四戰隊方面，他們的想法是「既然要死，那就不如特攻死」，所以他們的編隊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數編隊（按：2機14人）。

菊水特攻隊編成後，原屬於九十五戰隊中村真就擔任第一編隊二號機「操縱士」的工作，而七十四戰隊的劉志宏則是分配到第三編隊由宮崎隆中尉所指揮的飛機上，擔任七名機組員中的一員。

圖5─4 （由左至右）1944年12月14日清晨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出擊畫面
資料來源：摘自「影片：国破れても国は滅びず」（東京：フジテレビ，2001年8月）。

在吃過了最後的早餐與喝完最後的訣別酒後，12月14日清晨6點，九十五戰隊由克拉克中機場起飛，七十四戰隊則是由「デルカルメン」機場起飛，並在馬尼拉的上空與預定參與此任務的六十架援護戰鬪機，進行空中會合與飛行編隊，大約在早上7點左右，整個機隊便開始前往「特攻」的目的地「ネグロス」島與「パナイ」灣附近的海域。
根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與1945年7月4日《台灣新報》的報導，劉志宏所參與的「菊水特攻隊」在1944年12月14日清晨6點44分自「デルカルメン」飛行場起飛，就在菲律賓中部的「ネグロス島」附近遭遇到美軍的「輸送船團」，然後便以「肉身炸彈」（体当たり）的特攻方式將飛機衝撞敵艦「敢行」而戰死，而1944年12月17日的《每日新聞》（戰時版）也刊登了13日至15日航空部隊在菲律賓海域的「大本營發表」，雖然此報導並沒有明顯指出14日「菊水隊」的特攻戰果，但光由這三天所統計的戰果，就可得知日本航空部隊在菲律賓中部海域的「豐碩戰果」。
但是根據九十五戰隊「操縱士」中村真軍曹的親身參戰經歷，卻又與前述之官方記載與報導有著極大的落差：

飛機起飛約兩個小時後（大約9點），編隊的飛行高度就慢慢地由三千米開始下降。就在快到達目的地時，編隊長機突然打出紅白兩個信號旗，此時戰鬪隊形就開始照著信號所打出的命令變化。九架重爆機立刻開始重疊變成一列往六點鐘方向的橫向的隊形，但也因為這樣的隊形，使得戰鬪機後上砲的攻擊火力變得無法集中。敵機一開始便向我們發射紅色與黃色的帶狀曵光彈，其聲響很快就引起我們的注意，於是我方重爆機也以20mm的機關砲回擊。此時隊長機的射手戶田（佐佳夫）軍曹臉色突然大變，因他看見敵軍機關砲正猛烈的射擊，但是他們的飛機卻深陷敵軍的射程裡，所以隊伍便以時速350公里的速度快速駛離。這時飛機的高度持續的下降，指針所標示的高度約在百米左右。為何隊長機會開始向右轉向？其實這個轉向具有深切的意義，原本飛機必須直線飛行，但是因為射手無法瞄準，況且飛機之間的距離太近，所以才將戰鬪機隊形進行重組。敵機看到我們迴轉也跟著急轉，但也因為如此，敵機的速度也開始減慢。此時敵機的射手開始合擊，使得我們的處境極為不利。而我原本以為去到指定的地點能在海上看到敵人的船艦，但是到了那裡卻一艘船也看不見。（底線為筆者所加）……這時，我聽到左引擎爆炸的聲音，才驚覺飛機已經中彈，濃濃的黑煙不停的冒出……我當下覺得飛機已經無法操控且逐漸下降，越來越貼近海面，就在這時飛機墜毀於海上，並開始被熊熊烈火吞噬。

由中村真軍曹的親身經歷可知，此次的「菊水特攻隊」任務在編成前，日軍方面的情報已完全遭到美軍的截獲，所以美軍才能在「菊水特攻隊」到達攻擊目的地前，埋伏在途中並給與致命的痛擊。而劉志宏與他的46位同僚也因此在這一次「特攻」戰役中尚未「撞艦」就不幸壯烈犧牲，成為日本自1944年底在菲律賓發動「特攻戰法」以來，第一位也是目前各方資料所顯示唯一的一位台灣人「特攻隊隊員」。

圖5─5 1944年12月14日早晨「菊水隊」遭美軍戰機攻擊畫面
資料來源：摘自「影片：国破れても国は滅びず」（東京：フジテレビ，2001年8月）。

1945年5月8日，日本軍方為了表彰「陸軍菊水特攻隊」捨身殉國之事蹟，決定由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伯爵對「菊水特別攻擊隊丸山大尉以下四十八名」犧牲殉國的軍士官授與「感狀」外，並以「二階級特進」的方式將劉志宏的軍階由陸軍軍曹追贈為陸軍少尉。戰後（1960年），日本政府更將菊水隊殉職的「英靈」合祀於東京九段坂的靖國神社，以完成他們「既然要死，那就不如特攻死」，要見面不如在靖國神社櫻花樹下重聚的無奈宿願。

円覚寺十王堂

神奈川県鎌倉市
呑龍地蔵大菩薩

碑文

呑龍（百式爆撃機）を操り、大東亞の空を雄飛しフィリピン作戦では、数次に亘るレイテ、ミンドロ爆撃を

洵國の士は菊水特攻を編成し、敵機動部隊に必殺の肉彈体当たり攻撃を敢行し、或はタクロバン敵飛

行場に空挺隊員と共に強行着陸して斬込隊となる。尚又残留部隊は瘴癘の地、良く飢餓に堪え、多勢の

敵に勇戰遂に悠久の大義に就く、まさに息神を注かしむ。幸に本日我等の悲願成り、呑龍地蔵大菩薩を

開眼し、戰病没全英靈の供養を為す。呑龍地蔵大菩薩希くば世界の平和と、我等戰友の至福と日本民

族の繁栄を護り給え

第五飛行団　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飛行第九十五戰隊　生存者一同

圖5─6 神奈川縣鎌倉市圓覺寺的「吞龍地藏大菩薩」慰靈碑及碑文全文
資料來源：http://www.asahi-net.or.jp/~un3k-mn/riku-ken.htm（徵引日期2005年3月21日）



第三節 少年飛行兵的形象塑造
日本自1910年開始了本身的航空事業後，1914年則將這項新的科技傳至台灣，並展開了一系列航空活動。諸如前述，這一新的航空科技除了使台灣人感到新奇外，還給了台灣人一連串翱翔天際的夢想。而殖民政府將這航空科技引進台灣，除了向殖民地的台灣人展現「母國」的強盛與凝聚台灣社會對總督府的向心力外，諸如在1919年為了「理蕃政策」所成立的「警察航空班」，以及1927因國防需要而成立的「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等等。這些「航空機關」的成立，對於總督府殖民統治上都有其實質的政策考量。而不論是民間或者官方，在初期所進行的各種航空活動，除了讓台灣人接觸到與世界同步的航空知識與飛行體驗外，對於這些駕駛著最新科技完成人類千年之夢的飛行員，就台灣民眾而言，也許因為接觸到飛機的時間尚短，所以對於這些能夠翱翔天際的「鳥人」，大多報持著單純直接的「英雄」形象。
在這一方面，若由當時官方的主要刊物《台灣時報》所刊載的內容來看，特別是1914至1927年的報導，以「飛行」為標題的共29件，只有3件純粹與軍方有關（軍方長距離飛行），其他皆為「航空知識」、「民間航空情況」與「警察航空班」的相關報導，而以「航空」為標題的報導共4件，同樣皆為介紹「航空知識」與「蕃地飛行」的報導，與軍方相關的報導則無。可見飛機自日本傳來台灣的初期，一直到1930年代日本在中國軍事擴張前夕，台灣社會對飛行員的感覺，相對於後來的戰爭時期來說，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情感與印象。
1930年代後，日本因著「九一八事件」（滿州事變）的關係，軍方需要大量的兵源投入中國的戰場，因此1933年「少年飛行兵」的招募制度便開始產生。在此之前，也就是陸軍省第六十次會議的前一年（1932），軍方就已經出版了介紹少年飛行兵的相關書籍，並將陸軍少年飛行兵喻為「日本封建時代大名（諸侯）身旁武功高強的家臣，……而且若是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學習飛機操縱的技術，就會像昔日武功高強的『荒木右衛門』與『宮本武藏』一樣，在年少時就打下深厚的武功基礎，成為日後廣為人知的俠士」。
由此可知，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在少年飛行兵招募初期，一開始就將他們的形象塑造成保衛國家的「空中武士」。這種將軍人的形象設定為保國衛民的形象，看起來雖然理所當然，但若以中日戰爭前後的日本媒體將民間飛行士比喻為「空中預備軍」或是「空軍第二陣」的報導來看，為了因應當前國家戰事的需要，原有存在於社會中的「民間飛行士」與「軍方航空兵」分界已經打破，而一般民眾也開始將原有對民間飛行士的既定印象，轉變成與軍方的航空兵相同。
1938年的台灣社會正因中日戰的開打處於一種「戰時體制」下的氛圍中，在當時的報紙上也常常有「榮譽軍夫」、「愛國軍夫」、「空中神兵」、「英勇荒鷲」等相關字眼出現。而也就是在這種戰時氛圍下，少年飛行兵第6期合格者的名單中，出現了第一位台灣少年張彩鑑。他的出現與其說是台灣最初的「帝國軍人」的開端，不如說是台灣少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開始。因為他的出現除了是替殖民政府樹立一個良好的樣板外，同樣地也給予眾多台灣人一種不止能當「軍伕」，還能夠成為正式的「帝國軍人」甚至在未來出現台灣人「將校」的目標與希望。加上當時總督府的特意宣傳與民眾對飛行員的特殊印象，使得每一個自台灣出身的少年飛行兵，都被寄與深厚的期望。而關於這一點，由當時台灣少年考上少年飛行兵試驗的相關報導，就可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對這些「若鷲」（少年飛行兵的別稱）的看法與感覺，甚至在他們畢業後派遣到各部隊時，都還有他們相關的後續報導。
這一連串報導的出現，對於當時台灣的社會來說，尤其是對台灣少年可以說是一種「循環式」的影響。因為從首位台灣人考上少年飛行兵以來，他們就被塑造成一種「國家英雄」或「青少年榜樣」的形象，這麼一來就不斷有台灣少年追隨他們的腳步而投入軍旅生涯，並且成為下一批被軍方塑造的新對象。諷刺的是，這一連串對台灣少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最高潮，則通常也是這些少年英雄生命「散華」的最後一刻。而這種情況，則以台灣首位少年飛行兵張彩鑑，與台灣唯一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劉志宏兩人為一最佳的代表與實例。
1937年因日本對外戰爭之需，處於殖民地的台灣在「少年航空兵」的招募制度下，於1938年產生了第一位正式的帝國軍人張彩鑑（松岡鑑三），為當時新竹州竹南郡頭份當地名望家張順興之三男。其1936年自竹南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旋即考上了「私立台北中學」，兩年之後（1938）便以「台北中學二年級在學中」的身份，考上了少年飛行兵第6期的入學試驗。而當試驗合格的消息公佈後，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馬上就在3月19日發佈了其合格的消息，並於隔日補刊登其照片，而對於同時考上的在台日本人則僅刊登其合格消息之文字敘述，且並未附上照片；由當時報紙刻意的「版面編排」，就可看出總督府與軍方對此事的重視與其背後動機。


此外，在1940年以記載台灣軍事動員為主要內容的《事變と台灣人》一書也對於張彩鑑有著些許的敘述，並形容其為「本島人最高榮譽的獲得」、「你的榮譽會讓本島少年努力奮發地向你看齊」等強烈宣傳性的話語。從此「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張彩鑑就成了台灣總督府與軍方在軍事動員上的一個「活」樣板，並且與一連串「航空教育」相配合，企圖讓台灣的學生對「少年飛行兵」產生憧憬與嚮往，並進一步達到總督府在台灣軍事動員的目的。
經過三年的努力後，張彩鑑於1941年3月自埼玉縣的「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畢業，後分發至緬甸的飛行戰隊擔任「整備」工作，於隔年（1942）4月15日不幸遭盟軍的炸彈破片擊中，並於三日後因破傷風而亡。姑且不論張彩鑑在緬甸是否有擔任實際的飛行任務，光是《台灣日日新報》在其戰歿後一年（1943）的報導，就將張彩鑑塑造成一個「空戰英雄」，而且死法還是「空に散る」（人在空中爆散）。此外，在1943年5月5日發佈張彩鑑戰歿消息後的6月8、9、10日還連續刊出標題名為「盡忠‧松岡鑑三軍曹」（上）（中）（下）短篇小說傳記，內容除了介紹張彩鑑的基本背景與從軍歷程外，還將突顯出其家庭的角色與地位，並將其塑造成一個台灣「軍國家庭」的一個最佳模範與榜樣。
在這一系列的報導中，較特別的是關於描述其父親「松岡順四郎」（張順興）對於其子為國犧牲的看法，皆與其他失去兒子的父親看法一樣都是「死所を得て本望」（這樣死去是他的宿願）。由此顯示，當時報紙媒體除了在張彩鑑在世的時將他塑造成一個「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的活樣板，也在其「為國捐軀」時完成了他畢生的「宿願」。
而接著張彩鑑之後考上的台灣少年飛行兵，除了兩位第8期的盧健珍與范德聲外，就是兩年後（1940）就讀於「桃園農業學校三年級」，同樣來自於新竹州的少年劉志宏（泉川正宏）。當他考上少年飛行兵（11期）後，《台灣日日新報》曾刊載劉志宏「合格」的相關消息，不過所刊載的內容與篇幅並不大，敘述也只有單純簡短的文字報導。
1941年底劉志宏經過了東京陸軍航空學校一年的嚴格「基本訓練」後，隨即分發至「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進行專業的航空「整備訓練」。並於1943年畢業後分發至滿州公主嶺的航空基地，配屬單位為「飛行第七十四戰隊」。從劉志宏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至他畢業分發至滿州的這段期間，就筆者目前粗淺的調查，除了在1942年2月的一篇報導劉志宏自航空學校畢業分發到第一線的消息外，其他不論是日本「內地」或者是台灣「本島」的新聞或相關之書籍刊物，均未關於劉志宏的相關報導。一直要到終戰前的一個月（1945年7月2日），報紙才開始大篇幅披露有關於劉志宏的消息－－不過，此時報導已是劉志宏陣亡的消息，而且距離其戰歿已有一段時間（1944年12月14日戰死於「菲律賓Negros Island海域」）。
這兩篇報導分別載於1945年7月2日的《台灣新報》（本社版）與7月4日的《台灣新報》（南部版），並且以「本島特攻の魁」、「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 弱冠廿一の若櫻 /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等標題，來謳歌其為帝國犧牲的偉大壯舉。

圖5─8 1945年7月4日《台灣新報》以近全版刊載劉志宏戰沒之報導
資料來源：〈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台灣新報》（南部版），1945年7月4日。

若是以7月4日《臺灣新報》（南部版）的篇幅來看，光是與劉志宏的報導就佔了當日第二版的一半，為自太平洋戰爭以來台灣地區「前線陣亡者」所少有的大篇幅報導。就報導的內容來看，除了附有劉志宏本人照片外，在內容的安排上也將其事蹟與生平以半「虛構」的方式，分成「雄姿颯爽と進發」、「死を超えた心境」與「忠孝兩全の道」三個部份，並在這三個部份的前面表達了「一億國民對他的感激」。
在此報導內容第一個部份，主要是以在菲律賓前線一起與劉志宏生活的長官「石附准尉」之回憶為主，並描寫194412月14日當天的戰役經過，以及以泉川軍曹（劉志宏）在遭遇到敵艦時「身先士卒」的精神，而關於此部分的報導與戰役實際情形之差異，前文已詳細敘述。當時的報導與實際情況會形成如此極大差異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日本在戰爭末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時，一方面要考量一連串戰事失利的所造成的影響（菲律賓、沖繩等地的相繼失利），另一方面還要鞏固全體國民對「皇軍」的信心。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時的報導才會出現與戰爭事實截然不同的兩種極端。也因為如此，自1944年底開始，不論是日本或所屬各殖民地的報紙，其所刊載與戰爭相關的新聞報導，基本上有很大的部分與事實出入甚多。
而在報導的第二部份方面，則是描寫劉志宏的家庭狀況、成長經歷與報考少年飛行兵的經過以及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後的情形。基本上這一部分的報導尚屬可信。不過，在描述劉志宏於1940年考上少年飛行兵的敘述中，卻將其誤載為台灣「第二番目の少年飛行兵」（第二位）合格採用之少年，但是實際上他是第四位考上的台灣人，而這種錯誤或許有可能是當時記者的筆誤，亦或是在印刷報紙時所造成排版疏失。但若以合理的角度來檢視，此一疏失或許又是另一個少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開始。因為自1938年台灣出現首位少年飛行兵以來，相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就屬1943年張彩鑑在緬甸陣亡的篇幅最多，主要之因則可能與其在台灣地區的代表性有關。而就1943年至1945年《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報》的報導來說，能夠接續「本島最初の陸軍少年航空兵」在台灣代表性的，或許就只有「本島同胞特攻の魁」劉志宏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種「無意」的錯誤，反倒突顯了軍方冀圖利用媒體來影響更多台灣少年投入「聖戰」的心態與作為。
另外，在描述劉志宏與其家庭的部份，也與前述關於張彩鑑的報導一樣，除了詳述家庭成員與情況外，對父親劉英漢的描述可以說是最多，相反的卻未見關於其母親胡氏隻字片語的描述與形容。至於在家庭狀況的敘述，除了描述其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關心外，並將其家庭形容為「本島家庭中所少見的『軍國家庭』」，而這種「軍國家庭」正是台灣人家庭的模範。
在報導最後的部份，則是以記者對劉志宏之父親「泉川英哲」（劉英漢）的採訪為主，並詳述對其子戰死的看法「......死所を得たことはさぞ本望だつたでせう」（死得其所是他的宿願吧！）。而這種看法，似乎與前述張彩鑑的父親對其子戰死的看法相同。此外，還描述了劉英漢對其子考上少飛行兵看法為「飛行兵たることは、日本男子と生れて君國に報いる最も近道だと思ひます。」（飛行兵是日本男子生來報效國家最快的一個方法）由此報導可知，對於當年劉志宏考上了令人稱羨的少年飛行兵，做為父親的劉英漢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驕傲的。但是根據遺族劉鏗轉述其父親劉志浩（劉志宏之三弟）的回憶，卻又與此報導之內容有著極大的差異：

當時大哥在報考少年飛行兵試驗時，其實是瞞著父親去考試的，……而且大哥還偷偷的拿父親的印章去報考，……等到合格的消息公佈後，記者來家裡訪問，這時父親才知道大哥瞞著他去考少年飛行兵，……父親對大哥這樣的做法，心中其實是非常不悅的，但卻也已經無法阻止。

由上述的報導與家屬的回憶兩相對照，可以明顯地發現兩種極大差異的說法。而若由以上整篇報導的內容來看，不論是在第一部分戰役經過，或是在第二部分對整個家庭與父親角色的突顯，及第三部分關於父親對兒子的諸多看法與感想，都可以發現這整篇關於劉志宏的報導與前述關於張彩鑑之一連串的相關報導，有著不尋常的巧合與行文結構的類同。
這些情況的出現，或許也恰好證明了兩者在戰時台灣社會的相互「接續關係」，特別是在軍方利用媒體所創造的少年飛行兵的「形象塑造」上。而這些都報導都與1943至1945年日本在南太平洋與「絕對國防線」上的戰爭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在戰事吃緊的情況下，日本官方企圖利用媒體將兩位台灣出身的「少年飛行兵」塑造成「軍國體制」下的代表人物，並且以父親的角色突顯出「軍國家庭」在戰時體制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台灣青年投入戰場，並效法他們為國捐軀的精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9月11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則報導了一篇關於張彩鑑在東京陸軍航空學校與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三年求學其間的一段「銃後佳話」，其內容大概是描述張彩鑑在東京求學時曾經受到一對日本夫婦（小野夫婦）照顧的故事，尤其是夫人小野住井對他更是照顧有加，並形容其為「若鷲育んだ慈母の愛」（哺育「少年飛行兵」的慈母之愛）。
當時這種寄宿在日本人家庭或受日本人家庭照顧的情況，對許多留學「內地」的台灣學生（包括軍事學校學生）來說，其實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情形。而此報導將一個默默照顧台灣少年的平凡故事突顯出來之用意，其實就是要強調在戰爭時期「內台融合」的重要性與必然性。除此之外，就是關於這一連串報導中「角色」定位的問題，檢視目前關於台籍少年飛行兵陣亡的相關報導，即會發現發表主要想法的大多都是父親而不見母親，相反地在日本（或日本人）則是以刊登母親的看法為居多。關於當時報導為何突顯「父親角色」這一點，或許與台灣傳統漢人社會中父親在家庭的地位與角色有關，反過來說使用「母親角色」來突顯相關報導的日本，或許也是基於這種類似的情況去做考量。關於這個問題，則尚有待往後進一步追索與深入探究。
簡單的說，就目前所呈現關於張彩鑑的一連串報導，其父親則一直被塑造成這位「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的主要推手，而「母親」則是以日本女性的形象出現。由此點來看，總督府這一連串報導的用意，除了突顯這位台灣首位少年飛行兵英勇殉國的事蹟外，為了加強戰時殖民地各方面的軍事與資源動員，乃將其家庭塑造成一個「軍國家庭」的典範，並且融入了「日本母親」的愛與關懷，來塑造一個以少年飛行兵為主的「內台融合」與「國家總力戰」之社會氛圍。
而關於「本島同胞特攻の魁」劉志宏的報導，雖然大多以突顯父親的角色為主，但是在報導內容的第一部份除了將其「忠勇殉國」的精神比擬成推翻鎌倉幕府，支持後醍醐天皇的「湊川楠公」外，還在報導的最後部份，將其曾經向母親要求一件親手縫製「白衣」的故事，比喻為日本戰國末期因保衛豐臣秀賴而在「大阪之役」中身穿「白衣」戰死的俊美武將「木村重成」。
由此可知，雖然這一篇關於劉志宏的報導與前述關於張彩鑑之一連串的相關報導，有著不尋常的巧合與行文結構的類同，但是因著戰爭末期在宣傳上不同的需求，以及兩位少年飛行兵「殉國」方式的不同，在報導的內容上與編排上也會有著些許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則充分地體現了日本在1945年初於太平洋戰爭上的窘態及軍事動員上的急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