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與泉邊--神學部落格

摘自《受壓迫者的教育學》

受壓迫者具有雙重的人格，是矛盾的、分裂的存有，他們在受壓迫與暴力具體情境中存在。

（要認清這種處境，不要以為受壓迫者是當然的反抗者）

在人類歷史上，暴力從不是由受壓迫者所發動的。因為如果受壓迫者本身即是暴力的發動者，那他們自己又怎麼會成為暴力的受害？當外在的客觀環境讓他們成為受壓迫者時，他們怎麼會助紂為虐？

在戒嚴的時期，也是解放神學的討論極熱烈的年代，我們不斷地由《受壓迫者的教育學》得到啟迪。兩年前重新買來的30周年紀念版，擱在書架上，沒有特別去讀它。

但，在這個草莓世代成為蔓延在台灣這片充滿生機之土上的，帶刺的野草莓之際，

在這個覺醒與嘗試的時刻，讀Paulo Freire （弗雷勒）的政治教育名著，心再度熱了起來。

一點書摘分享：

         1945年1月30日早晨，208米長的輪船「威廉古斯洛夫號」（Wilhelm Gustloff），滿載著逾萬名的逃難者，由東普魯士的但澤灣出航，漸漸離開蘇維埃紅軍迫近的故鄉，不料傍晚在波羅的海，一艘俄國潛艇S-13把此船認作部隊運輸船，對它發射了三枚魚雷，難民船遭襲，逐漸下沉。酷寒的天氣讓救生艇凍結在架上，戰爭的現實讓「敵方」的船不敢停下來救援，以至於獲救的人數僅有1239名，約有九千人隨船而沉，在冰冷的海洋中失去生命。這是有史以來，受難者最多的一次沉船事件。

受難的人如此之多，「威廉古斯洛夫號」卻沒有像「鐵達尼號」那樣地深植於人們的記憶。因為歷史的作弄，關於這個船難的記憶甚至成為禁忌，被壓抑。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根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8-)在2002年出版了小說〔蟹行〕(Im Krebsgang)，深刻地寫出關於這次船難的記憶的多元﹑複雜﹑與矛盾。

1928年出生，在納粹政權下渡過青少年時代的葛拉斯，走過德國戰後的心靈迷陣，他是銳利的觀察者﹑是熱情的參與者﹑也是使人不安的批判者。五十多年來，他畫畫，寫書，參與政治改革。他筆下拒絕長大的侏儒奧斯卡（錫鼓），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角色。在但澤出生的奧斯卡，敲著錫鼓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西線，經歷著光怪陸離的人性，憤怒地控訴著只能呆望著世人的苦難，卻沒有任何行動的神。

        以七十五歲之齡，葛拉斯再一次處理納粹德國與他個人生命史的糾纏關係。網路世界與現代的青少年暴力出現在他的小說中，五十多年來政治現實的變遷與意識型態的流變，他輕輕幾筆，就勾勒出來。他的文筆老辣，張力十足，更重要的是，他揭露了一個族群的記憶與認同的問題。〔蟹行〕是一本緊張有趣的書，也是一本令人沉痛﹑深省的書。

                   為什麼偏偏現在才要回想？

           「 為什麼現在才寫？」書一開始，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就這樣問。

「因為母親常對我說...，因為我又像當時，當水面充滿哭喊聲的時候，想叫又叫不出來...因為事情的真象只需三行字...因為直到現在才...」

這個「我」，是個言詞鋒利，靈巧多變的中年記者保羅‧波克立夫科。他寫報導多年，政治立場變來變去，很有經驗．在右派和左派的報紙都吃得開。但是當他受派去寫關於威廉古斯洛夫號的沉船事件時，他卻找不到適當的文字，變結巴了。

         二十年前，台灣的社會衝破戒嚴時期的桎梏，步入一個充滿活力、變化急遽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對於台灣的生態環境的憂心與關懷，凝聚成力量，與威權體系衝撞著。

在那個時代，或有人看到了跨國公司與政治勢力的糾葛，像一座巨塔般地鎮住這片土地，或有人奮力批判著缺乏遠見的經濟建設政策，議題與焦點雖不同，

焦慮與渴望卻是相同的。在不同的議題上，有著一次又一次充滿血淚的抗爭，呼喚著這片土地居民的良知，逼迫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然而，對土地關懷的心雖是被喚醒了，對環境的惡化的危機意識雖是產生了，二十年後的我們，仍不免有深深的無力感與茫然。

圖:Judie35番路鄉

與生命對遇──〔櫸樹裡的基督〕自序

        在熱鬧無比，靠話題與花邊爭寵的台灣書市中，為何還要出版一本樸實無華、嚴肅認真、深刻誠懇，看似十分「小眾」的書？

因為我相信，願意翻開這本書的人，心靈多少會受到衝擊，也會被吸引著，去進入與一個又一個獨特的生命對遇，走入更寬廣的靈性境界，發現上帝是如此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