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5,2009
加爾文的同工Farel, Bucer
宗教改革運動並非靠一些孤獨的英雄撐起來的，而是一股結合了許多人的力量的一場信仰、思想、體制、文化革新運動。各地當政者對宗教改革思潮的圍堵與迫害，把許多人逼上流亡之路，但也造就了各種新的宗教改革團隊。而在瞬息萬變的政局中，原本同行、同工的宗教改革者，也可能會因為在某些點上各自堅持，而不得不分道揚鑣。
加爾文不是一個孤島般的思想巨人，不管是在史特拉斯堡，還是在日內瓦，他都是在一群牧者當中，學習著、對話著，共同創建、維持宗教改革的精神與體制。我們今天要來認識與加爾文同行過一段路的重要同工：法惹爾(William Farel 1489-1565與布塞爾(Martin Bucer1491-1551)
在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紀念群像當中，站在加爾文的右手邊的，神情甚為嚴肅的，就是法惹爾。法惹爾是法國人，因他的宗教理念而流亡瑞士，在許多城市點燃了宗教改革的火花。法惹爾是個有力的講道者與神學教育者，他的熱情富於感染力，因此為宗教改革陣營贏得許多一流的人才，許多年輕人在他的教導下，成為新教的「宣教師」，將新教的思想帶到反對宗教改革很激烈的法國，奠下了法國新教的基礎。
法惹爾在宗教改革史上最有名的事，就是在1536年說服只想安靜做學術公作的加爾文留在日內瓦，從事日內瓦的宗教改革。他懇切又有權柄的態度，讓加爾文感受到上帝通過法惹爾在說話，自此改變了加爾文委身的方向，把他拉進複雜而艱辛的改革運動。他們的合作與友情，為世人留下美好的見證。
1538年，法惹爾與加爾文因為在宗教改革基本精神上的堅持，與日內瓦市議會的人起了衝突，兩人一起走上被放逐的路。史特拉斯堡收容了加爾文，卻不接納法惹爾，於是兩人的路分開了。法惹爾去了瑞士的新堡(Neuchatel)，領導這個城市的宗教改革。1541年，他又懇切地說服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加爾文在被逐的日子裡，來到史特拉斯堡，這是個具有寬容精神的城市，在有著普世精神的神學家布塞爾(Martin Bucer)的領導下，收容各地來的宗教難民。布塞爾邀請加爾文，來幫忙牧養由法國來的難民。
布賽爾因為「唯獨聖經」的主張，與對彌撒的意義的批判，被開除了教籍，在1523年一無所有地到達史特拉斯堡，幸好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的講道者齊爾(Matthew Zell)接納並支持他。在宗教改革運動風起雲湧的前十年，布賽爾在意見迥異的路德與慈運理兩大陣營之間，努力做折衝與較平衡的論述，特別是在對聖餐禮的見解上，他努力調和二者。這一點，對加爾文的神學有很深的影響。
在受到重洗派的過激思潮衝擊中，布塞爾以理性的思辯與神學的論述穩住了史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精神。在逐漸穩定下來的史特拉斯堡，布賽爾發揮了他的組織能力。加爾文神學思考的細密與周延、對教會組織的用心，都與這位前輩很類似，三年在史特拉斯堡的同工生涯，讓兩人成為終身友人。
布賽爾晚年在劍橋擔任教授，與安立甘宗的改革者一起努力，對安立甘的「公禱書」也很有貢獻。布賽爾是一位「普世」神學家，他的神學工作超越教派與民族。在普世精神重被喚起的時代，布賽爾的神學值得我們再次來探究、學習。
在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紀念群像當中，站在加爾文的右手邊的，神情甚為嚴肅的，就是法惹爾。法惹爾是法國人，因他的宗教理念而流亡瑞士，在許多城市點燃了宗教改革的火花。法惹爾是個有力的講道者與神學教育者，他的熱情富於感染力，因此為宗教改革陣營贏得許多一流的人才，許多年輕人在他的教導下，成為新教的「宣教師」，將新教的思想帶到反對宗教改革很激烈的法國，奠下了法國新教的基礎。
法惹爾在宗教改革史上最有名的事，就是在1536年說服只想安靜做學術公作的加爾文留在日內瓦，從事日內瓦的宗教改革。他懇切又有權柄的態度，讓加爾文感受到上帝通過法惹爾在說話，自此改變了加爾文委身的方向，把他拉進複雜而艱辛的改革運動。他們的合作與友情，為世人留下美好的見證。
1538年，法惹爾與加爾文因為在宗教改革基本精神上的堅持，與日內瓦市議會的人起了衝突，兩人一起走上被放逐的路。史特拉斯堡收容了加爾文，卻不接納法惹爾，於是兩人的路分開了。法惹爾去了瑞士的新堡(Neuchatel)，領導這個城市的宗教改革。1541年，他又懇切地說服加爾文回到日內瓦。
加爾文在被逐的日子裡，來到史特拉斯堡，這是個具有寬容精神的城市，在有著普世精神的神學家布塞爾(Martin Bucer)的領導下，收容各地來的宗教難民。布塞爾邀請加爾文，來幫忙牧養由法國來的難民。
布賽爾因為「唯獨聖經」的主張，與對彌撒的意義的批判，被開除了教籍，在1523年一無所有地到達史特拉斯堡，幸好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的講道者齊爾(Matthew Zell)接納並支持他。在宗教改革運動風起雲湧的前十年，布賽爾在意見迥異的路德與慈運理兩大陣營之間，努力做折衝與較平衡的論述，特別是在對聖餐禮的見解上，他努力調和二者。這一點，對加爾文的神學有很深的影響。
在受到重洗派的過激思潮衝擊中，布塞爾以理性的思辯與神學的論述穩住了史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精神。在逐漸穩定下來的史特拉斯堡，布賽爾發揮了他的組織能力。加爾文神學思考的細密與周延、對教會組織的用心，都與這位前輩很類似，三年在史特拉斯堡的同工生涯，讓兩人成為終身友人。
布賽爾晚年在劍橋擔任教授，與安立甘宗的改革者一起努力，對安立甘的「公禱書」也很有貢獻。布賽爾是一位「普世」神學家，他的神學工作超越教派與民族。在普世精神重被喚起的時代，布賽爾的神學值得我們再次來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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