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歸零

台灣很多學者(台北大學蔡明璋老師,中研院曾敏傑老師,中正大學王德睦老師)都對台灣的貧窮問題做了不錯的研究:
他們的研究哪邊可以找得到啊? 他們有blog嗎?

他們文章大部分都在專業期刊,所以你得查他們網站.

中產向下流貧富愈見懸殊
學者指呈M形社會 統計處做專題研究

【明報專訊】貧富懸殊成為本港嚴重的社會問題，在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間，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戶數目雙雙增加，走向兩極化，而中等收入住戶比例卻萎縮。收入少於1萬的住戶數目比例，由23.9％增至27.9％(62萬戶)，4萬元以上收入住戶亦由15％增至17％(37.8萬戶)。有學者指出，本港明顯出現「M形社會貧富懸殊」現象，若當局不小心處理「中產向下流」問題，會造成嚴重社會不穩定。

鑑於市民收入差距拉闊，統計處將做專題研究，準備於年中發表專題報告，分析收入分佈的變化，屆時亦會公布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

統計處昨日公布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推算本港在2006年底人口有690萬。調查發現香港人口增長進一步放緩，增長只有0.4％，是1971年以來最低。本港人口年齡中位數由1996年的34歲，增至2006年的39歲，人口10年間老了5歲，人口老化問題嚴峻。

統計又顯示，整體住戶數目由10年前的185.6萬增至222.7萬，而每個住戶人數由3.3減至3，小家庭數目激增。

不同階層的家庭住戶數目皆上升，例如月入少於1萬元的住戶數目便由10年前的44.2萬戶增至去年的62萬戶，月入1萬至4萬元的中等收入住戶亦由同期的113.5萬戶增至122.8萬戶。

低／高收入增 年內公布堅尼系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以各階層家庭佔整體家庭數目比例計算，卻發香港已呈現「M形社會」的象。月入少於1萬元住戶佔整體住戶的比例，10年間由23.9％增至27.9％；4萬元或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亦由15％增至17％；唯獨月入1萬至4萬元的中等收入階層住戶，則由61.2％下跌至55％。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分析，從數據顯示，本港早已出現M形社會，低下階層及高收入階層數目明顯上升，顯示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令人更擔心的是，中產階層較多是向下流(俗稱「下流化」)，並非向上移。

這可從比例中顯示，中產人士比例減少了6.2個百分點，上流社會住戶只增加2個百分點，下層社會住戶比例則增加4個百分點，這印證中產向下流的說法。住戶收入中位數亦由10年前的17,500元，減至去年的17,250元。

學者：易令社會不穩 如七一遊行

周永新指出，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基石，若中產減少，亦會造成社會不穩定，2003年50萬人上街便是最佳例子。他認為政府應重售居屋，為中產人士提供一個目標，可加強穩定作用；其次政府應加強中低階層人士的培訓工作，讓他們可成功轉型至其他行業，每月收入亦可增加，從而加強向上移的力度。

統計處長馮興宏認同現時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以往藍領階層收入差距不太大，但目前轉型為服務業，同屬經理的職位，不同行業不同公司薪金差距會很大。不過，他說低收入及高收入家庭數目及比例也增加，需要研究住戶收入分佈情，而統計處會優先做有關研究。

他指貧富懸殊問題十分複雜，舉例說，一個4人家庭，4人也工作，住戶收入自然高，但當子女結婚遷出，該家庭收入便因人數減少而下降，但不代表該家生活的質素會變差。

中期人口統計詳細資料可瀏覽網址﹕http://www.bycensus2006.gov.hk/press/index_tc.htm

陰盛陽衰就業難 中產萎縮兩極化

【明報專訊】政府統計處公布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結果，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1)女性勞動人口激增，較1996年增加384,651人，同期男性勞動人口只微增5236人；(2)住戶收入分佈呈現M形變化，月入1萬至4萬元的家庭住戶比率，從10年前的61.2％跌至55％；月入1萬元以下的住戶比率，則從23.9％增至27.9％；月入4萬元以上的住戶，也從15％增至17％，兩極分化趨勢明顯。

這兩項統計結果，第一項主要反映內地婦女來港數目持續增加，令就業市場受到壓力，尤其是低薪職位，竟然逆經濟復蘇潮流而上升，令在職貧窮問題愈益嚴重。

除了對低技術勞動力市場造成壓力，內地婦女來港數字激增，也反映香港男士與內地女子結婚的人數不斷上升，間接導致本地單身女性數目大增，本地女子找結婚對象愈益困難。

至於1萬至4萬元中等收入住戶的比例萎縮，低收入住戶和高收入住戶的比例卻同時上升，主要反映經濟轉型下，貧富懸殊問題正愈趨嚴重，知識和技術追不上時代要求的勞工，在步入中年後收入下降，跌出中產行列；高薪僱員卻得益於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收入持續上升。這個「所得階層兩極化」的趨勢，在美國、日本、台灣等地引起廣泛談論，稱為M形社會，不利社會穩定和諧，阻礙階級向上流動，是政策制訂者的一大挑戰。

過去10年，15歲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增加276,551人，15歲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卻增加了581,602人，相差達到305,051人。

勞動人口的差幅更巨大，10年間，男性勞動人口只微增5236人，女性勞動人口卻增加384,651人，相差達到379,415人。這38萬個新增的女性勞動者，有三大來源：(1)約8.2萬人，源於本地婦女參與勞動的比率上升(從49.2%增至52.4%)；(2)約8.3萬人源於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等地來港居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女性家庭傭工)；(3)餘下逾20萬人，主要是內地新移民，絕大多數是與本地男子結婚後申請單程證來港。

1996年，本地男子締結的大約6萬宗婚姻中，內地新娘佔2.4萬宗，其中2200宗在港登記。2006年，本地男子締結的6萬宗婚姻裏，內地新娘增加至2.8萬宗，其中1.8萬宗在港登記。這10年裏，本地單身女士的數目大幅增加22萬，平均每年逾2萬。

這個港男與內地女子通婚的社會趨勢，一方面為香港帶來每年2萬至3萬個成年女性新移民，統計顯示絕大部分屬於低知識和低技術，另一方面，也間接造成本地女士找結婚對象日益困難，被迫單身的女士數目大增。

我們無意左右市民的嫁娶決定，政府不可能要求本地男士回內地找高學歷的對象結婚，也不可能呼籲本地女士降低擇偶條件；然而，如果這個趨勢無法改變，香港應積極考慮吸引更多高學歷的內地人口，尤其是內地高知識高學歷的單身男士，令社會的人口結構變化能夠陰陽調和，同時減輕勞動人口質素下滑的幅度。

人口老化 年齡中位數39歲 新移民就業現隱憂／文﹕李先知

【明報專訊】五年一度的香港中期人口普查結果昨日公布。今次調查發現，香港人口過去10年老了5歲，年齡中位數由1996年的34歲，升至2006年的39歲。統計處長馮興宏明言，「在過去10年，本港人口持續老化」，預示8年後人口會急速老化。研究人口的學者驚嘆，人口老化速度比想像中快得多，非加快想辦法不可，否則社會無法承擔因人口老化而衍生的沉重福利醫療開支。另外，有官場中人透風謂，今年中才公布的新移民(指來港未夠7年者)的就業數據亦會教人憂心，因為新移民來港愈久，找工作的意欲會愈低。

馮興宏說，看人口老化，可參考06年與96年的「人口金字塔」(見圖)，即會發現金塔的底座收窄，即年輕的一群減少。14歲以下人口由96年的115.1萬(佔人口18.5％)，急跌至06年的94萬(佔人口13.7％)，即10年少了21萬個後生仔。

金字塔的中上層，亦呈擴闊情，如65歲以上的人口，在96年有63萬人(佔10.1％)，但到了06年，人數已升至85.3萬(佔12.4％)，即年輕人要撫養長者的數目愈來愈多，社會壓力愈來愈大。

按18個區議會地域劃分的地區裏，以黃大仙人口最年長，每100名居民，便有17.8個是65歲及以上長者，該區人口年齡中位數42歲，較全港平均的39歲高3歲。全港最後生社區則是元朗(包括天水圍)，每100人便有18人是15歲及以下兒童。換言之，這些區的選民訴求會有很大差別，從政者要細讀。

本港人口老化原因離不開出生率持續低企及死亡率低。在2006年本港有6.58萬名嬰兒出生，當中2.6萬人的母親為內地婦女。在這2.6萬人中，1萬人父親是港人，即餘下1.6萬父或母均非港人，而且成年人又愈來愈長命。不過，馮興宏形容目前的人口結構「未算嚴峻」，因主體人口仍屬壯年，但到了2015年，即8年後，人口老化便會加速。在進行中期人口前，統計處在3年前已預計，到了2033年，65歲及以上人口會增至27％。

不過，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和港大統計及精算學系高級講師葉兆輝均認為，年齡中位數10年裏增加5歲，反映人口老化問題較早前預期嚴重，並不如統計處長所言這麼樂觀。

由於統計處早已向政府高層通報了今次普查結果，這解釋了為何曾特首在政綱中明言，未來5年會重點處理醫療融資安排，以應付因人口老化而衍生的沉重醫療負擔。另外，有官員透露，今年中才公布的新移民就業數據恐怕會掀起另一輪有關人口政策的爭議，特別是有關單程證的審批問題，因初步數據顯示，來港愈久的新移民，找工作的意欲就愈低。

港男娶港女 10年跌8.6%

【明報專訊】香港女士難找伴侶成為近年經常談論的話題，統計處最新的數據顯示，與10年前比較，06年迎娶港女的港男人數減少8.6％，6萬名新婚的港男當中，46％是娶內地女士。另外，15歲以上的未婚女性，也在10年間勁升31％，增加22萬人。

數據同時顯示，港人愈來愈遲婚，男士初婚年齡由96年的30歲，升至31歲；女士亦由27歲增至28歲。

中期人口調查結果顯示，在扣除外傭後，06年每1000名女士，只有961名男士，即「女多男少」，而在96年，每1000名女士，則有1037名男士，顯然仍是「男多女少」。

未婚女性大增31%

統計處指出，從統計分析，本港15歲以上未婚男女數目，在06年相當接近，各有約96萬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未婚女性人數在過去10年，由74萬升至96萬，即10年多了22萬人(增加31％)。

統計處長馮興宏說，未婚男士會與平均年輕3歲的女士結婚，比較這兩個組別，整體上是女多於男，而年長年齡組別女性較男性多，未婚女性一般教育程度較高。

港女嫁內地人增兩倍半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港男娶內地女的趨勢愈來愈普遍。06年約有6萬名港男結婚，但當中只有3.2萬娶港女，較10年前少3000人。最新的趨勢是，港男申請內地女士來港註冊，所以申請俗稱「寡佬證」赴內地結婚的人數，由96年的2.2萬，減至06年的1萬人，但迎娶內地女士的男士卻有增無減。

近年港女嫁予內地人的數目亦有所增加，由96年的1821人增至06年的6500人，增幅257％。

對於港男多娶內地女子，以及適婚人士中女多男少，會否影響港女覓情郎，令未婚女士人數大增。統計處長馮興宏表示難以評論。副統計處長梁錦滔說，數字反映港女有機會在港找到男伴，但能否成為佳偶，則要視乎雙方是否情投意合。

一人家庭 10年增三成

【明報專訊】港人崇尚「個人主義」，無論年輕未婚者，還是年老長者，愈來愈多選擇獨居。本港一人家庭數目，10年間增加逾30％，達36.8萬戶，佔全港總家庭數目的16.5％。

根據統計處的2006年中期人口報告，在36.8萬個一人住戶中，最多是從未結的30至59歲人士，在1996年這類「單身族」僅有6.9萬人，但至2006年已大增87％至12.9萬人，取代了60歲獨居長者，成為一人住戶的「支柱」。

30至59歲已離婚或分居的「一人戶」，也在10年間大增，由1.67萬人增至4.15萬人。換句話說，全港約有17萬名30至59歲由壯年人士組成「一人家庭」大軍，較11.5萬的60歲及以上長者「一人戶」還多出5.5萬人。

已婚家庭的住戶結構亦已在轉變。在96年，4人及以上的家庭共有84.9萬戶，佔本港家庭住戶45.8％；10年後，有「一家四口」或以上的家庭數目，則減少至80.5萬，只佔全港家庭住戶的36.2％。

反觀2人及3人家庭數目在10年間激增32.3萬，平均住戶數目由10年前的3.3人減至3人，反映從前家計會那句「兩個夠晒數」的口號，已不再切合現今社會，夫婦寧可不生育或「一個夠晒數」，組織小家庭的情愈趨普遍。

2人住戶方面，大多為兩夫婦，而父或母與一名子女同住的住戶數目亦顯著上升，10間增加6.6萬戶。

葉兆輝、傅景華﹕否定M型社會之說 言之尚早

明報專訊】作者為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高級講師、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員

科大雷鼎鳴教授3月21日在《明報》發表文章〈香港並無出現「M形」社會〉(下稱雷文)，運用統計處最新公布的0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字，並作出了物價下跌、平均住戶人數減少和強積金額外補貼等調整。

雷文的分析指﹕

「低收入人士(應指住戶月入低於1萬元)在這10年內上移的比例高於中收入人士下移的比例，更大比例的中收入人士是上升到更高收入的行列了」

他從而指出﹕

「香港沒有出現什麼『M形』社會。」

(筆者註：由於「M型社會」這辭語出自大前研一的著作《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為尊重原作者，本文繼續沿用「M型社會」，而非雷文及《明報》所選用的「『M形』社會」。)

筆者對於雷文簡單的分析而作出沒有「M型社會」的結論，在處理數據存有頗多爭議之處，足以否證其推論。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豐富公眾對有關課題的辯論，讓大家更深入了解目前香港的貧窮問題和社會流動的處境。

其實所有研究方法都會因各樣的假設和數據的掌握有其局限，只要清楚羅列出來，小心求證，便會對社會政策討論產生積極的效用。現在我們對雷文這些假設作進一步的審視。

我們暫且別論雷文所作的數字調整是否合理，也撇開他的數據分析是否有誤。筆者先將雷文的數據分析重做一遍，唯一不同的是，我們將雷文中的住戶收入分層再細分，最低住戶收入組別為低於6000元，且看結果如何。

從附表可見，M型返來了！

住戶收入低於6000元的比例在10年內增加7.1%，高於6萬元收入住戶也勁增95%，而6000至3萬元的則減少，這跟雷文所作的結果完全不同。同樣地，我們改用個人主要職位收入的數據的話(不用對住戶人數作調整，但卻包括了外傭人口)，以4000元為低收入的分水嶺的話(約佔整體的10%)，M型同樣存在。

從此可見，若數據分析採用不同的收入分層，結果會大相徑庭，其實這正是統計學將連續的數據用作分離處理(discretization)而引致錯誤常見的問題。

另一方面，究竟採用6000元還是1萬元為低收入的分界呢？筆者認為應該從所研究的課題出發，若我們現在看的是貧窮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流動問題，研究的是香港最低收入的10%住戶或個人，在生活上的困難和向社會階梯上爬遇到的問題的話，似乎以6000元(約為平均住戶收入的三分一)為界較符常理。

無論如何，若因分界不同產生不同的現像，所有的立論和引伸的結果都要小心處理。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採用了雷文的數據分析(僅不同的是收入分層)，但僅供比較改變收入分層後出現的不同結果。事實上，我們認為他的分析有局限，對研究方法有保留，當中存有很大的爭議，有必須公開討論以供大眾參考。

1. 住戶人數調整﹕

雷文因應每住戶平均人數下跌10%(從3.3降3.0)，而將06年相對住戶收入上調10%(相對1996年)，這做法頗有問題。

住戶平均人數下跌的主要因素是06年的1人住戶比例較1996年有很大增長，因此可見平均人數下跌未必與住戶人數減少有直接關係，雷文的計算純屬技術調整，從實際情和所預設的研究課題出發(貧窮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流動)的話，調整可能並無現實意義；換句話說，住戶平均人數3.3下降至3.0，只是一個統計學上一個平均的數字，這與實際每戶人數轉變未必有直接的關係，此其一。

雷文的調整要成立，要基於一個假設：1996和06年不同收入層的平均住戶人數一樣，否則調整只會做成誤差，要考證這個假設需要詳細的不同住戶人數的入息分佈，此其二。

若我們討論的是貧窮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流動問題，平均住戶人口下跌10%，是否意味住戶收入較前見使10%呢？這個甚是疑問。舉例，住戶無論是一個還是兩個人住，租金一樣要繳，差餉一樣要納，燈油火蠟免不了。養一頭家，固定開支(overhead cost)不少，不能貿然說3.0個人頭較3.3個人頭的住宅省掉10%，此其三。

2. 強積金供款﹕

雷文將強積金收入，計入06年住戶收入作「額外補貼」，因此將06年相對住戶收入上調5%(相對1996年)。我們先且別談就業人口中自僱人士(佔整體工作人口的4%)未能享受這筆「額外補貼」，也不計2萬元以上僱員所獲的「額外補貼」根本不足5%(因為上限是1000元)，若我們考慮的問題是貧窮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流動問題，強積金僱主的供款根本無關宏旨，既不解燃眉之急，更無助脫貧解困，所謂遠水難救近火。相反，5000元以上收入的僱員即時被扣起5%(上限為1000元)作供款，對要每月作固定開支的住戶構成的影響，更是立竿見影，而對低收入人士而言，這5%供款的「負擔」更較稍高收入人士的影響大得多。

3. 調整計算﹕

雷文的計算是將06年的收入分層作19%下調，即1996年的1萬元等於06年的8100元，然後將8000 至9999元組別內8100至9999元部分按比例撥走，計算出06年收入81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等同於1996年收入低於1萬元的比例)。這個方法要站得住腳，要基於一個假設：屆乎8000 至9999元組別內收入分佈平均，才可以按比例撥走，否則此方法並不成立。事實上，大家都關注到香港住戶或個人入息的分佈是傾斜的。

4. 用整體數字推論個人行為﹕

雷教授的分析可能會出現社會科學研究上名為區群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的謬誤，這點值得詮釋結果時仔細考慮。簡言之，意圖從整體數字(aggregated data)推論個人行為(即個人透過提高收入的社會流動)，但這種推論經常出現問題，引致錯誤的結論。最好的數據分析方法，還是由統計處的個別數據庫(micro-data)手，經適當調整後，再將數據整理公布，這才有助公眾討論，這方面實在需要統計處方面努力。

(註：讀者若要多了解區群謬誤的意思，可參考筆者新近一篇關於中國男女自殺率比例出現區群謬誤的文章，詳見Yip, P. S. F. and Liu, K. Y. (2006) The ecological fallacy and the gender ratio of suicide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Nov;189:465-6)

5. 橫切面數據的局限﹕

由於1996和06年兩次人口調查皆只屬橫切面(cross-sectional)的結果，而非採用追蹤調查(panel study)。換言之，究竟收入組別的比例上升和下降，是否與個別香港住戶過去10年的收入變化有關，實在有需要追蹤同一個住戶在10年前後的改變，而非單靠比較先後兩次橫切面樣本的調查結果。

6. 其他局限﹕

例如：因為有部分新移民可能在1996年未到港，所以有必要撇除這批住戶；計入綜援收入和外傭的收入會扭曲本地住戶的收入情，對了解本港貧窮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流動問題沒有幫助。

其實由02年開始，政府不斷外判很多低技術的工種，在外判工資沒有任何保障之下，有很多清潔和保安類工種的工資與5年前相比，收入大幅減少，以往在政府7-8000元工種，現在在外判的公司同一種工作之下，只有4-5000元，以雷文入息的分層，他們都是在同一分層，但對低收入人士來說，實有天淵之別，雷文的分析有否忽略了這群低收入人士的情呢？外判工作雖然可以精簡公務員的編制，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政府的盈餘，但很可惜在那邊廂卻製造了一群沒有議價能力的低技術工人，受到嚴苛甚至被剝削的對待，實是可悲。

現今社會的財富不均不斷擴大，堅尼系數在近10年間不斷上升，這是不爭的事實。筆者同意堅尼系數未必能全面反映整個社會財富不均的情，但無可否認，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們不是倡議雷文所提及的結局上的平等，而是在配套和制度上協助這批弱勢社群能改善自己及下一代的生活。忽略低下層的生活的困難，會直接影響在這些家庭成長的兒童，阻礙他們的成長。這與曾特首所倡導建立和諧社會大相逕庭。

政府近日已準備立法訂立有關工種的最低工資，有效監管外判公司，釐訂合理的工作薪酬，這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正確方向。要協助這些默默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弱勢社群，政府實在是責無旁貸。

要建立一個知識型的經濟體系，我們需要更精準的數據、嚴謹的分析和深入的推論，研究所謂M型社會形成的問題，從而了解貧窮和低收入人士的社會流動問題，這才有助我們進行健康的公共政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