茄苳樹窠

二次大戰結束，在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李友邦回台領導「三民主義青年團」，光芒奪目，頗為動人。到了二二八事件，他受誣陷，解送南京，隨後出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竟在白色恐怖中寂然殞落。經過半世紀，在200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會上受到馬英九黨主席憐惜。

在同一時代，含冤而死、或埋沒黑獄的人數以萬計，讓人感覺到公道茫茫，正義渺渺。台灣戒嚴長達三十八年，這是根據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所公佈的戒嚴令，依照戒嚴令第三條第二項的規定，陳誠必須按照程序呈送上級，提交立法院追認。1949年7月7日，當時蔣介石已辭去總統，李宗仁總統宣佈戒嚴，未包括台灣在內。行政院通知台灣戒嚴是在12月28日，但是1949年11月21日，李宗仁總統已經離開中國，行政院卻依舊通告台灣戒嚴，違反憲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三條規定，台灣仍在實施1949年5月19日的戒嚴令。陳誠的戒嚴令始終未送立法院同意，也未經總統公佈，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違憲戒嚴。

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中，台灣外有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內無戰事，依據Ex Parte Milligan的法官所說，戒嚴法施行，不能僅僅是基於侵略之威脅，戒嚴的必要性，必須是實存和當前的，侵略必須是現實的，例如，它實際已經使法院關閉，使文官管理失效。在Duncan v. Kahanamoku案中，美國法院更明白地指出，當普通法院尚能運作之時，不能用軍法來管理人民。陳誠在台灣宣佈戒嚴，明目張膽把特權集團的生存當作國家的需要。在長期戒嚴下濫用權力，任意否定人民的基本人權，改變政府和社會的結構，在實質上也違反憲法。

戒嚴不一定要執行軍事審判，軍事審判是在叛變或外來侵略危害法庭執法，導致事實上有必要由軍事法庭來取代法院時，才可以接受。軍事審判絕不是法院，只是行政機關用以恢復公共秩序而已。因此，憲法第九條規定：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戒嚴法第十條規定，第八條第九條均得以在解嚴之翌日依法上訴。

蔣經國在解除戒嚴之前，由一黨專政的立法院制定「國家安全法」，以第九條第二項剝奪政治受難人的上訴權和抗告權，將長期戒嚴的殘暴統治「再合法化」。

大法官會議以第二七二條解釋，主張為了「謀裁判之安定」和「維持社會秩序」，因此國安法第九條第二項未違反憲法的人權保障，一方面推翻了憲法所規定的戒嚴的原則，讓長期國會一黨專制的立法，在戒嚴解除後，繼續操控戒嚴體制，他方面，「謀裁判之安定」也違背了1968年制定的「聯合國戰爭罪及殘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Convention on the Non-applicability of Statutory Limitation to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美洲間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n Human Rights）在Velasquez Rodriguez案中指出，當調查及賠償的責任未被實現時，違法的狀況可能會繼續，根據國際法中「國家的連續性原則」，繼承政府必須承擔責任，民進黨執政將近八年，調查和賠償責任未曾實現。泰鐸（Ruti G.Teitel）在《變遷中的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書中說：這些責任可能會一直繼續，無止無盡地加在承繼政權之上，直到被完成為止。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和財產權應予保障。「懲治叛亂條例」的刑罰以沒收政治受難人財產為目標，財產絕非犯罪所得，此惡法來自中國傳統抄家滅族之酷刑，納粹德國亦無此罰。政府將財產充公作為獎金，以政治受難人為掠奪對象，使軍事審判失去客觀與公正。前保密局組長谷正文亦坦誠指出，沒收的財產常常是私人的酬庸，由相關官員私相授受，這是國防部拒絕歸還沒收財產的理由。沒收財產制度，當然違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二條規定，締約國應承擔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儘管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資格行事的人所為。根據在國際法中「國家的連續性原則」，敬請
政府及各黨總統候選人履行國際公約，勇敢承擔國家應負的責任，由大法官會議廢除違憲法律，有效補救政治受難人的損害。

願我們的國家承擔國際公約的保證，不再觸犯人權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