茄苳樹窠

很同意Tony說的,若是平日不照顧不關心圖博來的朋友,只在政治因素需要時大張旗鼓實在是很沒意思.
我想,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圖博的歷史,包括中國人.當有一方在編造歷史時,必需幫助另一方奪回自己民族歷史的詮釋權.

找到一個蠻好的網頁：http://www.xizang-zhiye.org/b5/有英文版、簡繁體中文版。說真的，圖博的宣傳絕對比台灣好。
其中有幾篇看了覺得還不錯的文章：
西藏的人權和司法統治——國際法學家協會的報告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writings/waiguoren/sifa.html
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writings/zhongguo/moli12.html
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writings/zhongguo/xi-nao.html

最近到匪區出差，有一天吃飯席間聽到幾個共幹及知識份子對西藏動亂的看法。他們的口徑一致，認為西藏學生很不知感恩，國家對他們的教育算是失敗了，教出他們來反對政府。"也不會學習接納漢族的文化，上了我們的學校，畢業後還是聽達賴的話。也不想想他們在達賴管理之下生活有多糟，根本就是農奴！"
然後有人很聰慧的預測起來：在奧運之前還不知要鬧出什麼事兒。
不知怎麼著有人稱讚起馬英九，還把他當選後提出的話倒背如流。說要謙卑，要改革。

想來他們與馬意識型態相近是當然的，對少數民族的態度都是："我好好的給你們教育....."，真不知這是那一門子的謙卑法。

Ifan 的提供的網站可能是圖博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或是海外跟流亡政府相關的單位
所架設。的確在中文資料和新聞的收集上很下功夫。表示流亡政府了解要解決圖博
問題﹐不能不跟中國人有所對談和交涉。

從中國人對圖博地位觀點的演進﹐看出跟對台灣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對中
國﹐在歷史上也是從外域﹐因為中國對其國家安全的考量﹐慢慢地就轉成跟“祖國
神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國佔領圖博﹐是考量西方的勢力﹐主要是英法﹐可能
借由印度經圖博進入中國。中國要統一台灣﹐考慮的是西方的勢力﹐主要是美國﹐
可能借由台灣獨立的空間和台灣自我防衛甚至攻擊的實力﹐對中國造成威脅。就美
國的觀點﹐台灣和中國對立的價值﹐是能幫助其鞏固西太平洋的防線。

這種國防考量都是第一優先﹐其他的經濟和文化合作的利益才是隨後促成﹐來更加
鞏固滿足這個國家安全和延續現有政權的需要。所以台灣在進行國際交涉時﹐不論
是對中國或對美國﹐都要抓準他們的期待。不然的話不管是藍是綠﹐都只會表現出
一廂情願不務實的做法。

達賴的態度看起來對中國當局似乎是過於溫和。但是他的智慧一定不只於此。這是
逆向操作﹐拒絕自我局限在主權國家的思維﹐是一種破執。中國對其人民鼓舞教育
民族國家主義﹐看起來好像是對外喊話﹐其實也是一種管制內部壓制民運的做法。
因為已經到了不用民族主義就沒有退路﹐所以對達賴不玩主權國家的游戲規則非常
痛恨﹐自己怎麼罵達賴都還必須是民族國家主權和統一的說法﹐非常弱智﹐已經沒
有更好的說詞﹑沒有更高的層次。那些爛詞說多了﹐就會對世界失去說服性﹐最後
只好又是舉槍出拳頭威脅﹐讓所有人﹑ 包括中國人自己﹑看到中國當局的困境。

有其實是空。恆變無常才是永存。台灣能從圖博的外交學到很多啟發。

覺得Tony説得很好，我就沒辦法這麼清楚明瞭表達自己的想法。

台灣聲援圖博，正如ifan所說，應該要對圖博的歷史及現況有多一點了解，基於人權立場多加關心，而不只是把圖博當成台灣命運之鏡，只是投射獨立運動的想像。

昨天自由時報刊出一篇羅榮光牧師寫的〈達賴喇嘛 潘霍華〉，我無法接受他那種思考方式，寫了篇回應，但自由並不刊登。我的回應先貼在這裡吧：

回應羅榮光牧師的〈達賴喇嘛 潘霍華〉一文

自由廣場4月5日刊出羅榮光牧師所寫的〈達賴喇嘛 潘霍華〉一文，期待達賴喇嘛學習潘霍華，在動亂中返回圖博(藏區)共赴同胞的苦難。此文忽略了兩位人物極為不同的處境和地位，更誤解達賴喇嘛和平路線的意義。
潘霍華是一位神學教授，始終不是政治人物，1939年自美返德，抱著教育年輕傳道人的使命感，是因為支持暗殺希特勒的行動而犧牲的上萬德國人之一。他放棄絕對和平主義的選擇，乃出於對局勢的務實評估，認為在納粹不斷擴大戰爭之時，唯有此策可防止更多的死亡並帶來和平。
達賴喇嘛和潘霍華的處境非常不一樣。達賴喇嘛不是擁有個人自由的知識分子，而是圖博人心目中政教合一的領袖，他的地位無人可以取代。他之所以在1959年選擇離開拉薩，並非為了個人生命安全而出走，而是在中國當局有意將他及圖博政府高層全部綁架到北京之際，為了延續圖博的命脈而冒險逃亡。他當然是期望能夠返回拉薩，但得考慮清楚在何種情況下、以何種身分返回。這不是個人道德抉擇，而是攸關圖博前途的政治選擇。
像潘霍華一樣，達賴的政治判斷是很務實的。達賴優先考量的是圖博人民的生存權與文化存續，這正是他主張大藏區高度自治、鼓吹漢藏和平、積極爭取和中國進一步談判的目的。這次圖博抗爭事件，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正式譴責中國，圖博的抗爭是相當孤立無援的。國際上最強的呼籲是希望促成中國政府與達賴展開會談，連這樣合情合理的訴求，中國都置之不理，怎可能期待國際壓力能迫使中國讓達賴返鄉？也有人提到：中國政府也有可能讓達賴返回拉薩，挾持威脅，藉其威望打擊藏獨。若是這樣，返鄉豈不是更糟？
自治訴求並非無盡妥協。高度實質自治的構想和北京政策也有很大距離。把自治和獨立截然二分，譴責達賴妥協，或許正中北京政府下懷。

關於圖博問題，這些天來看了一些文章，覺得香港文化人梁文道這篇說得最有道理：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期待民族的和解

文中我認為最重要的結論：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數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內的傳統文化和權益，更不可以只是讓他們學習融入漢人定義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讓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也學懂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

達賴喇嘛在4月12日接受訪問時，再度強調：
此次西藏事件發生之後，一些中國人認為，藏人反對漢族人，這完全錯了。」 達賴喇嘛告訴記者：「中共政府指責是我操縱了西藏的事件，希望他們仔細的調查，如果（實事真是）我們所為，我們定會承擔責任。」
他希望中共方面能夠秉承一貫所標榜的「實事求是」的原則，找出事件的真相。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13/n2080717.htm

一位藏人的拉薩在地報導(3月10日至4月5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92248.shtml
或
http://woeser.middle-way.net/?action=show&id=436

引文：

外国记者团和外交官走后，拉萨市区内恢复了被暂时撤除的岗哨，军人们也重新穿上了军装。3•14事件之后至今，拉萨的天空仿佛仍在燃烧，老城区和各寺院仍在军队的包围圈内，当局还向包括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在内的人员配发了微型冲锋枪。

各单位、各学校、各居民委员会、各国、私企业等所有单位都被命令声讨3·14事件、揭批“达赖分裂集团”，连七八岁的小学生也不例外。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教育厅的一名汉人干部怒不可遏地说：“国家花很多钱把藏族学生送到内地学习，还提供’三包’，居然养了一批分裂分子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很多人在声讨会上用人云亦云、简单了事的语言勉强应付了任务，但有一些单位，准备积极发言的汉人并没有受到青睐，反而藏人干部、职工则被要求深刻揭发“达赖集团”的“暴行”，一些藏人因没有在声讨中使用达赖喇嘛的名字而遭到官员的呵斥。

紐約時報MATTHEW FORNEY之文：
忠誠的中國年輕人

引文：

在中国极少有人关心藏人自己的诉求。“年轻的中国人对西藏没有同情心，”

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因而是给中国带来千年未遇的和平繁荣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想象不出为什么西藏人对越来越多的收入和应许的更加富裕的未来不以为然。丧失家园根本不算是值得关心的事情。

至于政治高压，中国年轻人几乎没有经历过。他们大多数都太年轻而不记得1989年天安门屠杀，而且或许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故事。

除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在诸如西藏、达尔富尔和环境等关键议题上，西方人将有很长时间不会在最大多数的中国人里找到自己的同盟者。

幽灵的“力量”——藏地风暴的背后/晋美朗嘉（北京）

(了解中國如何控制圖博，這篇相當值得一讀。)

引文：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人单纯诚朴，且在中共军政重压催迫之下，无暇细思《十七条协议》深深隐藏起来的主旨，导致其后的8、9年的时间内，赤诚相见，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工委合作，认真执行了《十七条协议》的每项条款”（见《再读《十七条协议》），但“每项条款”都执行了，中共真正的意图也就渐渐展露。在“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后，在“巩固国防”已经完成后， 在中共看来，西藏已经到了要按他们的社会更动思路和计划来进行变化的时候了。达赖喇嘛那时尚是抱着天真的想法，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使西藏社会在不破坏正常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获得良性的进步和发展，而急着动手的中共则利用达赖喇嘛对他们的这种好感进一步行动，当时年轻的达赖喇嘛哪里会想到共产党的这么多心机？我们看到，1954年秋，中共力图更多地控制住年青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又任主任委员，共产党在这时便以为立好“傀儡”可以大行其事了，但是智慧的达赖喇嘛此时已经有所警醒，遂有1956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佛教法会期间滞留达3个月之久的事情，究其原因，除了当年（1954年）在北京时和毛泽东谈话过程中被他有关宗教的肆言无忌所震惊外，也因终于体察到了中共要在藏地进行毁坏根基的社会更动计划。由此警醒，终于在1959年藏地和平抗暴被无情镇压后决然出走，以延佛法精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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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彻底解构西藏社会的举动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最关键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基础性决定动因是生产力及其发展，由此会引起或促动其上的生产关系及其它结构的变化，即便我们暂时从节省辩论时间的角度来容忍这个理论，那么，我们应当看到，在不同地域下的社会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会呈现出一定的持续性，地域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速度，对这种限度和速度的反思会有助于我们思考在该地区发展生产力并借此变更生产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藏地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样，可耕作土地资源有限，海拔高，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气候情况特殊，在历史中，藏地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较缓慢的态势，也因此说明了它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一直维持在一种被笼统地说成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状态”，其实，事实上，直至今天，藏地的生产力水平也还是不高的，这是自然条件所限。在藏地，发展生产力只能因地制宜，把内地的拔苗助长那一套拿来一样还是要失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搞过，又在文革的时期，出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劳动资料缺乏、劳动力有限、劳动对象单一，如何进一步拔高生产力？在毛泽东等人看来，西藏的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就是落后的表现，而运用生产力决定论的推理自然会进一步认为，西藏是落后的。但是从物质生活一直匮乏从而渴望改变这种生活的马克思直至从无产者打成有田农民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会看到，决定社会进步的除了生产力以外还有其它或许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族群和个人内心的信仰以及以这种信仰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和个人意识。从佛教文化上说，西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宗教所带来的社会的稳固性、丰富的道德体系以及美好的社会理想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看不到这点，紧盯着生产力，更为要命的是他们准备不顾生产力的状态而在这个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全新构建。但一系列事实（尤其是今天的藏地风暴）证明，自治区建立后直至今天，我们在西藏搞的一套上层建筑（无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观念上层建筑）是失败的，是彻底失败的，因为这是强加于藏地的，不管我们在西藏怎么开山建路，不管我们把拉萨和日喀则搞得是如何的“光彩”绚烂，不管我们在僧俗两界进行多少“爱国主义教育”，西藏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中仍旧强烈地、从未间断地折射出佛教文化和佛教信念的色彩，从本质上讲，这种佛教社会的精神在几十年中可以说未有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在这几十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幽灵也一直在不加反省和检讨的中共西藏政策下继续徘徊于藏地，佛教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观念（必须说清楚，今天的这种社会主义观念更是蜕变到民族主义、享乐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田地了）在每一个角落遭遇并且搏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