甦‧活‧人‧生

在拍照和洗照片之間，大四這一年很快就接近尾聲，同學們都挑出十幾張左右的作品準備籌備畢業展，那年五月我們和老師其他的攝影學生在恆昶藝廊辦了攝影展，事前還討論了很久攝影展的主題名稱是什麼，有人建議既然都是同一個老師帶出來的學生，那麼攝影展的名稱可以是「有請黃建亮老師」，不過，會把「請」「建」「亮」三個字放特大，其他字放螞蟻大就好，所以閱讀效果上就是「請建亮」（請見諒），這個提案當然是被老師一口否決，連討論的餘地都沒有。

有一次討論畢業展的名稱，那天剛好老師進教室的時候，閒談間說起侯孝賢的電影《南國再見，南國》，老師顯然對侯導的這部電影相當失望，他說，這部電影應該改個名字叫做《侯孝賢再見，侯孝賢》，那天下課老師出門的時候我跟同學們說，要是這次大家作品不夠好，那我們的畢業展乾脆叫做「黃建亮再見，黃建亮」好了，剛說完全班就哄堂大笑，沒想到老師也還沒走遠，聽見我們不尋常的笑聲，他老人家折回來站在門口，眼睛睜得很大問說：「什麼事情這麼好笑？」所有同學都一邊笑一邊搖頭說沒事，這種否認更加深了老師的懷疑，不過那天大家硬是沒說出來，不然大概我們也要跟「畢業」說「明年再見」了。

經過將近兩個學期的相處，我們跟老師之間也因為熟稔而拉近了一些距離，從一開始像是帶小孩看醫生一樣安靜地捧著自己的作業，在旁邊等著老師看完了講話，到後來挑片時大家會七嘴八舌地和老師一起討論自己和同學的作品，可以感覺老師從一開始的教練慢慢變得更像我們的戰友，這個畢業展，我們不只拍出自己想要的題目，經過老師刺激的腦袋當然也有很多收穫，老師還是會冷不防講出些一針見血的名言來說出他對作品的看法。

畢業展時我們每個人都要用幻燈提報自己的作品，然後接受同學和來賓的提問，這個節目真的讓我超緊張的，比上系主任的課還要更讓我冒胃酸，當時已經在報社工作的男友試圖在我的那場提報之前說些話緩和我的情緒，他說：「我認識的攝影師裡，講話尖酸刻薄的最多就是像誰誰誰那樣，你們只是學生，來的人應該不會太為難你們吧！」這話不講還好，他一講出那個攝影師的名字，我就說：「慘了，他好像跟我們老師很熟...」接著我就忍不住哇哇叫，他的一片好意得到徹底的反效果。

黃老師那天特別找了一個他以前的學生來看我們的畢業展，姑且稱他是師兄好了，他在提報的時候和我們聊起對題目的想法，也問了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拍那樣拍，最後他起身做了一個結語：「我覺得今天來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你們對自己的作品並沒有很大的信心，感覺上我問的問題，好像每個人都告訴我差不多的答案，我好幾次很想問你們這真的是你拍的東西嗎？怎麼會這麼不確定好像在說別人的作品呢？你們挑出來放大的照片，是怎麼決定的？」

我們就說，拍完之後老師會幫我們看，然後我們會放大那些老師說不錯的照片。

師兄搖搖頭說：「那你們還是沒有學到，這是你們自己的題目，你們當然有權挑出自己真心喜愛的照片，當然你們信任老師的眼光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你們的心態證明了你們還是學生，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創作者，因為你們連捍衛自己想法的勇氣都拿不出來，這是很可惜的。」我覺得他說的話非常中肯，與其說透過學習創作的過程，可以打破一些制式思考的框架，不如說這一年黃老師都在用各種方法，經由和我們討論來攪動、搖撼我們的想法，這種思考上的突破，比做出一本作品集更重要。

隨著畢業季越來越近，班上同學相聚的時間也越來越少，畢業典禮當天我以中美堂下雨會積水、畢業典禮人擠人為理由，勸老爸不要來參加，事實上，那天我自己也沒去學校，在我心裡，大學這四年一開始就被打亂了，感覺上好像我不曾融入這個環境，因為在我心底有另一個孤寂的世界，裝了很多講不出口的話──既然沒有開始，那麼，也就不要結束吧。

畢業典禮當天我和當時的男友開了車走陽金公路去了北海岸，我們把車停在公路邊，看著海發呆，兩個人都沒講話，他忍不住問起我為什麼選擇海岸做主題，我想了很久，說：「你知道嗎，當你看著海，看了很久很久，心裡面會有一種很悲傷的感覺。」還記得他那天帶我去吃海鮮，算是慶祝畢業了，我心裡其實沒有什麼高興或者難過，天空裡飄著細雨，灰濛一片的海水望不見海天的交界，我的畢業典禮，在一個沒有盡頭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