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尼頻道

上一篇提到背棄理想的楊憲宏，他曾在2005年2月3日在Pianissimo台灣極弱音(即東森晚餐)的廣播節目訪問蕭煌奇，還播放他的「天若光」。現在，這首歌成了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主軸《愛與信任》的主題歌曲(2006/7/20)。

第一次真正聽到蕭煌奇唱歌是在2004年總統府前的廣場。他那時先唱流行的「妳是我的眼」然後接著「阿嬤ㄟ話」，唱完，主持人豬頭皮取下眼鏡拭淚，台下幾乎每個人也都定在原地，大概是避免互相見到對方眼眶泛紅的尷尬。在口水歌氾濫的台灣歌壇， 創作專輯已誠屬不易，而蕭煌奇動人的詞曲更遠超越那些只有節奏、沒有旋律的所謂暢銷藝人。(右圖為蕭煌奇全創作第一張台語專輯《黑色吉他》，2004)

藝人總要過生活的，尤其是這位弱勢兼弱視的歌手，參加綠色的場子，鐵定被媒體貼標籤，於是，隔幾天我便寫e-mail向羅文嘉推薦，結果，當年阿扁連任就職典禮由他演唱國歌，不曉得是否與這封信有關?當然，我沒那樣偉大，因為蕭的歌聲早在文化總會主辦的「台灣之歌」選拔賽中就已備受矚目。

不唱還好，為阿扁演唱國歌之後，這下子更被徹底封殺了！(這樣說，恐欠公允，至少蕭煌奇目前還在FM107.7保有週末中午時段的節目眼裡的世界，可以常常聽到他unplug的即興演唱。感謝台北之音!)

當年(2002.12)，蕭煌奇發首張專輯《你是我的眼》其實還挺風光的，有時任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代開記者會，作為協助殘障勞工的樣板，還有成龍到場讚美，搭便車強化他公益的形象。後來，還曾去中國宣傳唱片，只是，這些都是2004年以前的事。

也許，蕭煌奇也沒有那麼綠，甚至，他並沒有特定的黨派立場，他只想分享他的創作；或者，現實一點，他只想靠他的才華糊口罷了！但是在目前統媒佔絕對優勢的媒體生態下，這次為謝長廷代言，恐怕表演的空間又會受到更大的壓縮，卻足證其勇氣可佳。特別是在這段綠營最黯淡的時刻，有人一不小心，反民進黨就可成為大英雄，搞不好名利雙收哩，何苦為一個民調只有20%不到的候選人站台？

對此，不禁想對公共電視發發牢騷。本應最沒有任何色彩的公視，只會錦上添花，為去中國發展、回鍋台灣的虞澄慶開闢大型音樂節目，寧願請一些不長進的歌星大唱芭樂歌，也不多多照顧像蕭煌奇這種本土創作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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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講，對於目前DPP檯面上的四大天王，我都不太看好。

呂秀蓮老是做一些蠢事。
上回，李雙全自殺賴到檢警頭上，她急忙打電話慰問李父，結果，現在自編自導的真相呼之欲出，李泰安被檢方求處死刑。
上上回，李幸育要取精生子，她又跑去表達關懷，後來卻傳出李女疑似與孫家有撫卹金的糾紛。
這回，她還是沉不住氣，7/25叫人贈書給靜坐的黎文正「同學」，還題字「在你身上，我看到我過去的影子，希望在我身上，你可以看到美好的未來。」結果，下午就被抖出黎早被退學…。

蘇貞昌很衝嗎？也不見得。尤其擔任閣揆之後，官腔官調的，彷彿又看到林洋港或邱創煥的影子。

游錫堃？如果選好人好事代表，我絕對投他一票；但如果選總統…

唯一可以期待的，勉強就只剩謝長廷，像他這次找蕭煌奇的「天若光」，就是相當不錯的構想。

延伸閱讀

煌奇大小事

謝長廷 打鐵仔街的囝仔

《清風明月菩薩行》是我的老東家慶宜文化薛先生捐印的一本小冊，以下改寫自書中的內容。

我爸爸是位任何人與他交朋友都會引以為榮的人。

他是個知名律師，精通國際法，收入相當好，可是他卻常替弱勢團體服務；不僅如此，他每週都會排一天去勵德補習班，替那些受刑人補習，每次聯考放榜，他也會緊張地注意那些受刑人是否榜上有名。

我是家中獨子，當然集三千寵愛於一身。雖然爸爸並沒慣壞我，卻給予我極為優沃的環境；他有時也會解釋他處理某些案件邏輯給我聽，以至於從小我就學會他那一套思維方式。

爸爸的書房裡，也放滿了書籍，一半是法律，另一半則是文學。他常鼓勵我讀那些經典名著。我隱約覺得，在他如此安排下，再笨的小孩也會成為世上最有教養的人。

唸小學的時候，有天我在學校跌倒流血，老師趕緊打電話通知爸爸，只見他急忙趕來，黑色大轎車直接開進操場，爸爸和他的司機走下來抱我上車，我注意到，他的司機也穿著黑色西裝，當時，我真是得意的不得了。有這麼一位老爸，簡直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我現在是大學生了，一個月才會和父母親共度週末。前一陣子放春假，爸爸叫我一起去墾丁，在那裡，我們家有幢別墅。

那天黃昏，爸爸邀我去海邊散步，途中，爸爸在一處懸崖邊坐下休息。他忽然提起以前被槍決的劉煥榮，爸爸說他非常反對死刑，死者犯雖然從前做過壞事，可是如果他已經完全悔過而且向善，我們為何還要剝奪他的生命呢？我向爸爸提起社會公理正義的問題，他卻沒再同我辯論，只是淡淡地說：社會講公義，更該講寬恕。

「我們都希望別人寬恕我們的可能。」

我想起爸爸也曾擔任法官，就順口問他有否判過任何人死刑？ 「有，」爸爸說：「我判過一次死刑。犯人是位原住民青年，他在台北打工的時候，身分證被老闆娘扣住了，卻給他極不合理的待遇，簡直成了奴工。某一天，這名青年忍無可忍，盛怒之下，失手打死老闆娘，我那時當主審法官，便依法判他死罪。」

「事後，這位犯人在監獄信了教，從各種跡象顯示，他已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了，因此我四處替他求情，希望能得到特赦，可惜沒有成功。他被判刑之後，太太替他生了個可愛的兒子。我去監獄探訪他時，看了那嬰孩的照 片，於心非常不忍，由於他已改過遷善，而我也對定他死罪悔痛不已.......。他臨刑前，我收到一封他的來 信，請求我代為照顧他的小孩。」

我可以感受到心跳急促的聲音，追問道：「爸爸，後來呢？」

「我收養了他。」爸爸說。

天哪！一瞬間，我只覺全世界都變了。前面這個人不是我父親，他根本是殺父的仇人、劊子手，子報父仇，天經地義！我跳了起來，只要我輕輕一推，他就會摔下山崖，粉身碎骨.....。

可是，坐在面前的，是個好人，他對自己判人死刑始終耿耿於懷，我親生父親悔改以後，仍被處決，這是社會的責任，我沒有權利再犯這種錯誤，如果我親生父親在場，他會希望我怎麼辦？

我蹲了下來，對爸爸說：爸，天黑了，我們回家吧，媽媽在等我們。 爸爸站起來，我看到他眼角的淚水，而我的眼光也開始模糊…。

故事至此結束。故事中的死刑犯顯然是指1987年，曹族青年湯英伸，嘉義師專輟學後北上求職，卻遭都市人欺壓，致一時失去理智，誤犯殺人罪，被判死刑。其時，曾有一批學者在報上簽名，為此案疾呼「槍下留人！」，企圖影響當局未果，然而卻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於後續劇情，則屬虛構。

「在一個傾盆大雨晚上，我準備搭公車回南勢角住處。又冷又餓的我躲在騎樓下避雨，口袋除了車票錢，甚麼都沒有；內心正後悔為何我要橫越整個太平洋來台灣學中文，卻陷入如此困境？此時卻從模糊的視線中發現一枚50元硬幣躺在站牌下，在這個雨夜裡，顯得格外耀眼…於是，當晚我有了麵包和隔天的存糧，而且又重新燃起無限的希望。
每當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總是會得到某些人的幫助，我真是由衷地感謝那些冥冥之中的Guarding Angel。」


初見Christian這個智利人的時候，感覺他的五官長得好像前陣子喧騰一時的中巴混血兒吳憶樺。記得有次，他垂頭喪氣地訴說著他在街上看到一位墜樓的婦人，他很想在救護車抵達之前施予一些急救，卻因為語言表達的困難而作罷。
後來，看到他高興地準備進入台科大電機系就讀，但由於無法支付台灣高額的學費而失落愴然，我便幫他出了個主意─製作這個NT$200的小額捐款網站，希望透過e-Mail轉寄，能夠多少協助這位異鄉遊子。為避免捐款人有高雄「羅倫佐」張家巨額募款的疑慮，我在網頁中加註「隨時公布捐助的情形，並發表學習狀況(例如成績)，並在收到足夠在台科大的第一年學雜費後，關閉這個捐助帳戶」。

「這是能讓你問心無愧地接受捐助的方式，」我對Christian說。他也欣然同意

起初，有些人回應：是嗎？就200元，真得不要再多？好，我明天就去匯。
有些人則酸溜溜說：南部水患那麼嚴重，你怎麼不幫忙捐啊？大慈善家…。

我有些氣餒，並開始為我的做法感到猶疑，畢竟，台灣真得還有其他人付不出昂貴的學費而舉債或輟學。我問Christian：
「Am I involved too much？如果這次能讓你獲得在台灣唸書的機會，一旦你將來有能力幫助台灣人，你也必定毫不遲疑地伸出援手吧？」
「當然！」他斬釘截鐵地回答。

前幾天，他興奮地拿著存摺說，已經有一萬餘元了，雖然離他第一學期的學費還有一段不小距離，不過我還是提醒他：絕對不要忘記成立這個捐款網頁的初衷。

對於這些數十位的贊助人，也許，您每天會因為幾塊錢而考慮吃牛肉麵或牛肉湯麵，您也可能會為了幾拾塊的車錢而捨計程車改搭捷運或公車，但是卻可以為一個不相干的網頁捐幾百元，甚至上千元，我想，尤其在在這個網路騙局充斥、「信任」兩字已成奢侈品的社會，您確實不僅只是鼓勵了一個想留在台灣唸書的外國學生而已。

2003年6月2日，我在當事人的許可下，拍下了這張照片。



那天，這五名「準軍官」身著官校制服，批著「我作弊，我有罪」的布條，排成一列走到台大校門口的廣場，後面則是跟著一群記者。這是靜坐的第三天，他們不疾不徐地拿出抗議海報，就好像已排練過多次似的。而媒體攝影機則急於補捉他們憤怒─或是羞恥─的表情，如同禿鷹正隨時準備攫食肉塊一般。一位時髦打扮的女記者對著Live鏡頭說：「…這幾位被開除的官校生並沒有激起多少同情，大部分路過台大學生對他們作弊的行為深感不屑…。」

大概在當年5月底，這五名陸軍官校四年級的準畢業生到立法院陳情受到校方不公平的對待。他們在畢業考的「工程學」一科涉嫌作弊，而遭到開除的處分。「這根本是一項不合法的處罰，」其中一位王同學說，他曾擔任陸軍官校的實習旅長(官校學生的最高階級)「學生榮譽法庭已作出公正的判決，但校長就是堅持開除我們。」

事件剛發生時，媒體當然迫不急待地補捉這些衝突的畫面，然後當成頭條新聞24小時連續播放。起初，大部分的電子媒體企圖將這些抗議學生「包裝」成悲劇英雄；為了挑起社會大眾的憐憫心，媒體記者將他們歸諸於軍方官僚體系的犧牲品。相較於台灣一般開放、民主的大學，軍校通常讓人聯想到封閉、僵化的教育，而且，軍方的醜聞本來就是媒體垂涎的目標。某知名趙姓新聞評論主持人就曾這麼諷刺說：「作弊？有哪個軍官敢站出來說他學生時代沒作過弊？他們是去那裡學打仗，而不是去考試的！」

然而，沒多久，這些新聞卻招惹相當大的負面反應，大眾一致指責這些學生的誠實。於是，為了迎合憤怒的觀眾，電視台開始將槍口瞄準這些官校生，質疑他們的動機和道德感，甚至某家電台一面派記者搶拍、訪問這些他們原本認為的「受難者」，另一方面卻重複播放一位小學生call-in的片段：「老師都告訴我們作弊是不對的，為什麼這些大哥哥還要上電視說他們是無辜的？」

這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嗎？沒錯，就是斯丁霍夫曼飾演記者的《Mad City》(1997年；台譯：危機最前線)。這部電影描寫電視台為了收視率，因此一開始將綁匪(約翰屈伏塔飾)塑造成無辜的被害人，後來(也是為了收視率)，轉而將他污衊成惡魔，最後將他送上斷頭台。

也許其中幾位抗議的官校生一開始便有意要退出抗議的行動，但是媒體卻從後推波助瀾，他們怎會任意讓這個聳動的議題就此平白落幕？尤其在此媒體競爭下，每位記者先生小姐關心的是收視率，誰會在乎正義？當然更不會在乎這些年僅22、23歲在熾熱鎂光燈下所承受壓力。但是，這些被利用的年輕人卻誤認強力的新聞媒體能為他們代言，因此讓整個事情更加不可收拾…可預見的─如果台灣新聞媒體如此惡化下去─難保《Mad City》不會在台灣真實上演。

當年，SARS恐慌蔓延全台時，有個笑話說道：「遠離SARS的三件事：勤洗手、戴口罩，和關掉電視。」媒體報導事實固然對社會具有正面意義，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卻常扭曲爭議性的事件，更糟的是，操作整個事件。在這個事件當中，作弊絕對應受懲罰，而且他們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不過，下次再見到他們時，請對這些被過度剝削的年輕人寄予同情。

如今，那些被文憑拒絕的官校畢業生呢？
我不禁突然想起Bon Jovi唱的Senta Fe
And I blame this world for making a good man evil. It's this world that can drive a good man mad. And it's this world that turns killer into a hero. Well I blame this world for making a good man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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