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天使

在到達三十一歲之前，我並不期待活到三十一歲。即使活了下來，三十一歲之後的人生將是一場無盡的流浪吧？我這樣蒼白地想著。「Fremd bin ich eingezogen/ fremd ziehe ich wieder aus. (我本以異鄉客之身份住進來，也將以異鄉客的身份離開。)」「冬之旅」的憂鬱一直絮絮叨叨地響耳邊。三十一歲就結束人生旅程的舒伯特，以「冬之旅」的歌曲伴我走過少年的時光，訴說著一顆充滿熱情與理想，在一個無法成為故鄉的冷漠世界的流浪。

因為在一個威權的國家裡度過整個年少的時期，我與生長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政治重新變得極度高壓、思想檢查嚴格人們，如舒伯特和「冬之旅」的詩人威廉謬勒一樣，憂鬱著，把自由高歌與自在去愛的可能性，視為只是冬夜旅人的一場春夢。

但是在三十一歲那一年，這個看起來遙遠而虛幻的「心故鄉」夢影，在多年來前輩們血淚交織的奮鬥下，已經逐漸顯出它具體而美麗的身影，並伸出溫暖而強壯的手，要擁我入懷。

三十一歲那一年，我一點也不孤單，雖然人在異鄉，心卻不流浪。

朗鷗島上萌芽的希望

我生命中的第三十一年，是在朗鷗島(Langeoog)上開始的。在這個北大西洋上的小島上，朋友們為我慶祝三十歲的生日。秋已深，不再是旺季，海濱遊客稀少，海鷗迎風飛翔。在結著薄霜的草地上，她們為我撿拾經霜的樹葉，還摘來一兩朵殘存的、堅韌的野玫瑰。

在燭光與茶香當中，我的心平穩而安寧。這一群女人當中，我最早跨入三十歲。我沒有想過要活到這樣的年歲，但是現在，我的生命充盈，充滿明亮的色彩與夢想，正在一個新的語境中尋訪著少年時所欣慕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黃昏，在海濱散步時，台灣與祖父的身影竟不斷地出現在我的心中。祖父生於1893年，一輩子在日本政府與國民黨的威權下求生存，是個關心時局的醫生。在日本時代，他以參加文化協會的方式抵抗日本人。二二八時，差一點丟了性命，幸好被他的姪女救出台灣，在國民黨的部隊中當軍醫，後來由隨著軍隊回到台灣。屈辱地向國民黨政府投降，來換取一家人的安全。

祖父在我與昭文出生的那一年去世了。我沒有見過他的面。照片上的他，個頭小，但很神氣，很有自信。聽說晚年他不再關心政事，喝著酒，看著電影，有點頹喪。他保住了他的家，但是，他是否保住了他的理想？他是否會希望這個他所保住的家裡，有著傳遞著他對鄉土與人民的愛的下一代？

坐在朗鷗島的海邊，海水清冽，海風冷颼颼的，我對朋友們講述走過台灣威權時代的少年成長經驗，因為那是我這短短的人生中不可忘懷的經驗啊！我講著八十年代終於可以再講起二二八的歷史，紀念著在地球的另一邊，與我一同過著生日的、寫著二二八的口述歷史的姊姊，感受到台灣已經漸漸萌芽的希望，那時，我感覺到祖父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從來沒有感受到祖父離我如此的近。

海鷗有力的翅膀承載著我的意念，在希望的大風中翱翔著。一個新時代就要開始，在回憶中，我們把許多的時代都壓縮在一個空間了，現在，要噴出去，成為一個新時代。

                自由的滋味

那是1996年，我流浪著在德國求學，已經三年，通過一些考試，享受著沒有任何身份與責任束縛的自由，腳步逐漸穩了下來。那年，台灣第一次可以由人民自己投票選舉總統。左派、右派、本土派、統一派，通通都參與著這場選舉，台灣第一次有如此繽紛的政治風景。

那時看到的是，如同壓不扁的玫瑰，一再被打壓的本土意識已經悄悄地萌芽，也找到了伸展枝葉的空間。走本土化路線國民黨領袖、與脫黨建立新勢力的國民黨新銳爭鬥不停。當年還清新而有活力、但腳步不齊的民進黨，推出了彭明敏、謝長廷的搭檔。一位代表台灣獨立運動理念的老人，與一位機伶又實際的台灣政治新星，挑戰一個穩固的、悄悄地在改變當中的老政權。大家都知道政權的轉換不可能只靠一次戰役就成功，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己的一票極為神聖，所以，我決定要由德國飛回台灣投票。

        「中共用飛彈對準台灣，威脅著，你們這些台灣人卻個個都要衝回家！」嫁給台灣人的Bettina搖著頭贊嘆這股熱情：「我知道這是很大的熱情，擋都擋不住。台灣人好不容易可以手握選票，決定自己的前途。」

        香港朋友羨慕著我們，想著他們即將面對的，不可能更改的「回歸」之路。

        其實我不知道那飛彈的威脅有多危險，我也不知道人民的選票是否真的可以決定台灣的前途，更不知道這一對台灣意志所凝聚出來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能在台灣惡俗的政治情境中有何作為。但是在毫無組織的、個別地規劃返鄉之旅的同鄉與同學當中，可以感受到一股旺盛的意志力在集中著。而這股力量，是溫暖而感動人的。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一書，是八十年代許多人的政治啟蒙書。當時，大家在街頭的衝撞中，初探自由的滋味之苦澀與甘甜。彭明敏與他的學生以知識份子的良知為台灣的前途「做異夢」的奮鬥，對許多人是一種鼓勵。雖然他顯得身段高而缺乏親和力，但是閱讀「自由的滋味」所留下的印象，還是深刻而鮮明的。

        還記得，為了要顯出我是台灣人，我這趟旅程，還特別拒絕搭乘比較方便的「中華航空」，而選擇了剛剛開始營運，以綠色的商標，標榜著台灣的長榮航空。結果，在長長的飛行途中，不得不憋著怒氣，忍受著機艙內那種充滿日式威權的管理法，及嬌嫩缺乏經驗的空服員的漫不經心與粗心大意。回想起來，真的是挺浪漫而傻氣，被「台灣」兩字魅惑著，以為這樣受苦就可以支持一個「本土化」的產業。

        回到家，不抱強烈希望，但抬頭挺胸地去投票給彭明敏。開票結果，李登輝成了第一位全民選出來的總統，一個老政權持續下去，但逐漸轉向民主。但是，彭明敏得的票也不低，我所投的那張票可沒有孤單地躺在票箱裡，也沒有被「作掉」。敢說出愛台灣的人越來越多了。清晨的嘉義，清朗的天邊，可以看到層層相疊的山峰上的玉山。台灣，有希望的台灣。天漸漸會亮起來。自由的滋味裡，不再含有有那麼多苦鹹的血淚成份。

                台灣意志與台灣觀點

        回到德國繼續學業。秋天，留德的學生們開始動了起來，興緻勃勃地串連著。原本分散而互不關心的人們，在「學運世代」懇切地鼓舞，與老革命世代傾力支持下，忽然覺得可以團結起來，為逐漸開放的台灣社會做一番事業。

        文人能做的事，大概就是辦雜誌、搞論壇，為混亂但充滿動力能量的世局做些論述，寫點激發人去反省與思考的東西。所以就有了「辦一個雜誌」的芻議。那時，有許多人已經進入網路世界，靠電子傳媒起勁地交換意見。我卻還是一個老式的、用筆寫信的人。當我慢吞吞地以墨綠的筆，寫下「台灣意志」這樣的刊名建議時，別人已經用電子通信來投票，快速地決定了「台灣觀點」這樣的刊名。

        至今我還是覺得「台灣意志」比「台灣觀點」更能傳達出那樣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一位在歐洲奮鬥甚久的老左派朋友也是這麼認為。我們都覺得，有必要把那時凝聚起來的意志力化為行動的能量。但是，說起來，不在台灣的我們，既無法去關心瑪家水庫，也沒有能力投入反核運動，有何「行動」可加入呢？

同時，壓迫與阻力都在迅速地消解當中，原本在中共的飛彈威脅下，以不甘心與怒氣所凝聚的反抗意志，也在半年之後，轉化成一種較有距離的、冷靜的目光，想以學術的訓練，通過學術性的語言，來傳達一種「台灣觀點」。

「台灣觀點」在我三十一歲生日左右開始孕育，在1997年1月正式出刊。維持了兩三年，有一群認真而有堅持力的人，為在德國留學的台灣學生留下足跡。
遺憾的是，老一輩的、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左派觀點，在「台灣觀點」中缺席了。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台灣經驗、不同的世局、不同的關懷，終究在這些世代之間刻挖出深深的溝了。想要在這些深溝上搭建橋樑的努力，終究以心力交瘁終了。

以後走的路，會是流浪，還是歸鄉呢？那些溝是否可以越過？在目前忙碌著，被一篇一篇的論文追趕著、備著課的生活裡，彷彿停下來想這些都是一種奢侈。我現在的生活，是一種流浪，還是在故鄉？

我已經回到台灣了，但是卻失去了以台灣的觀點觀看事情的能力，也不再擁有一個強烈的台灣意志。我又開始覺得孤單而缺乏故鄉，也缺乏願景，我的心又開始漂泊。

起先答應這個部落格接寫「我的三十一歲」紀念陳文成博士的運動，還挺興奮的，覺得可以起掌握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但是，在這樣一個不會輕易地再「被陳文成了」（誠如我們曾經驚懼地將陳文成當成政治謀殺的符碼）的時代，卻顯然地少了那為這片土地的自由不疲憊的，向前的意志。

我在夢想著那股意志重新被激發的日子。我熱切地期待在串寫當中看到新的台灣意志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