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天使

  用柔情解剖殘酷歷史
   --介紹德國當代作家施靈克(Bernhard Schlink)作品「朗讀者」

　　十二年的納粹政權在德國社會刻下的傷痕，五十年的時光也無法使它消失。在一個混亂的﹑殘酷的時代，受害與被害的界線是否存在？人可以為大潮流中的命運擔負多少責任？這些問題，一直到二十世紀末，都還是可以成為文學的主題。五十幾年的時間距離，雖不能使傷痕全然痊癒，但可將許多糾葛的情結，仇恨的衝動稍稍沉澱，五十幾年的時間距離，終於使戰後的作家有能力不再以憤怒的激情，而能以細膩的柔情解剖殘酷的歷史，解剖糾葛的愛恨罪責。
　　柏林洪堡大學憲法學的教授施靈克(Bernhard Schlink)在1995年出版的「朗讀者」(Der Vorleser)一書，就是這麼一本以柔情解剖殘酷歷史的書。「朗讀者」以五十年代一位少年與一位中年女子的戀情為主線，展開一場對納粹往事的探索，也成為一場情慾﹑罪疚﹑揭露與贖罪的複雜心情迷宮的探險。這本書用獨特的﹑個人史讀歷史觀點描述納粹夢魘，引發眾說紛紜的討論。「朗讀者」的文筆流暢﹑故事引人入勝，講述殘酷的情事，卻不誇張哀號，對人物心理刻畫精密，成為暢銷書，流行至今。
 「朗讀者」一書，不但在德國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還被譯成二十九種文字，法文版得到法國翻譯文學獎，英文版登上了美國「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這是近年來的德國通俗小說難得一見的成功例子。

 施靈克生於1944年，成長於戰後的德國，父親是神學教授。他唸了法學，當法官，當教授。他對法學有獻身的熱情，寫出重要的的憲法教科書，積極參與兩德合併之際的憲政討論，是德國法學界受尊敬的學者。文學則是他從小就熱衷的，雖然在家人的期待下，他沒有把文學當專業，而是學了「有用」的法學，但是，對文學的熱情始終沒有冷卻。
　　法律界的工作豐富他的視野，也讓他有非常銳利的目光。八十年代，他開始寫偵探小說，得到不少好評，有作品被拍成電視影片，還有作品得到偵探小說家協會的獎。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朗讀者」一書，讓他得到不少榮譽，１９９９年，右派保守的「世界報」(Die Welt)將第一屆「世界報文學獎」頒給施靈克，讚美他優雅地將通俗小說與嚴肅小說的界線打破了，讓嚴肅的主題在明快流暢又精采的故事中呈現出來。
　　戰後出生的一代，在六八年學生運動中，憤怒地反叛曾向納粹政權妥協的上一代，定意建立新的價值觀。但是，他們過份簡單地劃分了「有罪的上一代」與「無辜的戰後一代」，使他們的熱情與衝勁到最後變成難說服人的平板自信。學生運動帶來新的政治﹑社會變革，但是在激烈衝突下，也孕育了七十年代激烈的左派恐怖份子，以憤怒的暴力向國家挑戰。施靈克比六八年的學生運動者年紀稍長，他是這個潮流冷靜但富同情心的觀察者。他由另外的角度，提出戰後一代的問題。
　　九十年代的德國，在兩德合併之後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中掙扎，失業﹑無願景而頹喪的青少年，被極右派的意識型態吸引，憤怒而充滿暴力潛能，六八年學生運動之後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對他們來說，遙遠而無意義，反而是被妖魔化的納粹政權，對他們有難以言喻的吸引力。
　　在這種情況下，一本以不同的觀點層面探討納粹歷史的小說出現，有很大的意義，而這本小說的文字是那麼簡練﹑細緻，人物是那麼鮮活，使閱讀為一場精采的心靈之旅，打動了許多讀者的心。 那是戰後一代的觀點，但是再是對「有罪的上一代」憤怒﹑批判﹑劃清界線的清算，而是對人的欲望與惡的可能性的細心陳述，戰後的一代不洗手表明無辜，也不輕易遺忘充滿罪疚的往事，他無奈地正視著這一切罪過的糾纏。
　　下面我想先述說一下「朗讀者」的故事，然後再作一點探討。

   「朗讀者」的故事
 
 施靈克的「朗讀者」所描述的主要對象，不再是被迫上戰場的無辜小兵，或是勇敢的抗暴者，卻是一位集中營的黑衫隊女衛兵。他以一個戰後出生的少年的觀點來看這樣一個被視為罪孽深重的女人。
 「朗讀者」以第一人稱貫穿全書，書共分三部：

 在書的第一部中，十五歲的少年米夏得了肝炎，在路上發病，得到一位好心的女人的幫忙。病稍癒，他帶著花束去向那個女人道謝，看到女人在他面前自在地穿上絲襪﹑扣上襪帶的樣子，不禁被迷住了，但當女人注視他時，他羞愧害怕地跑掉了。在養病的無聊日子裡，他又去找那個女人，他們彼此吸引，上了床。自此，米夏深深迷戀上這個比他大上二十歲的成熟婦人，每天蹺上午的最後一節課去幽會。
 米夏在與與這個女人做愛多次之後，才敢問她的名字，因為她總是顯得很有所保留的樣子。她叫作哈娜。哈娜也問了米夏的名字，米夏很驚奇，因為他的名字寫在作業簿上，她卻顯然沒有興趣去讀他的名字。
 哈娜是電車的車掌，一個人在小公寓中過著簡單的生活，沒有家庭，也幾乎沒有朋友。她和米夏持續著每日的幽會，幽會的內容逐漸儀式化—一起入浴﹑做愛。哈娜對米夏所學的東西表示很好奇，米夏在床上朗讀劇本與小說給哈娜聽。哈娜總是聽得非常專注，就是艱深而陌生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她也堅持要米夏整本唸給她聽。他們的相聚少不了朗讀小說的項目。
 米夏有一次獨自看家，他邀哈娜到家裡，哈娜在充滿書籍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房舍裡，顯得很局促而不自在。他們安排了一次兩人出遊的機會，米夏清晨起床，留了張字條溜出去買花，回來時，卻看到哈娜緊張發抖，憤怒地責備他不告而別，並拿起皮帶抽打他的臉。他辯說他留了字條的，她卻堅持她沒有看到字條。
 米夏始終還是深愛哈娜，但是，他也開始擁有自己的新世界，和同學游泳﹑討論功課，也有很要好的女同學。但是他無法向朋友說起哈娜，這一點，他感到正是出賣了哈娜，因此相當不安難過。他們的關係開始進入一停滯期。
 就在他們的關係不再那麼甜蜜時，某一天，哈娜不聲不響地失蹤了。米夏問來問去都不得要領。電車處的人只說，哈娜有打電話，讓他們及時找到代替者，並口頭辭了職，卻沒有說明原因，也不說她要到哪裡去。哈娜的上司原本想讓她有機會受訓成為司機的。米夏悵然地放棄追索。心中帶著深深的罪惡感，認為哈娜是覺察到他的愛不再那麼熾熱而離去的。

 在書的第二部中，米夏再次見到哈娜。現在，米夏是法律系的學生了，教授帶著他們觀查關於集中營軍人的審判，他們興奮地要「重整歷史」，打開真理之窗，讓清風吹入，把殘酷往事灰塵揚起。在五個女性被告中，米夏看到哈娜。
 米夏不知道哈娜是否認得出他來。他希望沒有被認出。每天，他都出現在旁聽席，認真地參與每一段審訊，對他來說，這已經不是功課，而是與他自己的過去悠關的事。他要了解哈娜，要知道她做了什麼。
 這五個女衛兵是一個婦女勞動營的衛兵，這個營裡的婦女要是太虛弱，不再有力量工作，就會被淘汰到惡名昭彰的奧舒維茲集中營，在瓦斯房中結束生命。
　　她們主要被控告的罪，卻是在戰事緊急時的過失殺人罪：在集體遷營的過程，慌成一團的女衛兵們，將營內的婦女們關在一個小村的教堂裡，教堂失火了，她們卻緊守大門，沒有開門讓囚徒逃開火場，囚徒集體燒死，只有一對母女逃過劫難。劫後餘生的女兒在美國出版的回憶錄，成了審判的重要文件。
 但是哈娜卻顯然不知道這份文件的存在，她困擾而急切地為自己辯護。她沒有請律師，只得到一個不很用心的公設辯護人。米夏很快就觀察出，哈娜的情況不妙。其他的被告都有老納粹的法律專家在為他們辯護，他們巧妙地撇掉良知問題。但是哈娜卻總是讓有關於良知的問題所擊中。比如說，當法官問她，到底她知不知道她所「淘汰」的囚徒是註定一死的，她說，她知道，但是她的責任是讓營中保持一定的人數，人數不可以太多，而且上級就是這樣規定的，她顯得無助。她反問法官：「如果是您，您會怎麼做？」
 其他的被告律師的策略是把所有的責任往哈娜身上推，把她塑造成衛兵的領袖，成為主要擔負罪責的人。
 哈娜特別受到詰問的，是她一項特別的「嗜好」，就是，她總是會叫那些即將被淘汰的病弱婦女到她的房間裡，朗讀小說給她聽。在受害者的眼中看來，她特別殘忍，因為她與這些婦女建立了特別的關係，卻不留情地把她們「淘汰」掉。當有關「朗讀者」的問訊進行的時候，哈娜轉向旁聽席，注視米夏。於是米夏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他在場。
 關於囚徒全體喪生火海的事，軍中留有一份報告書，詳述喪生與負傷的衛兵名字，提到火災，提到倖存的衛兵仍盡責地防範囚徒逃走，也提到全體囚徒在火災中喪生的事。法官認為這份報告有粉飾殘酷暴行的嫌疑。他問這份報告是誰寫的，所有的人都推到哈娜身上。她極力否認，但是當法官要求比對筆跡時，她放棄抗辯，承認報告是她寫的。
 米夏終於明白可悲的秘密：哈娜是個文盲，既不會讀也不會寫，她盡一生之力在隱藏她是文盲的事實，寧願放棄工廠工作從軍去，寧願放棄進修機會，放棄愛人，逃到別的城市，寧願被當成罪首，也不願承認她是文盲。她想隱藏的，不是她的納粹衛兵身份，而是文盲的事實。這不致於使她比別人更無罪，但也不使她比別人更有罪。米夏去找法官，但是卻沒有勇氣說出他知道的事實，他認為自己並不是要幫哈娜，而是基於司法正義原則，應該讓人知道，哈娜雖有罪，但不是罪魁，也不是負責粉飾罪惡的人。但是，哈娜終於被判終身監禁。
　　他一直沒有去探問哈娜，沒有與她討論這些事，雖然他心中有千百個問題。
 米夏在哈娜失蹤後，一直都有重重的罪惡感，認為是他無法向朋友談起哈娜的「否認」態度，驅逐了哈娜。現在，他可以由這樣的罪惡感逃脫，但是，新的罪惡感油然昇起—他愛過一個罪人！
 米夏開始讀集中營的紀事，尋找圖片，並親自拜訪了附近的集中營，他想了解哈娜，他想在心中給她一個合理的判決，但是這兩點他都沒有辦法做到。
 
 書的第三部：米夏過著他自己的日子，考了國家法學考試，結婚﹑生了一個女兒，離了婚。
 觀察哈娜受審訊的過程，深深影響他的生涯計劃，他既無法想像自己擔任提出控訴的檢查官，也無法成為哈娜的辯護者，更無法下判決，他無法想像自己在司法界工作，最後是縮回學術圈，作法學史的研究。他喜歡歷史工作，因為歷史在過去與現在當中搭起橋來，讓他可以在橋的兩端觀察。
 哈娜的影子在他心中盤旋不去，他未曾向太太說起他和哈娜的一段情。離婚後，他開始承認自己想念哈娜，找的女友都在某些地方有點像哈娜。他試圖告訴女友們他與哈娜的關係，但沒有人聽得出要領，他放棄在他的現實處境去談起哈娜。
 米夏覺得自己遊蕩著，找不到心靈的故鄉，因此有開始認真的唸描寫漂泊生涯的希臘史詩「奧德賽」，一面唸，一面想唸哈娜，於是他開始朗讀﹑錄音，然後將一卷卷的錄音帶寄到監獄給哈娜。他把所認識的經典文學都錄成錄音帶給哈娜。
 有一天，米夏接到哈娜親手寫的一封短信，字體拙稚，哈娜竟學著讀寫了！但是米夏沒有回信，只是仍持續著寄朗讀的錄音帶給她。
 哈娜終於得到假釋，即將出獄，典獄長寫信給米夏，請他安排哈娜出獄後的生活，因為他是唯一和哈娜有通信的人。米夏很快地為哈娜找了住處，也在一個裁縫店為她安插了一個工作，然後，他才去見哈娜。
 哈娜老了，看起來蒼老，聞起來也蒼老，過去她身上那股新鮮清爽的氣味消失了。他們彼此有點疏離地談話，米夏讚美她學會寫字的事，告訴她，他為她安排了出獄後的去處。但是他也有點心虛，因為在他現在的生命中，哈娜佔的位子很小。他又氣自己的心虛。他問哈娜，她是否有想過她所做的是錯的。哈娜說，法庭不能讓她接納自己是罪犯，因為她覺得沒人了解她，但是，在獄中，那些死者糾纏著她，要討公道。
 米夏興奮緊張地預備哈娜出獄的事，但是哈娜無心回到社會，她在應該出獄當天的清晨上吊自殺。
 女典獄長帶米夏看哈娜的囚室。她沒有準備出獄的行囊。米夏看到她的書架上擺著許多猶太作家所寫的集中營經歷。女典獄長說，哈娜似乎把監獄當成修道院，平靜安寧的隱修，不大與人來往。她靠米夏給她的錄音帶和圖書館的書，自修學會閱讀，然後就開始大量閱讀她可以找得到的，有關於集中營的文獻。
 米夏看到她的遺物中，有一張剪報，是米夏高中畢業時，校長頒給他一個獎的報導，那是哈娜離開米夏的故鄉之後很久的事了。米夏想到不識字的她，得費多少心思去拿到地方版的報紙，想到她這麼多年來一直把這張剪報帶在身邊，不禁熱淚盈眶。
 女典獄長責備米夏沒有寫過一封信給哈娜，怪罪地暗示說，也許他是哈娜自殺的原因。哈娜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說明她的為何選擇死亡，但是她有交待身後事：她把在獄中工作所攢的七千馬克委託米夏，請他代為轉交給當年審判時的主要證人，那位劫後餘生的女兒。
 米夏看到哈娜的死容，覺得自己和她像一對老夫妻，彼此在蒼老的形體中，仍看到年輕時的容顏。
 米夏帶著哈娜所交代的，放在一個美麗的茶罐子的錢，前往美國拜訪那位猶太女兒。「女兒」聽著他和哈娜的故事，很銳利地說，哈娜恐怕一點也不自知，她在米夏的生命中投下多大的陰影。「女兒」不願意接受那筆錢，因為她不願意那殘酷的往事這麼容易就補贖了。她收下茶葉罐當紀念，錢，她和米夏商量之後，捐給猶太文盲救助協會。當猶太文盲救助協會的感謝函寄到時，米夏帶著感謝函，第一次到哈娜的墓。

　　「重整過去」的問題

 「重整過去」(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是個人與社會在尋找身份認同的重要過程。為何必須「重整」？因為過往的事多而複雜，也因為被政治意識型態所左右的歷史解釋主宰了對「過去」的解釋權，有些事被隱瞞，有些被扭曲。每個人得「重整」他的過去，重整出來的東西，是由自己的觀點所串起來的「史實」，是認識自我的力量。個人重整出來的歷史，也許和「大歷史」，或教科書裡的歷史有很大的差距。
　　書中的主角米夏，走進一個「重整過去」的過程裡，一面發掘著殘忍的「事實」，一面卻掉進一個道德判斷的迷宮裡，找不到自己觀看歷史的位置：他不能當起訴者，因為他不是受害者；他不能當辯護者，因為他知道納粹罪行是無從辯解，那是確實的罪行；但是他卻也不能當審判官，因為他知道審判者無法了解犯罪者的複雜心理；他甚至無法當一個冷靜的﹑就事論事的旁觀者，因為他和這個有罪的「過去」有著深刻的感情糾葛。
 施靈克用這樣一個奇異的愛情故事，巧妙地點出「重整過去」的歷史工作的困難與限制。大歷史與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但是各有各的功用。大歷史（國家史﹑民族史﹑世界史）的歷史解釋是在為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服務，個人史的回顧，是個人在尋找他的自我。個人無法脫離大歷史的脈絡，但是由個人觀點出發所「整理」出來的歷史，和基於族群認同關懷所塑造出來的「大歷史」的解釋是有距離的。
 在「大歷史」的觀點下，「朗讀者」裡的哈娜只是國家暴力機器裡一個小螺絲釘，這個機器為一個「錯誤的」政權服務多年，所以也是「錯誤」的。在熱心於「重整歷史」的法學專家與旁聽的學生的心目中，這個女人代表的是這個國家的一場惡夢，要呈現與實踐真理，就要將她在戰爭時的作為加以暴露，然後定出適當的罪責。
 但是法律系的學生米夏卻不能站在大歷史的觀點觀看那被審判的女人。因為他愛過她﹑認識她的另一面，他尋找著另外的真理，他尋找的是哈娜這個人的全貌，他心中所提的問題，是哈娜在一個殘酷的暴力機制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她對她所做的事有怎樣的感觸與反省？到底什麼力量促使她去擔任一個把人送往死亡之地的工作？
 支配著哈娜的，不是啟蒙運動以來，知識份子所強調的道德理性，也不是與理性相違背的狂野原欲或是殘忍噬血的天性，相反的，事實上，哈娜是一個崇尚秩序﹑尊重權威的人，她起先認為她在集中營的工作，是遵照指示，維持秩序的工作。這種求秩序的心態，在一個極端混亂的局面裡，卻讓她與她的同事做出致命的決定：當暫時關禁猶太女囚徒的教堂起火時，她們因為怕場面失控，而緊閉大門，害得所有囚徒燒死。一個看起來無害的個人倫理，放在一個極端的處境裡，竟促成殘酷的悲劇。
 而真正支配哈娜個人生命史的，竟是怕暴露自己的「文盲身份」的恐懼！為了隱藏她不識字的缺憾，她放棄穩定的工作投軍去，捲進殘酷的歷史潮流，拋棄安定的生活與親密的情人，甚至到最後，還為了隱藏這個缺憾，承受了比共同被告更重的罪責。這看起來像是荒謬，卻是非常悲哀的事：大歷史對社會邊緣人是格外殘酷的！朝代更迭，過犯受清算，邊緣人始終還是邊緣人。
 米夏因為觀察到大時代一個個人生命史的奇異互動，因此無法輕易地定下個人判決，也無法再與哈娜或是那「有罪的一代」真正溝通，他只能成為一個「朗讀者」：他傳遞著文化經驗，分享他所讀的東西，卻保留他自己的想法與情感。米夏的重整歷史經驗是痛苦的，這經驗使他停止認識﹑分享真正的自我。
 被判刑的哈娜也在尋找她自己的歷史定位。她努力自修，學會閱讀，開始看那些有關集中營的報導。她開始由整個虐殺猶太人與社會邊緣人的事件來觀看她自己的生命史。在這樣的情況下贏得的歷史知識是充滿控訴意味的，是要求補贖的。哈娜的後半生就是這樣一個尋求贖罪的過程。
 但是，那殘酷的過往，是無法用物質與慚愧的心補償得了的。哈娜的遺願，是將她在監獄中工作所得，捐給當年的受害者。但是對受害者來說，接受這樣的補贖，將表示他們寬恕那不義的殺戮。他們不願寬恕。不義的事，始終是不義。這是劫後餘生的受害者對那段殘酷歷史的看法。
 司法審判的補贖工作﹑個人懺悔的行動，都還是沒有辦法使那巨大的歷史創口癒合。每個參與在這個歷史中的人，都只能尋找自己的定位，帶著她（他）們自己贏來的歷史知識來活。也許，這是最負責任的態度了。

  糾纏著下一代的罪孽
 「朗讀者」一書中對納粹低階軍人的心理與社會關係描寫得相當深入。
對強調「政治正確」的人來說，是一大冒瀆，他們指責施靈克，不該將納粹黨員描寫得如此有人性，但是我這個德國社會的「局外人」，卻不得不贊賞施靈克的勇氣與深入的觀察力。
　　事實上，以我所接觸的西發里亞(Westfalen)和立珀(Lippe)的地方史來看，加入納粹黨褐衫隊的人，多半是窮困農家的年輕人，有些夢想與野心，想逃開窘迫的日常生活與看似永無翻身之日的社會底層，往上攀升。這些人在戰後多半只是很自憐﹑怨嘆自己又跌回過去的社會階層，甚至因戰爭的緣故更加貧困，還要忍受許多屈辱。他們根本無暇去思索﹑反省他們所行的暴虐事跡。
 這一些人的子女，卻無法不去想他們身上負載的罪孽。他們被另外的歷史知識挑戰著，那是「受害者」所陳明的歷史事實，是令人驚駭的暴力故事。
 「朗讀者」裡面，對這兩代間的糾葛，也有很微妙的描寫：
 出身保守知識份子家庭的米夏，原本不會猛烈地碰撞到這個問題，知識份子多半都能以比較清高的態度看待時代潮流，不管是遭迫害﹑或甘心被利用，他們很少站在第一線，頂多是「寫字檯罪犯」（Schreibtischt?ter），看不到血腥的。但是米夏經由哈娜，去認識另一種人的歷史經驗：那是比較不自主的﹑缺乏反省的﹑直覺地被捲入歷史潮流的小人物經驗。米夏認識了一個「另類」的上一代經驗。而這個「上一代」的人，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愛人。人不能選擇他的父母，對父母的罪過，子女感到無奈苦悶，但是父母仍是父母。情人卻不同，情人之間的愛是經營來的，是「贏來」的，米夏因此被一種特別的罪惡感所纏。
 施靈克用這場畸戀，巧妙地點出兩代人劃分不開的罪責問題。在認識哈娜的過去之後，米夏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地愛哈娜。他可以不再因為哈娜的離去自責，卻因為自己愛上這樣一個身上帶著不可饒恕罪惡的女人，而有深深的罪惡感。這樣的罪惡感，阻隔了他與哈娜的溝通，阻止他去了解﹑認識獄中默默補贖著的哈娜，當他在哈娜死後，終於有機會一瞥獄中的哈娜的心境，新的罪疚又生出來了。這種重重疊疊的罪疚感，施靈克細細剖析起來，很是深刻。
 我所認識的「納粹子女」也都有這樣複雜的心情轉折。有許多人先是完全拒絕父母，並認定自己一生的困頓都和父母的罪孽有關，不再與父母溝通，在父母去世之後，才慢慢地再與心中殘留的父母形象「修和」。這樣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
 施靈克有關照到這種痛苦的心境，足見其敏感與細膩的一面。他的文字冷靜樸素，底下卻湧流著悲憫與關切。這本書流行在不同年齡層的讀者群中，正說明他有將這個社會一直說不出的問題，不倨傲也不作怪地，細細地﹑冷冷地﹑但帶著無限柔情解剖出來了。
 在德國這個有很強的內省傳統的社會中，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文學作品產生，但願台灣處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文學，也能突破悲情﹑怨怒﹑控訴，打破意識型態的限制，有飽滿的細膩與敏感度，深入人性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