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歸途 —— 傑飛的部落格

這會是一篇很雜的文章，想到什麼寫什麼。

怎麼說... 從法律角度看本案判決，事實認定的部分，沒有參與審判不可能形成任何心證（喂～），所以無評論；在暫且對事實認定無法提出質疑的前提下，關於判決適用法律的部分，目前初步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至少它的說理是清楚的。比較 GY 的地方是，蔡法官用了太多情緒性字眼在判決書裡頭，讓我很本能地相信（是的，這只是我的主觀見解）這位法官的客觀性很有問題。當然這不是說，法官一定要機械式地操作法條，來點「罪大惡極」、「明知故犯」、「貴為XXX」…什麼的其實也無可厚非，但是什麼「知足常足，終生不辱、知止常止，終生不恥」、「作之君、作之師」「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發動轉型正義攻勢」云云（也包括他在其他案子的判決書，恕我不一一列舉），司法只要做到「刑當其罪」便已足，至於教忠教孝教廉教恥…這種「教化」的東西，不管是教育部該做還是陳水扁他爹娘該做，基本上都輪不到住海邊的蔡法官來做，司法無須，也不應該去承擔「道德責任」，所以這種文字大可不必。

（是的，全文數萬言，我只引了這幾個字，未免以偏蓋全，但是你可以說這是我的偏見沒關係。）

其次，身為綠營支持者，那種被背叛的感覺是無可言喻的。我在乎的真的不是陳阿扁是否無罪、或者被判多長多重，「贖罪」始終都是陳阿扁跟上帝（不管他信什麼，或者信不信） 之間的事情，關我屁事，從世俗的角度，最多只要在乎「貪污所得交出來」就是了。我在乎的是，你當年說的美麗辭藻到底是不是在對支持者莊孝維？如果是，你道歉了沒有（道歉是前提，是無論如何都該做的，但我們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是，那你可不可以在答辯書當中，少用一點情緒字眼，多一點對資金流向的交代？去證明你自己是無辜的？請搞清楚，你要說服的對象不是蔡法官，而是所有曾經投你一票的支持者？（說真的，某些藍營就不用說服了，腦袋有洞的人，說了不會懂）你拿「司法迫害」當作「對人民」的答辯理由，是二度莊孝維還是怎樣？！

最後，以下這些論點沒有任何數據統計，但我認為綠營支持者最不爽的是，只要「謝謝指教，我們一切依法判案」，要怎麼判陳阿扁都沒有第二句話；但就如同我之前在紅衫軍時期的想法，如果一個國家的「反貪腐」制度能夠從上到下一體適用，沒戴任何眼鏡地適用，那非常ok，只要法律允許，給阿扁死都沒什麼關係；但今天第一個問題是：靠北！藍營的政治人物被辦的有幾個？最高層級到哪裡？你們家的法律是有裝敵我辨識系統啊？碰到綠營就啟動穿甲模式，看到藍營就失速墜毀是嗎？其次，人性本賤，民主制度的某個面向本來就是建立在「不信任」之上，因為不相信人性、不相信權力，所以不相信聖人、不相信人治，認為建立制度才是可長可久的根本；那麼，請告訴我，「反貪腐」的司法制度，從紅衫軍上街以來，到底改進了多少？完全執政的國民黨，在這件事情（建立反貪腐制度）上，能夠完全負責嗎？如果不能，那說綠營支持者對扁案判決會百分之百服氣都是不可能的，這才是現在幹在心裡的另一個理由。

先這樣。

看到剛剛薛維拉自婊，再回頭看看我們的災民~
心裡其實只有一個想法：

「什麼時候，台灣政府才會把每一個人都當人看...？」

ECFA 可以有爭議，
親中可以有爭議，
停止申請進入聯合國可以有爭議，
國共平台可以有爭議，
外交休兵可以有爭議，
陸客來台可以有爭議，
很多事情，的確是藍綠見仁見智~

但是，這是數百條人命的事情耶！！

不管那些因為 88 水災離開這個世界的人們
在 2008 年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他們都應該在「水災後」的「第一時間」，得到政府「百分之百的援助」，

如果縣市政府無力自救，應該由中央介入
如果中央政府發覺人力、器材、資源不足，
就應該立即向國際求援
告訴各國
「即使多救一條命也好，請各國提供任何需要的專業人力、器材、資源
台灣絕對會全力協助通關事宜，並分配好救災任務區」

能多救一條命，就少了一個破碎的家庭
每一條生命都是無比珍貴的，這點絕對不該有爭議，
任何不認同的人，請回去問你媽媽，
當初為什麼沒有生一顆良心給你？！

為了去世的災民默哀，
也為了如果能有更多救援團隊，說不定就可以免於一場劫難的人們，
向這個政府深深的吐一口口水！

Some people shouldn't have been dead!

最近三天都花在這了，總共一萬一千多個字，現在心力交瘁中。 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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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直是個神秘且難以接近的國家，位於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脈之上。直到現在，仍然是個外人極少接觸的地方。

1949年，中國成立了共產政權。一年之後，中國軍隊侵略西藏。

西藏人試圖協商一個和平的解決途徑，然而在 1959年，中國政府顯然意圖要摧毀這個古老的文化。達賴喇嘛為了避免生命威脅，穿越喜馬拉雅山脈流亡到印度。

數千位西藏難民跟隨著他。 印度歡迎達賴喇嘛，並把喜馬拉雅山脈中，屬於他的土地給了他。

他定居於達蘭薩拉，並在可能返回西藏之前，先成立了一個流亡政府，

現在，幾乎五十年後，達賴喇嘛與十三萬名流亡人士仍然無法回到自己的家園。

中國持續佔領西藏，而六百萬西藏人活在一個不允許宗教、政治與文化自由的壓迫政權之下。西藏人的人數估計只有漢人的三分之一。除非中國的政策徹底變更，否則情況只會更糟。



Lhasang Tsering
前青年議會領導者

我希望我是錯的，但從我的觀點看來，關於西藏成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藏人的時間不多了。中國正使用拖延戰術，而我們只能任由他們擺佈。

我們每天在這祈求世界和平的同時，更多中國人移居進來。很快地，西藏就會有太多中國人，而西藏人將完全沒有再次掌控自己家園的希望。



西藏人
流亡生涯

這幅西藏僧侶刻苦創作的曼達拉，是體現佛教精神的宗教畫作。它彰顯著這個宗教的一個基本信條：萬物皆轉瞬，沒有什麼事情是永恆的。

西藏文化，就像這幅曼達拉，具有獨特的精神意涵。它如今面臨了可能輕易地失去自身認同而永遠消失的迫切危機。

隨著轉經輪轉動，西藏人民相信，轉經輪當中數以千計的祈禱被傳遞進入宇宙。這種對於「更好」的信心，讓西藏人得以保持希望。

近年來，外部世界的影響已大幅增加，讓西藏流亡人士更難維持他們的文化認同。

對於如何達成回歸西藏，這個團體內部有不同的看法，而各國政府也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幫助西藏人。隨著時間流逝，達賴喇嘛與流亡團體握著他們文化的存亡、與回歸西藏的最後希望。

達蘭薩拉與摩洛甘濟，曾經只是鮮有人知的山城，如今卻變成西藏流亡團體的核心、與觀光客足跡不絕的地點。

與印度社群為鄰，一些西藏人有了成功的事業。為了繼續維持他們的文化認同，所有的孩子都就讀西藏文學校。

也設立了許多機構，以盡力保存各式各樣的西藏生活方式。佛教修行傳統一直是西藏文化當中最根本的環節。

慈悲、容忍與仁慈共同構成了西藏式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佔據之前，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西藏人口住在寺院裡，奉達賴喇嘛為精神與政治領袖。

中國摧毀了六千座寺院，殺害、囚禁了數以千計的僧侶。許多人被迫逃亡，並在流亡地建起了寺院以保存西藏佛教傳統。

Tenzin Choegyal，達賴喇嘛最年輕的弟弟，也是前任私人秘書，曾經是位僧侶，對於修行制度及其歷史有直接的認知。





Tenzin Choegyal
達賴喇嘛的弟弟

我們初到時，專注於重建重要的機構。這些重要的機構，就是能為僧侶教育標準帶來改變的寺院。

目標是對那些成為比丘僧或比丘尼的人，有助於精神上的成長。寺院有課程表，課程是研閱、觀想、並專注於心靈的道路上。

任何想要成為僧侶的人，都必須信奉並了解修行所需。




Lhakdor
達賴喇嘛的通譯

當你成為比丘，你須要改變三件事：包含改變姓名、改變服飾、與改變態度。為了象徵你不再是個在家居士，你現在受戒了，會有這三項改變。

成為比丘與改變態度的目的，表示你必須更專注於心靈上的修行，而修行是為了利益更大的社群、更大的社會。

你也必須成為一個不只關注於利益此生、而是更在乎利益來生的人；更遠大的願景、更宏觀的角度。讓自己專注於達到完全的解脫：涅盤。

在西藏，許多人非常年輕就成為僧侶。即使在流亡中，這個習俗仍被遵循。

鼓勵人們成為僧侶的傳統習俗，仍存在於年長世代。即使他們的孩子年紀還小不懂事，他們仍然鼓勵孩子成為比丘或比丘尼。





Lobsang Tsering
佛教僧侶

當我還小，大概七、八歲時，就對於成為僧侶有非常深的興趣。我完全不理解它是什麼，只想成為僧侶。當我十三歲時，我的父母允許我進入一間寺院。之前，我父母並不允許，因為我太年輕。當時，我想要成為僧侶。我看到僧侶都會模仿他們。

Some monks who have joined early remained in monasteries without having a true vocation. These create problems when they grow up and can lead them to leaving which has a disruptic effect on monastic life.
有些年幼就成為僧侶的人，留在寺院裡而沒有真正的職業。他們長大後，這成為問題，甚至會讓他們離開寺院。這對他們的修行生涯有很負面的影響。

讓僧侶們在非常年幼的時候，就進寺院修行的理由之一是：僧侶教育通常會持續好幾年。然而，對於一個年輕人是否瞭解獻身宗教的意涵、以及成為僧侶的年紀是否應該改變，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我會傾向讓僧團由一群年紀較長才成為僧侶的人們組成，他們除了佛學素養以外，也確實地養成清修生活。我不主張「讓我們有群傻比丘及比丘尼吧」，我並不這麼主張。

然而，在尋求佛學精進的同時，我認為我們犧牲了一些東西。在那些傑出的學者當中，你會遇到幾位極端的自我主義者，他們仍然著僧袍，但這與佛學的目的是相衝突的。

我認為，僧團應該只接納已經形成且培養了清修生活的人。「清修生活」大概不是個好字眼，我會與如下描述併用：能夠深刻理解，任何世俗追求，皆非應尋求的真實利益；在世俗之上，仍有其他目標。

與外部世界有更多接觸後，對僧侶們有前所未見且令人分心的影響，使清修生活成為更大的挑戰。

成為僧侶之後，當你用了「清修」這個字，人們通常會誤解它的意涵，說「好，讓我把經論跟私人物品都搬到別的地方」。嚴格來說，清修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能夠精神上超脫，去除執著、物欲，以及去除對自己、親人、朋友、與財產的我執。確實去除心中的欲念，而不只是「試著去除」。如果你不過度仰賴物質的話，確實對生活很方便。這是你尋求解脫的方法，也使你成為真正的清修者。

傳統的修行生活包含隱居，盡量不與世俗社會接觸。有些較年輕的僧侶覺得這不切實際。

人們認為僧侶應該握著佛珠住在山洞裡，事實上僧侶不必然清靜或覺知。人們以高標準期待僧侶，當他們看到僧侶游泳、或騎摩托車…，人們會說「怎麼會這樣？」

即使流亡生涯與往昔的西藏生活大異其趣，人們仍期待僧侶有與其身份相稱的行為。如果達不到高標準的行為，會連累寺院的名譽與道德標準。

如果寺院由那些穿著僧袍、略能梵拜，卻無法過修行生活或接受佛教精神的人組成，我認為以下這兩件事算是欺騙大眾：首先，允許無法達到僧侶標準的人進入寺院；其次，紀律瓦解。

我們都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應該明瞭自己是否想這麼做。你不想做就別做，你總還可以做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成為僧侶的理由是想藉此維生，我認為這個理由是錯的。

你身處寺院的目的是專心一致地研修、將生命奉獻在修行道路上、及利益他人。如果你無法完成這些使命，寧願留在寺院裡過好日子，既不研修，也不為他人做善行，只仰賴他人辛勤工作的成果為生，這是一種剝削。這是錯誤的生活方式，不應該被允許。

流亡早期，比丘及比丘尼過著較隱居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事情讓他們分心。隨著西藏議題的能見度升高，外部世界的介入也越來越深。

達蘭薩拉的觀光客人數攀升中，與外國人的接觸持續增加，使用現代科技也越來越容易。

事實上，過著單純的僧侶生活變得越來越難，環境讓它更具挑戰性。有時我把錢都拿來買電子產品，然後把時間浪擲在電子產品上，對我而言，這是種挑戰。

我們活在一個有太多物質誘惑，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環境裡。正因為如此，當某些僧侶年紀漸長，便無法繼續維持僧侶身份，他們卸下了僧袍。誘惑實在太大了。

這種亂象總有一天會釀成大禍，我認為這是國家的悲劇。西藏人穿著僧袍，行為舉止卻令人難以卒睹。現在已經有些微醜事了，人們知道，人們也會傳述。我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們無法自制，絕對會自取滅亡。

如同任何過渡期，這或許是種變遷，也或許不是，但有些事情不太對勁。然而於此同時，在這種卑俗的風氣或氛圍中，我們的確也有非常有能力的人、有教義實踐者、有優秀的楷模。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人，他們也在這社會裡奮力不懈。

外部世界對修行生活的影響持續增加。寺院在維護傳統的同時，也承擔起找尋解決之道的艱鉅任務。

所以這完全仰賴有關當局，每所學院都有住持、維持戒律的人、也有委員會。我認為他們應該更小心謹慎。不只在寺院裡，也包含我們所有的機構。我認為應該有某種出於信念的熱忱。無論我們身處何處，都必須在意此事。我們必須在意，我們無法視而不見。

過去十五年內，眾人關注的焦點多半集中在西藏的比丘尼。由於西藏的宗教迫害，許多比丘尼繼續逃至流亡地。「西藏比丘尼計畫」提供食物、避難所、教育與醫療，使她們能繼續維持自身傳統。

Rinchen Khando Choegyal，與流亡政府教育部長共同創立了「西藏比丘尼計畫」，獻身於改善所有流亡比丘尼的生活。




Rinchen Khando
「西藏比丘尼計畫」執行長

我覺得有為比丘尼建立教育制度的需求，那時便創立了「西藏比丘尼計畫」。因為早在有比丘時，便有了比丘尼，但如今仍然沒有一位格西、或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丘尼。我的天啊，我們周遭有那麼多格西、那麼多受過教育的比丘。請您留意，這不是一種抗衡，這不是「我們想擁有他們的事物」，但我們絕對想要對我們有益之事。我可以這麼說，特別是在他們選擇的領域，教育很重要，能使他們理解修行的價值。

他們初到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無法閱讀與書寫，西藏人也不懂其他語言。如今他們談論著畢業、辯論著經典、討論著哲學。我認為這實在太棒了。

辯經，是比丘與比丘尼以實際方法，檢驗自己對佛教哲學理解的方式之一。Kelsang Wangdu，德國人，十七年前皈依佛教，成為一位比丘尼。她從此與西藏比丘尼們一起居住在達蘭薩拉。




Kelasang Wangdo
佛教比丘尼

目標不只是在課堂中研讀哲學、不只是背誦與學習，還包括走出室外，與旁人討論與辯經。這是一種與西方辯論大不相同的辯論方式。

通常由一個人坐著，另一個人站在他面前擊掌。坐著的人負責回答，站著的人每次問問題時都要擊掌。如此辯經的目的是測驗課堂所學。我們每天都會擷取一個段落，甚至一個章節，然後就此辯經。

只有流亡人士才可能達到如此的學習深度，這也成為「西藏比丘尼計畫」願景的重要部分。

教育西藏婦女的目的，是讓她們盡可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不只讓她們保留文化，甚至之後讓她們成為教師、學校內的家長，以她們所學貢獻給孩子們。既然她們選擇不擁有自己的家庭，我想她們已準備獻身於人道服務。

不久之前，比丘尼接受的捐款遠低於比丘，現在大多數的比丘尼能藉由「西藏比丘尼計畫」接受外國資助。

我們大多數的比丘尼都非常貧困，幾乎沒有任何東西，但她們現在接受我們百分之百的支助。然而，她們也能接觸到行動電話、錄音機、與花俏的鞋子，只要她們有意願，就能擁有，我認為這根本不是她們該想的。我總是告訴她們「請不要尋求外表的華麗」，因為外表的華麗無法引領你。

世界對我們很滿意。國際社會對我們好的理由並非外表華麗，而是因為我們有顆善良的心、因為我們是和平的民族。那才是眾人湧入並照護我們的理由。

即使近年來比丘尼的生活標準已有提升，她們仍須與外界社會的影響奮戰。在達蘭薩拉，男眾與女眾寺院也座落於與世俗社會不遠處。

在這個區域，這裡，很難做到。因為在西藏，各樣的環境都適合，不難把寺院建得稍遠一點。但例如在摩洛甘濟，這是個很小的區域，許多人住在這裡，幾乎不可能存在與地區社群完全不同的寺院。因此情況真的變得更艱困，這就是人家說現在是末法時代的原因吧。原因之一是，比丘和比丘尼與一般人有更多接觸；而由於受到誘惑、希望和一般人做一樣的事、不再認為自己需要繼續是比丘或比丘尼，因此許多僧尼還俗。

有人認為，沒有比丘僧眾與比丘尼眾，佛法無法延續，因為他們才是研修、觀想、與延續傳承的人。

我認為，讓下一個世代的比丘尼能有出色表現的種子，已經播下了。很明顯地，她們曾被忽視，但我們正在補救這個問題。我也認為比丘尼應該出面承擔，她們應該更有自信，更勇於發言，並令人正視她們的存在。

中國政府對西藏宗教自由的持續迫害，使得流亡地的寺院必須承擔藏傳佛教的存亡重責。由於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回到西藏，為當前問題找尋解答就非常重要，方能讓藏傳佛教得以存續。

流亡生涯中，另一個長期文化存續的重點，是世俗教育。當西藏人初抵印度時，成立了西藏兒童村。它現在於印度各地都有分支機構，以確保一萬五千名學童能接受教育。



Thubten Dorjee
「西藏兒童村」理事長

1960年代早期，當時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聚集了太多難民，隨著尊者的腳步逃出西藏。尊者抵達達蘭薩拉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派遣他的官員到西藏難民營，看看孩子們的實際狀況為何。

在1960年代早期，「西藏兒童村」存在的意義，是作為孤兒院。因為當時人們甫逃離西藏，許多父母死於不適應氣候與生活習慣的變遷，以及，我認為尤其是，死於想起失去祖國的內心磨難。導致，當時許多孩子父母雙亡。





Loten Namling
傳統樂師

我在「西藏兒童村」長大，也在那受教育，因為我的父母親受雇在「西藏兒童村」其中一個養育所裡照顧西藏孩子們。我們初抵印度當時，有人告訴我那個養育所大約有五十名孩子，大多數是孤兒或單親的孩子。所以，當時教育西藏孩子的主要目的，比較像是養育他們長大；到了1970年代，由於國外捐獻及設施的改善，也由於印度政府認可我們的學校，當時，我認為開始有較大幅度的改善，「教育」開始成為教學核心。

1970年代早期，「西藏兒童村」是由達賴喇嘛的姊姊 Jetsun Pema 所主持。學校招收了更多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信仰堅定的人們協助改善設施。

當我抵達「西藏兒童村」時，大約有九百名孩童，包含一些將近二十歲的孩子。當時沒有運動場地。

我於 1972 年 11 月 2 日到職，並開始致力改善學校的運動場。當時還有另一件更令人憂心之事：他們最高只有八年級，所以我參與其事，試著提升教學品質、將教師們組織起來，那也使我最後在 1976年被任命為校長，當時我才二十四歲。

為Jetsun Pema工作是很棒的經驗，只要你有構想，並準備好付諸實行，她會幫你準備必須之物。

如今，這是西藏孩子最重要的學習中心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在流亡地，成立大約八十七所這類的學校，範圍涵蓋尼泊爾、不丹，與印度。我認為這些學校非常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孩子們學習自身認同、文化，與語言的地方，於此同時，也被教導如何面對現代社會。

在小學階段，我們完全採行適合我們孩子的課程，因為這些孩子如今居住於流亡地。他們多數出生於流亡地，從未親眼見過西藏，所以我們覺得需要告訴孩子們西藏是什麼、西藏的文化、西藏語、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歌謠與舞蹈。為了這麼做，我們在中學階段有非常堅實的教育課程，我們稱之為「西藏化課程」，其中所有的科目、課堂中所有的教學媒體，都是以我們的母語藏文教授。英語也是很有力的第二語言。

自 1970 年代起，世界對流亡西藏人的認識逐步增加，也藉由外界資助，使諸多層面的流亡生活得以延續。

西藏社群還不夠富有，無法自力教育所有我們的孩子。由於我們身處流亡地，是個並非所有家長都能負擔孩子教育支出的難民社群，我們仍有為數眾多的需求。因此，類似「西藏兒童村」的組織、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為每個孩子找到認養者，每一認養者為每個孩子負擔一定的金額，而學校則設法以這筆款項支付孩子的服裝、食物、教育與醫療費用。




Tenzin Jangchup
前「西藏兒童村」學生

對於「西藏兒童村」為我們做的事，我的感覺非常強烈。這件事非常特別，我們的老師曾跟我們提過，認養人並不富有，他們是願意奉獻的一般人而已。

現在，我們已流亡四十多年了，流亡生活也經歷了許多變遷。我必須先說，那些年紀較長的一代，我父母來的那一代，有著極端艱苦的日子，不知道如何說其他語言、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開口請人協助。但這些年來，人們更熟悉了流亡生活，開始到處做些小生意，國際社會也有更多人前來認識西藏。那些困苦的日子之後，我們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腦中也充斥著「過渡仰賴他人」的念頭，因為我認為，人類過渡仰賴他人，是最糟的事情之一，這會扼殺你的自我。我們告訴父母親們，從你能支付自己孩子的教育費用的那一刻起，請挺身而出並自己付錢。我們希望你承擔一些責任。

這並非金錢多寡，而是金錢背後的感受。與此一致地，我們也設計了一個方案，你可以負擔費用全額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十。

教育當中，傳統這個角度，已交由「西藏兒童村」處理，但經歷過這個教育系統的有些人認為，它做的還不足以幫助年輕的藏人，而覺得需要進一步檢討與更新。

「西藏兒童村」的教育非常傳統，幾乎全以教師導向，事情大多由教師完成，我們稱之為「填鴨」。我們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童閱讀課本。由於教師負責完成所有事情，學生幾乎沒有任何想像力成長的空間，這也扼殺了閱讀文化。我認為我們應該鼓勵學童閱讀課本，也該試著引進新的科目。他們無法啟發學生的個別差異。

關於「西藏兒童村」是否成功地讓學童準備好面對現代世界，各方意見並不一致。

多數從我們教育系統出來的人都很平凡，能在國際市場裡競爭的並不多。當然，這不是指責任何人，畢竟在中國入侵之後，我們年輕時有太多的難題，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理解時光消逝了，世界正在改變，我們也應該有適應的能力。我們有某種責任，而那些在我們生命裡出錯的事情，我們不願意未來在孩子身上重演。

我們經歷了那些難題，最有資格分辨到底什麼事情出了錯，分析這段經歷，並試著找出什麼才是對現代走向世界的西藏人有利。否則，我們都會很平凡，不會有生產力。

主要是尊者的指引，同時由於所有優秀的教師，我們還算滿成功的。也由於老一輩的人向我們展示的生活方式，絕少引起爭論。但隨著世代交替，我不認為我們能夠輕易滿足，以為這樣的情況能永遠持續。我們真的必須更努力工作，找出與年輕一代一起工作的方法。

達賴喇嘛一直認為，從生命的早期開始，教育就非常重要，只向學童提供資訊是不夠的。

我們必需從學童的內心深處，培養作為一個人的深刻價值，包含慈悲、容忍、參與感，與尊重他人權益，這些是人的基本價值。必須讓學童心裡清楚地瞭解，這些基本人格才是光明未來的泉源。教育，某種程度上像是個工具，我們不太確定那工具用來為善或為惡，依使用者而定，也就是人們自己及其動機。這更取決於動機。

各種西藏生活都以宗教作為基礎，有助於社群的團結。自藏人抵達流亡地以來，便對於如何達成回歸西藏，有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同非暴力手段，並接受中國統治下的自治。也有人覺得為西藏獨立奮戰是唯一的選擇。

這些不同的觀點，使得西藏孩子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著令人困惑的訊息。

人們普遍對未來感到困惑，也不知何去何從。為了達成目標，讓孩子們過度負荷歷史的重擔，卻無法適當地為他們做好面對未來的準備，以及面對避難流亡地之外的世界，這使孩子居於競爭劣勢。那並不公平。若且唯若我們的目標是回歸獨立的西藏，要求他們另外負擔藏語、西藏文化、與宗教的課程才有正當性。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兩者都沒做好。我們雖然教育孩子，目的卻不是為了讓他們能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生存下來。於此同時，我們也還沒做好足夠的準備，讓他們能夠應付額外的負擔，也明瞭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一些年輕人接受傳統技藝的訓練之後，找到人生的方向。鄰近達蘭薩拉的「羅布林卡中心」有製作唐卡的工作坊。它們是宗教畫作，要花上許多年才能學得技巧。木雕與金屬工藝工作坊小規模地提供一些就業機會。觀光客人數的增加振興了經濟。展望西式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侵蝕傳統文化。

在西藏表演藝術學院，正致力於教導年輕族群西藏已失傳的傳統音樂與舞蹈。

有些年輕人在小型合作社裡就業，也有些人於達蘭薩拉，在與旅遊業相關的餐廳裡工作。與外國人往來互動、接觸大眾媒體和網路，使得年輕西藏人得以瞭解西方的生活方式。

生活目標及工作機會都不明確，許多人覺得出國工作是唯一選擇。流亡政府准許這類的移民，但這只會造成更多年輕的藏人流失。





Thupten Samphel
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

現今，越來越多的年輕藏人失業。若能合法地移民至西方國家，年輕藏人失業的人數也可望降低。

印度對我們來說是第二個家，我們不覺得印度與西藏有太大的不同。但對那些移民西方國家的年輕藏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世界完全不同。藉此，他們身為西藏人的意義更為顯明。

有些人認為，前往西方國家讓年輕藏人更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認同；也有些人相信，旅居海外的藏人將被外國文化同化，而與外國人通婚促成了這個現象。

近十到十五年，另外一個問題正在增長：年輕人正積極地與本國以外的人通婚 ——某種程度上，這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確保自身未來的方法。他們再也無法致力維持自己身為西藏人的認同。

我認為追求幸福是件非常神聖且值得珍惜的事。若人們想要出國，我覺得就出國吧；若人們想與外國人通婚，那也無妨。只要你明瞭自己在做什麼，我都不反對。

有些與外國人結婚、與住在國外的西藏人，似乎即使身處西藏社群之外，也仍然堅持自己的認同。

我的妻子就是個百分之百的瑞士人。我的意思是，我不覺得需要擔心，也沒有任何困惑，她就是她。我這十五年來都住在瑞士，我的印度朋友也如星散至各處，他們前往美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給自己最後一個留在瑞士的機會，然後，我跟她一起生活，有了兩個孩子。我們最近六年都在一起。

如今，身為西藏人的意義，是認同自己的身份。我選擇演奏音樂與歌唱，讓真正的西藏文化能傳承下去。

對我來說，無法避免與外國人通婚，因為我們被投入這片汪洋，特別是流亡社群裡；我們總共只有十三萬人，不能讓孩子們永遠困在彼此之間，不與其他朋友接觸，不與其他非藏籍人士交往，所以這無可避免。

但我們的文化能否延續？這才是關鍵的問題。文化是你的內心所感，而非外在表相，如果能從內在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你即使與非藏人結婚，也能過的下去。

對於本世代的藏人，維持身為藏人的意識並不容易，對通婚之子來說，就更為困難。目前看起來，往後的世代也很可能覺得，根本無法維持認同。

這麼多年來，達賴喇嘛一直是讓西藏人能繼續奮鬥的核心。截至1995年，回歸西藏的協商仍毫無進展。達賴喇嘛於斯特拉斯堡建議中，提出非暴力的解決之道，西藏不再要求獨立，願意接受中國政府給予自治。這是個被視為「中間路線」的政策。

有太多我們的同胞正在西藏受苦，我們的文化正在消逝，我們的國家正因為是個國家而受苦，卻沒有成為國家的權利。我不覺得有如此虛擲光陰的理由，為何不彼此妥協？因此祂提除了中間路線。

西藏青年議會，為數一萬五千人，是唯一反對中間路線，並大力鼓吹西藏完全獨立的組織。

我們有西藏青年議會，與其他想擁有完整自由的人們。我覺得這很好，「中間路線政策」是尊者的政策，是西藏政府的政策，尊者不會要求與他意見不同的人閉上嘴巴。

依我的看法，對西藏奮鬥造成過最大傷害的，是尊者所宣布，並由西藏流亡政府及其他組織積極採納的「中間路線政策」。

我願意具名這麼說：現在這個放棄獨立地位，接受中國政府給予自治地位的政策，首先就是不民主的，理由是我們身處流亡地的人數，少到不足以改變整個民族的目標。我甚至可以說，這不是佛教徒該做的。如果佛教的基本教義與教導是「萬事無常變遷」，為什麼我們必須接受中國會永遠佔領西藏？其他事物會改變它的涵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非常努力，因為不只尊者需要改變，也必須有公開的運動及風潮，以說服尊者改變。令人難過的是，這尚未成真。我們以往從未有不同意見，直到尊者宣布了斯特拉斯堡建議，使我們對於是否獨立有了不同的看法。如今，不只是這個社群分裂了，藏人對任何主張也都分成兩派。在我們對尊者的崇敬當中，你必須瞭解西藏人不只是尊敬達賴喇嘛，我們也崇拜並敬仰祂。另一方面，對於獨立的需求，也不單純是種渴望。

這種「中間路線政策」的不同意見，對於西藏的團結造成嚴重威脅。中國依然拒絕與我們任何達成協議，中國是否願意放棄對西藏的控制，也令人嚴重懷疑。

達賴喇嘛，此名的藏文意義是「智慧之海」，是所有西藏人的宗教與政治領袖。再如何強調祂在藏人各式各樣生活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不為過。

過去幾年，世界已更認識藏傳佛教；達賴喇嘛也周遊各國傳教，並討論西藏局勢。

由於我們失去了國家，由於尊者得以離開西藏，也由於人們能夠傾聽他的話語、並於其中尋得智慧 ——我認為這些話語已廣為傳播。祂與許多其他高貴的上師們的教義已廣為散佈，我認為這很殊勝，使其他人有聞法的機會。他們不一定要成為佛教徒，只要能於其中尋得智慧、喜悅聞法，並於生命中實踐，我認為就很殊勝了。我並不是說，他們得全都成為佛教徒才好，那不是重點，我覺得很殊勝的是，佛陀的話語、或藏傳佛教得以傳播到世界各處。

那些與達賴喇嘛有親身接觸的人，覺得祂對生命的態度很有啟發性，且簡明易懂。

尊者是我的哥哥。即使我們只是討論一個人，祂也完成了如此多的工作，為西藏交了許多朋友。看著祂的人生，就是一盞明燈。祂與眾人談話的方式、他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且祂的確啟發了人們。祂教導我如何獨立思考，祂鼓勵人們有創造力，祂是為殊勝的導師。藉由祂的模範、藉由祂於談話中告訴你的事，甚至藉由笑話…真正感動我的，是祂的生活方式。即使祂身為達賴喇嘛，也沒有任何傲氣。祂的思考方式是那麼地簡明與純粹。

達賴喇嘛的意向之一，是改革西藏社會，建立一個民主制度，讓所有西藏人最終能自治。有限權力的西藏流亡政府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

世界其餘地方的領導者都想掌權，但這位特殊的達賴喇嘛給人的感覺是「不，不，我沒有什麼權力」，而人們總像是「不，不，你才是能引領我們走向正確目標的人」，而祂說「你瞧，你已決定自己的未來」，並下授所有權力。這很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盡全力變得更民主，目的是為了把民主帶回西藏。

如果沒有尊者的領導，我無法想像任何社群能跟我們做一樣的事。隨著年紀增長，我越來越能理解，這是由於祂的仁慈、關懷，與真誠關懷祂的人民，因此他能夠將人民團結起來；祂愛人們，人們也敬愛祂。


由於達賴喇嘛已經七十多歲，已有人開始擔憂，祂圓寂後西藏人的命運為何。如果沒有祂的領導，與安定的力量，這個文化的確很可能無法生存。

我不認為近期內，能出現具有祂的領導能力的人，所以我們的確會有一段時間懷念祂的領導，覺得生命有個缺口，因為我們是如此習慣於擁有這麼殊勝的領導者。但最終我仍盼願這個國家能生存。

我個人覺得前方將充滿艱辛。我認為預期未來很艱困也是件好事，因為我們將會做好準備；如果未來並不艱困，哇！讓我們辦場派對吧！如果未來真的艱困，好，我們早已預期，沒關係。我們會將其視為命運的一部份。

我們文化存亡的未來，變得越來越艱難，如果我們待在西藏外太久，情況只會變得更難。我認為這正是中國政府的希望。他們忽略我們、不簽訂任何協議、不理會我們的懇求，他們一定也算計到這部分，只要藏人待在西藏外更久，就會自然地死亡。

這些卓越的人們，熱切地堅持終有一天能回歸故國的信念。世界各地，有許多個人與團體支持西藏的理想，卻因為多數國家缺乏堅定的政治意志，且懼怕與中國疏遠，很難造成明顯的改變。這個文化，很有可能總有一天會走進歷史。

西藏此刻，在拉薩與日喀則之類的城市，藏人人數早已遠遠不及漢人，保守估計約 1:3，然而也在此刻，我們並非一無所有，這正是最令人心傷之處。在鄉間，我們仍然是多數，但如同我一直提過的，我們的未來黯淡無光，時間也正迅速流逝。某種程度上，這影響了任何個人的未來展望，與我的孩子的未來。我依然鼓勵我的兒女致力於西藏獨立的目標，也讓他們學習，不只會說藏語，也要如同藏人般思考。最終，我們的思想會決定自己的身份與行為。他們會繼續堅持西藏獨立的信念，希望這能為他們帶來一點生命的意義。但我不太敢期待孫子輩也能如此，也不太敢期待西藏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對我自己的未來，我承諾自己最後一件事：我將死於西藏。

The truth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is that you've got to tolerate bullshit like this:
http://blog.udn.com/Horace2007/2758969

The dumbest part comes first. I just don't see how is it possible to invade Mr. Kuo's privacy while, according to himself, he's not the author, Mr, Fan. Whose privacy is compromised anyway?

Secondly, to say that Mr. Fan is not a public servant is simply sophistic. It doesn't matter which pseudonym you use, but the one that actually writes down each line of the articles in question.

I'll stop here. This kind of crap just make me nuts. And the "conlaw saloon" too.

白目的兵是天兵，白目的官自然是天官。

不過還是得說，我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如果台灣被這種格調的人物肯定，乾脆直接陸沈算了。郭組長的確該被撤職，但理由並非「傷害國人感情」，而是在於不適任現職；一個 sales 拼命嫌自家產品爛，能看嗎？要嫌就回家吃自己，怎麼嫌都沒人管你，不要 low 到讓老闆付你錢來婊自己。同樣的道理，郭組長駐外的任務之一就是行銷這個國家，完成不了這個任務，還好意思要納稅人付薪水給你？

至於言論自由的部分，個人認為問題不大：公務員應享的權利規定在《公務人員保障法》，應盡的義務則規定在《公務員服務法》，你今天連最基本的忠實義務都做不到，被「依法行政」而懲戒，我只能說科科而已。

倒是，那位高中生被留置捺指紋的事件，怎麼好像消失了一樣？郭組長因為白目而「或許會被被懲戒」，就「有侵犯言論自由的疑慮」，學生行使他的言論自由而「確定被違法留置、強捺指紋」，反倒沒什麼人幫他說話，對比之下還真是有趣。

所以，一個沒有任何實質威脅的高中生對總統嗆聲，就這樣被抓去警局「請他專注在學業上」了；姑且不論教育干警察屁事、以及媒體再次 low-balling 這次事件以外，我對於馬總統（以及他的幕僚、隨扈）並不感到任何意外，對於某些「把街頭還給異議者」的人，我也不再感到意外。

或者說沒有任何意外，That's how it is. That's how it's gonna be. 只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沒有意外地再度成為一日新聞，而人權學者們也沒有意外地再度奢談人權高調卻怯於檢視自己的「議題審查標準」，沒有公共論壇發言權（甚至還沒有選票）的人民再度被當成渣一樣看待，我也沒有意外地再度確認自己比較相信 street justice。

雖然我是個坐辦公室的「文書士」，電視跟我的辦公桌也只有一公尺的距離，但受限於環境，我不太常打開電視，每次收假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追上過去這一個星期的新聞進度；例如批踢踢的 NBA 版提到 AI 的交易，我還以為是 RealGM 提的 Al Harrington，沒想到是 AI3，Allen Iverson被交易到活塞隊，而且那是三天前的新聞了。

這次回家的路上，在板橋火車站招了台計程車，那時沒有什麼說話的心情，只想好好休息，所以在我說完「中和XX路」以後，車上陷入一片寂靜。司機大概是為了打破沈默，隨口找了個話題：「現在台北市沒什麼遊行民眾了，只剩下中正紀念堂還有人在靜坐。」我的個性在公開場合是不討論政治的（就像韋伯那篇被引用到爛的文章，「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現實的狀況是「政治作為一種信仰」，而信仰是沒有辦法講道理的，不如不講），只好應付地說：「現在在當兵，每天就是操課吃飯睡覺（屁），不曉得新聞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很快地轉到役期，以及以前當兵多苦、現在多爽之類的話題。

回家後才知道，為了抗議警察執法過當、以及集會遊行法的諸多違憲之處，有一群學生在自由廣場前靜坐抗議，也很快了在 youtube 上看了幾幕新聞畫面、以及許多 blogger 在自己的網誌上現身說法警察的粗暴。在某個網頁上，看到了一張照片，於是我的身體感到寒冷，情緒開始沸騰。

那張照片並不是任何人的傷口，因為即使不引用毛澤東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看這句話看得有點膩），這種規模、這種主題、這種對象的集會遊行，沒有衝突場面是難以想像的（這裡不論是非對錯，只考慮「預見可能性」）；那張照片也不是警察的粗暴，因為警察辦案的粗暴蠻橫與傲慢不需要任何照片來證明。那張照片是滿街的遊行民眾，被警察手牽手圍起的人牆擋在騎樓內，整個十字路口一片淨空。

那個十字路口不是忠孝東路一段一號，不是航站南路九號，更不是凱達格藍大道一號，而是某個（我）不知名的街頭。如果集會遊行法允許的限制區，可以放大到如此之寬、之大（除非照相的時間是在車隊經過前後），我看到的只是國家威權主義正在台北街頭復甦，那種看不見觸不著，卻撲天蓋地把你吞沒的體制，我實在沒有力量與勇氣去面對，剩下只有恐懼，而我曾經天真地以為，這種恐懼早已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以後消失，but it's all coming back now. 那片淨空，讓我連骨頭裡都冒著寒意，讓我彷彿透過時光機器，看到二十年前的台灣街頭。

然後我看到了攜帶國旗、標語的機車騎士被警方盤查（probable cause在哪裡？），看到了為了自保而攜帶照相機、DV 的遊行民眾被警察恐嚇（警察的 plain sight 中又看到了什麼？！），誠如廖元豪老師所說，對一個特定人的維安勤務，目標從「維護人身安全」擴張到「維護目標在訪問過程中的順心」，於是國旗不見了，「噪音」聽不到了，功輪法或藏西的標語消失了，貴客目光中能看到的旗幟只剩下五顆星星、以及一隻又一隻的河蟹…這是集會遊行法的立法目的？這是警察職權行使法所授與警察的權限？這是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力的意旨？

更讓我覺得有趣的是，一路（八年？）走來始終如一反對集會遊行法，從「當選無效」到「兩顆子彈」到「紅衫軍」的文字戰無役不與的「某些」學者們，這次展現的一致沈默讓我心驚；反貪腐就是「公民社會進場」，遊行過程出現暴力（當然不是合理化暴力，我跟馬總統一樣支持依法行政，使用暴力的人該怎麼法辦就怎麼法辦）就是「官逼民反」、「衝撞體制的方法之一」；然而在這次這麼明顯的行政濫權當中，卻告訴我們「這不是修正／廢除集會遊行法的政治正確的時機」，我想問的是，有什麼比警棍肆虐的場合更好的時機？如果真能堅持「廢除集會遊行惡法」的精神，任何被國家打壓的群眾運動都是時機，每一次的警棍揮出、每一次的違法盤問、每一次的違法搜索、每一次的違法及時強制、每一次對警察權的擴張解釋，事實上都替修正／廢除集會遊行法增添一份正當性，現在不是時機，什麼時候才是時機？現在的「政治不正確」，什麼時候的政治才會正確？我們讀了那麼久的憲法又是為了什麼？

如同「邪惡資本主義英雄們」所說的，關於自由「你只要有一絲一毫的退讓，你的自由就會快速的流失，最後你的自由一去不返」，我現在似乎只能期盼自由流失的慢一點，當兵已經沒什麼基本權了，至少讓我退伍後還有些許自由的空氣可以呼吸吧。

「目前」我們沒有憲法訴訟，所以只有三個方法可以把問題推到大法官桌上：
(1) 政府機關主動提出
(2) 立法委員三分之一連署
(3) 人民受到法院不利的判決，上訴到最後仍然敗訴以後，認為法院引用的 條文違反憲法，並且侵犯到他的憲法權力時，可以提出釋憲（請參考：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1595）

顯然(1)、(2)兩條路走不太通，如果目標是「廢除核准制」，要大法官宣告核准制違憲，就必須「製造」一個案子，讓法院引用集會遊行法關於核准制的規定做出判決，並打完所有審級以後，才能丟給大法官。

我個人當然是支持聲請釋憲（其實柏儀之前牽涉到的案子，應該可以提釋憲才對），不過在這個運動「內」來說，目前沒有任何訴訟進行中，不可能請大法官給個說法，離釋憲的距離也就有點太遠，

另外一個問題是，「原則上」大法官所做的違憲宣告，只對法院所引用的法條有效（只有那一條法律會違憲失效，並非整部法律都失效），例如最近的釋字 649號解釋認為，限制只有盲人能經營按摩業違憲，就只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違憲。而今天這部集會遊行法是從頭到腳都有問題，請大法官東失效一條西失效一條，解決不了問題。

最後是我自己的看法：個人不反對「集會遊行法」的存在，它需要的是修正（雖然可能是「進場大修」級的修正），不見得需要廢除，甚至我們可以說，它需要的是增訂 —— 增訂對遊行者的基本權的具體保障；那麼，在修正的過程中，究竟怎麼做，才能使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力受到最大保障，而又能兼顧對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公民社會的思辯、民意的累積、以及立法院的修法程序，這些事情是司法作不到、也無法取代的。

引用某熊在隱版的文章，「我不曉得那些還支持藍軍的學者 以後要怎樣教"家宅權"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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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slite12 (tasters) 看板 eslitebear
標題 [版論] 各位親愛的台北市民
時間 Thu Nov 6 02:10:0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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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島嶼的歷史從來就不是順風而行，但恐怕很少人想得到這個新生的共和國，
在享受民主不過十餘載後，在數十年獨裁統治的陰影尚未從所有人的心中消逝的
今天，就面臨法西斯暴政的反撲。

我們當然應該理性審慎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去評估經濟上中國所帶來的機會與
威脅，而我們也的確可以從中國給馬政權的甜頭中，找到許多包藏的不合理之處
，但是，這尚不是我們應該起身對抗馬政府的主因。

台灣人最應該要憤怒的事情，應該是這個剛結束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不久的中國國
民黨－或許為了曲意奉承那個不需要重視民意的中國共產黨，或許要借機鎮壓國
內一息尚存的反對力量，也或許兩者皆是－重新將這個國家帶向了戒嚴體制。於
是，大法官釋字五三五號解釋首先被拋棄；緊接著，是集會遊行自由，是言論自
由，是家宅權....在這幾天的事件後，我們還有資格稱得上是個民主政體嗎？

上揚唱片事件或許是近日衝突中，最讓人驚駭莫名的。一家植根於台北老社區多
年，聲譽卓著的文化事業，只因在店內播放似乎不見容於大中國主義者的音樂，
就被馬政府以自外縣市調動的警力砸店，而從現場指揮官的發言，我們似乎看到
當年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那民主是羔羊，納粹黨人是狼的猙獰嘴臉；從某些媒體
的報導，我們似乎看到＜人民觀察家報＞稱攻擊猶太商店乃是出於”自衛”；從
公權力機關以領袖之言論意志為法，視成文法為無物的作為，豈非納粹人民法院
院長Ｆｌｅｉｓｌｅｒ所宣稱的，法律的適用首先應觀察”領袖專斷的意志表明
”（autoritative Willenskundgebung）？

這次對獨裁者的鬥爭，將是十數年來罕見的艱苦。在警方甚有可能阻斷外縣市民
眾進城支援的狀況下，我們台北市的市民與居民們，很有可能必需獨自對抗這個
暴虐無道的政府。寬容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偉大城市應該要有的信念，我們的長
輩在國民黨獨裁政權如日中天時，有勇氣站出來支持高玉樹先生擔任台北市長，
對抗法紀崩壞的中央政府；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首都地區也是孕育反對黨茁壯
的沃土，今天我們也許孤軍面對的是強勢的警力，但如果首都市民－特別是知識
份子與中產階級－不敢站出來反對暴政，那一般的台灣民眾面對拔扈的國家公權
力時，將安錯其手足?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個國家才會有所進步！正如同賴和的詩所說的：

在一個沒有星亮的晚上，駭人的黑暗籠罩著四方
有一對孤獨相依的夥伴，走在未知的道路上
不知站立的是什麼地方，不知什麼是方向
他們並不驚慌，因為有種直覺在呼喚

就是前進，朝著那未知的前方
不停地前進，為實現我們的願望
路上也許有荊棘，有暴風雨，但是我不怕
只要並肩同行，一起前進，就會有力量
他倆沒有希求光明的意識，或得到自由的奢望
因為黑暗是如此濃烈，所以眼前就是方向
路上佈滿了石塊，泥澤，和水漥
但是比起身後的絕望，往前進就不值得害怕

下午一點，台北市城中濟南路！

（以下看到的是陳文茜在 2008/10/25 寫的文章，「繼續閱讀」裡的是陳文茜在 2005/10/01 寫的文章，兩篇文章都看完，你應該會覺得是由不同的作者寫下，只是兩個作者同名同姓，剛好都叫陳文茜而已。）

我的陳文茜：不是末日(陳文茜)
2008年10月25日蘋果日報

我們已告別長達14年的高經濟成長率，這是末日嗎？
IMF預估全球經濟第四季因經濟衰退將負成長，2009年歐美成長率則為零，一切停滯；聽起來像世界末日。


但如果換一個方法敘述，你們的感覺可能不一樣。人類歷史幾千年來，直至工業革命前，經濟成長率幾乎都是零。無論唐太宗、成吉思汗、伊麗沙白一世、拿破崙，他們統治的國度，或許開了疆闢了新土，豐功偉業下，農業能維持穩定效率，就算盛世了。我們的祖先，若每年能無戰無災，保有與去年相同的農作收入，就得拜天祈地；最豐收的年份，依現代成長率計算，大概了不起0.5％，那已是巔頂歲月！

高成長不等於幸福
在生產率零成長的前工業社會，與動輒3％以上成長率的現代社會之間，存在的魔術即為著名的工業革命。1790年後人類的歷史開始由一些古怪的機器，稱為飛梭或多軸紡織機改寫。1860年代，光靠紡織革新英國經濟輸出比往日增幅27％。
如果我們把零成長當末日，我們的祖先泰半皆活在末日狀態。以西元後計算，十分之九的人類歷史處於末日，僅有十分之一的年代，人類處於高成長歲月。
高成長未必與幸福劃上等號。工業革命第一批的技術創新者，僅少數成了富豪，多半下場悽慘。發明紡織飛梭的創新者John Kay，後來為了主張他的發明專利，打了一場世紀官司，訴訟不只敗訴，費用還使他一貧如洗。1733年他發明了飛梭，造福百家紡織廠，20年後1753年他的住處遭忌者毀損，出亡法國，最終潦倒而死。發明多軸紡織機的James Hargreaves也遭到同業眼紅，脅迫生命，他嚇壞了，躲進救濟院，八年後死於救濟院。二次戰後台灣出現第一代的工廠，從紀錄片裡我們看到多軸同時繞轉的紡織廠，發明家就是這個倒楣鬼。他死於1777年，很難想像170多年後，一群太平洋小島上的眾人，將因他的發明，而走入雙位數字的經濟高成長年代。
第一代工業革命先鋒下場好的不多，一位名為理查?阿克萊特（Sir Richard Arkwright）爵士，在探討英國經濟史中名號響噹噹。阿克萊特爵士曾當過美髮師、開過酒吧，1768年他離開了小本經營的商場，引進紡織機械，成了第一代英國紡織工廠創業佼佼者。英國人常感慨，這個傢伙若一直玩著他的假髮技術，或者與凡人一樣愚蠢選擇開一家魚店，英國歷史可能改寫。他是英國人的經營之神，身故時留下50萬英鎊，這在當時已是難以想像的財富。

回顧歷史知足常樂
經濟學家引用馬爾薩斯靜態平衡，證明人類多數歷史年代都是零成長狀態。但這不表示他們過得很不幸福；至少工業革命後，人類歷史才出現了動輒死亡百萬人與屠殺六百萬人的兩次大戰。零成長時代1120年左右法英出現哥德式建築，1200年北歐有了風車，1544年義大利人開始種植番茄，1602年莎士比亞寫了《哈姆雷特》，1450年左右中國出現活字印刷；1860年虱蟲襲擊歐洲葡萄園之前，義大利島上已洋溢著人聲獨特的詠歎調；而17世紀日本德川一名武士俸祿少則50、多則15000石米，William Adams旅日遊記如此描述遠在天邊的「北海」小國，「居民本性善良、溫文有禮……；法律執行嚴格，絕無偏私。這裡是禮儀之邦，我的意思是，沒有一個國度像它這般行禮如儀。」
總之，人類在荒野中度過了數十萬年，才達到今日的富足。讀歷史有個好處，知到足常存樂，我們活的絕不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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