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歸途 —— 傑飛的部落格

最近三天都花在這了，總共一萬一千多個字，現在心力交瘁中。 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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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直是個神秘且難以接近的國家，位於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脈之上。直到現在，仍然是個外人極少接觸的地方。

1949年，中國成立了共產政權。一年之後，中國軍隊侵略西藏。

西藏人試圖協商一個和平的解決途徑，然而在 1959年，中國政府顯然意圖要摧毀這個古老的文化。達賴喇嘛為了避免生命威脅，穿越喜馬拉雅山脈流亡到印度。

數千位西藏難民跟隨著他。 印度歡迎達賴喇嘛，並把喜馬拉雅山脈中，屬於他的土地給了他。

他定居於達蘭薩拉，並在可能返回西藏之前，先成立了一個流亡政府，

現在，幾乎五十年後，達賴喇嘛與十三萬名流亡人士仍然無法回到自己的家園。

中國持續佔領西藏，而六百萬西藏人活在一個不允許宗教、政治與文化自由的壓迫政權之下。西藏人的人數估計只有漢人的三分之一。除非中國的政策徹底變更，否則情況只會更糟。



Lhasang Tsering
前青年議會領導者

我希望我是錯的，但從我的觀點看來，關於西藏成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藏人的時間不多了。中國正使用拖延戰術，而我們只能任由他們擺佈。

我們每天在這祈求世界和平的同時，更多中國人移居進來。很快地，西藏就會有太多中國人，而西藏人將完全沒有再次掌控自己家園的希望。



西藏人
流亡生涯

這幅西藏僧侶刻苦創作的曼達拉，是體現佛教精神的宗教畫作。它彰顯著這個宗教的一個基本信條：萬物皆轉瞬，沒有什麼事情是永恆的。

西藏文化，就像這幅曼達拉，具有獨特的精神意涵。它如今面臨了可能輕易地失去自身認同而永遠消失的迫切危機。

隨著轉經輪轉動，西藏人民相信，轉經輪當中數以千計的祈禱被傳遞進入宇宙。這種對於「更好」的信心，讓西藏人得以保持希望。

近年來，外部世界的影響已大幅增加，讓西藏流亡人士更難維持他們的文化認同。

對於如何達成回歸西藏，這個團體內部有不同的看法，而各國政府也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幫助西藏人。隨著時間流逝，達賴喇嘛與流亡團體握著他們文化的存亡、與回歸西藏的最後希望。

達蘭薩拉與摩洛甘濟，曾經只是鮮有人知的山城，如今卻變成西藏流亡團體的核心、與觀光客足跡不絕的地點。

與印度社群為鄰，一些西藏人有了成功的事業。為了繼續維持他們的文化認同，所有的孩子都就讀西藏文學校。

也設立了許多機構，以盡力保存各式各樣的西藏生活方式。佛教修行傳統一直是西藏文化當中最根本的環節。

慈悲、容忍與仁慈共同構成了西藏式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佔據之前，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西藏人口住在寺院裡，奉達賴喇嘛為精神與政治領袖。

中國摧毀了六千座寺院，殺害、囚禁了數以千計的僧侶。許多人被迫逃亡，並在流亡地建起了寺院以保存西藏佛教傳統。

Tenzin Choegyal，達賴喇嘛最年輕的弟弟，也是前任私人秘書，曾經是位僧侶，對於修行制度及其歷史有直接的認知。





Tenzin Choegyal
達賴喇嘛的弟弟

我們初到時，專注於重建重要的機構。這些重要的機構，就是能為僧侶教育標準帶來改變的寺院。

目標是對那些成為比丘僧或比丘尼的人，有助於精神上的成長。寺院有課程表，課程是研閱、觀想、並專注於心靈的道路上。

任何想要成為僧侶的人，都必須信奉並了解修行所需。




Lhakdor
達賴喇嘛的通譯

當你成為比丘，你須要改變三件事：包含改變姓名、改變服飾、與改變態度。為了象徵你不再是個在家居士，你現在受戒了，會有這三項改變。

成為比丘與改變態度的目的，表示你必須更專注於心靈上的修行，而修行是為了利益更大的社群、更大的社會。

你也必須成為一個不只關注於利益此生、而是更在乎利益來生的人；更遠大的願景、更宏觀的角度。讓自己專注於達到完全的解脫：涅盤。

在西藏，許多人非常年輕就成為僧侶。即使在流亡中，這個習俗仍被遵循。

鼓勵人們成為僧侶的傳統習俗，仍存在於年長世代。即使他們的孩子年紀還小不懂事，他們仍然鼓勵孩子成為比丘或比丘尼。





Lobsang Tsering
佛教僧侶

當我還小，大概七、八歲時，就對於成為僧侶有非常深的興趣。我完全不理解它是什麼，只想成為僧侶。當我十三歲時，我的父母允許我進入一間寺院。之前，我父母並不允許，因為我太年輕。當時，我想要成為僧侶。我看到僧侶都會模仿他們。

Some monks who have joined early remained in monasteries without having a true vocation. These create problems when they grow up and can lead them to leaving which has a disruptic effect on monastic life.
有些年幼就成為僧侶的人，留在寺院裡而沒有真正的職業。他們長大後，這成為問題，甚至會讓他們離開寺院。這對他們的修行生涯有很負面的影響。

讓僧侶們在非常年幼的時候，就進寺院修行的理由之一是：僧侶教育通常會持續好幾年。然而，對於一個年輕人是否瞭解獻身宗教的意涵、以及成為僧侶的年紀是否應該改變，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我會傾向讓僧團由一群年紀較長才成為僧侶的人們組成，他們除了佛學素養以外，也確實地養成清修生活。我不主張「讓我們有群傻比丘及比丘尼吧」，我並不這麼主張。

然而，在尋求佛學精進的同時，我認為我們犧牲了一些東西。在那些傑出的學者當中，你會遇到幾位極端的自我主義者，他們仍然著僧袍，但這與佛學的目的是相衝突的。

我認為，僧團應該只接納已經形成且培養了清修生活的人。「清修生活」大概不是個好字眼，我會與如下描述併用：能夠深刻理解，任何世俗追求，皆非應尋求的真實利益；在世俗之上，仍有其他目標。

與外部世界有更多接觸後，對僧侶們有前所未見且令人分心的影響，使清修生活成為更大的挑戰。

成為僧侶之後，當你用了「清修」這個字，人們通常會誤解它的意涵，說「好，讓我把經論跟私人物品都搬到別的地方」。嚴格來說，清修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能夠精神上超脫，去除執著、物欲，以及去除對自己、親人、朋友、與財產的我執。確實去除心中的欲念，而不只是「試著去除」。如果你不過度仰賴物質的話，確實對生活很方便。這是你尋求解脫的方法，也使你成為真正的清修者。

傳統的修行生活包含隱居，盡量不與世俗社會接觸。有些較年輕的僧侶覺得這不切實際。

人們認為僧侶應該握著佛珠住在山洞裡，事實上僧侶不必然清靜或覺知。人們以高標準期待僧侶，當他們看到僧侶游泳、或騎摩托車…，人們會說「怎麼會這樣？」

即使流亡生涯與往昔的西藏生活大異其趣，人們仍期待僧侶有與其身份相稱的行為。如果達不到高標準的行為，會連累寺院的名譽與道德標準。

如果寺院由那些穿著僧袍、略能梵拜，卻無法過修行生活或接受佛教精神的人組成，我認為以下這兩件事算是欺騙大眾：首先，允許無法達到僧侶標準的人進入寺院；其次，紀律瓦解。

我們都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應該明瞭自己是否想這麼做。你不想做就別做，你總還可以做其他事情。所以，如果你成為僧侶的理由是想藉此維生，我認為這個理由是錯的。

你身處寺院的目的是專心一致地研修、將生命奉獻在修行道路上、及利益他人。如果你無法完成這些使命，寧願留在寺院裡過好日子，既不研修，也不為他人做善行，只仰賴他人辛勤工作的成果為生，這是一種剝削。這是錯誤的生活方式，不應該被允許。

流亡早期，比丘及比丘尼過著較隱居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事情讓他們分心。隨著西藏議題的能見度升高，外部世界的介入也越來越深。

達蘭薩拉的觀光客人數攀升中，與外國人的接觸持續增加，使用現代科技也越來越容易。

事實上，過著單純的僧侶生活變得越來越難，環境讓它更具挑戰性。有時我把錢都拿來買電子產品，然後把時間浪擲在電子產品上，對我而言，這是種挑戰。

我們活在一個有太多物質誘惑，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環境裡。正因為如此，當某些僧侶年紀漸長，便無法繼續維持僧侶身份，他們卸下了僧袍。誘惑實在太大了。

這種亂象總有一天會釀成大禍，我認為這是國家的悲劇。西藏人穿著僧袍，行為舉止卻令人難以卒睹。現在已經有些微醜事了，人們知道，人們也會傳述。我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們無法自制，絕對會自取滅亡。

如同任何過渡期，這或許是種變遷，也或許不是，但有些事情不太對勁。然而於此同時，在這種卑俗的風氣或氛圍中，我們的確也有非常有能力的人、有教義實踐者、有優秀的楷模。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人，他們也在這社會裡奮力不懈。

外部世界對修行生活的影響持續增加。寺院在維護傳統的同時，也承擔起找尋解決之道的艱鉅任務。

所以這完全仰賴有關當局，每所學院都有住持、維持戒律的人、也有委員會。我認為他們應該更小心謹慎。不只在寺院裡，也包含我們所有的機構。我認為應該有某種出於信念的熱忱。無論我們身處何處，都必須在意此事。我們必須在意，我們無法視而不見。

過去十五年內，眾人關注的焦點多半集中在西藏的比丘尼。由於西藏的宗教迫害，許多比丘尼繼續逃至流亡地。「西藏比丘尼計畫」提供食物、避難所、教育與醫療，使她們能繼續維持自身傳統。

Rinchen Khando Choegyal，與流亡政府教育部長共同創立了「西藏比丘尼計畫」，獻身於改善所有流亡比丘尼的生活。




Rinchen Khando
「西藏比丘尼計畫」執行長

我覺得有為比丘尼建立教育制度的需求，那時便創立了「西藏比丘尼計畫」。因為早在有比丘時，便有了比丘尼，但如今仍然沒有一位格西、或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丘尼。我的天啊，我們周遭有那麼多格西、那麼多受過教育的比丘。請您留意，這不是一種抗衡，這不是「我們想擁有他們的事物」，但我們絕對想要對我們有益之事。我可以這麼說，特別是在他們選擇的領域，教育很重要，能使他們理解修行的價值。

他們初到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無法閱讀與書寫，西藏人也不懂其他語言。如今他們談論著畢業、辯論著經典、討論著哲學。我認為這實在太棒了。

辯經，是比丘與比丘尼以實際方法，檢驗自己對佛教哲學理解的方式之一。Kelsang Wangdu，德國人，十七年前皈依佛教，成為一位比丘尼。她從此與西藏比丘尼們一起居住在達蘭薩拉。




Kelasang Wangdo
佛教比丘尼

目標不只是在課堂中研讀哲學、不只是背誦與學習，還包括走出室外，與旁人討論與辯經。這是一種與西方辯論大不相同的辯論方式。

通常由一個人坐著，另一個人站在他面前擊掌。坐著的人負責回答，站著的人每次問問題時都要擊掌。如此辯經的目的是測驗課堂所學。我們每天都會擷取一個段落，甚至一個章節，然後就此辯經。

只有流亡人士才可能達到如此的學習深度，這也成為「西藏比丘尼計畫」願景的重要部分。

教育西藏婦女的目的，是讓她們盡可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不只讓她們保留文化，甚至之後讓她們成為教師、學校內的家長，以她們所學貢獻給孩子們。既然她們選擇不擁有自己的家庭，我想她們已準備獻身於人道服務。

不久之前，比丘尼接受的捐款遠低於比丘，現在大多數的比丘尼能藉由「西藏比丘尼計畫」接受外國資助。

我們大多數的比丘尼都非常貧困，幾乎沒有任何東西，但她們現在接受我們百分之百的支助。然而，她們也能接觸到行動電話、錄音機、與花俏的鞋子，只要她們有意願，就能擁有，我認為這根本不是她們該想的。我總是告訴她們「請不要尋求外表的華麗」，因為外表的華麗無法引領你。

世界對我們很滿意。國際社會對我們好的理由並非外表華麗，而是因為我們有顆善良的心、因為我們是和平的民族。那才是眾人湧入並照護我們的理由。

即使近年來比丘尼的生活標準已有提升，她們仍須與外界社會的影響奮戰。在達蘭薩拉，男眾與女眾寺院也座落於與世俗社會不遠處。

在這個區域，這裡，很難做到。因為在西藏，各樣的環境都適合，不難把寺院建得稍遠一點。但例如在摩洛甘濟，這是個很小的區域，許多人住在這裡，幾乎不可能存在與地區社群完全不同的寺院。因此情況真的變得更艱困，這就是人家說現在是末法時代的原因吧。原因之一是，比丘和比丘尼與一般人有更多接觸；而由於受到誘惑、希望和一般人做一樣的事、不再認為自己需要繼續是比丘或比丘尼，因此許多僧尼還俗。

有人認為，沒有比丘僧眾與比丘尼眾，佛法無法延續，因為他們才是研修、觀想、與延續傳承的人。

我認為，讓下一個世代的比丘尼能有出色表現的種子，已經播下了。很明顯地，她們曾被忽視，但我們正在補救這個問題。我也認為比丘尼應該出面承擔，她們應該更有自信，更勇於發言，並令人正視她們的存在。

中國政府對西藏宗教自由的持續迫害，使得流亡地的寺院必須承擔藏傳佛教的存亡重責。由於短期內幾乎不可能回到西藏，為當前問題找尋解答就非常重要，方能讓藏傳佛教得以存續。

流亡生涯中，另一個長期文化存續的重點，是世俗教育。當西藏人初抵印度時，成立了西藏兒童村。它現在於印度各地都有分支機構，以確保一萬五千名學童能接受教育。



Thubten Dorjee
「西藏兒童村」理事長

1960年代早期，當時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聚集了太多難民，隨著尊者的腳步逃出西藏。尊者抵達達蘭薩拉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派遣他的官員到西藏難民營，看看孩子們的實際狀況為何。

在1960年代早期，「西藏兒童村」存在的意義，是作為孤兒院。因為當時人們甫逃離西藏，許多父母死於不適應氣候與生活習慣的變遷，以及，我認為尤其是，死於想起失去祖國的內心磨難。導致，當時許多孩子父母雙亡。





Loten Namling
傳統樂師

我在「西藏兒童村」長大，也在那受教育，因為我的父母親受雇在「西藏兒童村」其中一個養育所裡照顧西藏孩子們。我們初抵印度當時，有人告訴我那個養育所大約有五十名孩子，大多數是孤兒或單親的孩子。所以，當時教育西藏孩子的主要目的，比較像是養育他們長大；到了1970年代，由於國外捐獻及設施的改善，也由於印度政府認可我們的學校，當時，我認為開始有較大幅度的改善，「教育」開始成為教學核心。

1970年代早期，「西藏兒童村」是由達賴喇嘛的姊姊 Jetsun Pema 所主持。學校招收了更多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信仰堅定的人們協助改善設施。

當我抵達「西藏兒童村」時，大約有九百名孩童，包含一些將近二十歲的孩子。當時沒有運動場地。

我於 1972 年 11 月 2 日到職，並開始致力改善學校的運動場。當時還有另一件更令人憂心之事：他們最高只有八年級，所以我參與其事，試著提升教學品質、將教師們組織起來，那也使我最後在 1976年被任命為校長，當時我才二十四歲。

為Jetsun Pema工作是很棒的經驗，只要你有構想，並準備好付諸實行，她會幫你準備必須之物。

如今，這是西藏孩子最重要的學習中心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在流亡地，成立大約八十七所這類的學校，範圍涵蓋尼泊爾、不丹，與印度。我認為這些學校非常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孩子們學習自身認同、文化，與語言的地方，於此同時，也被教導如何面對現代社會。

在小學階段，我們完全採行適合我們孩子的課程，因為這些孩子如今居住於流亡地。他們多數出生於流亡地，從未親眼見過西藏，所以我們覺得需要告訴孩子們西藏是什麼、西藏的文化、西藏語、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歌謠與舞蹈。為了這麼做，我們在中學階段有非常堅實的教育課程，我們稱之為「西藏化課程」，其中所有的科目、課堂中所有的教學媒體，都是以我們的母語藏文教授。英語也是很有力的第二語言。

自 1970 年代起，世界對流亡西藏人的認識逐步增加，也藉由外界資助，使諸多層面的流亡生活得以延續。

西藏社群還不夠富有，無法自力教育所有我們的孩子。由於我們身處流亡地，是個並非所有家長都能負擔孩子教育支出的難民社群，我們仍有為數眾多的需求。因此，類似「西藏兒童村」的組織、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為每個孩子找到認養者，每一認養者為每個孩子負擔一定的金額，而學校則設法以這筆款項支付孩子的服裝、食物、教育與醫療費用。




Tenzin Jangchup
前「西藏兒童村」學生

對於「西藏兒童村」為我們做的事，我的感覺非常強烈。這件事非常特別，我們的老師曾跟我們提過，認養人並不富有，他們是願意奉獻的一般人而已。

現在，我們已流亡四十多年了，流亡生活也經歷了許多變遷。我必須先說，那些年紀較長的一代，我父母來的那一代，有著極端艱苦的日子，不知道如何說其他語言、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開口請人協助。但這些年來，人們更熟悉了流亡生活，開始到處做些小生意，國際社會也有更多人前來認識西藏。那些困苦的日子之後，我們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腦中也充斥著「過渡仰賴他人」的念頭，因為我認為，人類過渡仰賴他人，是最糟的事情之一，這會扼殺你的自我。我們告訴父母親們，從你能支付自己孩子的教育費用的那一刻起，請挺身而出並自己付錢。我們希望你承擔一些責任。

這並非金錢多寡，而是金錢背後的感受。與此一致地，我們也設計了一個方案，你可以負擔費用全額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十。

教育當中，傳統這個角度，已交由「西藏兒童村」處理，但經歷過這個教育系統的有些人認為，它做的還不足以幫助年輕的藏人，而覺得需要進一步檢討與更新。

「西藏兒童村」的教育非常傳統，幾乎全以教師導向，事情大多由教師完成，我們稱之為「填鴨」。我們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童閱讀課本。由於教師負責完成所有事情，學生幾乎沒有任何想像力成長的空間，這也扼殺了閱讀文化。我認為我們應該鼓勵學童閱讀課本，也該試著引進新的科目。他們無法啟發學生的個別差異。

關於「西藏兒童村」是否成功地讓學童準備好面對現代世界，各方意見並不一致。

多數從我們教育系統出來的人都很平凡，能在國際市場裡競爭的並不多。當然，這不是指責任何人，畢竟在中國入侵之後，我們年輕時有太多的難題，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理解時光消逝了，世界正在改變，我們也應該有適應的能力。我們有某種責任，而那些在我們生命裡出錯的事情，我們不願意未來在孩子身上重演。

我們經歷了那些難題，最有資格分辨到底什麼事情出了錯，分析這段經歷，並試著找出什麼才是對現代走向世界的西藏人有利。否則，我們都會很平凡，不會有生產力。

主要是尊者的指引，同時由於所有優秀的教師，我們還算滿成功的。也由於老一輩的人向我們展示的生活方式，絕少引起爭論。但隨著世代交替，我不認為我們能夠輕易滿足，以為這樣的情況能永遠持續。我們真的必須更努力工作，找出與年輕一代一起工作的方法。

達賴喇嘛一直認為，從生命的早期開始，教育就非常重要，只向學童提供資訊是不夠的。

我們必需從學童的內心深處，培養作為一個人的深刻價值，包含慈悲、容忍、參與感，與尊重他人權益，這些是人的基本價值。必須讓學童心裡清楚地瞭解，這些基本人格才是光明未來的泉源。教育，某種程度上像是個工具，我們不太確定那工具用來為善或為惡，依使用者而定，也就是人們自己及其動機。這更取決於動機。

各種西藏生活都以宗教作為基礎，有助於社群的團結。自藏人抵達流亡地以來，便對於如何達成回歸西藏，有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同非暴力手段，並接受中國統治下的自治。也有人覺得為西藏獨立奮戰是唯一的選擇。

這些不同的觀點，使得西藏孩子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著令人困惑的訊息。

人們普遍對未來感到困惑，也不知何去何從。為了達成目標，讓孩子們過度負荷歷史的重擔，卻無法適當地為他們做好面對未來的準備，以及面對避難流亡地之外的世界，這使孩子居於競爭劣勢。那並不公平。若且唯若我們的目標是回歸獨立的西藏，要求他們另外負擔藏語、西藏文化、與宗教的課程才有正當性。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兩者都沒做好。我們雖然教育孩子，目的卻不是為了讓他們能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生存下來。於此同時，我們也還沒做好足夠的準備，讓他們能夠應付額外的負擔，也明瞭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一些年輕人接受傳統技藝的訓練之後，找到人生的方向。鄰近達蘭薩拉的「羅布林卡中心」有製作唐卡的工作坊。它們是宗教畫作，要花上許多年才能學得技巧。木雕與金屬工藝工作坊小規模地提供一些就業機會。觀光客人數的增加振興了經濟。展望西式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侵蝕傳統文化。

在西藏表演藝術學院，正致力於教導年輕族群西藏已失傳的傳統音樂與舞蹈。

有些年輕人在小型合作社裡就業，也有些人於達蘭薩拉，在與旅遊業相關的餐廳裡工作。與外國人往來互動、接觸大眾媒體和網路，使得年輕西藏人得以瞭解西方的生活方式。

生活目標及工作機會都不明確，許多人覺得出國工作是唯一選擇。流亡政府准許這類的移民，但這只會造成更多年輕的藏人流失。





Thupten Samphel
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

現今，越來越多的年輕藏人失業。若能合法地移民至西方國家，年輕藏人失業的人數也可望降低。

印度對我們來說是第二個家，我們不覺得印度與西藏有太大的不同。但對那些移民西方國家的年輕藏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世界完全不同。藉此，他們身為西藏人的意義更為顯明。

有些人認為，前往西方國家讓年輕藏人更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認同；也有些人相信，旅居海外的藏人將被外國文化同化，而與外國人通婚促成了這個現象。

近十到十五年，另外一個問題正在增長：年輕人正積極地與本國以外的人通婚 ——某種程度上，這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確保自身未來的方法。他們再也無法致力維持自己身為西藏人的認同。

我認為追求幸福是件非常神聖且值得珍惜的事。若人們想要出國，我覺得就出國吧；若人們想與外國人通婚，那也無妨。只要你明瞭自己在做什麼，我都不反對。

有些與外國人結婚、與住在國外的西藏人，似乎即使身處西藏社群之外，也仍然堅持自己的認同。

我的妻子就是個百分之百的瑞士人。我的意思是，我不覺得需要擔心，也沒有任何困惑，她就是她。我這十五年來都住在瑞士，我的印度朋友也如星散至各處，他們前往美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給自己最後一個留在瑞士的機會，然後，我跟她一起生活，有了兩個孩子。我們最近六年都在一起。

如今，身為西藏人的意義，是認同自己的身份。我選擇演奏音樂與歌唱，讓真正的西藏文化能傳承下去。

對我來說，無法避免與外國人通婚，因為我們被投入這片汪洋，特別是流亡社群裡；我們總共只有十三萬人，不能讓孩子們永遠困在彼此之間，不與其他朋友接觸，不與其他非藏籍人士交往，所以這無可避免。

但我們的文化能否延續？這才是關鍵的問題。文化是你的內心所感，而非外在表相，如果能從內在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你即使與非藏人結婚，也能過的下去。

對於本世代的藏人，維持身為藏人的意識並不容易，對通婚之子來說，就更為困難。目前看起來，往後的世代也很可能覺得，根本無法維持認同。

這麼多年來，達賴喇嘛一直是讓西藏人能繼續奮鬥的核心。截至1995年，回歸西藏的協商仍毫無進展。達賴喇嘛於斯特拉斯堡建議中，提出非暴力的解決之道，西藏不再要求獨立，願意接受中國政府給予自治。這是個被視為「中間路線」的政策。

有太多我們的同胞正在西藏受苦，我們的文化正在消逝，我們的國家正因為是個國家而受苦，卻沒有成為國家的權利。我不覺得有如此虛擲光陰的理由，為何不彼此妥協？因此祂提除了中間路線。

西藏青年議會，為數一萬五千人，是唯一反對中間路線，並大力鼓吹西藏完全獨立的組織。

我們有西藏青年議會，與其他想擁有完整自由的人們。我覺得這很好，「中間路線政策」是尊者的政策，是西藏政府的政策，尊者不會要求與他意見不同的人閉上嘴巴。

依我的看法，對西藏奮鬥造成過最大傷害的，是尊者所宣布，並由西藏流亡政府及其他組織積極採納的「中間路線政策」。

我願意具名這麼說：現在這個放棄獨立地位，接受中國政府給予自治地位的政策，首先就是不民主的，理由是我們身處流亡地的人數，少到不足以改變整個民族的目標。我甚至可以說，這不是佛教徒該做的。如果佛教的基本教義與教導是「萬事無常變遷」，為什麼我們必須接受中國會永遠佔領西藏？其他事物會改變它的涵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非常努力，因為不只尊者需要改變，也必須有公開的運動及風潮，以說服尊者改變。令人難過的是，這尚未成真。我們以往從未有不同意見，直到尊者宣布了斯特拉斯堡建議，使我們對於是否獨立有了不同的看法。如今，不只是這個社群分裂了，藏人對任何主張也都分成兩派。在我們對尊者的崇敬當中，你必須瞭解西藏人不只是尊敬達賴喇嘛，我們也崇拜並敬仰祂。另一方面，對於獨立的需求，也不單純是種渴望。

這種「中間路線政策」的不同意見，對於西藏的團結造成嚴重威脅。中國依然拒絕與我們任何達成協議，中國是否願意放棄對西藏的控制，也令人嚴重懷疑。

達賴喇嘛，此名的藏文意義是「智慧之海」，是所有西藏人的宗教與政治領袖。再如何強調祂在藏人各式各樣生活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不為過。

過去幾年，世界已更認識藏傳佛教；達賴喇嘛也周遊各國傳教，並討論西藏局勢。

由於我們失去了國家，由於尊者得以離開西藏，也由於人們能夠傾聽他的話語、並於其中尋得智慧 ——我認為這些話語已廣為傳播。祂與許多其他高貴的上師們的教義已廣為散佈，我認為這很殊勝，使其他人有聞法的機會。他們不一定要成為佛教徒，只要能於其中尋得智慧、喜悅聞法，並於生命中實踐，我認為就很殊勝了。我並不是說，他們得全都成為佛教徒才好，那不是重點，我覺得很殊勝的是，佛陀的話語、或藏傳佛教得以傳播到世界各處。

那些與達賴喇嘛有親身接觸的人，覺得祂對生命的態度很有啟發性，且簡明易懂。

尊者是我的哥哥。即使我們只是討論一個人，祂也完成了如此多的工作，為西藏交了許多朋友。看著祂的人生，就是一盞明燈。祂與眾人談話的方式、他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且祂的確啟發了人們。祂教導我如何獨立思考，祂鼓勵人們有創造力，祂是為殊勝的導師。藉由祂的模範、藉由祂於談話中告訴你的事，甚至藉由笑話…真正感動我的，是祂的生活方式。即使祂身為達賴喇嘛，也沒有任何傲氣。祂的思考方式是那麼地簡明與純粹。

達賴喇嘛的意向之一，是改革西藏社會，建立一個民主制度，讓所有西藏人最終能自治。有限權力的西藏流亡政府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

世界其餘地方的領導者都想掌權，但這位特殊的達賴喇嘛給人的感覺是「不，不，我沒有什麼權力」，而人們總像是「不，不，你才是能引領我們走向正確目標的人」，而祂說「你瞧，你已決定自己的未來」，並下授所有權力。這很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盡全力變得更民主，目的是為了把民主帶回西藏。

如果沒有尊者的領導，我無法想像任何社群能跟我們做一樣的事。隨著年紀增長，我越來越能理解，這是由於祂的仁慈、關懷，與真誠關懷祂的人民，因此他能夠將人民團結起來；祂愛人們，人們也敬愛祂。


由於達賴喇嘛已經七十多歲，已有人開始擔憂，祂圓寂後西藏人的命運為何。如果沒有祂的領導，與安定的力量，這個文化的確很可能無法生存。

我不認為近期內，能出現具有祂的領導能力的人，所以我們的確會有一段時間懷念祂的領導，覺得生命有個缺口，因為我們是如此習慣於擁有這麼殊勝的領導者。但最終我仍盼願這個國家能生存。

我個人覺得前方將充滿艱辛。我認為預期未來很艱困也是件好事，因為我們將會做好準備；如果未來並不艱困，哇！讓我們辦場派對吧！如果未來真的艱困，好，我們早已預期，沒關係。我們會將其視為命運的一部份。

我們文化存亡的未來，變得越來越艱難，如果我們待在西藏外太久，情況只會變得更難。我認為這正是中國政府的希望。他們忽略我們、不簽訂任何協議、不理會我們的懇求，他們一定也算計到這部分，只要藏人待在西藏外更久，就會自然地死亡。

這些卓越的人們，熱切地堅持終有一天能回歸故國的信念。世界各地，有許多個人與團體支持西藏的理想，卻因為多數國家缺乏堅定的政治意志，且懼怕與中國疏遠，很難造成明顯的改變。這個文化，很有可能總有一天會走進歷史。

西藏此刻，在拉薩與日喀則之類的城市，藏人人數早已遠遠不及漢人，保守估計約 1:3，然而也在此刻，我們並非一無所有，這正是最令人心傷之處。在鄉間，我們仍然是多數，但如同我一直提過的，我們的未來黯淡無光，時間也正迅速流逝。某種程度上，這影響了任何個人的未來展望，與我的孩子的未來。我依然鼓勵我的兒女致力於西藏獨立的目標，也讓他們學習，不只會說藏語，也要如同藏人般思考。最終，我們的思想會決定自己的身份與行為。他們會繼續堅持西藏獨立的信念，希望這能為他們帶來一點生命的意義。但我不太敢期待孫子輩也能如此，也不太敢期待西藏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對我自己的未來，我承諾自己最後一件事：我將死於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