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s Ghost in the Shell

傅柯定期會受邀出國參與研討會與授課：巴西、日本、加拿大與美國(主要在柏克萊)。然而出國期間並不只是單純的旅行。傅柯與異國有特殊的關係。首先，我們發現傅柯一直懷有定居異國的計畫。但無疑可以說是為了留在德費身邊，他才繼續在法國教書。因此，傅柯對於每次的出國探訪，都享受其高度解放的樂趣以及整體上的不同閱歷。每次出國，他會嘗試深入參與當地文化或政治上的冒險。他一點都不滿足於只是在當地參加研討會，而較喜歡表現得像個在地人：在巴西，他支持民主異議的聲音；在日本，他深入體會西方理性的極限；在加州海岸，他去了解各種不同的社群(素食主義者、同性戀等等)與反主流文化的組織，引領他對主體化實踐形成進一步問題化的思考。最後，他完成了認可古代希臘文化的兩卷《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撰寫工作。

傅柯的最後歲月似乎顯現著一股隱退與斷念的意志。他發現自己的成功阻止他全心全意投入研究工作；同時，他也考慮放棄書寫工夫，走出圖書館的封閉空間，他在此已渡過皓首窮經的漫長時光，不斷發掘檔案、搜索著被遺忘在故紙堆裡的無名呼聲。他也想停止法蘭西學院的教書工作，以便完全在美國定居下來。

1984年6月25日，他死於愛滋病。(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1970年代的確是人心沸騰的年代。傅柯聲名鵲起之餘，研究方向亦隨之變化多端，同時他也進行各種旅遊講學，投入各式各樣的活動。1975年他出版了《看管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隔年再出版《知識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

我們可以視之為圍繞著監獄的第一輪旋風。出於德費的想法，傅柯在1971年2月宣佈創立一個監獄資訊團體，主要目標並不是要生產關於監獄的理論，而是要收集囚犯的相關經驗，讓他們可以發言，表達其具體要求並藉此彙整報導他們的生活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對監獄問題的這種敏感，可以廣泛解釋為緣於政治方面的大量逮捕行動(特別是德費所參與的「無產階級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遭禁)。監獄資訊團體(GIP)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目標是揭發各式各樣造成服監者日常痛苦的難堪、羞辱、禁制與訓斥。囚犯在稍後擁有了在囚室聽廣播與閱報的權利，這顯然是監獄資訊團體的勝利。但政府對這項成功卻憂心忡忡。兩名囚犯劫持了一名監管員與一名護士當人質，並在慌亂中殺害了他們(1971年9月的畢飛(Buffet)與弸董(Bontemps)事件)。1971年冬天到72年(在農西(Nancy)與圖爾(Toul))發生了多起監獄暴動。人們指責監獄資訊團體是這些危險騷動的始作俑者。傅柯讀了一位醫學中心的精神科醫師(艾迪斯．侯日(Edith Rose)醫師)所做令人不忍卒讀的報告，描述對犯人施虐的情況；他還探訪了美國的阿提卡(Attica)監獄。後來，由於要讓整個表達聲音的結構完全由受監者控制，監獄資訊團體喪決定解散。傅柯的政治介入繼續指向反對種族主義的行為。1971年10月27日，傑拉利．班．阿里(Djellali Ben Ali)在古得多區(Goutte d'Or)被一個大樓守衛謀殺，這個事件立即引發暴亂。傅柯對這件謀殺案表達抗議，並在惹內與沙特的陪同下進行示威。他與克羅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等人推動了傑拉利委員會。1972年12月16日，一位移民勞工默罕莫德．狄亞伯(Mohammed Diab)在凡爾賽鎮的一個派出所中被謀殺。由於惹內、莫里亞克與傅柯所組織的示威引發爭議，他們在保安令的強制下被粗暴對待，並在拘留室裡渡過了半個晚上。但更廣泛的來說，傅柯的政治介入指向所有不正當行為，那些政府藉安全之名以行之，以及所有隨即被漂白的警察濫權行為：記者亞倫．尤貝賀(Alain Jaubert)被警察暴力對待事件(1971年5月)、克利斯提昂．里斯(Christian Riss)被治安警察毆打事件(1971年8月)、毛主義激進份子皮耶．歐維內(Pieere Overney)被一位值夜者殺害事件(1972年2月)、克羅斯．夸桑(Claus Croissant)在可疑的條件下被引渡事件(1977年11月)、凡桑納(Vincennes)地方的愛爾蘭人的不當逮捕行為(1982年8月)。傅柯在《新觀察家》(Nouvel Observateur)與《解放報》(Libération)的專欄中始終如一、持續不輟地舉發國家與警察權力的濫用。他參與編輯了為流產墮胎者考慮相關利益的小冊子(1973年10月)，同時也多次採取立場反對死刑。我們也看到，傅柯試圖透過研究誘發一種新的左翼。從1971年起，由於傅柯開始與鼓勵實施人民公審的「毛派」立場保持距離，我們發現他在《新觀察家》所組織的「第二左翼」論壇中出現(1977年9月)，並且在柏林與另類左翼「突尼克斯」(Tunix)多次接觸(1978年5月)。最後，我們知道他開始與艾德蒙．梅賀(Edmond Maire)著手對工會策略問題進行一系列的反省。然而，傅柯並不自限於對法國政治生活的批判與分析。這也就是為何他在1975年9月參與了(與丹尼葉(J. Daniel)、莫里亞克、柯斯達－卡夫拉斯(Costa-Gavras)、拉枯舉(J. Lacouture)、羅杜澤神父(R.P. Laudouze)與伊夫．蒙丹(Y. Montand))在馬德里的多樂飯站(Hôtel Torre)舉行的一場記者會，宣讀一項宣言，反對法朗哥政政體所做的諸多死刑判決。1979年夏天，他為海上難民(boat-people)舉行了一場記者會(從1978年11月開始，他已持續不斷在呼籲「送船到越南」)，我們可以看到他、庫希納(B. Kouchner)和蒙丹聯袂參與保護這些海上難民的國際委員會(我們也注意到，他們其實在1971年8月就一起抗議過喬治．傑克森(George Jackson)在獄中被謀殺的行動)。1981年12月，他忙著參與一個由法國勞動民主聯盟(CFDT)所成立的委員會，支持波蘭，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拒絕阻止波蘭進入戰爭狀態。傅柯還簽署了許多宣言：包括釋放被軟禁在列寧格勒精神病院中的波希索夫(V. Borissov)(1977年2月)、反對壓迫義大利「自律主義」的工人(1977年7月)等等。但是，傅柯主要的海外政治經驗無疑是在伊朗，他在1978年秋天跑遍了伊朗。他在那裡做為報紙特派員(在義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所給定的新用語範圍內寫報導：「觀念報導」)，當時伊朗正準備進行革命，推翻親王查哈(Chah)。傅柯全心投入研究人民暴動起義的機制，反對以伊斯蘭精神價值名義而行極權警察政體壓迫之實的機制。但我們很快可以在這些充滿激情的分析中，透露出對阿雅托拉(Ayatollah)王朝的盲目支持。(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傅柯飽受成功之苦，為自己所引發的狂熱感到害怕，遂決定前往突尼西亞安頓下來，以便在那兒可以教授哲學，這是他第一次教哲學。他在突尼西亞待了兩年(1966年9月到1968年9月)，趁此機會，他得以寫出《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一本關於方法的書，因其理論上的枯燥而讓人卻步。不過，這個機會，也讓傅柯得以衡量權力的相關問題。1967年6月，緣於「六日戰爭」而引發的暴力示威在突尼斯舉行，導致一些猶太商人遭受惡意攻擊。突尼斯大學變成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地方。傅柯支持學生參加戰鬥，並開始閱讀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後來進一步擴及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s)相關的美國文本。另一方面，突尼西亞對他而言也是地中海與充滿陽光的經驗，就好像他在回應尼采重新變回希臘人的指令。

傅柯現身於巴黎68年5月學運時，一閃而逝，這種做法對莫利斯．克拉維爾(Maurice Clavel)而言無異於《詞與物》之政治學例示。然而，傅柯從來沒有空頭的革命願望或對於階級鬥爭的客觀表達，但從他早期作品的連續指向來看，對於爭議性意見的表達卻總是源源不絕、頑強多元。

當時，為了因應各方紛至沓來的要求與平撫思變的沸騰人心，法國準備在凡塞納(Vincennes)地方著手設立一所實驗性質的新大學。傅柯被任命為這所大學的哲學教授，這個任命的動作首度確認了他的左派聲譽。從1969年元月起，這所大學對抗著保安命令的強制，此命令企圖阻止在放映68年5月學運的相關電影時所進行的示威活動。最後，在相關學程規畫好之前(拉岡派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等等)，政府在1970年元月拒絕同意國家授權給凡塞納哲學系的認證。但傅柯在此時無疑已厭倦了這種種紛擾，思考著一項法蘭西學院的提名的可能，余也曼(J. Vuillemin)可以擔任這項提名的提名者。傅柯的生涯此時已開始向國際擴展(3月份受到美國邀請，9月赴日本)，同時獲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他在1970年12月展開就職課程(《論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愛沃德(F. Ewald)稍後成為他的助理。在此，傅柯進行其課程，直到他死前兩個月。法蘭西學院的教學結構可以確保他有聽眾，而非學生。(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1961年5月，傅柯在索邦大學為其關於瘋狂的論文進行答辯。這次答辯的時間緊跟著《瘋狂與無理性》(Folie et déraison)(1961)在普龍(Plon)的出版。初步引發的批評顯得審慎，但名號卻都大有來頭：巴特、布朗秀、蒙途(Mandrou)、布賀岱(Braudel)(以及稍後的米歇．塞爾(M. Serres))咸認為《瘋狂史》是一本偉大的書(過了一些年此書才在迦立瑪重新編輯後改以這個標題出版)。傅柯緊接著又編寫了《臨床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於1963年問世)，但他的興緻似乎更集中在文學方面。於此同時，他撰寫了多篇論文，討論巴塔耶、克羅索斯基、拉波特(Laporte)、賀德林(Hölderlin)、布朗秀。他參與了和「原樣派」(Tel Quel)的論戰。在擔任《批判》(Critique)期刊編輯顧問期間，他開始寫作《雷蒙．胡榭爾》，並且對繪畫產生高度興趣，重讀尼采，並因此與吉爾．德勒茲(G. Deleuze)結為朋友。因此，這幾年可以說充滿了密集的活動與書寫。透過一些短暫停留在突尼斯的機會，他與德費得以重逢，並讓他稍事休息。但他似乎馬上又全心全力投入一本「討論符號的書」的編纂工作：這便是1966年4月出版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本宣告「人之死」的書所獲得的立即成功，將傅柯推上結構主義者行列的第一線。論戰開啟，反對傅柯的隊伍中，後來混雜著左派基督教徒、馬克思主義者與存在主義者，他們不約而同指控傅柯為反動的反人文主義、政治上虛無的不投身參與。(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事實上，傅柯不久便落腳在瑞典的烏普薩拉(Uppsala)，擔任法語講師(1955年秋天)。他在那兒會邂逅杜梅齊爾(G. Dumézil)，兩人的友誼持續終生。他發現了烏普薩拉圖書館的醫學寶藏，讓他開始著手對古典時期的瘋狂進行長期的檔案工作。這個時期的瑞典，似乎成了一個高度寬容的國家與社會的模範。這也是傅柯玩家的時代：他駕著一輛積架，並對其服裝儀表顯得十分在意。他開了一系列課程，特別重視法國文學(從薩德到惹內、從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到貝爾那諾(Bernanos))。他的位置讓他可以同時邀請法國知識界的人物來訪。於是，他邀訪了卡謬(Albert Camus)、伊波利特等人。但是，傅柯也經常回巴黎：1955年12月，他在巴黎與羅蘭．巴特(R. Barthes)碰面，今此友誼常存；1957年7月，他在荷塞．柯賀第(José Corti)的書店架上發現了雷蒙．胡榭爾(Raymond Roussel)；1958年5月，他在巴黎參與了許多政治事件。所有的這類活動，與其長時間的工作與書寫之間可謂節奏分明。後來成為《瘋狂史》(L’Histoire de la folie)一書的相關編纂工作，則是在波蘭的時候完成(這是一個新的講學職位：傅柯這次是為戴高樂派的外交官布漢．德．侯西耶(Burin des Roziers)工作)。這些討論禁閉的連篇累牘，最後結束於憂心警察將從此得以展開行動。由於經歷過瑞典的自由主義，傅柯很能夠體會波蘭極權主義的狀態。最後，他在1960年春天來到漢堡(Hambourg)，以便寫完他的第二篇論文，在此他參與了德國緩慢的重建工作。回到法國之後，傅柯在克萊蒙－費杭(Clement-Ferrand)恢復其大學職務，在那兒教授心理學。十月，他遇到了丹尼葉．德費(Daniel Defert)。(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1946年7月，傅柯獲得高等師範學院的入學許可，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所學校建立了卓越的精神。由於一場因緣際會的哲學口試，傅柯與喬治．岡居朗(Georges Canguilhem)初度邂逅。此後四年，傅柯便往來於玉爾姆街之間。當彼光復解放時期，美國的文化模式開始風行於全國上下。然而，如此新穎的存在之風卻開啟了傅柯道德苦惱的生活。他的同性情慾成為痛苦的內在衝突之源。戰後的法國充斥著道貌岸然的清教徒風氣。傅柯滿腹憤世嫉俗、不滿社會之情。1948年曾試圖自殺未果。他被分配到學院診療所裡一間單獨的房間，同時他在聖安妮醫院固定約診，與德雷教授(Pr. Delay)進行諮商。1950年左右，由於酒癮問題讓他開始接受快速戒斷心理治療。同時，他也展開了與某些同學間的堅實友誼：布赫迪厄(P. Bourdieu)、韋納(P. Veyne)、巴瑟宏(J.-C. Passeron)、潘貴(M. Pinguet)等等。他又與哲學輔導老師阿圖塞(L. Althusser)義結金蘭，由於阿圖塞影響，傅柯在1950年加入了共產黨(一直持續到1952年10月)。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它乃是甘冒槍決之威脅進行反抗運動之黨。

但當時也是傅柯勤奮向學的年代，他跟隨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與波弗黑(J. Beaufret)的課程，航行於這兩位戰後哲學巨擘的航道之間：現象學與馬克思主義，而存在主義試圖於兩者間折衝調和。1948年爆發了利慎科事件(affaire Lyssenko)：政治上的選擇，圍繞著科學問題運作。布爾喬亞科學與無產階級的科學之分，似乎無需明證即可成立。傅柯大量噬啃著黑格爾(他以哲學論文討論黑格爾)、胡塞爾(Husserl)、馬克思與海德格(Heidegger)，也不忘浸潤於文學世界(薩德(Sade)、卡夫卡(Kafka)、惹內(Genet)等等)。1947年他通過了心理學的學士學位，並在1951年通過了哲學教師資格考試(第一次的失敗引發議論紛紛，有人認為是由於傅柯加入共產黨才導致他不通過)，其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中，包含了伊波利特與岡居朗。

1952年到55年的傅柯已結束了學生生活，在高等師範學院擔任輔導老師以及里樂(Lille)大學心理學助理。就他自己這方面，透過波利策(Politzer)的書寫傳統，他這時仍然對精神分析抱持高度的質疑。這段時間，他從尼采(Nietzsche)的著作以及閱讀貝克特(Beckett)、巴塔耶(Bataille)、布朗秀(Blanchot)、克羅索斯基(Klossowski)與夏爾(Char)的作品中得到感通與發現。同時，傅柯越來越勤於接觸精神醫療的環境。他在1952年獲得了心理病理學的文憑，緊接著在1953年拿到了實驗心理學文憑。但重要的是他與德雷教授的頻繁接觸，參與了最早期的精神抑制藥物革命。拉岡在聖安妮醫院舉行的講座，他出席了一段時間；他曾與韋賀多(J. Verdeaus)一起造訪賓史萬格(L. Binswanger)(這趟旅行他還參加了精神科醫師庫恩(R. Kuhn)所籌辦的瘋人嘉年華)，也曾為羅夏測驗的圖版進行詮釋工作。他的第一本小書，出版於1953年4月，標題為《心理疾病與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全書仍帶有馬克思主義的印記。傅柯不再脆弱如以往，並於1953年5月開始與音樂家巴赫蓋(J. Barraqué)展開戀情，這段關係在他前往瑞典之後告終。
(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1926年10月15日，米歇．傅柯誕生於普瓦帝耶(Poitiers)城一個富裕的布爾喬亞天主教傳統家庭。父母雙方均出身醫師世家。傅柯的雙親共生了三個小孩：老大是芳馨娜(Francine)，然後是保羅－米歇(Paul-Michel)，最小的德尼斯(Denys)生於1933年。傅柯夫人在普瓦渡的汪德弗賀(Vendeuvre-du-Poitou)有一幢漂亮的花園別墅，傅柯喜歡在假期到那兒去寫作書稿。自1930年至40年，保羅－米歇．傅柯就讀於普瓦帝耶的亨利四世公立學校，他在學校表現得傑出亮眼。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時期發生了讓他印象深刻的奧地利首相多福斯(Dollfuss)謀殺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感受死亡帶來的強烈震撼」)。1936年，他經常接觸從西班牙的難民小孩。當小傅柯宣佈他不要做外科醫師，而要成為歷史學家時，驚動了他身邊的人。保羅－米歇在1940年註冊就讀於天主教學派神父所創建的史坦尼斯拉書院，整個城市之後為德國人所佔領。1943年，傅柯通過了高中畢業會考，並在九月進入大學預備班，在同盟國的轟炸中，準備烏爾姆街高等師範學院的入學競試。第一次競試失敗後，傅柯進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學的大學預備班。他從此離開了普瓦帝耶與家人環繞的環境。傅柯終其一生持續對母親的熱愛，他(在1959年父親去世後)經常去汪德弗賀探訪母親，並於1982年決定在當地買下一幢住宅。

尚．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黑格爾的重要譯者與評論者)時任亨利四世中學哲學教席。他的課程令人讚嘆，在學生如癡如迷的眼神中流露出一派黑格爾的思想。哲學至此不再如同形式遊戲，而是讓人在歷史悲情的感受中分享著集體命運。傅柯後來對這位學養深厚的老師總是滿懷感激，就像他在一處題獻給伊波利特的扉頁中所言，他的成就「完全歸功於」他。
(本文譯自，F. Gros, Michel Foucault, puf, 1996.)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