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齋的書房－潁水齋

http://tw.myblog.yahoo.com/inrillstudy/article?mid=-2&next=656&l=a&fid=11

高雄市長選舉官司，跟台北縣長選舉的走路工事件，兩件事其實頗有可以互為借鏡討論之處
我的思緒並未因為心寒而停止；相反的，我更深入思考這兩件事所反映的制度/文化缺陷，乃至最後深覺必須提出思考的內容，讓我們有改進制度的契機。

我的思考圍繞幾個重點：
１．候選人陣營中的”樁腳”犯的錯，應該以政治懲罰（以選票讓候選人落選），還是該以司法懲罰（以司法判定當選/選舉無效）？
２．哪種”制度”好？哪種制度可行？
３．我能提出的制度改善建議是什麼？


司法懲罰還是政治懲罰
在思考第一個問題時，我想到幾個大問題
如果該以司法懲罰，那麼選舉期間的任何有關違反選罷法的指控，都不應該成為競選活動，因為它會造成司法與政治的雙重懲罰（稍後也會討論雙重懲罰的合理性）。
但是這樣恐怕會造成更濃厚的「先選上再說」的不擇手段選風（兩顆子彈是個鮮明例子），因為司法總是走得慢，而選上後的政治力又常會干擾司法（包括直接的政治介入，或間接透過同陣營的輿論慫恿）
再者，讓小弟替大哥頂罪的手法，也會使司法之途跛腳（以目前的法治制度，所謂「罪不及妻孥」，小弟買票，怎能怪到大哥身上？）

如果該以政治懲罰，則表示大家同意，如果小弟買票，只要沒有大哥指使的證據，大哥就可免除「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的法律責任。
如此，則以目前”眾人”所知但苦無”證據”的賄選，就應該（或是說只能）透過選票，讓選民用良心來推翻政客。
在此思維下，小弟的真錯，大哥該認罪，因為他識人不明。
但是這樣會有幾個問題，其一就是政治懲罰的無效果（目前仍見許多地方，人們心知誰賄選，但他就是屆屆選上），其二是假賄選真栽贓的可能性（白話說就是腳尾飯，透過如Ｓ君的白手套，為對方”公然”賄選，再”抓包”以破壞對方清新形象；吳敦義錄音帶案也是類似例子）
台灣向來是遂行政治懲罰的，因此賄選風氣淨化很慢；直到近年，才偶有因賄選確立而宣告當選無效的少許案例；但這也僅及於小選如鄉鎮長案，較大的選舉，即使將情境略有不同的高雄議長賄選案也算進來，還是非常少見。

或許有人會認為，以司法與政治予以雙重懲罰是較好的制度，司法懲罰補政治懲罰的不足，政治懲罰彌司法懲罰的缺失
我則認為，司法與政治雙重懲罰，是兩者的缺失加成，而非優點互補。
司法懲罰的缺失，是「先選上再說」的不擇手段，以及遲來正義的可能無法實現。
既然已經「先選上」，何來可能政治懲罰？兩顆子彈真調會，又如何能讓人民在紅衫潮中，逼ㄚ扁下台？
這是政治懲罰補司法懲罰的迷思。
政治懲罰的缺失，是政治懲罰本身的無效果，以及腳尾飯惡質風氣的擴張。
如果高雄市長選舉官司後來證實真是個腳尾飯，但他們推給了某個非陣營中人的「軍師Ａ」代罪，我們的制度仍然無法拉陳菊下台，因為「罪不及妻孥」，是「軍師Ａ」自做主張。
又，以吳敦義案說，如果政治懲罰錯了，豈非讓人民失去一個可能的好施政者，任歪風繼續?!司法懲罰雖是實現了「遲來正義」，但功能何在？真有讓當選/選舉無效？
這是司法懲罰補政治懲罰的迷思。

三種可能的制度都有極大的缺失
我們的制度到底問題在哪裡？


民主的最佳實務
我突然想起前陣子與網友Penguin的討論（Transparence and political choice）。
依Penguin的描述，澳洲的選舉很「安靜」；他認為這是個值得台灣效法的選舉制度
我雖並不直接反駁，但提出「民主未必只有一種終極的「典型」方式；各國可以依其文化，發展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看法（可惜Penguin一直沒再發表看法）

在思考「司法懲罰vs.政治懲罰」問題時，我突然發現，澳洲的這種「安靜選舉」，恐怕才是正解
在這種型態的選舉之下，沒有所謂的「造勢」，沒有所謂的「樁腳動員走路工」，乃至沒有「競選後援會」以及所衍生的法律與政治責任糾葛不清的問題
所謂「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制度」，恐怕不能太執著；真正的民主，也許就是有唯一一套 Best Practice，而那套 Paradigm，恐怕就是得斷絕某些目前在台灣視為理所當然的制度/文化
可行嗎？


選舉制度的改善建議
我不確定台灣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接受我如下的建議
不過那不表示我該放棄可能被視為「高調」的制度建議；總得有人先提出一種思考方式，植入某些同具先見之明的人腦中做為種子，當問題一再浮現時，這些思考方式才有機會發芽
我的建議也許很模糊，但是其精神就是兩種思考，其一是本文所提的思考脈絡，其二是維護選民冷靜理性思考的反省

建議一：導向單純政見發表與辯論的選舉活動，禁止串聯特定人脈式的競選方式

建議二：杜絕拼場文化；政見發表會一律由政府依公平競爭原則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