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工作、理想和信仰，是跟消費主義完全不一樣的。我自己開始有能力拍電影是九七年，那年恰恰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消費盛行的時期，我所相信和熱愛的電影方向，和整個社會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意之中變成一個反叛者，反叛商業文化，反叛消費主義。

蔡明亮：你拍劇情片，也拍紀錄片；我則是一直拍劇情片，沒思考太多拍紀錄片的事。我覺得，拍紀錄片得遇到機會。我拍過幾部，有拍愛滋病病患的，有本來要拍乩童的《與神對話》。

　　這幾年台灣觀眾愛看紀錄片，紀錄片在台灣的票房也滿好的，我想在電影院看紀錄片是一種比較新鮮的事情，也反映了台灣觀眾並不那麼討厭現實題材，只是他們仍覺得紀錄片跟劇情片是不同的東西。台灣的自由是不管你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可以上映，但是有沒有觀眾？你要去創造觀眾。紀錄片也要跑校園，要跟很多機關合作才有票房。所以我通常不相信有什麼「國片的春天」。

事實上，台灣一直欠缺對「紀錄片」的定義。對我們這些電影創作人來說，我們做紀錄片沒有思考那麼多，比如去想「我要用影片改變社會、反映社會或控訴現狀」，沒有，完全是出於想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只是在形式上偏向大家印象中的紀錄片，也就是所謂的「取材自真實人物事件」，但這裡面到底有多少「真實」？我雖然沒有在影片中特別安排什麼，但畢竟經過我的選擇、安排和剪接，這都是創作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