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t la vie

今年二月到巴爾地摩開會, 會議正式結束的前一晚我和另外兩個同事一起坐計程車離開開會的旅館前往機場, 結果飛機遲飛, 我們先是到候機室的酒吧叫鷄翅和啤酒吃, 我們三個都打電話給家人說飛機會遲飛. 因為飛機遲了兩三個小時還不飛, 最後航空公司的人告訴我們飛機當天不會起飛了要我們去旅館過夜隔天早上再走. 我們三個又再度打電話給家人, 然後唉聲嘆氣地登記隔天最早的一班飛機回波士頓.

到旅館時已經有點晚了, 其中一個同事說他要去房間休息, 而我跟另一個同事因為心情受到影響而且也沒有吃晚餐, 就相約到旅館酒吧吃點東西喝點小酒. 那個同事的太太是羅馬尼亞人, 我們就聊起他太太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蘇聯紅軍進入羅馬尼亞, 之後羅馬尼亞就成為共產主義國家,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1960年之間是在所謂的鐵幕之中. 我同事的太太小時後是在羅馬尼亞長大, 因為她爸爸是外交人員, 有一陣子還在羅馬尼亞的她跟她媽媽就被軟禁, 電話會被監控, 後來通過一些外交方法才逃到瑞士去, 所以她的國籍目前是瑞士和羅馬尼亞, 而後者是在羅馬尼亞脫離鐵幕之後才申請到的. 不過因為她是很小的時候就被帶出羅馬尼亞, 而且她很多家人也都在羅馬尼亞, 所以他們每年夏天都會到羅馬尼亞度假, 今年他們也會去羅馬尼亞, 因為他們要在朋友的婚禮當教父教母.

今年五月在佛羅里達開會, 有一天晚上跟一個老師一起到港口邊的餐廳吃飯. 快吃完的時候雨越下越大, 我們就移到室內繼續聊天. 大概是他說起他從來不去投票, 我問為什麼, 他才說起他是在羅馬尼亞出生的, 十八歲那年因為政治迫害逃離羅馬尼亞. 我問他有回去過羅馬尼亞嗎? 他說沒有. 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去? 他說為什麼要回去, 那裡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 沒有想過要回去.

今年七月在紐約開會, 第一天的中午正在排隊拿午餐的時候, 一轉頭見到一位認識的日本老師, 我們就一邊聊天一邊拿午餐找位置坐下來吃. 那天天氣很好, 那個老師顯然對於下午的演講完全沒有興趣, 吃完午餐之後我們就繼續坐在樹下聊天.

去年在日本開會時有聽那位老師提過小時候在緬甸生活過, 我就問他為什麼會到緬甸去. 他說他父親是在聯合國工作, 那時候他父親到緬甸去協助蓋商用機場. 他說其實他在緬甸只有待兩三年, 因為沒多久戰爭就爆發了(可能是1962年的內戰, 之後緬甸就進入軍人獨裁統治). 他就像許多二戰世代的日本人一樣很討厭戰爭.

前幾天和同事一起吃午餐, 我問起他之後若是回德國做研究工作有想要到哪裡嗎? 他說他想要回柏林旁邊他長大的城. 因為他是東德人, 我們又很常聊跟電影有關的話題, 我就問他若是看到跟過去東德有關的電影有什麼感覺, 他說大概是懷舊的感覺吧. 柏林圍牆是在他十二歲那年倒的, 雖然算是東德人的決定, 可是柏林圍牆倒了之後對整個東德的社會經濟衝擊實在很大, 雖然就一般而言他也認同柏林圍牆倒了比較好, 可是他無法全盤接受那些批評過去東德的言論.

我提到大約也是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台灣終於解除戒嚴. 後來回辦公室之後他用google analysis查了他自己網站的流量, 然後問我台灣在那地圖上的哪裡, 我指給他看, 他發現台灣和中國在某個zoom的時候是同一個色塊, 他問我怎麼一回事, 我說在某些網站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某些台灣人就會寫信去請他們更正, 他問說那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說台灣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不過並不是被很多國家承認, 可以說政治上來說許多國家都不會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過這些國家都很清楚其實台灣是有主權的. 後來我又在地圖上指著日本說, 台灣以前也被日本殖民過,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台灣人是幫日本人打仗的. 他問說那那駕駛飛機到珍珠港的是台灣人嗎? 我說那種任務大概輪不到台灣人去做吧.

最近看完發條鳥年代記, 發現兩件事. 第一, 原來二戰時日軍的東南亞戰區死傷勢最慘重的, 幾乎是有去無回, 而我印象中許多台灣兵都被派去東南亞戰區. 第二, 關東軍佔領滿州國的時候其實是有打算讓滿州國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但是受日本的影響), 建立與台灣等其他殖民地不同的國家典範.

在聽這些故事在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感覺很奇妙, 我們這些小人物的人生就這樣被大時代所牽動, 每個地方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傷痛記憶, 可是這些痕跡都無法從我們的外表讀出來, 而其實平常我們也不太在意, 過往無法決定現在, 而現在也無法決定未來, 假如我們有什麼共通點, 大概就是盡量以沒有明天的方式努力活著.

昨天早上六點不到就醒來然後睡不著, 因為這個週末要趕實驗, 我索性起床準備出門, 天色還暗著, 我騎腳踏車騎到半路時路燈才熄. 騎上Chatelet往西堤島的橋的時候太陽從雲層中透出臉來, 晨曦照在好幾重米白色典雅的橋上, 照在西堤島上那一排米白色的建築以及它們灰烏色的屋瓦, 那大概是我來巴黎之後見到真正可以說是很美的景色.

今天中午也是在辦公室度過, 不遠處傳來聖母院的鐘聲, 我看著綿延的巴黎市景, 覺得很不真實. 這樣的機緣應該是那些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附近晚上會傳出鋼琴聲的家庭的小孩所有的, 或是那些住在天母我更不熟悉的生活環境的小孩所有的, 或至少是愛巴黎愛的要命既會說法文又會說死了之後骨灰也要放在塞那河的人所有的. 像我這樣一個小時候被放在彰化田埂的樹下長大的人, 像我這樣一個在工業區旁邊的小鎮長大的人(其實旁邊的巷子裡就有工廠了), 像我這樣一個照我老闆的說法根本沒有愛上巴黎的人(我應該喜歡義大利遠勝於法國吧), 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就機率來說的話, 這真的是很稀有的事啊. (話說, 在法國週末還兩天都在工作的人應該也很稀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