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8,2006
未竟之漂流

作者 : 黃寶蓮
出版 : 圓神
出版日期:2001年
文/謝鴻文
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旅遊文學的系譜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找出一串名字:余光中、三毛、郜瑩、褚士瑩、鍾文音、舒國治等人,黃寶蓮這個名字當也適合歸屬這個族裔,其人與作品如果有一個印記可徵,那便是漂流行旅了。
出生於桃園,受教育成長於台北,在紐約、倫敦、香港都定居過,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她都是一個漫遊者,晃盪在不同國度城市之間。旅行從最粗淺的休閒娛樂功能‚進展到增長見聞的目地,倘若再更進一步賦予文化詮釋的意義,文學創作的跨文化想像,不僅完成對一個異文化的知識建構,更將身體與心靈的時空挪移,置放到一種理想的運思狀態,從中領悟一些事情,生命內在的視域便隨之拓深拓寬。
換言之,旅行行為的內在意涵越是沉重,收穫也越豐碩。而這也成為我檢視旅遊文學作品的先驗標準,除了看見風景書寫、異國采風之外,作家思索了什麼毋寧更重要。黃寶蓮《未竟之藍》收錄的二十篇散文,恰是二十個地方‚分屬在地球東南西北各洲,追憶浪遊行跡,她可以投擲三個月的時間準備從香港九龍坐火車到北京,再接西伯利亞鐵路轉往歐洲,另類的自由放縱與奢華,她只一句「容我逍遙浪蕩」,極瀟灑地就啟程。
啟程,心靈的雷達隨之張開。西伯利亞鐵路行經的荒蕪地,作者說:「我存心要見識的就是這種無止境的荒涼。」文人的孤獨身影浮現,彷彿是所有作品孕生的前提。荒涼之境理所當然是不喧嘩的,安靜的氛圍中卻是人與自我與自然坦誠面對的絕佳時刻,安靜給予了思想動力,給予了創作誕生的溫床。
黃寶蓮的文字也有一種安靜的氣息,帶點冷冽隔絕的狀態。透過她的敘述,我們可以感覺她在旅行中的冷靜自持,不輕易流露情感, 不與異鄉人過份熱絡,她的清醒理性當是為了自保,避免在旅途中受到傷害;但她又有一雙極明澈的眼睛,極目所見的人事物都能化進筆下,如一架攝影機紀錄了一切的情節。比方在烏蘭巴托往俄羅斯的列車上,上來個高大俊美的蒙古青年,一坐定就從袋裡掏出兩個羊頭‚豪爽邀約作者共享。下面的鏡頭聚焦在那羊頭上:「我看那羊臉十分難堪,臉皮磨破好些地方,臉色灰白慘淡,禿著頭皮,耳朵反轉,眼睛緊閉,睫毛稀疏,閉著鼻孔。如何下手?如何吃?」接著是蒙古青年借刀宰羊的描寫:「他先刮去羊臉上的一層油污,然後挖羊耳窩、鼻洞和眼簾下的垢,灰黑色的一層油油膩膩,清理乾淨了羊臉,從腦袋,後割下一塊肉給我。」這裡作者無意渲染血腥,也不批判殘酷,而是真實地捕捉到蒙古人天涯若比鄰的好客與盛情,亦呈現了牲祭是蒙族文化底蘊的禮儀。
黃寶蓮不像三毛那樣喜歡熱情主動待人接物,她回應蒙古青年的熱絡是很矜持,甚至有些淡漠的。也因為這種保護姿態,使得這本書裡所記述的人,作者與他們的互動甚少,對話也稀寥。偶有例外,像〈閣樓上的中國寶貝〉一篇,和曾住台灣的奧地利樂手維特二十年後在維也納重逢,兩人的對話裡含藏歲月淘洗後的成熟思想,沒有滄桑喟嘆,但有情感的溫度在支撐。「你還是一隻飄來飄去的花蝴蝶。二十年沒變!」維特對作者說的話,短捷而有力的直指作者生命狀態,如果不是曾經相濡以沫的相知,又怎能如此清晰洞察一個人呢?因此,要形容這本書裡所見的黃寶蓮性情,便是外冷內熱可說分明。
像蝴蝶的黃寶蓮,她的飛行多半形單影隻,飄游若吉普賽人的宿命;去威尼斯三日認定那是純粹旅遊的城市,便又收拾行李上路,另尋棲息的蜜地。縱使「回家了,肢體已經安頓,靈魂仍在飄游。」而召喚靈魂歸位的方法,便是創作;如此說來創作者與自己靈魂的溝通,也像在反覆進行出走――回歸的旅行。這讓我想起了卡謬說的:「旅行中沒有愉悅,我把旅行看成一次精神考驗……,就像嚴肅而偉大的科學實踐,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
黃寶蓮知道自己「我的心終有所屬,我擁有一座島!」只是生命被裝上飛行器,為刻記飄遊,所以她還會繼續旅行,所以書名用「未竟」來宣告。
換言之,旅行行為的內在意涵越是沉重,收穫也越豐碩。而這也成為我檢視旅遊文學作品的先驗標準,除了看見風景書寫、異國采風之外,作家思索了什麼毋寧更重要。黃寶蓮《未竟之藍》收錄的二十篇散文,恰是二十個地方‚分屬在地球東南西北各洲,追憶浪遊行跡,她可以投擲三個月的時間準備從香港九龍坐火車到北京,再接西伯利亞鐵路轉往歐洲,另類的自由放縱與奢華,她只一句「容我逍遙浪蕩」,極瀟灑地就啟程。
啟程,心靈的雷達隨之張開。西伯利亞鐵路行經的荒蕪地,作者說:「我存心要見識的就是這種無止境的荒涼。」文人的孤獨身影浮現,彷彿是所有作品孕生的前提。荒涼之境理所當然是不喧嘩的,安靜的氛圍中卻是人與自我與自然坦誠面對的絕佳時刻,安靜給予了思想動力,給予了創作誕生的溫床。
黃寶蓮的文字也有一種安靜的氣息,帶點冷冽隔絕的狀態。透過她的敘述,我們可以感覺她在旅行中的冷靜自持,不輕易流露情感, 不與異鄉人過份熱絡,她的清醒理性當是為了自保,避免在旅途中受到傷害;但她又有一雙極明澈的眼睛,極目所見的人事物都能化進筆下,如一架攝影機紀錄了一切的情節。比方在烏蘭巴托往俄羅斯的列車上,上來個高大俊美的蒙古青年,一坐定就從袋裡掏出兩個羊頭‚豪爽邀約作者共享。下面的鏡頭聚焦在那羊頭上:「我看那羊臉十分難堪,臉皮磨破好些地方,臉色灰白慘淡,禿著頭皮,耳朵反轉,眼睛緊閉,睫毛稀疏,閉著鼻孔。如何下手?如何吃?」接著是蒙古青年借刀宰羊的描寫:「他先刮去羊臉上的一層油污,然後挖羊耳窩、鼻洞和眼簾下的垢,灰黑色的一層油油膩膩,清理乾淨了羊臉,從腦袋,後割下一塊肉給我。」這裡作者無意渲染血腥,也不批判殘酷,而是真實地捕捉到蒙古人天涯若比鄰的好客與盛情,亦呈現了牲祭是蒙族文化底蘊的禮儀。
黃寶蓮不像三毛那樣喜歡熱情主動待人接物,她回應蒙古青年的熱絡是很矜持,甚至有些淡漠的。也因為這種保護姿態,使得這本書裡所記述的人,作者與他們的互動甚少,對話也稀寥。偶有例外,像〈閣樓上的中國寶貝〉一篇,和曾住台灣的奧地利樂手維特二十年後在維也納重逢,兩人的對話裡含藏歲月淘洗後的成熟思想,沒有滄桑喟嘆,但有情感的溫度在支撐。「你還是一隻飄來飄去的花蝴蝶。二十年沒變!」維特對作者說的話,短捷而有力的直指作者生命狀態,如果不是曾經相濡以沫的相知,又怎能如此清晰洞察一個人呢?因此,要形容這本書裡所見的黃寶蓮性情,便是外冷內熱可說分明。
像蝴蝶的黃寶蓮,她的飛行多半形單影隻,飄游若吉普賽人的宿命;去威尼斯三日認定那是純粹旅遊的城市,便又收拾行李上路,另尋棲息的蜜地。縱使「回家了,肢體已經安頓,靈魂仍在飄游。」而召喚靈魂歸位的方法,便是創作;如此說來創作者與自己靈魂的溝通,也像在反覆進行出走――回歸的旅行。這讓我想起了卡謬說的:「旅行中沒有愉悅,我把旅行看成一次精神考驗……,就像嚴肅而偉大的科學實踐,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
黃寶蓮知道自己「我的心終有所屬,我擁有一座島!」只是生命被裝上飛行器,為刻記飄遊,所以她還會繼續旅行,所以書名用「未竟」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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