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算是很舊很舊的舊文了吧
很久以前就寫好一直沒po上來)
除了許多優秀的片子之外
今年(2006)的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讓我有很深的感觸
感觸多是來自台灣的作品
如果用一句比較偏激的說法大概是
“台灣的紀錄片怎麼可以這麼固步自封!”
說這句話絕對不是代表台灣紀錄片的內容不好
只不過我真的是覺得直至目前為止
台灣大部分對於 “紀錄片” 這種創作形式
充滿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類似清教徒式的教條
(當然這些是針對那些有機會浮上檯面 進入主流媒體的作品)
“紀錄片好恐怖喔” 
這是一個朋友說的話 或者應該說是很多朋友
一般人只要一看到 “紀錄片” 三個字 第一個反應可能是
“一定很悶 會睡著”
“內容大概是一些弱勢族群觀點的政治化宣言”
“大部分都是訪談主軸”
“影像風格是不可能實現的一種片子”
原來紀錄片就真的是這樣一個令人難以親近的高知識份子的玩具阿
或者我們的紀錄片體制出了什麼問題嗎?
說實在的 我心裡真的一直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說
錄片就真的只是這樣一個令人難以親近的高知識份子的玩具
(至少浮上台面的作品所造成的極度有限的社會影響力
隔天又馬上被許純美和政治人物的惡鬥作秀給淹沒)
就像是做文化研究的研究friends六人行
就像是做建築的研究一些根本就是放屁的diagram
不過心裡還是會一直催眠自己 不是不是 紀錄片不是這樣的
我想會造成這樣 媒體的責任也很大
當然這個問題牽涉的層面太廣了 本文還是先就紀錄片本身為主
我想我必須要先提及兩年前上映(2004)的紀錄片 “生命”
生命
關於這部片子
之前也有介紹過 但今天要談的不是內容
“生命”上映的那一年 觀眾反應異常熱烈 當然也有不少政治人物拿來做文章
評論界當然也開始有聲音
我對於台灣紀錄片整體環境的疑惑和掙扎在閱讀過這篇文章之後開始明朗化
這就是郭先生的
“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 一文
這是小妖看完我在blog寫了生命之後傳給我看的
不過後來我一直都還沒跟他說
這篇文章讓我真正開始思考到底我們的紀錄片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是什麼東西綁架了紀錄片
(當然 我對此一篇文章的觀點相當不以為然)
“紀錄片” “DOCUMENTARY”
每當任何一種創作形式開始遭受到談論和質疑的時候
最根本的事情絕對是 回歸去思考創作到底是什麼
“紀錄片”到底是什麼?
取材是真實的就算是紀錄片嗎?
導演的觀點是不可原諒的罪惡嗎?
如果我取材所有真實的影像和聲音剪接成一段和事實不怎麼相關的故事
和我取材虛假的聲音影像來達到與我先前觀感相同的體驗 哪一個比較接近紀錄片?
紀錄片就一定必須捨棄利用畫面結構的經營或是音樂襯底來達到經驗重現嗎?
到底要“多客觀”才算是紀錄片呢?
“算不算紀錄片” 和 “是不是好作品” 哪一個比較重要呢?
創作又是什麼?
紀錄片是創作嗎?
世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東西
事實上是 世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東西
就算是地圖 所呈現出來的也只是虛假的和被人選取過的事實
就算是正紅色 在清晨的時候它會變成紫紅色 在黃昏的時候它會變成橘紅色
它的陰暗面是暗紅色 受光面反光時會變成白色 黑房間裡你什麼都看不到
1940年代新批評主義的基本主張為 文本是一個獨立 內在充滿張力 互相呼應的生命體
這是為什麼白先勇會對張小虹說“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寫的東西有你說的那麼多”
羅蘭巴特 “作者已死 文本多義”
台灣紀錄片的鎖國時代
綜觀今年(2006)台灣參展的紀錄片
對我來說與國外作品最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是畫面的經營 配樂的使用與影片的後製等等這種創作形式的迷思
台灣的紀錄片作品很顯然的大多都還是往現有框架中跳樓
像是一個小學畢業的乖乖學生 謹慎地每天九點半就要上床睡覺覺
更多評論者像是騙小孩的父母親威脅他們九點半不上床就會被巫婆抓走
我厭倦極了這種毫無道理的二分法
我不懂
是不是被冠上“紀錄片”三個字就一定得保持清湯掛麵?
是不是被冠上“紀錄片”三個字就一定不可以運用較多元的創作方式?
是不是社造工作就一定得搭配一個俗到不行的建築形式?
是不是社造工作就一定不可以用心經營建築形式?
當多元的創作形式成為不可原諒的罪惡
當紀錄片變成所謂自清份子的象牙堡壘
我不知道創作到底還剩下多少意義
說“生命”中四個家庭的四封信是矯情?
文字不只是另一種表達情感的工具嗎?
說導演引發自己與父親的故事是介入 不客觀?
那不正是那四個家庭與導演和自己父親本身生命的衝撞與漣漪嗎?
外國的月亮真的沒有比較圓
但是我們也真的不能一直停滯不前
英國導演Gary Tarn的 “黑色的太陽”
是我今年看了最感動的紀錄片
整部片以口白自述雙眼失去光明的過程與後續自我的心路歷程
畫面搭配想也知道不會是當下真正的畫面
中間更出現許多類似電子訊號的極度失真 或是根本是扭曲的幾何畫面
這一點都不會影響我對於這部紀錄片的喜愛和感動
甚至我認為這樣的口白內容只有如此的創作方式得以完成它
德國導演 Katarina Peters 的“患難與共”中
有一段紀錄自己夢中的戲
我一點都不認為這不真實 這樣不算是紀錄
波蘭導演 Artur Żmijewski “跨界與探索”
藉由一個刻意的事件
(好比在集中營生還者身上再度刺上相同的編號
召集一群耳朵聽不到的人組成合唱團 讓行軍的軍人全部脫掉衣物等等)
再真實地紀錄下當下這些人的反應
遊戲規則很刻意 但是人們的反應卻是無比真實
泰國導演 “正午顯影”
導演與工作人員遊走在泰國鄉鎮 找受訪者進行一場「故事接龍」的遊戲
讓各種人包括農村老婆婆、路邊小販、橡膠樹剝皮工人、小學生…等
說了一個亦真亦幻 荒謬至極的故事 最後甚至還找一群人演出這個故事
雖然看似虛假 但透過這遊戲更可以看到各階層內心不的同心裡狀態和思考模式
“紀錄片”就一定得沉悶無趣單向思考?
到底什麼是“紀錄片”?
到底什麼是真實?
結語
回到“生命”
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棒的創作
從一個創作客體 九二一災民 衍深至與導演自己附身糾結的思考
我實在是找不到除了誠實 還能夠怎麼形容這樣的創作形式了
評論應該是要讓文化更進步 而不是故步自封
在批評之前
是否能先靜下心真正好好欣賞一部作品
或是好好想想到底創作是怎麼一回事?
能否不要人云亦云的好看好聽?
同樣地
能否不要單純爲了製造小眾的清高形象而爲了反對而反對?
延伸閱讀
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 文／郭力昕
此為苦勞論壇轉載郭力昕先生的文章
<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成了評論的魔障>
閱讀<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 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一文後的反思 文／丁訓斌
就我個人來說 我比較支持後面這兩篇作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