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o Liberalitas

刘宗正：东亚大陆上的恶灵

刘宗正



据说古代苗人，有一种蛊毒，只要人中了这种蛊毒，就会受到蛊惑，丧失了精神自主与自由的意志，被施蛊的人所控制，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人。

很不幸的，东亚大陆的人民，已经被类似这种蛊毒所蛊惑，他们没有办法，真实地面对自己，也没有办法活在真实之中；他们成为这种蛊毒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命价值，完全被工具化了。

据说民间的神棍与巫师，会画一种符咒，这种符咒具有神力，只要贴在一般人的家中，那么所有的妖魔鬼怪，就不敢进来，它可以保护这家人的安全。

很不幸的，东亚大陆的人民，每个人的心中，也贴有类似的符咒；这个符咒，并不能帮助人驱邪避魔，反而会招致各种魔鬼与恶灵，使人无法活得自由与幸福。东亚大陆的人民，多么可悲！

到底蛊惑东亚大陆人民的毒，是什么？到底贴在东亚大陆人民心中的符咒，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这么可怕，而东亚大陆人民却不知道？

事实上，东亚大陆人民身上有三种蛊毒，这三种蛊毒，就像三张害人的符咒一样，一直在危害东亚大陆的人民；如果东亚大陆的人民，要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的价值，那么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除这三种蛊毒，并且撕开这三张符咒，否则他们永远无法获得上述生命的价值。

这三种蛊毒与符咒，就是“中国”、“中华民族”、“汉人”的意识。这三种意识，代表三种虚幻的图腾；它的本质，就是“大汉沙文主义”、“汉人世界中心主义”、“汉人大一统意识”、“汉人中央集权主义”、“汉人军国主义”等。

在这种汉人无理的意识之下，于是汉人衔喝耸歉哂谄渌褡宓闹肿濉⒑喝伺懦庥肫缡右熳濉⒑喝擞腥ㄕ剂煲熳宓耐恋亍⒑喝擞腥ㄍ持斡胪熳濉⒑喝丝梢员湟奈摹⒑喝丝梢酝郎庇胙蛊纫熳宓取?p>然而，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所谓的中华民族，只不过是要让华夏民族统治异族的借口；所谓的汉人，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古代汉人，所鄙视夷人们，所混血生出来的下一代。这三种概念，根本不是文化实体的概念，只不过是汉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所设计出来的一种“新宗教”、“新图腾”与“新意识形态”罢了！

为什么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是毒化东亚大陆人民的东西？因为这三个概念的本质，根本没有爱，也根本不代表正义，凡是没有爱与正义的文化产物，我是绝对坚持反对的。

人的尊严与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存在；生命的爱与正义，又高于人的尊严与价值，因为生命的爱与正义，是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最高本质。凡是用某种虚幻的图腾或意识形态，来工具化人的尊严与价值，来泯灭人的良心与道德，或者来阻止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者，那么这种虚幻的图腾或意识形态，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就应该被打倒与推翻。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东亚大陆人民百年来的苦难，是源于1911年国民党与1949年共产党的产生，因此东亚大陆的人民，才会遭受各种不必要的苦难与劫数；事实上，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是上述三个概念，绑架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使他们成为这三个概念的工具，真正危害人民的主要凶手，是这三个概念，国民党与共产党只不过是工具与从犯。

迟早有一天，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罗马帝国与蒙古帝国，分裂成许多国家；这种分裂成许多国家的行为，才是东亚大陆人民，走向真实与合理化的必然过程，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那些满独、疆独、藏独、蒙独、回独（宁夏回族）、滇独、湘独、粤独、川独、台独、港独（香港）等，都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独立运动，那是人民选择的权利，也是人民自决的权利，除非人类放弃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否则怎么可以反对他们？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很多人想做汉人所鄙视的边陲顺民，而不愿意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并且成为开国的元勋；他们将自己所生长的土地与人民，拱手交给一小撮汉人专制的统治者，然后将自己出卖成为，汉人政权的工具，这是什么样的奴隶逻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地去做，这种违反人道原则与良心的事？

无论有多少人反对我的观点，无论有多少人攻击我的理论，我都必须要说出来！在我的心中，除了神的绝对爱与正义之外，除了人道的真理与事实之外，除了人的良心与道德之外，其它的俗世价值与毁誉问题等，都是次要的。

我只相信人间最简单的良心与道德概念，我愿意站在两千多年来，汉人强权意识的对立面，并且与它们战斗到底！


2005-10-17

刘宗正：中国人不等于人

刘宗正

最早的中国定义有二，一指京师之地，即帝王所建都的地方，其地处于四方民族所居住的中央位置，故称之为中国，例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指华夏族、汉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居于四夷之中，故称之为中国，例如，《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上述的资料，说明了“中国”的概念，源于华夏族、汉人所建立的中心意识，他们将华夏人、汉人所建都、居住与曾经统治的地方，都视为中国；随着华夏人的极端排外意识与汉朝独尊儒术思想（儒家思想是大汉意识的载体）的发展，这种意识，逐渐发展成为“大汉沙文主义意识”。

在“大汉沙文主义意识”之下，所谓的汉人，发展出许多可怕的观点，例如，汉人中心主义、非汉人为野蛮的夷人（如汉人的“华夷之辨”）、汉人极端仇视异族（如汉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人中央集权与专制主义、汉人大一统思想、汉人军国主义、汉人有权统治异族、汉人有权占领异族土地（如汉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汉人有权压迫与剥削异族、汉人有权文化同化异族、汉人有权变夷为夏等。

汉人竟然发明一些虫鱼鸟兽等恶毒的名称，来称呼异族，例如蛮、貊、獠、狄、猺、羯、闽、蜀、蟾、猓猡、狑、骠、獞、拇鸡(云南)、鲜卑等；甚至到了近代，还用“番人”、“鬼佬”等名称，来称呼外国人。

汉人不把异族与外国人当人看，那么汉人就不是真正“道德意义”上的人。汉人是最早使用“中国”概念的人群，也是将微小的“中国”概念，扩大成“大中国”与“大中华”概念的人群；在这种汉人所虚造的“大中国”与“大中华”概念之下，所有曾经被汉人，所统治过的异族，都被这虚拟化的概念，异化成为“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成员。

真正的汉人，早已在历史上消失了！现在所谓的汉人，只是汉人所鄙视夷人的后代子孙，因此所谓的中国人，就是被汉人虚拟意识，所异化的假汉人。

那些古代的汉人意识，并没有因为汉人的灭亡而消失，反而成为附着在假汉人身上的文化病毒；凡是被这种文化病毒附身的人，都会成为这种病毒的受害与传播者。例如，汉人长期忍受被专制压迫与奴隶的命运；汉人长期漠视一小撮汉人的统治者，各种专制的制度性暴力与不公不义的行为；汉人长期漠视统治者侵略与屠杀异族；汉人长期漠视统治者压迫与剥削异族等。

这种假汉人，既缺乏人的基本善良本质，也缺乏人的基本道德性；我认为这样的人，并不等于人。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人”不等于“人”的原因。

所谓的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呢？我的看法，凡是受汉人虚拟意识与沙文意识，影响越深的人，他的人的性质，就越少；凡是受汉人虚拟意识与沙文意识，影响越少的人，他的人的性质，就越多！其判别的标准，十分简单，这种判别的标准，就是“人的道德性”。

一个人不断地活在虚拟意识之中，这样的人，如何能够面对“真实人”的概念？一个人不断被灌输沙文主义思想，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平等对待，其他的民族与国家人民？

前者，将人异化成“非主体性”的存有，并且将人的真实性与自然人性，彻底抹消；后者，将人“工具化”，使人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与牺牲品，例如，两千多年来，被华夏人与汉人所统治的人民，他们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都被异化成为“大汉沙文主义”与“大一统专制政权”的工具，毫无“人的自主性”与“人的选择权利”可言！

在这种“汉人意识”的建构过程中，所有东亚人民，都被异化成为虚拟的“中国人”或“中国民族”成员，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实？

如果一个人，不能充分面对“真实人”的尊严与地位，那么这个所谓的人，与行尸走肉的幽魂，有什么差别？他的存在价值与本质意义，与野兽有什么差别？

一个人不能够拥有人的尊严，不能够面对真实的自我，不能够摆脱被工具化（指成为汉人专制政权下的奴隶）的命运，不能够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价值，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称之为“非人”，非人只能接受奴隶或非人的命运！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中国人不等于人”，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事实上，对于那种在思想与心灵意识上，已经病入膏肓的中毒者而言，这只不过是一帖平凡的药剂，算不上有什么重大的功能。

真正能够救东亚大陆人民的思想与灵魂，是人的良心与道德。这种人的良心与道德，源于宗教的绝对道德价值，它并不是来自于人类“人文理性的思想”，而是神界的道德律；唯有神界的道德律，才能够完全站在，绝对“众生平等”与“爱与正义”的最高价值点，并且超越人类世界，所谓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狭隘立场，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在中共即将大崩溃的前夕，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东亚大陆人民，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过去的国民党与现在的共产党专制政权，而是隐藏在东亚大陆人民，灵魂之中的“大汉沙文主义”文化病毒。

这两个专制政权，只是这种文化病毒的直接受害与带原者罢了；这种文化病毒，具有高度的隐藏与变异性，它可以隐藏在任何附体之中，例如，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主制度、政党、民意代表、政府官员、学者、人民、教育、书籍、歌曲、戏剧、博物馆、建筑物、古代文物、行政区划分概念、城市建设、地方自治、国家政策、口号、标语等。

这种文化病毒，如果不彻底根除，那么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人民，还会受“大汉沙文主义”病毒的危害；现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10-18

刘宗正：不要用仇恨革命

刘宗正

现在是中共大崩溃的前夕，海内外对中共的暴行与暴政，出现一片凶猛的鞑伐之声；这是中共一党专制，崩溃的征兆，值得东亚人民认真思考，后共产时代各种文明建设的问题。

在此时刻，我提出“不要用仇恨革命”，其目的，在于提醒东亚人民，不要再走过去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老路，最后再度被新的与假的民主所绑架，成为另外一种民主专制的革命祭品。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人民，最重要的文化重建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以便有效解决文化大革命后，东亚大陆各种文化堕落与道德毁灭的危机；如果不全面思考这种道德重建的问题，就算实行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也无法真正拯救东亚大陆人民的命运。

1911年，国民革命时，国民党高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做法，就是开启东亚大陆人民“仇恨革命”的开始，国民党成为压迫汉人与非汉人的历史代名词。接着，1949年，共产党窃据大陆，并且以共产主义的阶级仇恨为信仰，延续了东亚大陆人民“仇恨革命”的传统，造成了超过八千万无辜人民的死难。

这种建立在种族或阶级仇恨的革命，完全违反“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与和平”的理念；凡是建立在违反“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与和平”理念的革命，有可能再次成为东亚大陆“大汉沙文主义”病毒的绑架与带原者，最终成为汉人大一统与专制政治的工具。

1919年，东亚大陆发生了五四运动，在这个时期，有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鲁迅、胡适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出新的道德信仰；在他们高喊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时，他们忘了引进西方文明的真正核心价值，那就是基督教的道德信仰——博爱。

五四时期的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都站在无神论与仇恨的立场，来反对传统文化；这种强烈的反传统文化态度，加上共产党无神论、唯物论、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一党专制的意识，最后导致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可以事先预期的“历史发展必然结果”。

民主政治的本质，源于基督教博爱的信仰，凡是缺乏真正博爱的革命，就不可能建立具有现代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因为博爱是本质，民主只是博爱的工具；人类千万不要用工具的价值，来取代工具的目的。例如，法国大革命，就是建立在无神论（如卢梭的思想）与仇恨的意识，最终成为暴民政治；美国独立运动，就是建立在有神论（如杰斐逊与美国大部分开国元勋的思想）与“爱人民与土地”的意识，因此顺利地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宪制。

换言之，在缺乏博爱信仰的泥土里，绝对长不出真正“自由与民主”的花朵，也绝对生不出包含真正“正义、平等、人权、法治、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的价值；没有博爱的信仰，要想发展民主，就像将百合花的根，种在水泥之中，那是绝对是无法成功的。

没有博爱的信仰，也绝对不可能了解自由与民主的本质，因为自由是建立在“道德戒律”的自律基础上，民主是建立在保护人权与人民幸福的基础上；自由与民主的本质，就是完全的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就是无条件的献身，就是人的道德信仰，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就是人应该“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推向全世界”。这种思想，除了那些曾经受到过，基督教道德思想熏陶的人之外，怎么可能有人能完全了解？更何况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怎么可能完全明白？

在两千多年来，东亚大陆的专制文明下，所有人的人性，早就被异化与扭曲成各种“类禽兽”的特质；事实上，统治者采行愚民政策，并且有意培养与扩大，这种“类禽兽”的人格特质，以便使东亚大陆人民，有效地成为专制政权下的顺民，成为统治者的私有财产，成为统治者的奴隶。

例如，东亚大陆的人，早已习惯于生活在黑暗的专制文化社会里，早已习惯于接受各种专制的制度性暴力，早已麻木于社会上各种不公不义与谎言的现象；这样的人，由于长期缺乏人文爱的环境与经验，造成了人普遍不懂得去爱或被爱的道理，造成了人普遍受到不合理礼教的压抑与迫害，整个社会充满了各种精神上的错乱与苦难。这些客观的事实与现象，就是导致东亚大陆一个世纪以来，无法顺利实行真正民主宪政的原因。

现在海内外有许多的反共文章，当我阅读之后，发现有许多的问题，不论是反共的音乐、诗歌、文学、散文或政论文章，其内容除了揭发中共的暴行与暴政之外，其本质大都建立在仇恨的基础；在他们的身上，呈现了许多属于鲁迅式的批判与反现状特质，他们与鲁迅一样，都是把批判现在与建设未来，建筑在“仇恨”的意识上。

他们缺乏宗教绝对爱的精神，因为他们大多是无神论的信仰者；他们不相信绝对的爱与正义，他们只相信“相对的道德”与“狭隘的功利主义”，他们只相信他们在共产党教育下“所认识的民主”，他们只相信“类似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他们只相信“类似共产党主张的暴力、强权与胜利思想”。从本质而言，他们跟共产党员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也贪恋权力、名位与财富。

仔细分析，他们大多是“文革时代”的受害者，他们在不自觉当中，已经成为“类似共产党意识”的反共分子，这样的普遍现象，实在是东亚大陆未来革命的危机。

事实上，台湾的人民，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但是台湾人民，仍然继续在接受，国民党时代所设计的“大中国意识”教育。这种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汉人文化绝对主体的意识”；这种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种族压迫与仇恨”（如汉族中心主义）与“权谋诡诈”思想的宣传。

这种属于非人化的教育，完全缺乏对人的关怀、对土地的责任与对世界的基本道德。这种教育，否定了人民的选择权利、人民的自决权利、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这种教育，阻碍了人民建立公民社会、民主社群、社区关怀意识、公民责任意识；这种教育，剥离了台湾“人民爱土地与人民”的自然意识，并且完全将台湾人民，异化成为“大中国的工具”，使台湾人民成为“族群冲突”与“政党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具体地说，就是那群受“大中国意识”毒害的人，不断地阻止台湾民主化，也不断地推动台湾反民主化的潮流；从台湾各种民主运动、对抗专制、反对国民党总统连任、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会改选、总统直选、政党轮替、公民投票、民主宪政等过程，都充满着“大中国意识”源源不断的阻力；这种阻力，就像是专制的幽灵一样，永远不肯放弃压迫台湾的人民。

一个幸福的国家，必须具备有爱、正义、关怀、牺牲、奉献、宽容、责任、和平等的基本特质；很不幸的，这种建立在大汉沙文主义的“大中国意识”，却是一种宣扬违反上述各种价值的思想，它根本地反对人的存在价值与道德。这种思想，非常危害人类，台湾人民是这种“大中国意识”的受害者，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应该引以为鉴。

一个缺乏以爱为基础，所建立的政权，不论它的政策，制定得多么详细或合理；不论他的口号，喊得多么动听与诱人，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政策与口号，只能成为压迫与剥削人民的工具。兹举中共与藏人、维吾尔人、内蒙人的关系为例，就可以明白：

1951年5月23日,中共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西藏人民从此进入了悲惨的被奴役命运。

1949年9月，蒙古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扎雅”与额济纳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扎布”，向中共投降；德穆楚克栋鲁普等20余人，急忙逃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原来的“蒙古自治政府”垮台，自此，内蒙为中共所统治。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出通电，宣布归顺中共；10月12日，中共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人，到达迪化，从此新疆为中共所统治。

1949年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共同纲领》第六章规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例如，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凡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从上面的资料可知，中共原本主张照顾弱势的工农与贫穷人民的利益，但是现在却成为压迫工农与贫穷人民的统治者；中共原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帮助不同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但是，中共却成为汉人压迫异族的代表。

中共以汉人统治各民族，疯狂地掠夺各民族的土地资源，不断地剥夺各民族的自治权利，不断地破坏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不断地压迫各民族。现在的中共，早已成为压迫与剥削所有东亚人民的代名词。

为什么过去的国民党，会如此地专制与贪污腐败？为什么现在的共产党，也会如此地专制与贪污腐败？因为这两个汉人为主的专制政权，心中根本没有爱，他们不爱人民，也不关怀土地，这样的政权，哪里还有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也像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心中只有恨，没有爱”，那么由这种意识形态所建立的政权，与“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什么两样？

有些人口里，高喊着“爱”、“自由”与“民主”，但是他们对“爱”、“自由”与“民主”，到底了解多少？中国文化里，非常缺乏“爱的文化”，在这种贫乏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如何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那种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所孕育出来的“爱的观念”，经常只不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或“空头支票”罢了！

换言之，凡是没有经由宗教背景，所孕育出来的“爱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了解，什么叫做“人的尊严与价值”；也不可能在了解“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基础上，充分认同“自由”与“民主”的信仰！

要拯救东亚大陆，这种两千多年来，道德沉沦的文化，只有透过努力建立宗教的信仰，并且认真学习宗教里的道德信念，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挽救东亚大陆人民永恒堕落的灵魂。

由于中国无神论的传统与狭隘功利主义的思想，使中国近代文人，在引进西方思想方面，过度着重于能够“富国强兵”的思想，而忽略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基督教的道德信仰。在《圣经》四福音书中记载，“论报复”、“论爱仇敌”、“论施舍”、“论宽容”、“自由”（真理是人的自由）、“灵性的盲目”、“论服侍人”（如耶稣为门徒洗脚）、“撒种”、“承担人道责任”、“论洁净”、“论诫命”（道德的诫命）、“谦卑”、“无惧”（为了道德，不惜献身）、“不忧”、“传福音”等道理。这些道理，非常类似大乘佛学的“积极入世”思想；这些道理，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如果人类妄想绕过这些道德价值观，而发展民主政治，绝对是愚昧不可及的行为。

例如，在“论爱仇敌”中，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种思想，正是人类民主文明的最高核心价值，唯有这种绝对的爱，才能够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也才能化解人类所有纷争与冲突；这种思想，也正是两千年以来，东亚大陆文明，最欠缺的道德内涵与精神。

这种“爱仇敌”的思想，比许多宗教对敌人的“宽容”思想，要高得很多。在《耶稣受难记》之中，他所体现的最高意义，就是这种“爱仇敌”的思想；耶稣用接受“受难”的方式，来面对所有反对他的人；耶稣用接受“死亡”的方式，并且以“无恨”与“爱人”的态度，来面对杀害他的人。这种“爱仇敌”的思想，与中国“有仇必报”的思想，完全不同。

为了建立一个“人的文明”、“人的道德”与“爱的世界”，东亚大陆人民，在后共产时代，第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废除死刑”；不论“废除死刑”，要带给社会多么大的文明成本与代价，都应该要去做，因为那是真正考验东亚大陆人民，是否有足够的道德信念与决心，来建立一个“爱的世界”的最好检证？

中共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东亚大陆的人民，你的心中，是不是已经拥有足够的爱，来尊重各地区人民的选择权利？是不是已经拥有足够的爱，来支持各地区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是不是已经拥有足够的爱，来为自己与后代子孙，重建一个“人的文明”？


2005-10-21

刘宗正：汉人道德文明的堕落与人性的扭曲

刘宗正

汉人源于古代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建立了专制体制。这种由专制体制，所建立的文明，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础；而这种华夏文明，就是后来，汉人道德文明堕落与人性扭曲，发生的主要原因。

我以为，华夏文明，就是东亚大陆文明的文化病毒，就是危害东亚大陆人民人性的毒药；除非汉人能够彻底地认识，这种千年文化的病毒与人性的毒药，并且透过严格自我忏悔与救赎的方式，来面对它，否则汉人永远无法摆脱“类禽兽”与“非人”的罪名。

如果汉人不能够有效地对抗这种文化的病毒，那么未来东亚大陆，即使是走向民主化，也可能像在暴风雨中，飘摇的独木舟一样，无法走得平稳与安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台湾现在仍然处于，被这种大中国意识与大汉沙文主义病毒，严重危害的环境之中。

在这种专制的文明体制之下，华夏民族以“华夷之辨”，来鄙视异族；以“变夷为夏”的方式，来消灭异族的文明；以“大一统”意识，来侵略与占领异族的土地；以“中央集权”的手段，来剥削与掠夺各族（含汉族与异族）资源；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奴役与压迫各族（含汉族与异族）人民；以礼治的方式，来巩固其专制政体；以“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建立其绝对的皇权。

讲明白一点，汉人是一个崇尚“嗜血杀人”的民族，汉人是一个喜欢“仇视异族”的民族，汉人是一个爱好“暴力与战争”的民族，汉人是一个酷爱“掠夺与压迫异族”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特质，都是汉人妄尊自大与自私自利的明显特征；汉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可怕的民族特质，而是不敢用良心来面对，也没有勇气揭开历史真相，来认真讨论罢了。

在大中国意识之下，更多的汉人，陶醉在大帝国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光辉灿烂的中华帝国假象，或是虚幻崛起的大中国；他们却将真正“丑陋卑鄙”的汉人人性与罪恶暴行，隐藏在无限膨胀的“狂热与傲慢面具”之中。例如，历史上无数次，著名的汉人屠杀异族行为，汉人从来没有公开道歉、忏悔或具体赎罪的行动。

由于汉人长期采行专制的政体，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因此在整个统治的文明体系中，注入了许多文化的病毒基因；这些文化的病毒基因，主要在于建立统治者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帮助统治者，确立绝对占有与奴役人民的合法性。

尤其在汉朝统一东亚大陆后，这种御用式的统治文明，扩充到了极点。汉武帝采行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以改良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与愚民政策的工具；接着，隋朝开启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的思想经典，作为官方用人的考试标准。这种科举制度，将儒家的忠君思想，与权力体系作密切的结合，再次增强了皇权与专制体制的存在合法性。

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考，共计1300年的历史。专制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成，两者结合后，成为危害东亚大陆文明的工具；所有的人文创造力与多元文化，全都被僵化成一元的专制文化，这种一元的专制文化，就是完全迎合统治者无上意志的文化。

所谓的专制制度，就是由少数的统治者，来统治大多数人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最高的统治者，具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其他的人，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与工具罢了。例如，所谓的臣子，只不过是官奴；所谓的人民，只不过是人奴；不论是官奴或人奴，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奴隶。

在华夏民族的专制体制下，儒家的文人，扮演着统治者御用工具的角色；儒家甚至发明一套“君臣之道”，作为统治者奴役官吏与人民的工具。

那么儒家是用什么方法，来包装这种“君臣之道”？那就是所谓的礼治，所谓的三纲五常思想；三纲五常思想，是礼治的基础，礼治是皇权的御用工具。

在礼治的法统下，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皇帝可以聚敛天下的财宝，如建造浩大的皇宫、行宫与皇家园林；皇帝可以搜刮天下的美女，成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坐拥三千佳丽；皇帝可以任意掠夺天下的土地与人民，例如，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可以随意处死大臣与人民，例如，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是什么样的礼治思想，可以充分掩盖统治者，上述不公不义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君臣之道”，可以充分支持统治者，上述胡作非为的行为？那就是儒家文人，所发明的三纲五常思想。

到底“三纲五常”的思想来源，是怎么出现的？，兹摘录下列资料，供参考：

1.《白虎通•三纲六纪》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云云。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

2.《孟子滕文公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五伦”，三纲源于五伦。

3.《左传》文18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曰，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4.《书经•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孔颖达疏曰：“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故五典即五常。

5.《书经•泰誓》：“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孔颖达疏曰：“五典即五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为之。”
6. 西汉武帝后，国力强盛，皇权扩大，于是三纲观念高度礼教化，如《礼纬含文嘉》云：“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妇之纲。”于是五伦，五常之德，变成了礼教的纲常、纲纪，这是先秦道德观念转化为礼教准则的重要时期。

7. 五常的思想，后世又产生新的定义，如《白虎通•通情性篇》：“五常者何谓？仁、义、礼、 智、信也。”这个新定义的价值理念层次较高，但在纲常礼教之下，很难具有文明的独立独立位格；其义涵仅能附属在纲常之教的格局里，被画约成为形式化的教条语言。

8. 五常的思想，又有另一新的定义，如《礼记•乐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郑玄注曰：“五常，五行也。”《庄子•天运篇》：“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成玄英疏曰：“五常，谓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新的定义，偏向汉代阴阳家的观点，与先秦儒家（如书经、左传、孟子等）观点差异甚大，属于后来的观点，在中国文明史上，未被普遍采用。

由上述资料可知，三纲五常观念，源自尚书五典与左传五教思想，后来孟子发展此思想，成为五伦；到了汉代，将孟子五伦思想转型成为三纲五常，正式将思想变成汉代礼教文明的纲纪准则，此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与政教制度。

三纲五常观念，主要的核心思想，是由绝对的“孝道”，来建立绝对的“君臣之道”。换言之，儒家将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伦理对象范畴，连成一体，作为确立“政教制度合一”的基础。

例如，《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篇），这句话，就是儒家将孝道与君臣之道，巧妙结合成一体的证据。事实上，孝道与君臣之道，根本没有关系，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范畴；儒家硬将它们结合起来，其目的十分简单，就是要将孝道工具化，成为统治者利用的物件。

那么儒家的“孝、孝行与孝道”，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孝顺”？前者与后者，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将它们，异化成为同样的概念？因为统治者，希望人民成为顺民，如此较容易统治，因此“孝、孝行与孝道”的观念，最后被移花接木，成为“孝顺”；其目的十分简单，就是要将孝与顺结合的概念，引申成为顺民与顺臣的概念，以便达到统治者容易统治人民的目的。

为什么我认为孝道与君臣之道，是完全不同的伦理范畴？因为他们的对象，根本不同，伦理执行的方式，也不同；前者属于家庭内的范畴，后者属于国家的范畴，这种分别，就像个人与群体的差异，怎么可以混为一谈？

为什么我认为“孝、孝行与孝道”与“孝顺”，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因为“孝、孝行与孝道”的本质，必须符合“人道正义”的原则与立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孝行与孝道”；让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意志，有时就会像，让脑袋清醒的人，服从脑袋糊涂人的意志一样，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坚持道德的信仰与正义的原则，都是一个人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不论人面对父母、配偶、子女、朋友、同事、公仆（或统治者）、异族、陌生人，或是面对贫穷的人、苦难的人、弱势团体、不同意见的人、敌人等，都应该站在“坚持道德信仰与正义原则”的立场。同理可证，不论孝道、君臣之道、夫妇之道、朋友之道，都应该以“坚持道德信仰与正义原则”为做人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如果统治者代表邪恶与不公不义，那么做臣子或人民的人，难道要无条件顺从统治者的意志与行为？所谓的三纲五常的道理，完全建立在无条件忠君的思想，完全建立在无条件服从他人意志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无条件放弃人的选择权利与自主意识，这样彻底罔顾“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尊严、人的选择权利与自主意识”与“人类绝对道德信仰与正义原则”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危害人类人性与道德的思想？

儒家的礼教与三纲五常思想，就是一种“扭曲人性”、“压抑人道德”与“摧残人良心”的思想。两千多年来的礼教与三纲五常思想，已成为危害东亚人民人性与道德的毒药。

要深入探讨孝顺与顺民的思想，可以从儒家的早期思想得知，例如，《论语》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孔子所说的“无违”，其本意是指“不要违背礼教”；但是这个“无违”的概念，最后却发展成为，不要违背父母的意志，也不要违背统治者的命令。

这个“无违”的概念，就是孝、孝行与孝道，被异化成为“孝顺”的原因；这个“无违”的概念，也是三纲五常思想的核心律法，即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的道理。

所谓的三纲五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就是臣子要无条件服从君王，儿子要无条件服从父亲，妻子要无条件服从丈夫，即使后者要前者去死，也不可以拒绝。这种盲目的服从之道，完全不是建立在“人道正义”的立场，简直是一种违反人性的“杀人礼教”；这种礼教，不仅会践踏人性与良心，而且会摧残人类的道德文明，很不幸的，两千多年来的东亚大陆文明，都一直被这种“杀人的礼教”所统治。

在礼教的背后，隐藏着专制统治者，各种的谎言与暴力；这些谎言与暴力，不知道让多少的人冤死与屈死？也不知道让多少无辜的人，忍受着各种锥心刺骨的痛苦与憾恨？所谓的谎言，就是由统治者与御用的儒家文人，所构筑的“伪道德思想”；所谓的暴力，就是由统治者与御用的儒家文人，所发明的严刑峻法与残酷的刑具。

统治者用什么样的“伪道德思想”，来泯灭人的良心与道德？我以为，凡是将“人文文明与道德”的内涵与价值，建筑在“充分拥护专制政治与统治者”的基础上，就是一种“伪道德思想”或“伪人文文明思想”。

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左传》、《荀子》、《国语》、《礼记》、《仪礼》、《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五字鉴》、《龙文鞭影》、《古文观止》等。这些属于中国古代文人，科考进仕的基本书籍，其背后的核心思想，就是忠君报国与安分守己的道理，就是统治者要文人，无条件服从皇帝意志的思想；讲难听一点，就是要文人能够接受，成为统治者“顺臣、顺民、奴隶与工具”的人文教材。

上述的人文教材，不可否认的，也有一些具有正面意义与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绝对不可以抵触到统治者的意志与绝对权威，否则就会成为“大不敬”的思想。概括言之，这些人文教材，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服务于统治者的材料与工具。

中国古代的所有思想，能够在专制体制下，存留下来的东西，大都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或不屑一顾的糟粕材料；换言之，现在人类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大都只是“统治者的人文婢女”或“统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垃圾”罢了。

例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与佛家思想等，这些思想，要不是已经被统治者所篡改、修正或删减，就是具有高度与专制政权妥协的思想，人类如何能够，高度肯定它们的存在价值？

换言之，要期望这些思想，能够成为“对抗专制政治与社会不公不义”的依据，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如何能够用这些思想，作为建立“人类坚定的道德信仰与正义的原则”的思想基础？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在专制文明之下，不可能产生“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的原因。

要了解汉人礼治，就必须了解礼治，背后的暴力本质；这种礼治的暴力本质，完全建立在一种违反人性的“严刑峻法”与“残酷刑具”之上。汉人所发明的“严刑峻法”与“残酷刑具”，真是没有人性到了极点，我只能用“比禽兽还不如”来形容。

当我到山西平遥古城参观时，看到了古代状元的亲笔手稿，我终于了解，这群古代文人，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原来是糟粕与浆糊，那些文卷中华丽的字句，只不过是四书五经部分文字的重新排列组合罢了，这种文字组合的工作，应该交给粪虫来做，而不是那群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未免太浪费人力了。

平遥古城的县衙门，代表地方统治者的权威机构，它是皇权的延伸，也是最高统治的爪牙与工具；在县衙门，竖着两块牌子，写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什么样的法治逻辑？简直是公然宣布“可用金钱买司法判决”的做法，古代的汉人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当我进到平遥古城的县衙门内，看到了古代汉人狱卒所用的刑具，我顿时流下了眼泪，我悲恸地谴责古代汉人的兽性与罪恶行为；我心中喊着：“苍天啊，这是什么样的民族？” 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竟然是用这些残忍的刑具，难道他们将人民，视为畜牲？

于是我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刑具，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喷血与作呕的工作，但是为了为古人申冤与打抱不平，也为了揭发古代汉人残忍的罪行，我觉得有必要认真研究，兹列出古代汉人的刑具，供参考：

1. 拘禁犯人的刑具：在秦汉前，用钳、锁、拲（两手同械）、釱（脚镣）；在秦汉后，用钳枷锁、木杻、锁铐、镣、绳铐。
2. 拷问犯人的刑具：在秦汉前，用笞棍、荆条、大杖、小杖、常刑杖、竹板、制鞭、法鞭、常鞭、棍棒；在秦汉后，用超棍、荆条、鞭子、铁鞋、钉床、夹棍、匣床、拶子（夹手指的刑具）、脑箍、沙袋、跪链、铁骨朵、木枷、打板子、警棍、掌嘴、鞭子、老虎凳、站笼。
3. 处死犯人的刑具：在秦汉前，用车裂、砍头刀、弓箭、木棒、铡刀；在秦汉后，用射鬼箭、棍棒、砍头刀、绞绳、刑钉、木驴、站笼。

古代汉人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与加强统治，他们在刑法中，会用各种残酷的刑具，来逼迫人民认罪，甚至屈打成招，很少人能够抗拒这种痛苦，因此造就了历史上无数的冤狱。14世纪，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其中冤屈而死的女子窦娥，就是典型中国狱政下的牺牲品；在专制体制之下，许多被监禁的犯人，即使没有罪，最终也很难逃脱冤屈而死的命运。

窦娥，就是两千多年来，东亚大陆来人民悲惨命运的写照；窦娥，就像东亚大陆来人民一样，背负着专制文明所设计的“杀人礼教”，也承受着“杀人礼教”背后的“严刑峻法”与“残酷刑具”，这样非人与奴隶的悲惨命运，真是教人情何以堪？

古代的汉人，用礼教压迫女人，甚至用残酷的刑罚，来对待违反礼教的女人。例如，使用“夹乳器”（用木棒贯绳，制造出专门对付女犯的乳房夹子）、“烧红的烙铁”（烫女人乳头）、“割乳刑”、“裸身示众”、“贞节铜锁”、“骑木驴”（木驴代表淫荡与好交配的动物）的刑罚。

是什么样的民族，会发明“骑木驴”的刑罚？这种刑罚，是将女犯裸身绑在，背上插满“尖锐大铁钉”的木驴上，让尖钉刺入妇人的阴部，并且游街示众；此刑罚，会造成女人下体，严重流血及盆骨破裂，然后导致下体血肉模糊与昏死的结果。如果这种刑罚，用在你我的亲人身上，你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在这里，用最严厉的话，来谴责古代汉人的罪行！只要是一个人，就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原谅这种罪行！我不禁要严厉地讨伐，这种汉人的罪行，而且要严厉地讨伐，导致这种罪行背后的汉人文明，因为它不是一种“人的文明”。

两千多年来，汉人的历史之中，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对这种汉人罪行谴责的声音。不知道是专制的统治者，消灭了这种声音；还是所有的汉人，他们的良心，早已经死去了？

我提出古代汉人使用刑具的事情，主要在说明，汉人的文明，早已经堕落成为“禽兽的文明”；汉人的文明，早已经堕落成为“非人的文明”。汉人一直忍受着，当奴隶的命运；汉人一直接受着，学习当奴隶的思想；汉人一直奉行着，当乖乖奴隶的哲学。

这种“禽兽的文明”的本质，就是导致那些古代汉人，总是用“虫鱼鸟兽”等名称，来形容异族的原因；这种“禽兽的文明”的本质，就是导致汉人不断压迫与屠杀异族的原因；这种“禽兽的文明”的本质，就是导致汉人缺乏“博爱”、“同情心”、“正义感”与“坚持道德信仰与正义原则”的原因。

这种“禽兽的文明”的本质，就是导致汉人长期冷漠与见死不救的性格，不敢站起来对抗专制的暴力与谎言，也不敢挺身对抗社会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一个汉人，发现自己可耻的文化背景，固然是一种“知耻”的表现，但是，这只是消极的做法；惟有积极地改变这种可耻的特质，并且勇于接受自我忏悔与进行赎罪行动，这才是积极的态度，也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知耻”！

我无意诽谤汉人，我无意贬低汉人，我也无意以最高道德人的标准，来要求汉人；我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观点与立场，来指责人间的罪恶与暴行，因为我觉得，东亚大陆的人民，可以完全摆脱奴隶与非人的命运，成为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以为，最严厉的谴责语言，也不足以指出汉人病入膏肓的罪行；如果汉人能够彻底醒悟，并且在人性善的价值、坚持道德信仰、坚守正义原则上，做一个谦卑奉行的人，那么或许所谓的汉人，未来还有自我改过自新与救赎的机会！

建立人的文明，并不难，只要人类能够真实地面对人性，发挥人的良心，并且用爱与关怀的态度，来面对一切人文环境，那么人就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

那么最快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信仰宗教，并且以宗教的绝对爱与道德，来拯救人类的灵魂与思想；这就是美国文明强大的原因，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强大的原因，因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强大，是体现在道德上，而不是国力上。

用宗教的爱与道德，来建设一个国家与文明，绝对是最快速与发展的好方法，人类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个结论。


2005-10-26

刘宗正：东亚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

刘宗正

我一直认为，人类应该学会，如何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如此将可以帮助人类，充分认识人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否则人类很容易，被“人文理性的迷妄”所欺骗，最后走入可怕的“理性歧途”。

到底如何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非常简单，就是用“神的心灵”，来看待世界；神的心灵，就是绝对的道德，就是绝对的爱与正义。如果人类不了解，什么是神的心灵，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信仰宗教，并且以“信、望、爱”的理念与虔诚祈祷的方式，来逐步认识它。例如，认真阅读《圣经》、《古兰经》或佛经等。

奥古斯丁曾经写过《论神之城》（De Civitate Dei），他用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人类善与恶的对立问题；他以“天上之国”与“地上之国”，来区分“善与恶”与“人文政治与伦理”对立的问题。

如果人类能够用“神的眼睛”与“神的心灵”，来建立人类的文明；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将宗教绝对爱与正义的理念，注入到人类的文明之中，如此有助于人类建立一个具有“完整道德理念”的世界。这种世界，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天上之国”与“神之城”。

换言之，所谓的“天国”、“天上之国”与“神之城”，就是一个具有“完整道德理念”的人文世界；这种人文世界，就是由人类“善的价值”，所建立的世界。这种由人类“善的价值”，所建立的世界，完全与由人类“恶的价值”，所建立的世界不同；前者代表人类理想的道德文明世界，后者代表人类反道德或缺乏道德文明的世界。

不论是东方或西方的人民，都必须透过高度“道德的反省”，来提升人性的内涵与价值；这种“道德的反省”，包括人对人性原罪的认识、人对罪恶的弃绝、人对过错的忏悔、人积极从事自我救赎的活动等，这些“道德的反省”的工作，就是一个人，从“兽性人”变成“神性人”的必要过程。

所谓的“兽性人”，是指人受人性恶欲与兽性的制约，人也无法摆脱人性恶欲与兽性的局限性；所谓的“神性人”，是指人可以超脱人性恶欲与兽性的局限性，并且成为“拥有高度道德的人”。这种高度道德的理念，大都来自于宗教的信仰与洗礼；许多人文理性的学者，由于缺乏宗教的信仰与洗礼，经常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功利主义”、“人本主义”、“欲望思想”与“人文理性的歧途”之中，产生各种理性迷思与人文错乱的纷扰问题。

这种理性迷思与人文错乱的纷扰问题，源于人存在本质的有限性与贫困性。人，很难成为自我的监督者；人，由于缺乏这种绝对监督的机制，最后，人可能成为“恶与罪”的奴隶。除非人心中，有一个绝对的监督者（例如神或神的戒律），否则人很难摆脱人性“恶”的诱惑，并且成为“罪”的俘虏。

佛教徒常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基督徒认为，“神会审判人的罪行”，伊斯兰教徒认为，“真主会惩罚恶人”，这些思想，都代表人道德的绝对戒律，也就是“人必须行善，不得行恶”，这就是我所说的“绝对的监督者”。如果人失去了这种绝对的监督力量，那么人用什么好方法，能够全方位与无时无刻地监督自己？

所谓的道德戒律，就是神的戒律，在神的戒律之下，行恶或心存恨念的人，必须受罪的捆绑，因此心灵并不自由；行善或心存爱的人，将蒙神恩，因此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

基于上述不言而喻的道理，我想以上述的道理，来探讨东亚人民“原罪”的问题；东亚人民最大的“原罪”，就是缺乏爱的文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亚文明缺乏“爱的意识”？

原因十分清楚，那就是东亚大陆，一直被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所肆虐，造成了东亚人民，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由于东亚人民，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无法创造出“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

那么什么是“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那就是“中国”、“中华民族”与“大汉沙文主义”，这三种文化意识，其本质就是我所谓的文化病毒。

所谓的中国，就是汉人所认为的“汉人世界中心主义”，例如，汉人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汉人的核心思想，汉人认为“汉人的统治者，有权统治全世界的土地与人民。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时，最后的结论，竟然说道“我们要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这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孙中山竟然将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发展成“统一世界”的梦想，那么汉人所谓的“大同之治”，其真正本质，岂不是“汉人要同化世界”，汉人要统治世界，并且消灭所有异族的文化，使之变成汉人文化，达到汉人大同化世界的目的？

所谓的中华民族，不是五族共和，也不是五族平等，而是由汉人（华夏人）来统治所有的异族；这种在本质与意识上，“汉人为主体”与“汉人为统治者地位”的思想，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概念之本质。历史上，汉人从来不把其他的民族当人看，而是发明各种“虫鱼鸟兽”的恶毒名称，来称呼异族；其目的就在于建立“华夷之辨”与“华为人，夷为禽兽”的意识，在这种汉人极端仇视异族的意识之下，如何谈五族共和与五族平等？那么所谓的中华民族，根本就是“汉人有权统治异族”的民族主义。

所谓的“大汉沙文主义”，实际上包含五种文化病毒，即“汉人中心主义”、“大一统思想”、“中央集权政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这五种文化病毒，就是汉人不断扩张领土、极度的文化优越感、排斥与鄙视异族、掠夺异族资源、屠杀与压迫异族、实行专制政治、反对任何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指被汉族所统治的民族）、贪污腐败政治（中央集权体制，必然会导致贪污腐败的政治）、汉人道德堕落、汉人文化僵化（缺乏“创造力”与“发展多元文化与价值”的特质）等发生的原因。

在“大汉沙文主义”思想下，汉人认为“只要汉人曾经占领过的土地，就永远是汉人的”，这就是汉人喜欢强调可笑的“历史契约论”原因；不仅如此，只要汉人武力强大之后，汉人就会设法侵略异族，并且消灭其文化，以达到“变夷为夏”的目的。汉人侵略异族的借口，十分可笑，汉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汉人可以堂而皇之侵略或屠杀异族，并且毫不感觉可耻与罪恶，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除非东亚大陆的人民，能够彻底摆脱上述“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的肆虐，否则东亚大陆的人民，绝对不会有和平与安宁的日子，现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除非东亚大陆的人民，能够彻底摆脱上述“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的危害，否则东亚大陆的人民，永远不可能摆脱“奴隶、禽兽与非人”的命运，也永远不可能建立“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社会。

所谓“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是指人对道德信仰与正义原则，有绝对坚持的态度与实践的决心；换言之，人不论在面对任何环境与情况时，都能够坚定地固守道德的信仰与正义的原则，唯有如此，人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上述“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还存在于东亚大陆之中，东亚大陆的人民，如何能够摆脱心灵的桎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现在东亚大陆人民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上述“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因为纵使共产党一党专制崩溃后，东亚大陆的人民，未必能够走向真正的民主民主宪政，也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台湾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病毒”，具有高度的隐藏、变异与渗透性，它可以隐藏在专制体制之中，也可以隐藏在民主制度之中，任何人想要消灭它，都做不到，例如，现在台湾的去人化、族群冲突、统独争议与政党对决，都是上述的文化病毒所造成的；所谓的去人化，是指远离真实人（自然人）的行为，普遍的台湾人，无法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人民，也无法真实地面对选择的权利与自决的权利。

除非人类能够，透过深度的“道德的反省”，并且透过“对人性善价值的坚持与信仰”，来建立人“高度的道德意识与理念”，否则人类如何能拥有足够的心灵力量，来对抗上述的文化病毒？

我相信宗教道德的价值，也相信宗教道德的力量；这种宗教道德的力量，可以使人产生巨大的心灵能量，也可以使人产生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这种心灵能量，可以对抗人间一切不公不义与邪恶的力量，也可以拯救人类人性的堕落与灵魂的沉沦。

许多人想要绕开宗教，来谈道德，这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例如，用人文理性所建立的道德原则，来取代用神本思想所主张的绝对道德信仰。然而，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人的有限性基础上，神本主义是建立在人对神的绝对信仰上；前者缺乏来自于神绝对力量的监督，后者是建立在人对来自于神绝对道德的信仰，其差别十分明显。

我不相信，人本主义的道德思想，可以完全取代神的绝对道德力量。基于这个原因，我坚决主张，以“宗教道德的信仰”，来解决人类文明堕落与道德沉沦的问题；我也相信，唯有“宗教道德的信仰”，才可以有效，对抗与消灭上述汉人文化的病毒。


200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