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thing about London

英國人和中國人說起來也有相似之處。雖然英式庭園和中國園林兩者的風格似乎八竿子打不著，但是相較於法式空間設計所透露出的人定勝天的霸氣，英國人和中國人倒是不約而同在造景中顯露出對於自然的嚮往。中國園林擅於利用曲折的路線以及自然遮蔽物來營造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空間效果；而英式庭園雖然沒有九曲橋與假山流水，卻同樣有蜿蜒的步道與起伏的小丘，使得有限的都市空間得以在心理上擴大為鄉村田野。

海德公園（Hyde Park）便是具有這樣特色的一座都市公園。倫敦據說是全世界綠地最多的大都會，那麼佔地250公頃的海德公園自然居功厥偉。然而再大的公園逛久了也有膩的一天；倘若是法國那種條條大路四通八達的放射線設計，一座小小的海德公園只怕從南邊可以一望無際看穿到北邊，逛起來恐怕也沒什麼樂趣。所幸公園做了一點整地設計，在平坦的倫敦堆起一點微微起伏的「高地」，再加上北緯51度鮮明的季節變化，竟然可以讓人逛上一年還不生厭。尤其是遠離入口處與主要設施物的「田野」部分長著芒草一般高的野草，自季夏之後便逐漸轉黃，從小丘下的步道往上望竟給人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感覺。因此這座公園我雖然走了不下數十次，倒也每每有邂逅新景色的新鮮感。 ...繼續閱讀

材料：白米兩杯、水18杯（註一）、棒棒腿四支、香菇適量、米酒兩大匙、油少許、薑一小塊切絲、鹽適量。

作法：
1. 燒水。
2.棒棒腿去皮去骨，待步驟1水滾後將骨頭放進滾水，轉小火（約30分鐘）。
3.米略加清洗後，以清水浸泡（約20分鐘）。

4.香菇以清水浸泡，泡開後切絲。
5. 雞腿肉切丁，加入米酒、薑絲、鹽兩茶匙，抓勻。
6.將步驟3的水濾掉，加入少許油與鹽兩茶匙，以手抓勻。
7.待步驟2的水滾後，加入步驟6的米，轉大火，加入步驟4的香菇。
8.待步驟7的水滾後，加入步驟5的雞腿丁（去薑絲），以小火煮約30分鐘，期間須偶爾攪拌以防黏鍋底。 ...繼續閱讀

每逢春暖花開之際便是體育賽事醞釀的時機。在英國這樣一個事事皆講階級的國家，就連運動也有階層之別，例如英式橄欖球（rugby）便是上流社會的玩意，而足球（註一）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於是乎左派熱血青/壯/中年自然要支持屬於工人階層的運動囉！話說我剛到英國之時，對於足球的認識僅止於世界盃，對歐洲各國的足球俱樂部毫無概念。在過了復活節假期（註二）後的某天，正值眾人如火如荼準備期末考之際，忽然收到了樓友N約大家去交誼廳看Champions League冠軍賽的郵件。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於是乎繼續埋頭苦讀，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聽見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禁不住好奇下樓看看，發現英國的兵工廠（Arsenal）射進一球，然後我所有拉丁裔的樓友全都面色凝重。中場休息時我問了面帶憂色的智利樓友M是不是支持巴塞隆納（Barcelona），出乎意料之外她竟然回答她不支持任何一隊，況且兵工廠也很棒。這樣違背她臉色的反應讓我心生好奇，於是決定下半場繼續觀看球賽。

正在我專心觀看球賽之際，隔壁一位老兄突然轉頭問我「妳支持哪一隊？」我一時愣住不知該怎麼回答，看看左右的人海，試探性地回答：「England？」沒想到這老兄可能正好是英國人（註三），顯然很高興我支持英國但還是很虛偽地說：「其實這也不是英國隊啦，也是有很多外國球員。」剛好我從新聞報導聽說了Thierry Henry這號人物，於是便隨口回答：「對啊，像Henry就是法國人啊，他真是厲害啊。」這位老兄大概以為兵工廠勝券在握，心情很好地繼續說：「其實巴塞隆納也是很厲害啦。」事實上巴塞隆納的表現確實很好，於是我大表贊成：「巴塞隆納真的很厲害！」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此時巴塞隆納射進一球將比數追平，全場為之瘋狂，而這位老兄再也沒閒情逸致閒聊了。終場前十分鐘巴塞隆納又進一球獲得冠軍獎盃，交誼廳中有一半的人留下來瘋狂慶祝，而這位老兄則是悻悻然離開了。這場我在英國觀看的第一場球賽給了我一個啟示，就是大家對於自己支持的球隊彷彿不太會大肆張揚。而在我受夠了英國的鳥氣之後，巴塞隆納這支球隊自然也成為我心目中的第一強隊！ ...繼續閱讀

記蘇案更二審第24次開庭

由於預估本次開庭精彩可期，因此法庭門口一大早便大排長龍。在發放報名表時，人本基金會的蕭逸民大哥便來通知大家這次開庭可能會持續一整天，因為檢方預定他們需要一整天的時間來詢問李昌鈺博士。我身為一個CSI迷當然很興奮，因為檢方詢問越久代表對細節的討論越多，也越容易拼湊出全貌並找出不合理之處。由於李昌鈺博士於2007年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庭時，遭到檢方質疑其專業鑑識能力，因此本次被告律師團如臨大敵，在詢問過程中聚焦於李昌鈺博士的專業學經歷，包括曾經處理過的以血跡、刀痕、傷口等為判斷依據的刑案，以證明即使李博士未曾到過命案現場也有能力進行鑑識工作。接著李昌鈺博士便播放一段自製的3D動畫加上模擬現場勘驗的影片，用以解說命案現場可能發生的情況。

在被告律師的詢問告一段落之後，大家對於檢方會提出的問題都摒息以待，不知對方會如何反駁李昌鈺博士的推論。令人遺憾的是，檢方這次又是雷聲大雨點小；事前恐嚇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其實中心問題只有反覆問來問去的「兇手最大行兇範圍」一項，一再質疑李昌鈺博士的報告中所計算的行兇範圍有誤，不僅責怪李博士沒有親自測量兇嫌的各項數據，還要求現場測量蘇建和等三人的胸長與手長。（註一）李昌鈺博士的回應有兩大點。首先，這個「兇手最大行兇範圍」只是一項推估，真正的行兇範圍一定小於這個範圍，而幾公分的差距並不足以影響報告的結論。其次，王文孝的數據是法醫提供的，而檢方並未提供他其他參考數據，倘若檢方願意提供數據他當然也願意使用。其實製作鑑識報告理應是檢方的責任；然而檢方不僅沒做份內的工作還來責怪對方只用單方面的數據，頗有點做賊喊捉賊的味道。（註二） ...繼續閱讀

記蘇案更二審第24次開庭

如果說每個人生來都有各自的使命，那麼蘇建和、劉秉郎、以及莊林勳的使命或許就是幫助台灣的司法改革。十八年前的命案現場只採到王文孝一人的血指紋與腳印，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蘇等三人曾經到過命案現場，然而這三條無辜的生命卻差點斷送在台灣司法界的手裡。有時我跟一些不知情的人提及這件案子，不少人的反應是「如果他們是無辜的為甚麼會被捉」，言下之意是警方不會毫無理由逮捕無辜百姓。如果我繼續解釋警方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逮捕這三人，不少人會漠不關心地回應「他們應該也不是什麼好孩子啦！」

不符合社會標準「好孩子」定義的人就應該被處死嗎？當然說這話的人並不真的這麼想，他們話中所傳達的訊息應該是要這樣解讀的：首先，他們認為法院不會將無辜的人判處死刑；其次，他們認為無辜的人不會無故被牽連。看來台灣民眾對於司法界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信心，認為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不會做出不合理的判決；同時這也顯示出一般人的偏見，認為這世上有兩群人，高高在上的一群是清白無辜的，其他的一群人則是無論犯下甚麼罪刑都不令人意外。然而根據我長年累月的心得，我可以肯定這世上最嚴重的罪刑往往越是位高權重之人越可能犯下，而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美軍在阿富汗屠殺平民，順便將目擊證人路透社記者滅口，這不是一般人做得來的。冷血殺害尹清楓上校的兇手也決不是平民百姓。而陳致中能在紐約買豪宅、劉政鴻兩年內能賺到四千萬，再再證明《官場現形記》所說的「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在一百年後仍適用於古今中外。 ...繼續閱讀

對於英美法系的認定，大多數人會說那是不成文法（Common Law），由於缺乏法典因此出現了陪審團、遵循先例等有別於成文法系的特徵。這樣的印象基本上是沒錯的，因為英國連憲法都沒有法典，因此在本次大選出現一個「僵局議會」之後（註一），竟然沒有法源依據新的內閣該何去何從，因而各方都可以各自引用先例來合理化己方執政的正當性。英國這種不成文法系的來源，據說是由於自古以來多受異族統治的結果；例如在受羅馬統治的年代，羅馬統治者不識當地語言，地方百姓也不識字，即便羅馬有法典也無用武之地，因此在判決時便是地方統治者說了算，久而久之便形成這種以法官為最高依歸的法律形式。對於這樣的法律體系，英國人說不定是有點羞於啟齒的，例如我那當律師的樓友N便近乎辯護式地強調英國法律近年來也逐漸走上成文法這條路了。或許他是對的，但畢竟英國使用法典的時間不長，於實務上難免有點期期艾艾之處，例如英國的誹謗法就是其中的經典例子。英國的誹謗法之怪，吸引了全世界紳士淑女競相前往打誹謗官司，為倫敦博得「世界誹謗之都」（libel capital of the world）之花名；然而從去年起法界人士力促誹謗法修法的聲浪逐漸壯大，而這一切要從一位科普作家與他的誹謗官司說起。

對科普略有涉獵的朋友大概都對Simon Singh（賽門‧辛）這名字不陌生；他是《費馬最後定理》以及《碼書：編碼與解碼的戰爭》的作者，2003年基於他對科學社群的貢獻受女王頒贈騎士勳章一枚。他的近作探討醫學中的所謂另類療法，共同作者Edzard Ernst是一位曾經學習脊骨神經治療（註二）的合格醫師。於英國脊骨神經治療協會（The British Chiropractic Association，BCA）舉辦「脊骨神經認識週」(Chiropractic Awareness Week)之際，Simon根據Edzard所提供的資料於衛報發表一篇文章（註三），指出雖然脊骨神經治療的創始人聲稱99%疾病都是由於脊椎不正所引起的，但事實上並沒有證據足供證明整脊可以治療氣喘、耳道感染、以及其他小兒疾病，甚至因整脊而死亡的例子也所在多有。此言一出自然引起BCA不滿，一怒之下將Simon告上法庭，控訴他誹謗名譽。原本Simon毫不擔心會在法庭上失利，沒想到高等法院法官竟然判Simon有罪，這下可震動了整個科學界，深怕此例一開將引起寒蟬效應，因此群起不僅僅是要為Simon平反，還要捍衛學界的言論自由。 ...繼續閱讀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一年的開始正是回顧過去總總的好時機。在英國揮軍侵略伊拉克數年之後，工黨Gordon Brown政權因金融危機而搖搖欲墜， Tony Blair出兵的正當性終於在民怨四起之下開始正式受到質疑。這樣的局勢猛一看或許有人會為Gordon Brown叫屈：明明一意孤行要花大把銀兩侵略伊拉克的是Blair，怎麽承受苦果的都是繼任的Brown呢？然而仔細一想，Brown是Blair執政期間的財政大臣，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正是肇因於過去十幾年間毫無管制的大量金融衍生商品，而當時助長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正是Gordon Brown本人。也就是說這波金融危機是Brown任職財政大臣期間所種下的因，於他出任英國首相之後馬上爆發，讓他本人必須面對自己所捅下的爛攤子，令人不由得不感嘆命運安排的奇妙。

這樣奇妙的因果其實也每天都發生在吾等升斗小民身上，在每個人身上都可以聽到類似的故事，例如我的樓友好人C一位同年好友的故事就可以拿來作為新年的警世通言。話說好人C似乎從小到大都是個少根筋的好孩子；雖然一些邊緣年輕人做過的荒唐事他多少都有份，諸如抽菸、喝酒、擅自佔用空屋、開銳舞派對等等，但本質上還是一個善良的好孩子。好人C不僅是個好人，而且是個爛好人；某天他轉調到公司內的另一個單位後，他前一個單位的主管找他去脫衣酒吧，好人C不僅自掏腰包花了200英鎊，還宿醉到隔天上班嚴重遲到！說起來好人C實在是倒楣到了極點，但好人也時也是會有傻福的；原來他現在的主管和前主管是朋友，因此好人C不僅沒有因為宿醉遲到受罰，當天中午他的新主管還請他吃午餐，真是意想不到的發展。說起來這種應酬和任用親信的辦公室文化是應該受到批判的，不過還是暫且回歸主題來談好人C少年時代的一位朋友。 ...繼續閱讀

牆角的流浪漢在遊客的歡笑聲中悠悠醒來，數百年前的倫敦殘影依舊迴盪在柯芬園各處。同樣的石版路上已不復見隆隆作響的推車往來載送蔬果，然而紛踏而至的人群依舊在此瞬間交會、漠然離去。依舊是遊客蜂擁而至的一天。魔術師架起小方桌，不時在隨身皮箱裡摸索；石版上的黑色大皮箱偶爾露出一條細縫，裡頭偶爾黑白分明，偶爾色彩炫麗。小女孩拉著母親的手駐足觀看，父親專注地拿著攝影機，路旁的襤褸流浪漢對著圍觀群眾叫賣雜誌：「幫助無家可歸的人。」他們說。然而遊客依舊行色匆匆。百年前的柯芬園總是群聚著襤褸的竊賊與乞兒；十二歲的小狄更斯踏著石版到工廠裡幹活，同年紀的小小竊賊專往人衣服口袋裡摸，一溜煙消失在石版路的另一頭。

魔術師與人群同樣來自世界各地。魔術師有著黝黑的面孔與深邃的輪廓，蓄一把亂鬍，一開口是蘇格蘭口音：「握住這個棉球。」魔術師對小女孩說。但小女孩不懂。「妳打哪來？」小女孩的神色依舊迷惘，而父親笑了：「我們來自巴黎。」「歡迎來到倫敦！」魔術師左手的棉球瞬間消失在空氣中，兩顆棉球自小女孩的手掌裡彈出，眉宇間的迷惘瞬間蛻變為不可置信的驚喜。

於是人們喜歡來到柯芬園。把貧窮與疲憊攤在陽光下買賣；一個銅板交換喜悅與歡笑，賣藝人和遊客在明亮的廣場上瞬間交會、漠然離去。百年前在此開張的魔術用品店如今搬遷到查令十字路口，稚氣未脫的店員生澀地向年輕魔術師展示新上架的商品。意氣風發的年輕魔術師有一雙倨傲的碧眼，在幽暗的店裡炫耀拿手伎倆與巡迴世界各地的經驗：「魔術不是伎倆，是一種藝術。」店員的嘴角漾起青澀微笑，在幽暗的燈光下收攏撲克牌，想像有朝一日也前往遙遠的東方巡迴表演。 ...繼續閱讀

今年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誕辰200週年，同時《物種起緣》（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也在11月24日問世滿150週年，英國電視台為此製作了許多關於達爾文研究的相關節目，值此之際正是檢視演化論的良機。演化論在遭納粹所誤用之後，希特勒對演化概念的曲解竟然深植於多數人的腦海裡，也算是歷史弔詭之一樁。有不少人認為「演化」意即「進化」，而所謂「適者生存」意謂著最強、最優秀的物種才能免於被淘汰的命運，同時物種越加演化也越趨高等，例如人類便比黑猩猩擁有更高的智慧因而能位於生態鍊的頂端。倘若真是如此，那麼今天的自然界或許只剩下人類等寥寥數種生物了。可歎納粹德國拿演化論為種族淨化背書，讓演化論乃至達爾文蒙上不白污名。

達爾文本人肯定是反對種族淨化此一概念的，而這要從達爾文的家庭開始說起。出身於英國上層社會的達爾文，其家族就如同其他貴族家庭一般有著長久的近親通婚歷史，而達爾文本人則是娶了表姐Emma Wedgwood（是的，就是生產高級瓷器的那個Wedgwood）。達爾文的子女中有兩位在嬰兒時期便不幸夭亡，而長女Anne未及弱冠之年便染病去世使得達爾文傷心欲絕，認為這些子女的早逝必須歸咎於近親繁殖（inbreeding）。納粹德國的種族淨化方針事實上靠的就是近親繁殖使物種更為「純粹」，然而其結果反而會使得此物種更加容易在自然界中滅絕。 ...繼續閱讀

離開倫敦之前我特地回到這裡走了一趟。Golders Green Crematorium，全倫敦最古老的一座火葬場，八月的和煦日光將死亡照拂地很安寧。六月二十日上午，《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委Peter Gowan的遺體在此地告別人世；沒有鮮花為飾，也沒有淒涼的輓歌，甚至是否有灰燼在此落土生根也難以得知，因為當日在我離去之際某位同志像九官鳥一般不斷重複著同一句話：「這可是火葬場哪！」八月在我離開倫敦之際又回到這裡走了一趟，想著或許可以在某處找到紀念碑或花卉（註一），然而寬闊的花園中似乎只有年代久遠的鬼魂在遊蕩，而晌午的陽光則讓一切平整潔白的物體都朦朧炫目了起來。

我雖然與Peter Gowan僅有一面之緣，但他就像我真正的師長一般慈祥和藹。我去年在歷史唯物主義研討會的一場圓桌討論會上聽見Peter Gowan報告他對此波金融危機的見解；他指出雖然金融危機的源頭可以追溯至生產過剩（over-production），這也是目前多數文章一致的結論，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須針對此波金融危機的近期根源加以分析，也就是對於各類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各國央行的失序加以抽絲剝繭。會後我寫信向Peter Gowan索取這篇文章，而他慷慨地寄給我這篇當時尚未完成的草稿（註二），在冷漠的倫敦學術圈裡不啻是一道暖流。也因此在我驟然見到Peter Gowan的訃文時，在震驚之際也同時決定要赴北倫敦小丘上的Golders Green向他的遺體告別。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