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發城的雷米

蘇珊‧宋塔 by Susan Sontag

     電影的一百年似乎具有一個生命週期的形狀：一個不可避免的誕生、平穩的光榮累積，以及可恥的最後十年的開始，不可逆轉的衰退。並非你再也不能從那些讓你欣賞的新電影向前看，但這樣的影片必定只是例外的（對於任何藝術中的偉大成就，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無疑的是對 規範與實踐事實上的違背。以及平凡的電影，純粹為娛樂目的而拍攝的電影（那是商業的）是令人驚訝的愚笨。那大多數失敗 成功的訴諸於他們嘲諷地將觀眾視為攻擊的目標。當今日偉大的電影（比起以往更勝）去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成就，一個懷著再製過去的成功的希望的無恥的結合或再結合藝術--商業電影是為了政策薰陶所設置的。電影，曾經宣佈作為20世紀的藝術，成為了一個傾頹的藝術。 也許並非是電影走到了盡頭，而是電影狂（cinephilia）－一種由電影所激發出非常特殊的愛。每一種藝術都會孕育他的狂熱者，電影所激發的愛曾十分特別，因為在誕生之時就確信電影不同於其他任何一門藝術：它具有典型的現代性；為人所喜聞樂見；詩情與神秘感、色情與道德存於一體。電影有其使徒（如同宗教），電影是一場聖戰。。對電影狂於言電影將所有事物裝進內部，電影同時是藝術之書也是生活之書。 ...繼續閱讀

「期待意義重大的抗爭事件的出現」
等同於將無形的槍桿交付他人的手裡
說：「當軍隊出現，我會在前線！」

當人人都說：「沒有什麼是好或是不好」的時候，
對我來說：其實只是掩飾他已經選擇的立場（或是沒立場）。

這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因為這種掩飾，會很大程度地把聯繫於說話者的相關脈絡或者斷絕或者隱匿，於是，我們就不能清晰的從各個位置的需求，來明白當前機制的「空轉」到底實質對應的是什麼。而阻絕這些個殊脈絡的「在場」，才正是為什麼要來談評鑑這件事情的最切身原因（各位也可以說這個觀點是我的一廂情願，但我是因為此而發言）。因為身為學生、身為在這個教育機構裡的一員，我甚至還沒有以任何的形式出現，就（因為、以身為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被同整個機構一起給了一個考核成績。

就我自身的經驗與感受來考量評鑑（前提：大家需要相信網路上的身分可以是說「真」話），評鑑制度對藝術相關學門的所犯下的錯誤，根植於整體環境對於人文學科如何建立的欠缺思量，以及更甚的，對於藝術及藝術教育形成的背景脈絡缺乏認識，加上成見下的諸多誤判的後果。如果我說的為真，那麼可能會有幾種相似的狀況發生在其他領域：因為對自然科學的位置的誤判而理工學院的教育發生問題。但有可能因為其他學門的評鑑與生產的機制聯繫的太密切了，以致於其他學門的評鑑在少了「人本主義」（舉例）作為某前提或要素之下，它檢測的生產的可能，也剛好是學校與市場共同期望的經濟的效能，於是，它成為一個非常有效的查驗制度。這一部分我尚且沒有能力檢視，但我提出這一點，其實是一個兩面刃，因為一方面它指著共同面對的大學機制的問題，一方面我不希望一些人因為都是機制的問題就可以躲開－－比如評鑑，為何學生不會出來說話，因為學校從來都不夠好，至少多數的成員看起來淪為技術官僚（當然這個部分同屬下述那個民主體制的一個環節）。無論如何，發生在哪個學門（學門之間範疇有其分野但行動、參與者與資產卻可以共享，所以未必是孑然劃分）都是一個跟資本主義會同後的媒體化的民主的一個產物，或是整個這樣型態的民主體制中的一個環節。他們有共同相似的危機，就在於：它越行間接化的結果「理解」越行不可能，而如果每一個人都被視為一種有個體的「聲音」的發言者（行動者）時，間接化卻促成聲音的單調與惰性，單調是因為被聽或被見（可聽或可見）的可能性與途徑集中了(這是媒介的資本被聚集了)，而惰性是我們把自己也想像的跟這些管道一樣的單一。於是，一種「飽和」的狀態不會發生，沒有發生飽和狀態的機制，道不是說它是單向度社會，而是危機的解除或是災害的補救就會是用大量移動來換取填補。



期望一種「自由大學」或是「世界大學」（或是相反的不期望）的本身，基本上都是一種挑戰。
因為我們對教育的設想，其實早就混入了上述的民主機制裡，我認為這是錯的，不是道德上的反資本，但是錯在於這當然增加了危機社會的風險，因為我們都已經以一種消費的狀態來到交易的機制中，抱著來到一個提供好的機構體系裡，拿到我們要拿的（至少要拿文憑，並且包含專業知識），那麼，我們期待這時候我們大言不慚的談教育，但事實上所謂「教育」的參與者究竟包含了那些人。想望著一種「自由大學」自然源自於一種對「平等」的想像，至少是勢態上的平衡。多數人都認同自身並非單一化的，不能被單一的觀點凌駕，這種勢態上的平衡應該要發生在所有參與者都不預先將自身單一化，但在機制中所能被共享的事物，需要什麼條件而能出現，這種「平等」就必須發生在不對飽和的抗拒與（甚至）促成－－這種抗拒會體現在門閥鬥爭上。但我不想認為說我們交了學費，就不能用我們的力量把很多人都認為是藝術學院中最大問題的「人」重新教育（教育並非整肅，因為我們被整肅習以為常，所以就忽視了我們對於給我們專業指導的教授們的影響），因為這個理由，我拒絕把解決藝術學院的問題視為是幾個人退休的問題。這不是灑狗血，因為民主機制的危機需要自覺意識的填補已經不是只談了十年。這些共同的填補要到一種飽和的程度，某種態勢才有可能扭轉。學術中的許多角色尚未達到飽和，市場中的各種角色也尚未達到飽和，如何能期望「市場」的出現（競爭都尚未出現，市場如何發揮機能，調節就更是其次的問題了）。同樣的，這也不是勸進大家犧牲的灑狗血，這個部分當然根植於我想我們共同的前提：「差異性」。對「差異性」的重視與塑造出可以確保「差異性」的機制，（對我來說具有理想性與超越性，但）在即使不談超越性的前提下，仍然是確保並非走向集體毀滅的行動的途徑之一。並也才增加了行動的可能性。

尚且不太能認同簡子傑兄將這一篇文章稱為「創作」的一個原因是，我認為這是一篇對「教育」（的一些相關部分）表態的文章。我並非要把黃建宏老師寫這文章賦予沉重使命感或偉大情操，或是一種逢迎。但恰恰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是因為：這樣的說法無形中增加了一個風險，那就是它增加了環境的不良有部分可能是「知識份子」的想像，或是「批判」可能是「失敗的知識份子」的一個策略的風險。我當然認同諸多傅柯的相關的權力論述，而也不會忽略這樣文章有其策略性的一面，但是權力不會在沒有形式的事物中發生，因為權力是形式化的力量（斷言：沒有形式的力量是上帝、不可見者的力量）。我要重提這一點的部分是，「教育」即是讓力量得以運作的一種特定形式，那麼，我們還要為「教育」緘口嗎？對於一個藝術工作者而言，我們也總是在「教育」的經驗中習得這件事情，那就是如R.M. Buergel所言：「什麼需要去完成？藝術家經由工作中通過形式與主題材料來教育自身；觀眾經由美學地經驗事物來教育自身。而如何斡旋於這些事物的特定的內容或形狀之間，且不犧牲它們的特殊性，是一個大挑戰……」這些教育，能不在藝術學院中一直完成嗎？而我們對這樣的完成究竟又能推動多少？這個段落透露的即是以我自身的關懷所提出對大學藝術教育的需求。